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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外省城市都有破败的林边区。人们去那儿生活纯粹出于天性。这不，现在就来了个人——瞧他那脸上，满是机灵、疲惫以至忧伤的神情。此人什么都能修理，什么都能装配，可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安排好。任何一样东西，从平底锅到闹钟，从新到旧，无不经过他的手。他也不拒绝给人打鞋掌，浇铸打狼的子弹，伪造奖章拿到传统的乡村集市上叫卖。可他自己从来没有给自己做成过一件事——无论是成家还是盖房。夏天他就露宿野外，把工具装进一个口袋当枕头，与其说是为了柔软，不如说是为了保存。为了躲避朝阳，他头天晚上就用牛蒡叶遮住自己的眼睛。到了冬天，他就靠夏天打工剩下的钱过日子，夜间敲钟就算是付给教堂看门人的房租。无论是人还是大自然，除了各种各样的物件，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特别引起他的兴趣。因此，他对人对地一视同仁，都怀着冷漠的柔情，不侵犯他们的利益。冬天的晚上，他有时候会做些无用的东西：用铁丝穿成塔，用一块修屋顶的铁皮做成轮船，用纸糊成飞艇，如此等等——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喜好。他甚至经常会延误人家偶然的订货，譬如说，让他给木桶配新箍，可他一门心思只顾造木钟，他认为木钟不用发条也会走——靠地球旋转的力量。
教堂看门人不喜欢这类无益的活计。
“你老了只能去讨饭，扎哈尔·巴甫雷奇！你瞧这木桶放这儿好几天了，可你倒好，只顾闷头在地上捣鼓那些小木棍——这是干啥呀！”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沉默不语：别人的话对他来说就像住在森林里的人听树木的喧闹——充耳不闻。看门人抽着烟，平静地看着远方——日复一日的宗教仪式使他不相信上帝了，可是他坚信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搞不出什么新名堂：人们早就生活在这世界上，该发明的他们都发明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想法恰恰相反：如果自然界的某种物质尚未被手触摸过，那说明人们远不是把什么都发明了。
过了四年，到第五个年头，村里的人一半去了矿上或者进了城，另一半进了森林——遭了灾荒。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即使干旱的年代，林中旷地上的各种草、蔬菜和庄稼都长得很好。留在村里的那一半人纷纷去林中旷地保护自己的庄稼，以免遭到蜂拥而来的贪婪的流浪者疯抢。这一次的旱灾延续到了第二年。整个村子大门紧锁，人们分成两拨上了大路——一拨去基辅乞讨，另一拨去卢甘斯克打工；有些人拐到森林里或杂草丛生的山沟里，吃起青草、黏土和树皮，变得像野人一样。离乡背井的几乎全是成年人——孩子早就死光了，或者四处要饭去了。吃奶的婴儿被母亲慢慢地虐杀，因为不给他们吃饱。
有一个叫伊格纳契耶夫娜的老太婆，专门给婴幼儿治饥饿：她给他们喝掺了甜草的蘑菇液，于是孩子口吐白沫，慢慢安静下来，不再吵闹，嘴唇上留下干涸的白沫。当母亲的吻着孩子那老人般满是皱纹的额头，轻声说：
“宝贝，你不再受苦了。感谢上帝！”
伊格纳契耶夫娜就站在旁边：
“死了，不哭不闹：比活着还好看，这会儿正在天堂里听银色的风……”
母亲在欣赏自己的孩子，相信他解脱了苦命。
“你把我这条旧裙子拿去吧，伊格纳契耶夫娜，再也没什么好给你了。谢谢你。”
伊格纳契耶夫娜把裙子对着亮光照了照，说：
“你得哭几声，米特列芙娜，这是规矩。你的裙子破得不能再破了，你就再加条围巾吧，要不就送个熨斗……”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独自一人留在村里：周围无人的环境正合他的心意。不过，他大部分时间跟一个流浪汉待在森林里，合住一间土屋。他们吃的是草汁，这草汁的营养流浪汉早就研究透了。
为了忘却饥饿，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不停地干活，他学会了用木材做以前用金属做的所有东西。流浪汉一辈子都没干什么，更不用说现在了：一直到五十岁，他都在观察周围会发生什么事，并且期待着普遍的不安最终会引出某种结果，等到天下太平并且弄清楚世界的来龙去脉之后，他要立即开始行动。他根本没有考虑过怎样生活，从来没想过要娶妻生子，也没有打算做一件对大家有益的事情。他一生下来就惊讶不已，就这样睁大了那双蓝眼睛看着，一直活到了老年。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用柞木做平底锅，流浪汉看了大为惊讶，认为这样的锅反正什么也炸不成。可是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往木锅里倒水，再用文火将水烧开，而锅子却没有燃烧。流浪汉惊得目瞪口呆：
“好厉害！老兄，你真有一手啊……”
流浪汉被这些惊人的秘密镇住了，禁不住垂下了双手。从来没有人向流浪汉解释清楚各种现象的简单原因——也许他自己太笨了。确实，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试图告诉他风为什么会吹来吹去，而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流浪汉听了更加惊讶也更加糊涂了，尽管他感觉到风真的是这样产生的。
“真是这样吗？你说！没准是太阳烤的？太好玩了！……”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告诉他，太阳烤可不是件好玩的事，让人热得受不了。
“热？！”流浪汉很惊讶，“瞧你，真是个老妖婆！”
流浪汉的惊奇只是从一件事转移到另一件事，而他的意识一点儿也没有转变。他不是靠脑子，而是凭信任和敬畏的感觉而生活。
整整一个夏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用木材制作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物件。土屋的里里外外堆满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手艺——整套的农具、机器、工具、设施和生活用品——全是用木头做的。奇怪的是，没有一件是仿照自然的产品，譬如马呀，轮子呀，或者别的什么。
八月里，流浪汉走进树荫，趴在地上说：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我要死了，昨天我吃了条蜥蜴……我给你带来了两个蘑菇，给自己煮了蜥蜴。你用牛蒡叶给我脑袋上扇一扇——我喜欢风。”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用牛蒡叶扇了一会儿，又端来水给奄奄一息的人喝了。
“你不会死的。那是你的错觉。”
“要死了，真的要死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流浪汉不敢撒谎，“肚子疼得受不了，里边有一条大虫，吸干了我的血……”流浪汉翻了个身，仰面朝天，“你看我该不该害怕？”
“别怕，”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肯定地回答，“我自己也巴不得马上死掉。可你知道的，做不完的各种活计……”
流浪汉听到同情的话很高兴，傍晚前死了，没有恐惧。流浪汉临终的时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去小溪里洗澡，回来的时候流浪汉已经咽气，被他自己的绿色呕吐物噎死了。他吐出来的东西又干又硬，像面团那样围在他嘴的四周，里面还有白色的蛆虫在蠕动。
夜间，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醒过来，听着雨声。这是四月以来下的第二场雨。“流浪汉准会吃惊的。”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想。流浪汉孤零零地在黑暗中淋着从天而降的瓢泼大雨，身体慢慢鼓胀起来。
透过沉寂无风的雨帘，传来一阵低沉而忧伤的歌声——那么遥远，也许那地方没有下雨，而是晴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顿时忘了流浪汉，忘了大雨，忘了饥饿，一骨碌翻身起来。发出这声音的是远方的一架机器，是一个活跃的正在干活的火车头。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走到屋外，在温暖的雨中站了一会儿，倾听那颂扬和平宁静的生活、颂扬辽阔悠久的大地的歌声。黑沉沉的树木展开枝叶，在大雨平稳亲切的怀抱中昏昏欲睡。它们感到十分舒服，在无风的情况下懒洋洋地晃动着树枝。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并不在意大自然的欢乐，令他兴奋的是那陌生的不再出声的火车头。他回屋躺下睡觉，心想连雨都在行动，而我却躲在森林里睡觉，什么事也不干：流浪汉死了，你也会死去；他一辈子都没做过一样东西——总是在细细观察，尽量适应环境，对一切都感到惊讶，在每一件简单的事物中看到奇迹，从来不会动手去破坏什么；只会摘蘑菇，但是又不会寻找蘑菇；就这样死了，没有给大自然造成丝毫的损失。
早晨是个大晴天，森林放开浑厚的嗓子尽情歌唱，任凭晨风穿过贴身的树叶。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看到的与其说是早晨，不如说是干活的在换班：雨在地里睡着了，太阳就来接班；太阳一出，风便匆忙而起，树木竖起了枝叶，青草和灌木开始呢喃细语，甚至连雨也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息，便在暖风的吹拂下重新起来，将自己的身体聚集成一片片云朵。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把自己的木制品放进一个口袋——能塞多少就塞多少，然后沿着女人采蘑菇的小道向远方走去。他看都没看一眼流浪汉：死人没什么好看的。尽管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在这儿有一个熟人，是穆捷沃湖的一位渔民，此人曾向许多人打听死亡的事情，也为自己的好奇而心生烦恼；这位渔民最喜欢鱼，倒不是鱼能食用，而是鱼深谙死亡的秘密，是一种特殊的生物。他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看死鱼的眼睛，说：“您瞧——太聪明了！鱼处在生与死中间，这才有嘴不会说话，有眼没有表情。连牛犊都会思考，可鱼就是不会思考——可是它什么都知道。”渔民多年来一直观察这湖，心里老想同一件事：死亡的乐趣。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再三劝阻：“那儿没什么特别的，没准还挤得慌。”一年后，渔民忍不住从船上跳进湖里，还用绳子捆住了双脚，生怕会浮起来。他内心基本上不相信死亡，主要是他想看一看，那儿究竟有什么：也许比住在村子里或者湖岸上更多乐趣。他看待死亡就像看位于天空底下、冰凉的湖底、不断吸引着他的另一个省份。有几个庄稼汉听说渔民打算在死亡中生活一阵再回来，纷纷劝阻他，也有几个表示赞成：“好啊，试一下也行，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你去试试看，回头给我们说说。”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果真试了；三天三夜之后他从湖里被捞了上来，埋葬在乡村墓地的围墙旁。
现在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正经过公共墓地，他在一排十字架中间寻找渔民的坟墓。渔民的坟墓上没有十字架：他的死没有让任何人伤心，也没有人悼念他，因为他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自己好奇的理智。渔民的妻子早死了，他是鳏夫，儿子还小，寄养在别人家里。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参加了葬礼，牵着小男孩的手——这孩子聪明可爱，不知像母亲还是像父亲；这孩子现在在哪里？没准，在闹饥荒的年代，这没爹没娘的孤儿早就死了。出殡的那会儿，小男孩跟在棺材后面没有悲伤，十分平静。
“扎哈尔叔叔，我父亲是存心躺下的吧？”
“不是存心的，是一时糊涂——现在你要吃苦了。他一时半会儿不能再打鱼了。”
“阿姨为啥要哭啊？”
“她们是假哭！”
棺材停在墓穴边上，谁也不想跟死者诀别。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跪下来，轻轻抚摸渔民胡子拉碴的脸，那张脸已被湖底的水冲刷干净。过了一会儿，他对孩子说：
“跟父亲告别吧——他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你看看他——好好记住。”
小男孩靠在父亲身上，紧挨着他的旧衬衫，衬衫散发着亲切的汗味。这衬衫是入殓时才换的——父亲死的时候穿的是另外一件。孩子摸摸父亲的手，手上有鱼腥味，还戴着结婚时候的锡戒指，那是为了纪念被遗忘的母亲。孩子扭头转向大家，见到的全是陌生人，吓得呜呜哭了起来，双手紧紧抓住父亲衬衫的皱褶，仿佛找到了依靠。他的悲伤无法用言语表达，也不可能知道今后怎样生活，旁人难以安慰他。父亲死了他哭得如此伤心，死者倒是应该感到幸福的。围着棺材的人们也都流泪了，他们可怜这孩子，也提前可怜自己，因为人人都会死去，也总有人为他们哭泣。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尽管非常伤心，但还是惦记着这孩子今后怎么办。
“别嚎了，尼基福罗芙娜！”他对一个唱哭丧歌的女人说，“你哭不是因为伤心，而是为了你死后也有人替你哭丧。你把这孩子带回家——反正你有六个孩子，再多一个也没关系，凑合凑合就过去了。”
尼基福罗芙娜一下子明白了，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刚才她哭的时候没有眼泪，仅仅用皱纹扮出一脸哭相。
“说得轻巧！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凑合凑合就过去了！眼下他还小，大了就要吃要喝要穿——养不起！”
领走这孩子的是另一个女人，玛芙拉·费基索芙娜·德瓦诺娃，七个孩子的母亲。她拉着孩子的手，用裙子擦去他的眼泪，给他擤了鼻涕，就把这孤儿带回了自己家。
小男孩想起父亲曾给他做过一根钓鱼竿，他把鱼竿远远地扔在湖里，后来也就把它忘了。现在，也许鱼已经上钩，可以拿来吃了，这样人家也就不会嫌他吃白食了。
“阿姨，我在水里钓到了一条鱼，”萨沙说，“让我去拿回来吃，你就不用给我吃的了。”
玛芙拉·费基索芙娜无意间皱起了眉头，用头巾的一角擤了下鼻子，没有放开孩子的手。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想了好久，打算出去流浪，可最后还是留了下来。他感到了钻心的悲伤和孤独，他真想一口气走遍天下，迎接所有村子的悲苦，扶着陌生人的棺材痛哭一场。可是，接连不断的活计妨碍了他的计划：村长要他修理挂钟，神父要他给钢琴调音。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自出娘胎以来从未听过什么音乐——有一次在县城见过一架留声机，这机子被庄稼汉们捣鼓得不转了：留声机放在小酒馆里，机盒的四壁已被拆散，他们要揭穿这骗人的机关，看看究竟是谁在唱，还往唱片上插了根补衣服的针。为给钢琴调音，他足足干了一个月，不停地调试各种凄凉的声音，仔细研究这架能够奏出优美乐曲的机器。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一敲打琴键，就响起忧伤的歌声，再慢慢飘走。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仰望上空，期待歌声能返回来——这声音太好听，不可浪费，让它无影无踪飘走。神父等得不耐烦了，说：“大叔哎，你别瞎捣鼓了，还是把正经事干完，别去钻什么牛角尖啦。”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觉得自己的手艺受到了极大侮辱，于是在钢琴里设置了一个秘密机关，要打开这机关不消一秒钟时间，但是不知道其中的巧妙就只能干瞪眼。后来，神父每星期都来求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你过来吧，朋友，过来吧，音乐的神秘力量又消失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设置这秘密不是为了神父，也不是为了自己能经常过去欣赏音乐，让他日夜不安的是绝然相反的东西：这个能够拨动心弦、让人变得善良的装置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设置了这个能够使声音变得悦耳动听或者刺耳难忍的秘密。修理了十次以后，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弄明白了声音搭配的秘密以及主板震动的结构，于是就从钢琴里取出了秘密机关，从此以后他对音响失去了兴趣。
