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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是一个古代经济地理专用名词

聊到这里,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只是谈到“九州”这个观念里比较“虚”的一面,讲的是古帝王大禹如何通过圈画地界建立势力范围。其实“九州”的“虚”里也蕴含着“实”。我们不要以为帝王对“五岳”这几座山的“封禅”祭祀仅仅是空洞无趣的个人表演,没什么实质内容,其实这场与“上天”的虚拟对话,已经暗示出农耕民族比游牧民族处在更优越的位置。农耕民族的帝王既然掌握着与上天沟通的特权,代表他有机会得到更多好处,具体说就是比游牧民族占据更丰沛的物质资源。了解到这层意思,我们才方便继续讨论“九州”观念如何具备“实”的一面。

这个“实”的一面具体表现在《禹贡》这篇文字详细记录的“九州”土壤与植被分布状况,以及记载的各州物产和到达王都的交通路线。如果我们打开后人根据《禹贡》描写绘制的九州地图,就会发现它依据山川河流的走势表现各州的分布情况,呈现出的是一个不规则的四方形状,里面像蛛网一样密密麻麻标示着各类信息,就像一个实用的网络导览图。在这幅地图中,“九州”在南北的分布并不均衡,北方有六个州,这几个州界线描画得相当清楚,人口聚居密度大,自然资源也比南方丰富许多,显示出经济发展领先一步。南方却只分布着三个州,大致涵盖了吴、楚、越三国和巴、蜀等一些小国,且国与国之间彼此界线模糊不清,说明南方经济发展程度明显低于北方。

从“实”的方面来看,“九州”的划分和设置便于“收税”和“纳贡”。古代都城属于帝王居住之所和政治中心,同时肯定也是生活必需品与奢侈品的集中地,理所当然需要各地诸侯源源不断地供应各种珍奇物产,以满足王室的多样化需求。一般来说,离王都较近的人民负有直接纳税的义务,离王都较远的非华夏边缘族群,往往定期或不定期地派遣使者,带着各类地方土产,长途跋涉前往王都奉献,这种纳贡带有象征性质,不会作为王室的主要经济来源。《禹贡》和《周礼》的《职方志》就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各“州”的地方特产,比如扬州出产铜、锡和竹制品,荆州拥有大型木材和各类野生动物,如犀牛、大象和野鹿、象牙、皮革和羽毛等,各种珍珠、宝石也是楚国的重要贡品。燕国的特产是枣和栗子,赵国的猎犬和马匹最为有名,这些地方特产通过《禹贡》地图上标示出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源源不断地运往王都这个中心点。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诸侯国都是各自催赋征役,没有统一标准,这种状态是先秦时期推行“封建制”造成的。周王把自己的亲戚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诸侯国君主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各收各的税,各拥各的兵,相互之间互不统属,以致周王到春秋战国时代渐失威权,最终蜕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象征符号。秦始皇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以后,开始推行“郡县制”,全国各地设置统一的地方管理机构,只要生活在郡与县范围之内的民众一律编入户籍,征赋收税,指派劳役,所有赋税最终全部交给中央政府,这些从事劳作的人叫作“编户齐民”。这就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根本区别。

从秦代到汉朝实行的“郡县制”,基层乡村叫作“里”和“社”。最底部的单位是“里”。皇帝可以由上往下掌握每一个“里”的人口增减情况,包括生活在“里”中的家庭和产业的基本状况,再根据掌握的数字征收人头税,“编户齐民”是整齐划一收税制度的依据,普通民众一旦被纳入这个体系,从个体到家庭就都从属于帝国的行政系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被封建血缘关系网络控制。凡是不纳税的地方都被看作“化外之地”,是野蛮未开发的地区,这样就把是否“交税”与是否具备“文明”资格联系了起来,从此彻底终结了先秦诸侯国各行其是的分裂体制。“九州”规划中的理想通过“编户齐民”落在了实处,操作起来更加方便,或者说,“编户齐民”就是“九州”版图最接近“事实”的那一面。 hCRNFIDhx71vV9XgGk7gL+saJxztHJi0Y0TUAf2LDi7CDuLcn3MkfVLNXUi/6N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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