现在，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一边走一边在回忆自己过往的一生，他并不觉得后悔。许多装置和结构是他在以往的岁月里自己悟出来的，只要有合适的材料和工具，他都可以复制。他在村里走动就是要发现没见过的机器和物件，看看寥廓的天空与寂静的田野交界处后面究竟有什么东西。他一直往那儿走去，心境如同那些丧失信仰后前往基辅打发余生的农民。
村子的街道上，弥漫着一股煤烟子味——堆在路上的煤渣尚未被鸡翻扒过，因为鸡都被人吃了。那些农舍里静悄悄的，听不见孩子的声音。大门口，小路上，原先那些被踩踏得寸草不长的地方，如今耸立着一棵棵超高超大的牛蒡，这些疯长的牛蒡摆出乔木的架势，摇曳着等待主人回来。那些篱笆也因为无人照料变得斑驳陆离：葎草和紫牵牛绕满了篱笆，有些橛子和细树条都扎根泥土，如果主人还不回来的话，看样子还会长成一棵棵小树。院子里的水井都枯竭了，蜥蜴爬过井栏，大摇大摆地钻到井里避暑，还在那儿生儿育女。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大为吃惊的还有这么一种不可思议的景象：地里的庄稼早就枯死了，可茅屋顶上长出了绿色的黑麦、燕麦和黍子，滨藜也在屋顶上沙沙作响。它们都是从铺屋顶的麦秸留下的麦粒发芽长出来的。田间的黄绿色鸟儿也迁移到了村子里，直接住进了农舍的正房。一群群麻雀乌云似的从脚下飞起来，在翅膀扇起的风中叽叽喳喳地炫耀自己的精明能干。
穿过村子的时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发现了一只树皮鞋，这树皮鞋因为被人丢弃反而交上了好运，居然复活了——上面长出了一枝尖叶柳的幼芽，腐朽的鞋底眼看着要成为小树的树根。树皮鞋下面的泥土也许更加潮湿，许多苍白的小草正使劲顶出来。在所有的乡村物件中，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最喜欢的是树皮鞋和马掌，而乡村设施中就数水井是他的最爱。在最后一间农舍的烟囱上停着一只燕子，见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就躲到烟囱里面，在漆黑的烟道里展开翅膀护着自己的雏儿。
右面还保留着一座教堂，教堂后面便是名闻遐迩的田野，平坦得如同寂静下来的风。教堂的小钟敲了十二下：时值正午。牵牛花攀满了教堂外墙，还在使劲往十字架上攀爬。教堂的墙脚下，神父的坟墓上长满了荒草，低矮的十字架淹没在密匝匝的草丛中。看门人敲完钟，站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夏天渐渐逝去。闹钟在多年的计时后已经失灵，倒是看门人上了年纪之后还能敏锐而准确地感受时间，就像感受痛苦和幸福一样。无论他做什么，哪怕在睡觉（尽管生命在晚年比睡眠还强大——它高度警惕，且时刻不懈）——只要时辰一到，看门人就会变得焦躁不安，出现某种欲望，于是他去敲钟，敲完钟，他的心情复归平静。
“你还活着呀，老爷子！”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对看门人说，“你还在为谁计算时辰啊？”
看门人不想搭理他：他活了七十岁，确信自己干的那些事有一半是白干了，说的话有四分之三是白说了。我为老婆孩子操心，结果老婆孩子都没能活下来，我说的话早被忘光了，成了耳边风。“要是我跟这个人搭话，”看门人心想，“他不消走出一里地，保准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我算他什么人——既不是爹娘又不是帮手！”
“你这是白费劲！”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指责说。
看门人回应这样的蠢话：
“怎么是白费劲呢？我记得，我们村子外出逃荒不下十次，每次都回来了。这一次也会回来的：不能长时间没有人气。”
“那你敲钟干吗？”
看门人认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知道他这个人有一双巧手，但不懂得时间的价值。
“亏你问得出口——敲钟干吗！我敲钟是要缩短时间，要唱歌……”
“好，你唱吧。”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说着就走出了村子。
一间没有场院的农舍孤零零地蜷缩在村外。看样子是有人匆忙娶了老婆，跟父亲闹翻了，于是搬出来居住。现在这里也是人去屋空，里边有点疹人。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离开时唯一感到高兴的，是这间农舍的烟囱里长出了一株向日葵，已经够高够大，成熟的脑袋偏到日出的方向。
大路上全是沾满了尘土的枯草。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坐下来抽支烟，这时候他看到地上有一片由草构成的宜居的森林：一个小小的忙碌的生物世界，这里有道路，有温暖的住房，日常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对这些蚂蚁入迷了，以致走出了四里地他脑子里还尽想着它们，最后得出结论：“要是也让我们拥有蚂蚁或者蚊子的智慧，我们可以一下子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这些小家伙真是和睦生活的高手；人远远不如能干的蚂蚁。”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来到城郊的林边地，向一位多子女的单身钳工租了一间储藏室。他走到外面，认真思考起来：“往后该干什么呢？”
房东下班回来，坐到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身边。
“该付你多少房租？”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问。
钳工想笑却没有笑出来，只是在喉咙里咕噜了几声：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无望和那种特别的、习以为常的，只有彻底伤透了心的人才会有的绝望。
“你是干什么的？什么也不干？那好，你就这么待着吧，只要我那些孩子不把你的脑袋揪下来……”
这话他倒是说对了：就在第一天夜里，钳工的几个儿子——从九岁到二十岁——就把尿撒在熟睡中的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身上，还用炉叉插死了储藏室的门。不过，要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生气可不容易，他对人从来不感兴趣。他知道，世界上有各种机械和复杂厉害的产品，他判断好人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做出这些东西，而不是根据这种偶然的恶作剧。事实也确实如此，早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看到钳工的大儿子在熟练而认真地做一把大斧子，这就说明，他的本质不是撒尿恶作剧，而是手巧。
过了一个星期，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因为无所事事而憋得慌，自作主张地开始修理钳工的房子。他把屋顶上损坏的接缝重新接好，翻修了门厅的台阶，清除了烟囱里的烟灰。晚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就削橛子。
“你这是做什么呀？”钳工问，用一片面包皮搌胡子——他刚吃过午饭，吃的是土豆和黄瓜。
“说不定能派上用场。”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回答。
钳工一边嚼面包皮一边在琢磨。
“可以做墓地的围栏！斋戒期间我那几个浑小子故意到墓地里拉了一地的屎。”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烦恼比无谓劳动的意识更强烈，于是他不停地削橛子，一直削到夜里削不动为止。如果不干手艺活，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手上的血就会涌向脑袋，他马上就会胡思乱想，钻牛角尖，心里也会感到烦恼和恐惧。白天他顶着太阳在院子里来回转悠的时候，他始终无法排除这样一个想法：人是虫变的，而虫是一根简单而可怕的管子，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臭烘烘的一片黑暗。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观察城里的房子，发现这些房子很像一口口紧闭的棺材，因此他害怕在钳工家过夜。超强的动手能力无处施展，于是像一头凶猛的野兽，拼命撕咬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灵魂。他无法掌控自己，常常被各种各样的感觉折磨得痛苦不堪。他干活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失魂落魄的情况。他开始做梦：梦见自己当矿工的父亲快死了，为了让他活过来，母亲挤出自己的奶浇在父亲身上，可是父亲生气地说：“还是让我自个儿受点苦吧，别添乱。”后来他又躺了好久，延长死亡的过程。母亲俯身问他：“你快了吗？”父亲像殉道者那样狠狠啐了一口，脸朝下趴着，不忘提醒说：“你埋我的时候给我穿上破裤子，这条留给扎哈尔！”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唯一乐趣，就是坐在屋顶上眺望远方，看着离城两里的地方有时候会有火车飞驰而过。火车车轮的旋转和快速的呼吸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感到浑身舒坦，因为感同身受而热泪盈眶。
钳工对这名房客反复观察之后，终于开始免费让他在家里吃饭。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吃第一顿饭的时候，钳工的几个儿子把鼻涕擤到他的盘子里。父亲见状霍地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挥起老拳揍得大儿子脸上鼓起了一个大包。
“我自己还算有个人样，”钳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平静地说，“可养了这么一群畜生，用不了多久他们会要了我的命。你瞧瞧费季卡这小子！劲儿大得很，我自己都不明白他哪来的力气，他们从小吃得很差，勉强填饱个肚皮……”
下起了最初几场秋雨——不合时令，也没有好处：农民们早就外出逃荒去了，许多人没有走到矿上，没有吃上南方的面包，就死在了半道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跟随钳工前往火车站找活干：钳工在那儿有一个熟悉的司机。
他们在值班室找到了那司机，值班室里三三两两地坐着几个机组的人。那司机说，人很多，可没活干；附近几个村子里留下的人全住到了车站，为几个小钱什么活都干。钳工出去了一会儿，带回来一瓶伏特加和一圈香肠。司机喝了酒，就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和钳工详细介绍蒸汽机车和西屋公司
的制动闸。
“你知道吗，一列六十轴的火车下坡的惯性有多大？”听众的无知让司机很生气，他边说边用手势比画着惯性的巨大力量。“哎哟！一打开制动闸门——煤水车下面的闸瓦顿时冒出蓝色的火焰，后车厢撞前车厢的屁股，车头憋足了蒸汽——烟囱那个哗哗地响呀！
嗨，操他娘的！……倒酒！没买黄瓜可惜了：香肠堵胃……”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坐着不说话：他本来就不相信自己会到机车上干活——以前只捣鼓些木头的平底锅，哪能干得了这种活！
听了司机的介绍，他对机械产品的爱好只能藏在心里，暗自神伤，就好像被拒绝的爱情。
“你怎么不吭声？”司机发现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忧伤，“你明天来机务段，我跟工长说一说，没准让你当擦拭工！要吃饭就别害怕，狗娘养的……”
司机话没说完，突然停了下来：开始打嗝。
“呃，见鬼了：你的香肠塞住了我屁眼！你这穷鬼，花十戈比买了一普特，我还不如吃抹布呢……”司机转身对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说，“你得给我把机车擦得像镜子那么光亮，我戴了细棉手套可以摸任何一个零件！机车不能有一丁点儿灰尘：老兄啊，机车是黄花闺女……婆娘就不行——戳了窟窿，机器就走不动了……”
司机开始大谈女人，越说越离谱。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听着听着，可一点也不明白：他不知道可以用这样绕圈子的特殊方式喜欢女人，他只知道这样的人该娶个老婆。可以兴致勃勃地大谈上帝创造世界，谈各种陌生的产品，可是像议论男人那样议论女人——这就无法理解，也很无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曾经有过妻子，她爱他，他也没有欺负她，但她没有给他带来特别大的乐趣。人生来就具备许多功能，如果沉湎于这些功能，那么接连不断的呼吸也会让你肆无忌惮地狂笑不止。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呢？那就是怪癖和玩弄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严肃地顺应外界的生存。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向来不屑于谈论这类话题。
过了一小时，司机想起自己该去值班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和钳工送他到刚加完煤水的机车上。司机打老远就一本正经地大声问自己的助手：
“汽怎么样？”
“七个大气压。”助手探出窗口，一脸严肃地回答。
“水呢？”
“水平正常。”
“火箱呢？”
“正在送风。”
“很好。”
第二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来到机务段。工长是个对人怀有戒心的小老头，他盯着来人仔细打量了好久。他打心底里喜欢机车，不希望别人碰它，每当机车运行的时候，他都会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假如按照他的心思，他会让机车永远停着，可以免遭门外汉拙手笨脚的伤害。他认为人太多，机器太少：人是活的，自己会保护自己，但机器没有自卫能力，是温柔而脆弱的存在物，若要万无一失地驾驭它，先要抛弃妻子，从脑子里排除种种杂念，吃面包要蘸上润滑油——只有到那时候才可以让人接触机器，即使这样也还要熬上十年！
工长打量着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心里在犯愁：这鬼东西，原本只要手指轻轻按一下，这畜生没准会用大锤去砸，原本只要轻轻擦一下压力计的玻璃，他准会把仪器连同外壳都压扁了，难道能让庄稼汉去伺候机器？！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工长生着闷气。“那些老技师、老帮手、老司炉、老擦拭工，你们这些老把式哪里去了？从前，人一到机车跟前，心里就发怵，可现在人人都以为自己比机器聪明！这帮畜生，渎神的混蛋，恶棍，狗奴才！照规矩，该马上停下来！如今都是些什么样的技工？简直不是人，而是败家子！都是些流浪汉，狂妄的家伙，好逞能的冒失鬼——连螺栓都不该落到他们手里，可他们却已经当上了调度员！从前，机车行进中稍稍有点异常，主机稍稍有点声响，我不用下去检查，单凭手指甲就能觉察到，心疼得浑身发抖，车一停下就能找出故障，哪怕用舌头舔，用嘴吸，用血抹，千万不能盲目地继续走……这泥腿子想从麦地里直接上机车！”
“回家去——先把脸给我洗干净，再来碰机器。”工长吩咐扎哈尔·巴甫洛维奇。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洗漱干净，第二天又去了。工长正躺在机车下面小心翼翼地检查弹簧，他用一把小锤子轻轻敲打，再用耳朵贴着听声音。
“莫佳！”工长招呼钳工，“你把这螺帽紧半丝！”
莫佳用放松扳手将螺帽转了半圈。工长突然火冒三丈，连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都觉得他可怜了。
“莫佳！”工长气得咬牙切齿，他的声音不大，可充满恼怒，“怎么搞的，你这该死的畜生？我给你说的是：螺帽！什么螺帽？主螺帽！可你给我扳的是紧锁螺帽，把我都搞糊涂了！你扳的是紧锁螺帽！你又去扳紧锁螺帽！哎，我拿你们真没有办法，该死的畜生！给我滚，畜生！”
“工长先生，让我把紧锁螺帽扳回半圈，再把主螺帽紧半丝！”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请求说。
工长发现这旁观者都认为他说得在理，因此深受感动，回答他的声音也变得和气了：
“啊？你发现了，是吗？他，他不是钳工，是伐木工！他连螺帽，啥叫螺帽都不知道！啊？你会干什么？他待机车就跟待女人，待破鞋一样！我的天哪……！行，你过来，过来——按我的吩咐扳螺帽……”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爬到机车底下，所有活儿全干得又准确又合规。接下来一直到晚上，工长不是在伺候机车，就是在跟司机们吵架。点灯之后，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才提醒工长，他要回家了。工长再次走到他面前，可脑子里想的还是机器。
“杠杆是机器之父，机器之母就是斜面，”工长和善地说，他在回想某种亲切的、足以让他夜里能睡安稳觉的东西，“你明天来试试清洁火箱——准时到。不过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先试一试，看一看……这事太要紧了！你懂吗：火箱！不是一般的东西，是——火箱！……行，你走吧，走吧！”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在钳工的储藏室里又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离上班还有三小时，他就来到了机务段。那里躺着一根根磨得亮光光的铁轨，停着一节节货车车厢，车厢上标着遥远的铁路局的名称：后里海铁路局、后高加索铁路局和乌苏里铁路局。在轨道上走来走去的都是些特别的奇怪的人：又聪明又专心——扳道工、司机、检车工等等。周围尽是大楼、各色各样的机器、产品和设备。
展现在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面前的，是人工制造的一片新天地——他早就向往、似乎早就熟悉的世界，于是他决定永远留在这里。
*
遭受旱灾的前一年，玛芙拉·费基索芙娜怀上了第十七胎。按理说，她丈夫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德瓦诺夫应该高兴才是，可他并不那么高兴。他每天都要观察田野、星星和大量的流动的空气，并且安慰自己：放心，够大家用的了！因此，他的日子过得很太平，尽管自己家里挤满了小孩——他的后代。妻子生了十六个孩子，存活七个，第八个是养子——那个自沉湖底的渔民的儿子。妻子把孤儿领回家的时候，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没有说过一句反对的话：
“好吧，孩子越多，老人死的时候心里越踏实……玛芙露莎，给他弄点吃的！”
孤儿吃了面包和牛奶，摇晃着两条腿。
玛芙拉·费基索芙娜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
“上帝送来了新的伤心事……这孩子不等长大就会死的，一定的：眼神不对劲，吃了也白搭……”
可是两年了小男孩还没死，甚至没有生过一次病。他吃得很少，玛芙拉·费基索芙娜心疼这没爹没娘的孩子。
“吃吧，吃吧，宝贝，”她说，“你不吃我们家的，别人家不会给你吃……”
因为家里穷，孩子多，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早就没了脾气，对什么都无所谓：孩子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不是又添丁了，庄稼歉收了还是勉强过得去——因此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好人。唯一能够带给他一点乐趣的，是老婆几乎每年都怀孕。也只有一个接一个的孩子才能让他感受到自己生命的顽强，他们稚嫩的小手迫使他去种地，做家务，忙生计。他走路、干活、过日子都像没有睡醒似的，缺乏旺盛的精力，没有明确的目标。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向上帝祷告，但对上帝并没有发自内心的爱；青年时代的种种欲望——譬如爱女人啦，尝可口的食物啦，等等——在他身上没有保持下来，因为他妻子不漂亮，而一日三餐既单调又没有营养，年年都是老面孔。孩子越来越多，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对自身的关注越来越少；因此，他的心情反而变得坦然和轻松。越往后，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对待村子里发生的所有事情越容忍和冷漠。假如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的孩子一天之内全死了，他第二天就会领养同样数量的孩子，假如领养的孩子也都死了，那么他会立即抛弃自己的家业，撇下妻子，独自一人出去流浪——到那人人向往的地方。尽管那里也会碰到种种烦恼，但至少两只脚是快活的。
妻子第十七次怀孕让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发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今年秋天村子里生的孩子比去年少，主要是玛利亚大婶没生。刨去旱灾前那几年，她年年都生，生了二十年。这全村都知道，要是玛利亚大婶的肚皮是空的，男人们就会说：“你们看吧，玛利亚大婶的身子像姑娘——夏天肯定闹饥荒。”
今年玛利亚就没有怀孕，行动自如。
“歇着呢，玛利亚·马特维耶夫娜？”路过的男人问她，语气里带着尊敬。
“还能干什么呢！”玛利亚回答，她不习惯自己空着肚皮，甚至感到内疚。
“没关系，”人们安慰她，“没准很快就会再添个儿子，这方面你本领大……”
“要不就白活了！”玛利亚说话喜欢直来直去，“只要有吃的就行……”
“这话说得在理，”男人们表示同意，“女人生孩子不难，就是庄稼赶不上茬……你都快成巫婆了：自己的时间掐得真准哪……”
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对妻子说，她怀得不是时候。
“普罗沙，我能把他们生下来，”玛芙拉·费基索芙娜回答说，“我也能替他们去讨饭——轮不上你去！”
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沉默了好久。
十二月了，还不下雪——秋播作物全冻死了。玛芙拉·费基索芙娜生了双胞胎。
“蛋下了，”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站在她床边说，“感谢上帝，眼下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对应该能活下来——额头上尽是皱纹，小手还握着拳头呢……”
养子也在，看着这难以理解的场面，像老头似的皱起了眉头。他心中顿时感到热辣辣的，为大人们感到羞愧。他一下子失去了对大人的爱，感受到了自己的孤独——他真想逃到山沟里躲起来。当初他看到两只狗交配的时候，他也这样感到孤独、无聊和可怕——他两天没有吃东西，从此再也不喜欢所有的狗了。产妇的床周围有一股牛肉味和湿漉漉的初生牛犊味，而玛芙拉·费基索芙娜自己虚弱得一点没有感觉，补丁叠补丁、五颜六色的被子压得她喘不过气儿——她露出了一条布满老年皱纹和赘肉的腿，腿上有几处明显坏死的黄斑，皮肤下面是乌青色的隆起的血管，血管里偾张的血液似乎要冲决皮肤。根据那条呈树状的血管，可以看到心脏在剧烈跳动，正竭力把血液输送到体内各个狭窄的堵塞的缝隙。
“萨沙，你怎么发呆啊？”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问怯然若失的养子，“给你生了两个小弟弟，你拿块面包到外面玩去吧——天气暖和了……”
萨沙出去了，没拿面包。玛芙拉·费基索芙娜睁开散淡的眼睛，招呼丈夫：
“普罗沙！加上孤儿——咱们一共十个，你是第十二个……”
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自己也识数。
“就这么着过吧——多一张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家都说今年要闹饥荒了——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们遭灾啊——我们带着这一大堆孩子能上哪儿去啊？”
“不会挨饿的，”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安慰说，“要是秋播的庄稼坏了，咱们春天再种上。”
秋天种的庄稼真的坏了：秋天就遭了冻，到春天地面一结冰，下面的庄稼全死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会儿让人担心，一会儿又叫人放心，最后总算成熟了，产量是播下种子的三倍。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的大儿子大约十一岁，养子几乎也是这岁数：他们中间肯定有一个要去讨饭，讨了面包干带回家。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不开腔：派亲生的不舍得，让领来的去怕丢人。
“你怎么坐着不吭声？”玛芙拉·费基索芙娜生气了，“阿加普卡让七岁的儿子走了，米什卡·杜瓦金打发小女孩走了，你倒好，只管坐着，你这吃粮不管事的呆子！黄米都吃不到复活节，天上又掉不下粮食！……”
整个晚上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一直在用旧麻布缝制一只既方便又实用的口袋。他几次三番把萨沙叫到身边，让他试试麻袋合不合适：
“行吗？这里紧不紧？”
“可以。”萨沙回答。
普罗什卡就坐在父亲身边，粗硬的线一旦从针眼里滑出来，他就帮父亲穿进去，父亲的眼睛不好使。
“爸，明天你就把萨沙撵出去讨饭吗？”普罗什卡问。
“你胡诌些什么啊？”父亲生气了，“等你再长大些，你自己也要去讨饭。”
“我不去，”普罗什卡拒绝说，“我要去偷。还记得吗，你说格里沙叔叔家的公牛给人偷走了？他们偷到了很开心，格里沙叔叔就又买了匹公马。我长大了就去偷这匹公马。”
晚上，玛芙拉·费基索芙娜给萨沙吃的晚饭比自己的亲生孩子要好——大家吃完了还单独给他喝带黄油的粥和牛奶，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从板棚里取来一根杆子，等到大家睡了之后，用这杆子做了根讨饭棒。萨沙没睡，听着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用面包刀削杆子。普罗什卡睡得很香，一只蟑螂爬到他脖子上，他蜷缩了一下。萨沙抓住蟑螂，但不敢弄死，把它从炉炕扔到地上。
“萨沙，你没睡着啊？”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问，“睡吧，睡吧！”
孩子们醒得早，在黑暗中开始打闹。这时候公鸡还没打鸣，老人们睡了回笼觉醒来之后在身上抓痒。村子里还没有一家的门闩发出声响，田野里也静悄悄的。就在这时候，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领着养子走出了村口。小孩迷迷糊糊地走着，紧紧抓着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的手。天气潮湿，有点凉；教堂的看门人正在敲钟报时。听着凄凉的钟声，小男孩不由得紧张起来。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俯身对孩子说：
“萨沙，你往那儿看。看见了吗，这条路从村里一直往山上走——你就一直往前，沿着这条路走。待会儿你会看到一个大的村子，山坡上有座瞭望塔。——你别害怕，你一直往前走，这就到城里了，城里有不少粮仓，粮仓里有很多粮食。你讨满了一口袋——就回家歇着。好了，再见了，我的儿子。”
萨沙抓着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的手不放，眼睛望着秋天早晨湿漉漉灰蒙蒙的贫瘠的田野。
“那儿下过雨吗？”萨沙打听那个遥远的城市。
“下得可大了！”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肯定地说。
于是小男孩放开了手，也不看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一眼，不声不响地独自往前走去——肩上背一只口袋，手里拄着一根棍子，为了不迷失方向，眼睛紧盯着上山的路。小男孩消失在教堂和墓地后面，久久不见他的影子。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站在原地不动，等着孩子出现在对面的山坡上。几只孤零零的麻雀一大早就在大路上翻扒，显然是挨冻了。“也是些没爹没娘的苦孩子，”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想，“有谁愿意喂它们！”
萨沙走进墓地，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究竟想干什么。现在，他第一次想到自己，他摸摸自己的胸口：我到了这里——可周围的一切全是陌生的，与他不相干。他爱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爱玛芙拉·费基索芙娜，爱普罗什卡，可这个家原来不是他自己的家——一大早他被赶出了这个家，他被带到了这条寒气袭人的大路上。他那稚嫩的、尚未被意识安抚和稀释的愁苦的心灵，突然被委屈憋住了，他觉得这委屈已经漫到了喉咙口。
墓地上满是枯黄的树叶，脚踩在上面就会陷下去，迈不开步子。到处是农民的十字架，许多十字架上没有死者的姓名，也没有悼亡的文字。萨沙感兴趣的是那些腐朽不堪、随时可能倒下烂在泥土中的十字架。没有十字架的坟墓更好——下面埋葬的是那些无所归依的孤儿：他们的母亲死了，有些人的父亲淹死在河里或湖里。萨沙父亲的坟墓几乎被踩平了——这里是人们把新棺材抬到墓园深处去的必经之路。
父亲耐心地躺在下面，孤零零地留在这儿度过寒冬是多么难受和可怕，可是他毫无怨言。那里有什么呢？那里不舒服，那里很安静，那里憋闷，从那里看不到拿着讨饭棒背着讨饭袋的小男孩。
“爸爸，他们把我赶出来要饭了，我很快就会死了到你这儿——你一个人在这儿不觉得寂寞吗，我也挺寂寞的。”
小男孩把棍子放到坟墓上，再用树叶严严盖住，藏好了等待他回来。
萨沙决定在城里讨满了一袋面包皮就赶紧回来；到时候他在父亲坟墓边上给自己挖一间土屋住下来，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家。
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已经等了好久，都打算离开了。这时候萨沙已经穿过山沟里的一条条小溪，开始走上灰褐色的山坡。他走得很慢，已经走累了，可是他很高兴，因为很快他会有自己的家，有自己亲生的父亲；尽管父亲死了，不会说什么了，可是他就在自己身边，他穿的那件衬衫上都是温暖的汗水，双手搂着萨沙，那是他在梦中见到父子俩在湖岸上的情景；尽管父亲死了，可是他还是完整的，跟别人的父亲是一样的，没有不同。
“他的棍子哪儿去了？”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想。
早晨很潮湿，小男孩沿着湿滑的土坡往上走，时不时用双手撑一下。要饭的口袋上下左右晃得厉害，仿佛是别人的衣服。
“真有你的，瞧我缝的什么口袋：不是用来讨饭，而是去装金银财宝。”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感到后悔，“讨到了也背不动……现在已经没办法了，就让他凑合着用吧……”
小男孩走到山坡的最高处停了下来，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在这黎明时分，他站在乡村的天际线上，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天湖，他就在湖岸上。望着荒凉的草原，萨沙不禁害怕起来。高处，远方，死寂的土地，都是那么威严，那么宏伟，一切都显得陌生和恐怖。但萨沙觉得亲切的是，他可以完好无损地回到下面的乡村墓地——那儿有父亲，那儿很挤，那儿什么都小，都凄凉，都受到泥土和树木的保护，可以免遭风吹雨淋。因此，他才到城里去讨面包皮。
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看着孩子在下坡道上慢慢消失，不禁可怜起这孤儿：“这孩子经不起风吹雨打，倘若倒在路旁，弄不好连小命都会送掉——外面的世界可不比家里的小窝。”
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打算把这没爹没娘的孩子追回来，要死也一起死，良心上也过得去——可是家里还有亲生的骨肉，还有老婆，还有剩下的最后一点粮食。
“我们都是不要脸的窝囊废！”这是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给自己的准确定位。定位定得准，他心里也就轻松了。整整一天一夜他都没说话，只顾闷头做无用的事——在木头上雕花。遇到天灾人祸，他总要在木头上刻云杉或者不存在的树木——他的手艺也就这点水平，再高也高不上去了，因为他的刀子太钝。玛芙拉·费基索芙娜因为养子被逼出去讨饭而哭哭啼啼，她哭一阵停一阵，接着又哭。她死了八个孩子，每死一个她都会挨着炉炕哭哭停停哭上三天三夜。她这样做跟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在木头上雕花是一样的。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事先就知道玛芙拉·费基索芙娜还要哭多长时间，而他削木头需要的时间是一天半。
普罗什卡都看在眼里，禁不住开始吃醋了：
“你们哭什么呀，萨沙自己会回来的。爸，你最好还是给我做双毡靴吧——萨沙又不是你儿子，他是孤儿。你别老坐在那儿削啊削的，老头子。”
“孩子们！”玛芙拉·费基索芙娜惊讶得停止了哭泣，“他大了还尽胡说——自己是个混账东西，可教训起父亲来了！”
不过，普罗什卡说得没错：两个星期后孤儿回来了。他带回来那么多面包皮和干的白面包，好像他自己一点儿也没有吃过。他带回来的东西也没能吃上，傍晚前就病倒了，躺在炕上也没法暖和过来——身体的热量全被一路上的风吹没了。昏迷中，他不停地念叨着藏在树叶里的棍子，念叨着父亲：他要父亲保护好棍子，等着他回到十字架长出来又倒下去的湖边上的小土屋。
养子病好后过了三个星期，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拿了根鞭子，徒步前往城里——站在广场上等着人家来雇用。
普罗什卡尾随着萨沙到墓地去了两次。他看到萨沙用手给自己挖坟墓，但挖不深。他给孤儿拿来了父亲的铲子，说铲子好使——男人们都是用铲子挖的。
“反正总要把你从家里撵走的，”普罗什卡预言在先，“父亲打秋天开始就什么也没有播下，妈夏天就要下蛋了，就怕一下生仨。我给你说的是实话！”
萨沙拿过铲子，可是他个儿小，没法使，挖了一会儿就没力气了。
普罗什卡站在那儿，稀稀拉拉的雨点落在身上，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劝道：
“别挖得太宽——没有钱买棺材，够你躺下就行了。赶快把事办了，要不妈生了，就没有你吃的份了。”
“我挖一间小屋住下。”萨沙说。
“不吃我们家的了？”普罗什卡问。
“是的——什么都不要。夏天我多摘些峨参留着自己吃。”
“那你死不了。”普罗什卡放心了，“别上我们家讨饭：没什么给你。”
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在城里用打工的钱买了五普特面粉，搭了人家的大车回家，一回来就躺在炉炕上。面粉吃掉了一半，普罗什卡就开始考虑今后怎么办。
“你老躺着。”有一天他责怪父亲。父亲正从炕上看着哭闹的双胞胎。“等面粉都吃完了，大家都得饿死！你生了我们——现在就该养活我们！”
“你这鬼儿子！”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从炉炕上骂道，“你倒代替我当起父亲来了，鬼东西！”
普罗什卡坐在那儿，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心里在琢磨怎么才能当父亲。他已经知道，孩子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她的肚皮上全是坑坑洼洼的皱纹——那些孤儿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普罗什卡有两次夜里醒过来，看到父亲压在母亲的肚皮上，后来肚皮大起来，要吃要喝的孩子就生出来了。
他提醒父亲：
“你别趴在母亲身上——你就躺在她身边睡你的觉。你瞧芭拉什卡奶奶，人家就没有一个小孩——菲多特爷爷就没有压肚皮……”
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从炕上下来，穿上毡靴，在寻找什么。屋里没什么多余的东西，于是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抄起一把扫帚，朝普罗什卡的脸上打去。普罗什卡没有叫喊，马上脸朝下躺到靠墙的铺板上。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也不说话，开始使劲打他，越打火气越大。
“不疼，不疼，就是不疼！”普罗什卡说，尽量藏起自己的脸。
挨完打，普罗什卡站起来说：
“那你就把萨沙赶走，可以少一个吃闲饭的。”
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比普罗什卡还累，耷拉着脑袋，坐在不再吵闹的双胞胎的摇篮旁边。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抽打普罗什卡，是因为普罗什卡说得对：玛芙拉·费基索芙娜又怀孕了，可是该秋播了，家里一粒种子都不存。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活在这世界上就像沟底的那些草：春天它们要忍受雪水自上而下的冲刷，夏天是倾盆大雨，刮风的时候——沙子和尘土，冬天里厚厚的雪又压得它们喘不过气来；自始至终，时时刻刻它们都生活在沉重的打击和挤压之下，因此沟底的草都是弓着腰，准备低头屈服，让灾难在自己身上通过。一个接一个生下的孩子也这样重重地砸在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身上——比自己降生还艰难，频率比收割一茬茬庄稼还高。假如土地也像妻子那样高产，而妻子不是急着生那么多孩子，那么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早就是个不愁吃喝、心满意足的当家人了。可是这一生中，孩子川流不息地生下来，他们把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的心灵埋葬在种种操劳的淤泥下面，就像填埋沟底的草一样。因此，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生命和个人的兴趣；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的这种麻木状态，则被那些没有孩子、自由自在的人称为懒惰。
“普罗什卡！普罗什卡！”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招呼儿子。
“你要干什么？”普罗什卡阴沉着脸问，“一会儿打我，一会儿又叫我……”
“普罗什卡，快去玛利亚大婶家，看看她的肚子是鼓的还是瘪的。我怎么好久没碰到她了，她是不是病了？！”
普罗什卡不太记仇，为了自己的家还挺能干。
“不如我来当父亲吧，你当普罗什卡。”普罗什卡拿话损父亲，“干吗瞧她的肚皮：庄稼没种——等着挨饿吧。”
穿上母亲的短袄，普罗什卡还在像当家人那样嘀咕：
“男人都瞎说。夏天的时候，玛利亚大婶的肚皮是空的，可下了几场雨。今年她没算准——该生没生。”
“可庄稼全冻死了，她有预感。”父亲轻轻地说。
“小孩子都吃妈妈的奶，根本不吃粮食，”普罗什卡反驳说，“让母亲吃春天种的庄稼……我不去找玛利亚大婶……要是她肚子大了，你就不下炕了。你会说——到时候有的是草料，庄稼也长得好。我们不想挨饿：你和妈生了我们一大堆……”
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一声不吭。萨沙也不说话，除非别人问他。跟普罗什卡相反，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在自己家里倒像个孤儿，他不了解萨沙的性格，不知道他的心地是不是善良；萨沙出于害怕可以去讨饭，至于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从来不说。萨沙想得很少，他认为所有的大人和孩子都比自己聪明，因此怕他们。他怕普罗什卡胜过怕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普罗什卡为每一块面包皮都要计较，除了自己的家人，他谁也不喜欢。
*
驼背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康达耶夫撅着个屁股，在村子里到处转悠，两只长长的手不停地掐路边的草。他的腰早就不疼了——这么说，天气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那一年，天上的太阳早早就成熟了：四月底就已经像七月中旬那样烤人。庄稼汉们安静下来，他们双脚接触的是干燥的土地，而身体其余部分感受的是凝滞不动的要命的酷热。孩子们观察天边，盼望着能及时发现雨云。田间的道路上，旋风卷起冲天的尘土，外村的大车正在穿越这些烟柱。康达耶夫沿着街道，向村子的另一头走去。他是去找心心念念的半大姑娘——十五岁的纳斯佳。正常的人是用心去爱，他是用那个经常疼痛却又十分敏感的地方——腰部，即腰椎断裂的部位去爱。康达耶夫在旱灾中看到了乐趣，指望着美好的享受。他的双手始终沾着黄色和绿色的东西——他走路的时候总要用手去掐路边的草，再用手指碾碎。他为饥荒而高兴，因为饥荒驱使所有的漂亮男人都外出打工，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死去，就把女人让给了康达耶夫。在迫使土地燃烧和冒尘烟的炎炎烈日下，康达耶夫露出得意的笑容。每天早晨，他到池塘里洗澡，搓揉驼背的那双手既灵巧又有劲，能够不知餍足地拥抱未来的妻子。
“不错，”康达耶夫扬扬自得，“男人走了，女人留下。谁尝过我的滋味，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可是一头饥渴难耐的公牛……”
康达耶夫用强壮有力、超长的双手划拉池水，弄出很大的声响，他想象自己手里抱的就是纳斯佳。他甚至感到奇怪，为什么在纳斯佳身上——这样一个弱小的肉体，居然隐藏着巨大的魅力。一想到她，他就血脉偾张，坚挺起来。为了摆脱想象的诱惑和感受，他一边绕着池塘游泳，一边使劲往体内灌水，仿佛他的身体是个无底洞，然后再把池水连同精液一起喷出来。
回家的路上，不管遇到谁，康达耶夫都要劝人家外出打工。
“城里——那可是有保障的地方，”康达耶夫说，“那儿要什么有什么，可咱们这儿就这么个毒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别指望有啥收成！你可要想明白啰！”
“那你自己呢，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对方替他瞎操心。
“我是残废，”康达耶夫说，“大家都可怜我，我不愁，准能对付过去。可你会把自己老婆拖累死的，你这木头疙瘩！还是走吧，给她寄回点吃的——这样划算！”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对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可内心里还是希望留在家里想办法熬过去：蔬菜啊，野果啊，蘑菇啊，各种草啊什么的，都可以充饥，至于往后么——再说吧。
康达耶夫喜欢旧的篱笆，枯树桩的裂缝，各种破烂，以及顺从的活物。他那邪恶的淫欲在这些偏僻的地方得到了满足。他巴不得让整个村子讨厌他，懒得说他，这样他就可以毫无阻拦地霸占那些缺乏抵抗能力的弱者。他躺在早晨静悄悄的阴影里，预见到了凋敝的村庄，杂草丛生的街道，还有瘦小、脸色发黑的纳斯佳饿得只能在棘手的麦秸中寻找食物。只要见到有生命的东西，无论是一棵小草还是一位年轻姑娘，康达耶夫就会嫉妒得发狂；如果是一棵草，他就用残忍的双手捏死。这双手触摸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犹如触摸女人的敏感部位，显得迫不及待，令人厌恶。如果是已婚的女人或者待嫁的姑娘，康达耶夫就会一辈子记恨她的父亲、丈夫、兄弟和未婚夫，巴望他们死掉，或者外出打工。因此，连续两年的灾荒使康达耶夫满怀希望——他认为，用不了多久村子里就只剩下他一个男人，到时候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女人施暴。
因为干旱，不仅植物，甚至农舍和篱笆都迅速枯萎。这种状况萨沙去年夏天就发现了。清晨，他看到澄澈宁静的曙光，不禁回想起父亲以及在穆捷沃湖畔度过的童年。伴随着晨祷的钟声，太阳渐渐升起，不一会儿就把整个大地和村子烤蔫了，烤得人们怒火中烧。
普罗什卡爬上屋顶，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天空。早晨，他都要问父亲同样的问题——他的腰酸不酸？月晕什么时候出现？腰酸和月晕都预示天要下雨。
康达耶夫喜欢中午的时候到街上转悠，欣赏各种昆虫疯狂的叫声。有一天，他发现普罗什卡光着屁股冲出家门，因为普罗什卡觉得天上好像掉雨点了。
被太阳烤得可怕的寂静中，那些农舍几乎是在吱吱作响，而屋顶上的茅草已经发黑并且散发出刺鼻的焦味。
“普罗什卡！”驼背叫住他，“你干吗老看着天啊？按说，眼下还不太冷吧？”
普罗什卡明白了，天上没有下过一滴雨——刚才是他的幻觉。
“你去摸人家的鸡屁股吧，驼背！”普罗什卡对下雨完全失望了，不由得恼怒起来，“大家都没几天好活了，可瞧他乐的。去摸你爸的鸡巴吧！”
普罗什卡无意间击中了康达耶夫的要害：康达耶夫气得大叫一声，赶紧低头在地上找石块。石块没找到，他抓了一把尘土朝普罗什卡撒去。普罗什卡事先就料到他这一手，早就一溜烟逃回家了。驼背冲进院子，边跑边在地上乱抓。也是凑巧，他看到萨沙走过来，便抡起拳头狠命砸向萨沙的脑袋，只听得咚的一声，萨沙倒了下去。他的头皮裂开，鲜血直流，把头发都染红了。
萨沙苏醒过来，接着又在清醒状态下做了个梦。他记得外面很热，是个漫长而饥饿的白天，他被驼背打了。萨沙梦见父亲在湖上，周围大雾弥漫：父亲坐着小船慢慢消失在大雾中，他从船上把母亲的一只锡戒指扔到湖岸上。萨沙从潮湿的草丛中捡起戒指，而驼背就是用这只戒指打他的脑袋——只听得干燥的天空哗啦一声响，从天空的裂缝中突然下起了黑色的雨——一下子变得十分安静：白色太阳的声音消失在山后淹没在水中的草地里。驼背站在草地里，对着慢慢缩小、渐渐熄灭的太阳撒尿。与梦境同时出现的，是正在延续的白天，萨沙还听到了普罗什卡和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的谈话。
如果周围没有人，或者村里哪一家遭了灾，康达耶夫就趁机在打谷场上抓人家的母鸡。母鸡他是抓不住的——母鸡吓得飞到了街边的树上。康达耶夫想摇晃树，可是发现有人来了，便悄悄回家——好像没事人似的。普罗什卡说的是实情：康达耶夫真的喜欢摸母鸡，而且摸好久，直到母鸡因为惊吓和疼痛在他手上拉了屎才停下；有时候母鸡会下个软蛋；要是周围没有人，康达耶夫就把手里的软蛋一口吞下去吃了，再把母鸡的脑袋拧下来。
到了秋天，假如是个丰收年，老百姓的精力多得使不完，于是老老少少都会做一件事：作弄驼背。
“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看上帝分上，你就摸摸我们家的公鸡吧！”
康达耶夫受不了侮辱，便去追逐嘲弄他的人，最后抓住个半大孩子，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
萨沙又梦见了过去的一天。他早就看到炎热是一个老头，而夜晚和凉爽是一群女孩和男孩。
农舍的窗户开着，玛芙拉·费基索芙娜忙得围着炉炕团团转。尽管生孩子她已经习以为常，但心里多少有点厌烦。
“我想呕吐！我难受，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去叫接生婆……”
一直到晚祷的钟声响起，凄凉的夜色越来越浓，萨沙还没有从草丛里站起来。农舍的窗户都已关上并拉下了窗帘。接生婆端着一只木盆来到院子里，把不知什么东西倒在篱笆下。一只狗跑过去把东西都吃了，只剩下一摊血水。普罗什卡好久没有出门了，一直窝在家里。其他几个孩子在邻家的院子里追逐打闹。萨沙担心现在爬起来进屋还不是时候。草丛的阴影变得浓重，吹了一天的微风已经停下；接生婆围着头巾出来，在门口朝黑沉沉的东方祈祷后就离开了——宁静的夜晚来临了。墙角下的一只蟋蟀试了下嗓子，然后放开喉咙唱了起来。这嘹亮的歌声覆盖了院子、草丛和远处的篱笆，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儿童乐园，世界上就数这里最快乐了。萨沙看着被黑夜改变了形状，但变得更加熟悉的房子、篱笆和长了草的雪橇舵板，不禁可怜起它们来了，觉得它们跟他一样，沉默无言，一动不动，有朝一日会彻底死去。
萨沙在想，要是他离开这儿，那么这个家庭就会更加寂寞。萨沙为自己有用而高兴。
农舍里响起新生婴儿响亮的哭声，这与众不同的声音盖过了蟋蟀的歌声。蟋蟀不再发声，可能也在听这惊天动地的啼哭。普罗什卡走了出来——手里拿着萨沙秋天出去讨饭的那只大口袋，还有一顶普罗霍尔·阿勃拉莫维奇的帽子。
“萨沙！”普罗什卡朝沉闷的夜空喊道，“快过来，吃闲饭的家伙！”
萨沙就在旁边。
“你要干什么？”
“给，拿着——父亲送你一顶帽子。这是给你的口袋——背上别拿下，讨到什么你就自己吃了，别给我们送回来……”
萨沙接过口袋和帽子。
“你们全都留下？”萨沙问，他不相信这个家不再爱他了。
“那还用问？全留下！”普罗什卡说，“咱们家又多了个吃饭的，就是没有他，你也是个吃闲饭的！现在你一点也没用了——你是个包袱，你又不是妈生的，是你自己生的……”
萨沙走出了篱笆门。普罗什卡独自站了一会儿，走到大门外——他要提醒孤儿别再回来了。萨沙没有走远——他看着风磨坊上的一盏小灯。
“萨沙！”普罗什卡命令他，“往后不许你上我们家。给你口袋里放了面包，还送了你帽子——现在你就走吧。愿意的话就在打谷场过一夜——天黑了。往后也别扒在我家的窗户下，不然父亲会变卦的……”
萨沙沿着街道往墓地方向走去。普罗什卡关上大门，查看了院子，插上已经没有什么用处的门闩。
“雨是不下来啰！”普罗什卡的口气像老人，他噘起嘴巴啐了一口唾沫，“怎么也下不来了，就是跪下来磕破脑袋也求不来了！”
萨沙悄悄来到父亲的坟墓前，躺进一个尚未挖好的墓穴里。他害怕在十字架中间穿行，在父亲身边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就像当初睡在湖边的小屋里。
后来，有两个农民来到墓地，拆了十字架拿回家当柴烧，萨沙正在梦乡中，什么也没有听见。
*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不需要跟任何人打交道：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坐在机车火箱的小门前观察火势。
这代替了交朋友聊天的巨大乐趣。观察跳跃的火苗，这就是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独特生活——他的脑袋在思考，心脏在感受，整个身体在默默享受。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敬重原煤，型铁——所有消极的原料和半成品，但他真正喜欢并且能够体验的仅仅是成品——人通过劳动变成的那种能够继续独立生存的东西。午间休息的时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目不转睛地盯着机车，内心默默地感受对它的爱。他带回自己住处的尽是各种各样的螺栓、旧阀门、水龙头和其他机械零件。他把这些东西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桌子上仔细观察，从来不感到孤独和寂寞。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并不孤独——对他来说机器就是人，机器始终能在他身上激发起感情、思想和愿望。机车前面的那组称为卷轴的轮对促使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关心空间的无限性。他特地在夜间出去观察星星——世界是不是辽阔无垠？是不是足以让车轮永远存在和旋转？星星专心致志地闪闪发亮，可是每一颗星又是孤独的。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想，天空像什么？他不由得回忆起他曾经去取轮毂的那个枢纽站。从车站月台可以看见一片信号灯的海洋——那是一个个道岔，扬旗，交叉口，道岔和信号控制系统的灯光，值班岗亭的灯光以及机车行驶中打开的大功率前灯的灯光。天空也是这样，只是更远，更适宜平静的工作。接着，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开始凭肉眼计算到那颗蓝色星星的距离：他展开双手，心里在计算这一庹与空间的比例。这颗星距地面二百里。这使他十分不安：书上不是说世界无限大吗？他真希望世界确实大得无边无际，这样轮子就始终不可缺少，需要不停制造出来让大家高兴，可是现在他怎么也感觉不到这样的无限性。
“究竟有多远——不知道，太远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自言自语，“终有个尽头，最后的那一寸……假如确实是无限的，那么肯定铺展得很开，就不可能有什么硬度了……究竟有没有无限？尽头应该存在！”
想到车轮总有停转的一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担忧了两天两夜，后来他又想，要是所有道路都有尽头，那就扩展世界——空间也可以像铁条那样加热后延长。这样一想，他心里就踏实了。
工长看到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干活像待情人一般仔细周到——火箱擦得干净铮亮，金属表面一点儿也没有损伤——不过始终没有当面称赞过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工长心里明白，机器的生存和运转与其说是靠人的智慧和本领，不如说是出于本身的愿望：跟人没有关系。恰恰相反，自然界、电和金属的善良会使人堕落。任何一个草包都可以给锅炉点火，可是机车自己能够运转，人只是个负担罢了。假如今后技术继续这么任意发展的话，那么人在取得一些大可怀疑的成就之后就会退化成一堆废铁——到那时候人的唯一出路就是被能干的机车碾死，机器在世界上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工长喜欢骂人，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挨骂的次数大大少于其他人——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敲榔头的时候不用蛮力，始终怀着一颗同情的心，在机车上也不随便吐痰，使用工具也不会在机器身上留下伤痕。
“工长先生！”有一次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出于对工作的喜爱，鼓起勇气对工长说，“请问，为什么人都是中不溜秋的——不好也不坏，而机器都很棒？”
工长一听就火了，他无法容忍别人喜欢机车，认为他对机车的感情是他一个人的特权。
“笨蛋，”他暗自骂道，“我的天哪，他哪有资格谈什么机器！”
停在他们俩面前的是一台正在加热、准备牵引夜间快车的机车。工长久久地看着机车，像往常一样，内心充满了爱怜。机车高大，雄伟，豁达，温暖。工长看得入了神，只觉得喜悦的波涛在胸中奔腾澎湃。机车库的大门敞开，面向夏日傍晚的空间——面向朦胧的未来，面向生活。只要有风，只要火车依靠自身的速度在轨道上飞驰，只要摆脱黑夜、冒险和精密机器的柔和轰鸣，这样生活就能周而复始。
工长感到自己内在的生命骤然变得无比坚强，仿佛回到了青春岁月，仿佛预感到了轰轰烈烈的未来，不由得握紧了双拳。他忘记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业务水平还不高，居然像对待一个平等的朋友那样回答他说：
“你只干了几天活有点开窍了！人么——窝囊废！……躺在家里一文不值……你抓几只鸟看看……”
机车开始送风，淹没了谈话的声音。工长和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走出机车库，进入夜晚响亮的空间，穿过一台台已经熄火的机车。
“你去抓几只鸟看看！非常漂亮，但是过后什么也不会留下，因为它们不干活！你见过鸟儿的劳动成果吗？没有！它们忙着找吃的，忙着筑窝——它们有干活的工具吗？哪里是它们超越自己生存的角落？没有，也不会有。”
“那人有什么？”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不明白。
“人有机器！懂吗？人是各种机器的起点，可鸟儿本身就是终点……”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想法跟他一模一样，唯一不如他的就是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这又妨碍了他进一步的思考。对他们两人而言——无论是工长还是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尚未被人触动的自然界，无论是野兽还是树木，都不免粗糙，不够赏心悦目。野兽和树木无法激起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同情，因为它们都不是人工制造的，它们身上一次也没有经受过匠人的敲打，也没留下精湛手艺的痕迹。它们独立存在，没有受到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关注。但是，任何一件人工制造的产品，尤其是金属制品，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们生机勃勃，就其构造和力量而言，甚至比人更有趣，更神秘。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十分欣赏一个经常出现的想法：人的潜力通过什么途径突然体现在那些激动人心、比工匠更高大更有意义的机器身上。
事情往往真的像工长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人在劳动中都能提升自己——把产品做得比自己的生存更好也更长久。此外，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还发现，体现在机车身上的人的那种火热的汹涌澎湃的力量，在工人身上却是默默无闻，毫无出路。一般情况下，钳工喝多了就会无话不谈，可是在机车身上，始终能感受到人的高大和威严。
有一天，为修复一个丝扣受损的螺帽，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需要一个合适的螺栓，可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他走遍了整个机车库，到处问：“谁有3.125螺栓？”大家都说没有这种尺寸的螺栓，尽管人人手里都有。原来，钳工们上班的时候十分无聊，于是故意把要干的活儿复杂化，以此互相解闷。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还不知道，任何一个车间都有这种别出心裁、心照不宣的取乐方式。这种无伤大雅的捉弄有助于其他工友打发漫长的工作时间和克服工作的单调乏味。就是因为工友们的捉弄，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白干了许多活儿。他到仓库去取擦拭用的棉纱头，其实办公室里就有；他做木梯和油桶，车间里却多的是；在别人的怂恿下，他甚至打算独自更换机车锅炉上的监测管，要不是偶然经过的一名锅炉工及时制止，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早就被开除了。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这天没找到合适的螺栓，便着手把一个轴头改造成攻螺纹的螺栓。他向来都不缺耐心，差不多快完成了，这时候有人告诉他：
“喂，3.125。你过来拿吧！”
从这一天开始，大家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取了个绰号，叫“3.125”。不过从此以后他急需工具的时候很少有人捉弄他了。
后来也没有人知道，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喜欢这“3.125”的绰号远远超过自己的教名：这绰号就好像是任何一台机器上的一个关键部件，好像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已经与那个真正的、钢铁标尺战胜实际距离的国家血肉相连了。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年轻时曾以为，长大了就会变聪明。可这日子一眨眼就过去了，没有解释，也没有停顿，完全像一场倾心的恋爱：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从来没有感觉到时间像迎面而来的一件实体，对他而言，时间仅仅是闹钟里的奥秘。待到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懂得了钟摆的秘密，便发现时间并不存在，发条才具备一种均衡释放的力量。但自然界存在着某种宁静而忧伤的东西——某种力量在起作用，而且一去而不复返。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观察河流——无论是水流的速度还是水位的高低都没有起伏变化，这种一成不变的常态引起苦涩的惆怅。当然，往往会有泛滥的春汛，滂沱的大雨，呼啸的狂风，但是起更大作用的是镇静沉着的生活——河水流淌，草木生长，四季更替。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认为，这些不紧不慢的力量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大地——它们从侧面向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理智证明，什么都不会朝好的方向变化——村庄和人原来怎么样，今后还是怎么样。为了保持自然界的平衡，对人来说灾难永远重复不断。四年前闹饥荒——男人们背井离乡，孩子们夭折——这样的命运并没有一去不返，现在又重新回来了：以此证明共同生活的进程精确无误。
不管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年岁怎么增长，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没有变化也没有变聪明——跟十岁或者十五岁的时候完全一模一样。只有原来的某些预感如今成了不足为奇的想法，但是也没有什么东西因此而变好。从前，他设想未来的生活是个蓝色的深邃的空间——非常遥远，远得虚无缥缈。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预先知道，他活得越久，未来生活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而回头看去——那条寂静的、踩得满是脚印的道路越来越长。不过，这是他的错觉：生活在成长，在积累，未来也在成长，也在拓展——比青年时代更深，也更神秘，仿佛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渐渐离开了自己生活的终点，或者夸大了对生活的期盼和信心。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从机车车灯玻璃罩上看到自己的脸，不禁自言自语：“真奇怪，我都快死了，可模样一点没变。”
临近秋天，日历上的节日也多了起来：有时候接连三个节日。碰到这样的日子，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感到十分无聊，于是沿着铁路走得远远的去看全速前进的火车。半途中，他突然产生了到矿区小镇的愿望，那里埋葬着他的母亲。他清楚地记得埋葬的地点，母亲的墓没有墓碑，无人照料，旁边竖着别人家的一个铁十字架。十字架上留着锈迹斑斑、几乎难以辨认的碑文——克塞尼亚·费奥德罗芙娜·伊罗什尼科娃因霍乱病卒于1813年，终年十八岁零三个月。那上面还写着：“安息吧，亲爱的女儿，等着跟父母再见。”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巴不得挖开坟墓看看母亲，看看她的骨头、头发，以及自己童年时代留下如今正在渐渐消失的所有痕迹。他希望母亲现在还活着，他感觉不到自己跟童年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当初，在那幼年的蓝色迷雾中，他喜欢篱笆上的钉子，路边铁匠铺的烟雾和大车的车轮——因为车轮能够转动。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小时候走出家门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母亲永远在等着他，因此他一点也不害怕。
铁路线由两旁的一丛丛灌木保护着。有时候灌木丛的树荫下坐着乞丐，他们不是在吃东西就是把鞋脱了再穿上。他们看着机车雄赳赳气昂昂地拉着火车飞跑。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机车自己能跑。甚至更加简单的问题——他们活着要得到什么样的幸福——乞丐们想都没想过。什么样的信仰、希望和爱赋予他们的双脚在砂土路上跋涉的力量——没有一个施舍者知道。有时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往乞讨者手里放上两个戈比，不假思索地给他们一样东西——乞丐所缺乏，而他又擅长的有关机器的知识。
铁路的边坡上坐着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孩，正在把讨到的东西分类：发霉的放在一边，比较新鲜的塞进口袋。这孩子很瘦，但很精神，心事重重。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停下来，在初秋的新鲜空气中抽烟。
“在挑次品吗？”
男孩听不懂这技术用语。
“叔叔，给个戈比吧，”他说，“要不别把烟抽完！”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掏出五戈比。
“没准你是个小偷加无赖吧。”他说这话并无恶意，但抵消了施舍的好意，为的是自己不至于内疚。
“不，我不是小偷，我是要饭的，”男孩说着把口袋里的面包皮压实，“我有父亲母亲，不过他们逃荒去了。”
“那你这一大包吃的给谁啊？”
“打算回家看看。要是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家了——那他们吃什么？”
“你是哪家的？”
“父亲家的，我不是孤儿。说实话，大家都是小偷，可我挨了父亲一顿揍。”
“那你父亲是哪家的？”
“父亲也是我妈生的——从肚皮里出来的。往肚皮上使劲一压，孩子就像从无底洞里一个个生出来了。你就出去替他们要饭吧！”
孩子对父亲满肚子的怨气。五戈比的硬币他早就藏到挂在脖子上的钱包里了；钱包里还有不少硬币。
“累坏了吧？”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问。
“是的，累坏了。”孩子说，“难道一下子能从你们这些鬼家伙手上讨到东西？不停地走啊走啊，走得都想吃东西了！给了五戈比，没准自己都舍不得！换了我肯定什么也不给。”
小男孩从一堆变质的面包中拿了一块发霉的：显然，他把好的面包拿回家给父母，自己吃坏的。这一下子博得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好感。
“你父亲没准喜欢你吧？”
“他什么也不喜欢——他老躺着。我更喜欢母亲，她身体里往外流血。她生病的时候我给她洗衬衫。”
“你父亲是谁？”
“普罗什卡，叔叔。我不是本地的……”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那棵长在废弃农舍的烟囱里的向日葵，以及村子里满街的野草。
“这么说来你父亲是普罗什卡·德瓦诺夫，狗崽子！”
男孩从嘴里取出尚未嚼烂的发霉面包，但没有扔掉，放到口袋上：待会儿再吃。
“你是扎哈尔叔叔吧？”
“我就是。”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坐下。他现在感受到了时间，普罗什卡离开母亲到陌生的城市就是时间。他发现，时间——这就是痛苦的运动，也是一种可以感知的对象，如同任何物质，哪怕是无法加工的原料。
一个过路小伙子，模样像被修道院开除的见习修士，没有继续往前走，反而坐下来盯着谈话的一老一少。他的嘴唇红红的，保留着婴儿时代的那种可爱的饱满，眼睛很温顺，但毫无智慧。平常的人，不断遭受灾难却始终能够巧妙应对的人，不会有这样的脸。
普罗什卡被过路人激怒了——尤其是他那嘴唇。
“你干吗噘着嘴？想吻我的手吗？”
见习修士站起身，朝着原来的方向走去，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里。
普罗什卡马上觉察到了，看着见习修士远去的背影，说：
“走了，可上哪儿——他自己也不知道。你叫他回来，他就往回走：这帮吃闲饭的鬼东西！”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在早熟的普罗什卡面前感到一丝惭愧，他自己很晚才学会看人，一直认为别人比自己聪明。
“普罗什卡？”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问，“那个小男孩，那个渔民的孤儿上哪儿去了？是你母亲把他领养了。”
“是萨沙吗？”普罗什卡猜想是他，“他早跑了，赶在村里所有人前面跑了！这鬼东西太坏了——搅得全家不得安生！偷走家里最后一卷面包，连夜逃走了。我去追他，追啊追啊，后来我就说：随他去吧——我就回家了……”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信了，沉思着问：
“你父亲在哪儿？”
“父亲出去打工了。他吩咐我养活全家。我到处去讨饭，讨到了回家一看，母亲不见了，弟弟妹妹也不见了。村子里都没人了，屋子里都长了牛蒡……”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给了他半个卢布，让他下次来城里再找他。
“你最好把帽子给我！”普罗什卡说，“你反正都不在乎。我没帽子脑袋会淋雨，会感冒的。”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把帽子给了他，取下了帽子上的铁质路徽，这徽章他觉得比帽子还宝贵。
一列长途列车驶过。普罗什卡赶紧站起来打算离开，他怕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反悔，把钱和帽子要回去。帽子戴在普罗什卡头发蓬乱的脑袋上刚巧合适，可是普罗什卡只是试了一下就摘下来，放进装面包的口袋里。
“好了，你走吧，上帝保佑你，再见！”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说。
“你说得倒轻巧，因为你总带着面包，”普罗什卡责怪道，“可我们家连面包也没有。”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身边没有钱了。
“前几天我在城里遇见了萨沙，”普罗什卡说，“这笨蛋快咽气了：谁也不给他，连讨饭也不会。我给了他一份，自己没舍得吃。是你让我妈把他领回来的——现在你该替萨沙付钱！”普罗什卡最后说，语气严肃。
“你想办法把萨沙带到我这儿。”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回答说。
“那你会给我什么？”
“有报酬的——给你一个卢布。”
“行，”普罗什卡说，“我一定把他给你带来。只是你别惯着他，他会骗你的。”
普罗什卡走了，但他走的不是通往自己村子那条路。看样子他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谋生计划。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看着他渐渐走远，不知为什么，他开始怀疑机器和产品是否比人更珍贵。
普罗什卡走得越来越远，在宁静辽阔的大自然环抱下，他那瘦小的身躯显得越来越可怜。普罗什卡是用双脚走铁路——而其他人则是坐火车走铁路；铁路与他无关，也不会帮助他。他看着一座座桥、长长的铁轨和一辆辆机车都无动于衷，就像看着铁路边上的树木、风和砂土一样。在普罗什卡眼里，任何人造的设备无非是他人坟地上的一道景观。借助自己活跃的判断能力，普罗什卡的日子过得多少有点紧张。他会突然地，几乎是无意识地蹦出一句话，连他自己都会对这些机智的、超出自己小小年纪的话感到惊讶——由此可见，他未必充分感受到了自己的聪明。
普罗什卡消失在铁路线的转弯处——独自一人，瘦瘦小小的，缺乏任何保护。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想叫他回来，让他一直住在自己家里，但他走得已经很远，追不上了。
早晨，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不像平时那样赶着去上班。晚上，他开始发愁，很快就躺下睡觉。螺栓、阀门、旧的压力计这些始终放在桌子上的东西无法驱散他的愁绪——他看着它们，不再感到自己和它们是一伙的。他的体内痒痒的，好像心脏在吱嘎作响，心跳也很反常。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怎么也忘不了瘦小的普罗什卡沿着铁路线一步步朝前走的身影，远处是茫茫的、已经崩塌的大自然。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在思考，但没有明确的想法，也不使用复杂的语言——仅仅凭着炽烈而敏锐的感觉，这就够折磨人了。他看到普罗什卡可怜的模样，可普罗什卡不知道自己处境悲惨；他看到铁路在运行，可是这铁路跟普罗什卡，跟他很有心计的生活没有关系；他怎么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无缘无故地为自己的烦恼而伤心。
第二天——遇见普罗什卡的第三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没有径直走进机车库。他在入口处的亭子里取下工牌，然后又把它挂了回去。整整一个白天他一直待在山沟里，在太阳底下，在初秋晴和的蛛网下。他听到机车的汽笛声和飞速前进的隆隆声，但是他没有出来看，不再对机车怀有敬重的感情。
打鱼的死在穆捷沃湖，种地的死在森林里，空荡荡的村子里长满了荒草，可是教堂看门人的那只钟依然在走，火车依然在按时刻表运行——面对钟表和火车的准确运行，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感到既苦恼又惭愧。
“普罗什卡到我这年龄会干出些什么名堂？”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在思考自己的处境，“他要搞破坏，狗崽子！……萨沙在他手里只能出去讨饭。”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原来平静充实地生活在一层温暖的雾中间，如今这雾被一阵清风吹散了，展现在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面前的是一种孤独无助的生活，人们赤裸着，不再迷信机器的威力，不再欺骗自己。
工长渐渐不再赏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我原来真以为你是老把式的传人，结果你也不咋地——只配干粗活，女人生的次货！”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心烦意乱，真的连干活都不能专心致志了。如果仅仅为了几个工钱，那么即使要钉个钉子你也敲不到点子上。工长比谁都明白——他相信，一旦工人失去了对机器的迷恋，劳动从一种不计报酬的无意识本能变成了赚钱的行当，那么世界末日就来临了，甚至比世界末日还糟糕——最后一位工匠死了之后，那些最坏的坏蛋就会出来吞噬太阳的植物，破坏工匠的作品。
*
那好奇的渔民的儿子性格非常温和，以为生活中的一切都理应如此。如果人家拒绝给他施舍，那么他相信所有人都不比他富有。他之所以没有饿死，是因为一名年轻钳工的妻子病了，丈夫上班后就没人照看。他妻子害怕一个人留在家里，感到非常寂寞。钳工喜欢这个蓬头垢面、一脸倦容、到处乞讨却又对施舍完全不在意的小男孩身上的那种魅力。他安排小男孩坐在病人身边陪伴她，小男孩也觉得她比任何人都亲切。
萨沙整天坐在病人脚旁边的凳子上，他觉得这女人就跟父亲给他说的母亲一样漂亮。他在那儿凭着一颗童心忘我地帮助病人，在这之前谁也没有把他当孩子看待。女人喜欢上了这孩子，一本正经地叫他亚历山大，她不习惯当太太。不久，她病好了，她丈夫对萨沙说：
“给你，孩子，二十戈比，你走吧。”
萨沙收下这几个难得的钱，走到外面哭了起来。就在茅房边上，普罗什卡叉开双腿坐在一堆垃圾上，正用手翻捡底下的东西。现在他在收集骨头、破布和铁皮，他在抽烟，翻捡垃圾扬起的灰尘落在他脸上，使他见老了许多。
“你又哭了，讨厌鬼？”普罗什卡问，没有停下手中的活，“你过来帮我扒拉扒拉，我喝茶去：刚才吃得太咸了。”
普罗什卡没有去小饭店，而是去找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正在看书，他识字不多，出声念道：“维克多伯爵把手放在忠诚而勇敢的心上，表白说，‘我爱你，亲爱的……’”
普罗什卡以为是童话故事，听了一会儿就感到失望了，赶紧说：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给我一个卢布，我马上把孤儿萨沙给你带来！”
“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十分惊讶。他转过悲伤的老脸，要是妻子还活着，肯定还喜欢这张脸。
普罗什卡再次报出找到萨沙的价钱，于是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给了他一个卢布，现在他乐意见到萨沙。细木工
离家去了枕木防腐工厂，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留下两个空房间。最近一段时间，与木匠的几个儿子住一起尽管不太平，但也很有趣。几个男孩都长大了，他们的力气不知道往哪儿使，好几次故意点燃自家的房子，幸好及时扑灭，没有全部烧毁。父亲冲他们发火，可他们对他说：老爷子，你干吗怕火呀——烧了就不会腐烂了，你这老东西也该烧——进了棺材就不会腐烂，也永远不会发臭！
就在木匠出门之前，他的几个儿子掀翻了茅房，砍下了看家狗的尾巴。
普罗什卡没有立即去找萨沙：他先买了包“小同乡”牌香烟，跟店铺里几个女人闲聊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了垃圾堆。
“萨沙，”他说，“我们走吧，我带你去，往后你就别再缠着我了！”
最近几年，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衰老得厉害。为了不至于孤零零地死去，他找了个不快活的女友——妻子达里娅·斯捷潘诺夫娜。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彻底轻松过：上班忙工作，在家听老婆唠叨。确实，这种双班倒的忙碌是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不幸，但是假如这忙碌消失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可能成了流浪汉。机器和产品不再使他感到浓烈的兴趣：第一，无论他怎么努力干活，人们的生活依旧贫困而悲惨；第二，世界被某种冷漠的幻想笼罩着——也许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实在太累了，真的预感到自己会无声无息地死去。许多工匠到了晚年都会出现这种状况：跟那些坚硬的物体打了数十年交道，他们渐渐明白，晚境凄凉是不可避免的普遍命运。他们眼看着一台台机车退出运行，在风吹日晒中一年年锈蚀腐烂，最后变成一堆废铁。每到星期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到河里捕鱼，他在寻找最终的答案。
萨沙成了他在家里的安慰。但是，整天抱怨的妻子不让他有片刻的安宁。也许，这反而对他有好处：假如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能够把心思全用到那些吸引他的物件上，他肯定会哭的。
这种平淡无味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有时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躺在床上观察萨沙，发现他在看书，便问：
“萨沙，你不会分心吗？”
“不会。”萨沙回答，他对养父的脾气习惯了。
“你是怎么想的，”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继续提出自己的疑问，“是不是人人都得活着？”
“都得活着。”萨沙回答，他多少能理解父亲的烦恼。
“你有没有在哪本书里读到过：为什么活着？”
“我看到过，说是越往后生活会越好。”
“就是么！”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表示相信，“书上真是这么写的吗？”
“就是这么写的。”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叹了口气：
“什么都有可能。不是人人都能知道的。”
为了学会钳工的本领，萨沙在机务段已经当了一年的学徒。他对机器和手艺有兴趣，但不像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那么迷恋。他的兴趣不是那种非要揭示机器秘密不可的好奇心。他对机器感兴趣，如同对别的能行动、有生命的东西感兴趣是一样的。与其说他想了解机器，不如说他是想感受它们，体验它们的生命。因此，下班回家的路上，萨沙想象自己是一台机车，模仿机车行进中的各种声音。睡觉的时候，他会想到村子里的母鸡早就睡了，这种与母鸡或机车相通的意识给了他乐趣。萨沙不可能单独做什么事情：他总要寻找与自己行为类似的东西，然后再采取行动，并非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是出于对某人某物的同情。
“咱们都是一样的。”萨沙经常告诉自己。看到旧的篱笆，他心里会这样想：你就这样站着吧！——他自己也会无缘无故地在某处站着。秋天的夜晚，护窗板被风吹得发出凄凉的吱嘎声，萨沙坐在家里感到寂寞，他听着护窗板的声响，内心会有这样的感觉：它们也很寂寞！这么一想，他也就不再寂寞了。
萨沙讨厌去上班的时候，他就用昼夜不息的风来安慰自己。
“我跟它一样，”他看着风说，“我只是白天干活，风晚上也要干活——它比我还累。”
火车来来往往，非常繁忙——战争开始了。工匠们对战争相当冷漠——他们不用上前线去打仗，对他们来说，战争如同机车一样，跟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他们进行修理，加水加煤加油，但运送的是陌生的悠闲的乘客。
萨沙一成不变地感受到日出日落，四季更迭，火车昼夜奔驰。他已经忘记了打鱼为生的父亲，忘记了那个村庄，忘记了普罗什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面对种种重大的变故和事物，这些变故和事物他自己必须反复体验，并且融入自己的内心。萨沙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的坚强的个体——他把任何一样东西都想象成一种感觉，这就把他对自己的认识从他身上剔除了。他的生命历程很纠结也很深奥，仿佛处在母亲的温暖而拥挤的梦中。控制他的是外界的景象，就像旅行者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尽管已经十六岁，他依然没有自己的目标，但是他内心又毫无抗拒地同情任何一种生命——院子里各种瘦弱枯萎的小草和偶然路过、为了让人听见并给予同情而不停咳嗽的夜行人。萨沙听到夜行人的咳嗽声就感到可怜。他浑身充满了神秘的兴奋感，就像成年男人碰到女人一见钟情。他看着窗外的路人，尽量设想他的身世际遇。夜行人慢慢消失在茫茫黑暗中，一路上把人行道上的小石子踩得沙沙响，而他比那些小石子更加默默无闻。远处几条狗的吠声恐怖而沉闷，天空中往往会有疲惫的星星掉下来。说不定就在此刻，在茫茫夜色中，在凉爽、平坦的田野中间，那些居无定所的人正在赶路，如同萨沙一样，他们内心十分平静，陨落的星星演化成他们个人生命的一种情绪。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从不打搅萨沙——他爱萨沙，怀着老年人的全部忠诚，怀着种种无意识的朦胧的希望。他经常让萨沙给他朗读有关战争的书刊，他自己在灯下无法辨认字母。
萨沙给他读战况、焚毁的城市和大量消耗的金属、人员和财产。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默默地听着，最后说：
“我这把年纪一直在琢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难道真的那么危险，中间非得有个政权吗？你瞧，有了政权就会发生战争……我在想，战争就是政权故意制造的：一般人不可能……”
萨沙问，那该怎么办呢？
“是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不由得激动起来，“要想别的办法。刚开始吵架的时候，真该派我去跟德国人谈，我可以一下子谈妥，价格总比战争便宜。真该派最聪明的人去谈判！”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难以想象，哪有无法倾心交谈的人。可是上面——沙皇和他的下属——几乎都是傻瓜。这么说来，战争——这是随随便便、故意制造出来的。想到这里，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走进了死胡同：是否可以跟故意杀人的人倾心交谈？或者首先应该剥夺他手中害人的武器、财产和尊严？
萨沙第一次看到死人是在自己的机务段。下班前的最后一刻——都快响汽笛了，萨沙正在旋紧气缸的密封件，这时候两名司机抬着脸色煞白的工长进了机库。工长的脑袋流着浓稠的血，滴滴答答落在油腻的地上。工长被抬到办公室，再从那里打电话给医院急诊室。萨沙感到奇怪的是，工长的血是那么鲜红那么年轻，而工长本人则满头白发，老态毕现：他内里似乎还是个婴儿。
“鬼东西！”工长说话很清楚，“给我脑袋抹汽油，至少可以止血！”
一名锅炉工提来一桶汽油，把抹布浸到油桶里，取出后涂在工长血肿的脑袋上。脑袋成了黑色，冒出的热气人人都能看见。
“就这样，就这样！”工长鼓励说，“我觉得好些了。你们以为我要死了？高兴得太早了，畜生……”
工长渐渐没有了力气，进入昏迷状态。萨沙仔细观察他脑袋上的几处凹陷，以及深嵌其中、已经死亡的头发。没有人还记工长的仇，尽管他至今觉得螺栓比人更宝贵更妥当。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就在现场，他强迫自己睁着眼，免得当着众人的面啪嗒啪嗒掉眼泪。他再一次看到，一个人无论怎么凶恶，怎么聪明和勇敢，到头来都变得十分可悲可怜，最后衰竭而亡。
工长突然睁开眼睛，敏锐地看着下属和同事的脸。他的目光中还闪烁着明亮的生命之光，可是他已经在迷雾般的紧张中挣扎，发白的眼皮渐渐陷入眉毛下的眼窝。
“你们哭什么？”工长问，口气中还留着往日愤怒的余音。谁也没有哭——唯独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圆睁的双眼不由自主流出脏兮兮的眼泪，顺着双颊往下滚落。“干吗站在这里哭啊，下班的汽笛还没响！”
工长闭上眼睛，让眼睛处于温柔的黑暗中；任何的死亡他都没有感觉到——他体内依然暖暖的，只是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现在好像沐浴在敞开的五脏六腑的滚烫的液体中。这种情况他已经遇到过，那是在很久以前，至于在哪里——记不起来了。工长再次张开眼睛的时候，看到大家仿佛处在波涛起伏的水里。有人紧挨在他身边，那人好像没有脚，还用一只脏兮兮的、关节变形、伤痕累累的手遮住自己委屈的脸。
工长冲那人光火了，还训斥他，因为头顶上的水开始发黑：
“还哭呢，盖拉西姆这畜生又把锅炉烧坏了……你哭什么？快找人赶紧处理……”
工长想起了自己是在哪里见过这种平静而热烈的黑暗——是在母亲严实的肚子里，于是想穿过排列整齐的骨头重新钻回去，但怎么也挤不进去，因为他的个子太大，年纪太老……
“快找人赶紧处理……畜生，螺帽也拧不好，赶紧找人……”
这时候工长吸了一口气，不停地咂嘴。看来，他在某个狭窄的地方憋得喘不过气来，两个肩膀不停地扭动，尽量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我往管子里边塞，”他蠕动孩子般肿胀的嘴唇，轻声说，“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把3.125叫来——让他给我旋紧螺丝……”
担架抬来已经晚了。没有必要送工长到医院急诊室。
“把人抬回家吧。”工匠们告诉医生。
“绝对不行，”医生回答，“我们要给他写证明。”
证明上写道，高级工长受到致命伤害——冷机车由五沙绳
热钢缆牵引进入机车库，岔道转弯时钢缆碰到路灯杆，路灯杆倒下来砸在牵引机车煤水车上观察的工长脑袋上。事故的原因是工长本人不小心，此外铁路运行部门未能遵守规章制度也负有责任。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拉着萨沙的手，走出机车库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妻子说面包很难买到，牛肉哪儿也没有。
“那就等死吧，就这么回事。”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没有一点儿同情。对他来说，所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都不重要了。
对萨沙来说，这是他生命的早期，每一天都有难以名状的、将来也不会重复出现的魅力。工长的形象已经消失在忘川中，而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再也没有那种能够自愈的生命力：他太老了，这岁数对死亡来说就显得格外脆弱和直露，跟童年一样。
后来几年，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已经心如死水。每到晚上，看着萨沙看书，他的内心才会升起一股怜悯之情。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真想告诉萨沙：你就别迷那些书了——假如书上真有什么严肃的内容，人们早就互相拥抱了。但是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什么也不说，尽管他内心经常涌动着某种类似快乐的淳朴感情，但理智妨碍他表达。他向往着某种抽象的能抚慰人心的生活，那里湖水平静如镜，友谊替代了所有话语和美妙的人生意义。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迷失在自己的猜测中：他一辈子都被机器、产品之类偶然的兴趣所吸引，直到如今才恍然大悟——当初母亲给他喂奶的时候，就应该凑在他耳边悄悄告诉他某种像乳汁那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如今他连乳汁的味道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母亲什么也没告诉他，而他自己则无法明白这世界是怎么回事。因此，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逆来顺受，不指望会有什么普遍的根本的改善：无论制造多少火车，普罗什卡、萨沙连他自己，都不会去乘坐的。坐火车的是那些与他们无关的人，或者是那些当兵的军人，而军人坐火车是强迫的。机器本身也是没有自由意志、只会顺从的东西。如今对机器，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也是可怜多于喜爱，甚至在机车库里跟机车进行面对面的谈话：
“你要出发了？行，那就走吧！瞧你，摇杆都磨损了——坐车的这帮混蛋肯定都是胖子。”
机车沉默着，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能听到它在说话。
“炉条都肿了——煤的质量不好，”机车伤心地说，“爬坡很吃力。好多女人乘车上前线看望丈夫，每人带三普特油炸饼。以前只挂一节邮车，现在要挂两节——人们分居两地，只能靠写信联系。”
“是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沉思道，人们把沉重的离别一股脑儿塞进火车使它不堪负担，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帮助机车，“你别过分使劲——悠着点儿。”
“不行啊，”机车回答，语气中充满了理智的无奈，“我从高高的路堤上看到许多村子：那里的人都在哭泣——在等待来信和负伤的亲人。你帮我看一下密封箱——拧得太紧，活塞杆要烧坏的。”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走过去松开密封螺栓。
“真的旋死了，这帮畜生，哪有这样干活的！”
“你在瞎捣鼓什么呀？”当值技术员走出办公室问，“是人家求你干的吗？你说——是还是不是？”
“不是，”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心平气和地说，“我觉得拧得太紧了……”
技术员没有生气。
“既然只是你的感觉，那就别碰。不管拧紧拧松，反正一走就发烫。”
后来，机车悄悄对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嘟哝说：
“问题不在松紧——中间的那活塞杆磨损了，所以车一走密封箱就发烫。难道我自己想这样干吗？”
“我发现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叹了口气，“我只是个擦拭工，你自己也知道，人家信不过我。”
“就是这么回事！”机车浑重的声音表示同情，说完就沉浸在自己已经冷却的力量的黑暗中。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附和说。
萨沙开始上夜校，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心里非常高兴。他一辈子都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没有任何人赶在他自己的感觉之前向他提示过什么，而萨沙呢，从书本上学习他人的智慧。
“我是瞎琢磨，可他能看书——就这么回事！”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不禁羡慕起来。
萨沙看了会儿书，就开始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妻子有了灯光睡不着。
“老是写，”她抱怨说，“干吗写呢？”
“你睡吧，”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说，“闭上眼睛睡吧！”
他妻子闭上眼睛，可透过眼缝她还是看到在白白浪费煤油。她说得没错——在亚历山大·德瓦诺夫的青年时代，灯确实是白点了，灯光照亮了激荡心灵的书本，但他后来终究没有遵照书本行动。不论他读过多少书，想过多少问题，他内心始终保留着一块空地——难以描写、无法言说的世界就像一阵令人惶恐的风，在这空地上掠过。十七岁的德瓦诺夫暂时还没有保护心脏的铠甲——无论是对上帝的信仰，还是别的成熟的理论，他都缺乏。他无法给展示在他面前的难以名状的生活取个别样的名字。但是，他不想让世界继续无名下去，他只是期待着能听到自己取的名字去替换那些故意杜撰的名称。
有一天夜里，他像平时一样坐在那儿犯愁。他那尚未被信仰遮蔽的心脏正在苦恼，希望得到安慰。德瓦诺夫低下头，设想自己体内有个空的地方，生命不间断地天天走进去，然后又退出来，既不在里面耽搁，也没有变得强大，平稳得如同遥远的嗡嗡声，根本无法分辨其中的歌词。
萨沙感到身上发冷，仿佛真有一股风吹向他背后的无边黑暗，而在前面起风的地方，有某种透明、轻盈、巨大的东西——群山般流动的空气，他需要把这空气变成自己的呼吸和心跳。这预感早就憋在他的胸中，体内的空洞渐渐扩大，准备占领未来的生命。
“这就是——我！”亚历山大大声说。
“你是谁？”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问，他没睡。
萨沙顿时没有了声音，他突然羞愧得无地自容，刚才为自己的发现而兴奋的心情一下子消失得不见影踪。他原来以为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不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在听他说话。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发现了他的窘态，便不动声色地自问自答：
“你在念书，没别的……还是躺下睡觉吧，时候不早了……”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打了个哈欠，平静地说：
“别折磨自己了，萨沙，你身体本来就弱……”
“这孩子将来也会出于好奇而淹死，”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在被窝里喃喃自语，“我将来死在床上。一回事。”
夜还在静悄悄地继续——从前室传来站里挂钩工的咳嗽声。二月份快结束了，沟边路基上的雪已经融化，去年的枯枝败叶都露出来了。萨沙观察它们，仿佛在观察上帝创造世界。他同情眼前出现的枯枝败叶，仔细打量它们，他对自己都没有这样全神贯注地观察过。
他对别人的遥远的生命可以感同身受，可是想象自己就难了。对自己他只是凭思考，而对旁人是凭感觉，而且敏锐得如同亲身感受，也没有发现谁有什么不同。
有一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跟萨沙说了很多话，就像跟同事聊天一样。
“昨天一台ЩЕ型机车的锅炉爆炸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说。
这消息萨沙此前已经知道了。
“这是个教训。”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感到伤心，除了这起事故还有别的原因，“机车刚出厂，可铆钉全完蛋了……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身体跟脑袋打架……”
萨沙不明白身体与脑袋的区别，就没有吱声。按照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说法，脑袋——这是一种微弱的判断能力，而机器是靠人的心揣摩出来的。
有时候从车站传来专用列车的隆隆声。喝茶的人们情绪激昂，说话的腔调也很怪，像外国人。
“来回折腾！”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侧耳细听，“准会闹出乱子的。”
他老了，迷茫了一辈子，彻底绝望了，因此对革命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革命总比打仗容易，”他向萨沙解释，“人们不会去做难的事情：眼下有点不对劲儿……”
如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不会上当受骗了，为了不犯错误，他否定革命。
他告诉所有的工友，现在掌权的又是些聪明绝顶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
十月份之前，他一直在看笑话，他第一次感到了当聪明人的乐趣。但是，十月的一天夜里，他听到城里响起枪声。他一整夜都待在院子里，抽烟才回里屋。整整一夜，他不停地开门关门，闹得妻子没法睡觉。
“给我消停点，你这疯子！”老伴一个人在床上埋怨，“进进出出闹腾啥啊！……眼下怎么办哪——要面包没面包，要衣裳没衣裳！……他们打枪的手都给我烂掉——他们肯定没了母亲，缺少调教！”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站在院子中央，手里的卷烟随着远处的枪声时明时灭。
“难道真是这样吗？”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问自己，进屋又点燃一支卷烟。
“躺下睡吧，老不死的！”妻子说。
“萨沙，你没睡吧？”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焦躁不安，“那里夺权的都是些笨蛋，没准生活会变聪明些。”
早晨，萨沙和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出发到城里去。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在寻找一个最严肃的政党，以便立即加入进去。所有的政党都在一幢公家的大楼里，每一个政党都认为自己最好。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凭着自己的眼光检查一个个政党——他要找一个纲领不模糊、表达清晰准确的政党。没有一个政党能确切告诉他，世界大同哪一天来临。有的说，幸福是个复杂的玩意儿，人的目的不在于幸福，而在于历史规律。还有的说，幸福就是不停的无休无止的斗争。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惊讶不无道理，“就是说，你干活不拿工资。这不是政党，而是剥削。咱们走吧，萨沙，离开这地方。信教还有东正教的胜利呢……”
下面一个政党告诉他们，人是极其高尚而又十分贪婪的生物，让他享受幸福，你想都别想——那是世界末日。
“我们要的就是世界末日！”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说。
走廊尽头那扇门里的是最后一个，也是名称最长的政党。只有一个神色忧郁的人坐在那儿，其余的人都出去发号施令了。
“你有什么事？”他问扎哈尔·巴甫洛维奇。
“我们俩想一起报名。世界末日快到了吗？”
“你说的是社会主义吗？”那人不明白，“一年之后。今天我们只是创立阶段。”
“那就给我们写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喜出望外。
那人给了他们一人一叠小册子，一人半张印刷纸。
“纲领，章程，决议，表格，”他说，“请填写，每人还需两位担保人。”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感到受骗了，心里凉了半截。
“口头不行吗？”
“不行。我没法凭记忆登记，党会忘记你们的。”
“我们会经常来报到的。”
“不可能：我怎么给你们发党证？很明显——根据登记表，如果大会批准你们的话。”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发现：此人说话清楚、干脆、公正，毫无信任感——将来肯定是个聪明绝顶的掌权人，一年后就能把整个世界彻底建好，或者闹得鸡犬不宁，即使孩子的心脏也受不了。
“你就登记吧，萨沙，试试看。”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说，“我等一年再说。”
“我们不接受试验品。”那人拒绝，“要么完全彻底是我们的人，要么你们去敲别家的门。”
“那好，正儿八经加入吧。”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表示同意。
“那就不一样了。”那人没有反对。
萨沙坐下来填写登记表。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开始询问这位党人有关革命的事。对方顺便做了解答，他正在忙更加重要的事情。
“弹药厂的工人昨天开始罢工，军营里发生哗变。明白了吗？莫斯科的工人和贫农掌权已经两个星期了。”
“真的吗？”
党人接电话。“不行，我走不开。”他对着话筒说，“群众代表不断地来这儿，总得有人向他们介绍情况啊！”
“你说什么来着？”他想起了刚才的谈话，“党派了代表去安排运动，夜里我们占领了市里几个核心地段。”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什么也没听明白。
“那是士兵和工人起来造反，关你们什么事？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干就是了！”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都生气了。
“听我说，工人同志，”党人心平气和地说，“要是这样想问题，那今天我们这儿的资产阶级早就站稳了脚跟，手里拿着枪，也就没有苏维埃政权了。”
“说不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思忖着，究竟是什么办法——他自己都说不清。
“莫斯科没有贫农。”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表示怀疑。
忧愁的党人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想到群众太愚昧无知，今后党对这些愚昧的群众得花多少心思啊。他预先感到了疲倦，没有搭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可是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不停地提出各种直截了当的问题。他感兴趣的是，谁是城里的头号首长，工人对他是不是十分了解。
面对这样直截了当的监督，忧愁的人变得快活了。他拨通了电话。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怀着被遗忘的热情，仔细观察电话机。“这玩意儿被我忽略了，”他想起了自己制造的那些东西，“我出娘胎以来就没做过。”
“请佩列科罗夫同志听电话。”党人对着电话说，“佩列科罗夫同志吗？是这么一回事。应该尽快安排好报纸的新闻。最好多出些普及性的宣传品……是的。你是谁啊？红军战士？那就请你放下电话——你什么都不懂……”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又生气了。
“我问你是因为我在担心，可你用报纸来糊弄我……不，朋友，政权就是国家，就是大官和国王。——我来来回回想了好多遍了……”
“那怎么办呢？”对方为难了。
“让财产贬值，”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开门见山地说，“人呢，就别去管——情况肯定会好转，真的，千真万确！”
“这是无政府主义！”
“这哪里是无政府主义——这纯粹是个人独立的生活！”
党人摇了摇蓬乱、无眠的脑袋。
“这是你身上的小私有者在说话。再过半年左右，你自己会看到，你在原则问题上迷失了方向。”
“咱们走着瞧。”扎哈尔·巴甫洛维奇说，“如果你们做不到，我们可以再给你们增加时间。”
萨沙填好了表格。
“难道是这样吗？”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家的路上问，“难道真是这样吗？看样子，真是这样。”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年纪大了，容易发火。现在他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枪把子应该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他希望有一把卡尺可以检查布尔什维克。直到最近一年，他才知道自己这一生失去了什么。他丧失了一切——他头顶上的辽阔天空并没有因为他的活动而发生丝毫改变，他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无法证明自己日益衰老的身体中曾经焕发出重要的光辉灿烂的活力。他自己把自己带到了与生活永远分离的地步，没有在生活中掌握最必需的东西。如今，他伤心地看着篱笆、树木和所有的陌生人，五十年来他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欢乐和保护，还将与他们告别。
“萨沙，”他说，“你是孤儿，你这条命是捡来的。你别不舍得，你要认准生活的主要目标。”
亚历山大没有说话，他尊重养父隐藏在内心的痛苦。
“你还记得费季卡·别斯巴洛夫吗？”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继续说道，“我们那儿的一名钳工，现在他死了。那时候经常派他去量尺寸，他一出门就用手指按住那玩意儿，然后摊开双手大摇大摆往前走，手还没有碰到，他那玩意儿已经从一尺变成了一丈。‘你干什么，狗崽子？’大家骂他。他回答：‘我要大的——反正不会为了这事把我开除的。’”
直到第二天，亚历山大才明白父亲想说什么。
“尽管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受苦受难，”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告诫说，“但是你要看看清楚。你要记住——你父亲是淹死的，母亲不知道是谁，千百万人活得没有灵魂。——这是大事……布尔什维克的心应该是空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火气越来越大，话越说越厉害。
“不然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扔进炉膛，变成一股烟随风飘走！变成炉渣，而炉渣是要用火钩撒到路边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由兴奋到感动，最后心神不宁地到厨房抽烟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怯生生地拥抱了自己的养子。
“萨沙，你别生我的气！我也是没爹没娘的孤儿，没有人可怜咱爷俩。”
亚历山大没有生气。他体会了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心灵的贫困，但是他相信，革命——就是世界的末日。在未来的世界上，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担忧会立即消除，打鱼为生的父亲会找到自沉湖底的目的。在自己清晰的感觉中，亚历山大已经拥有了一个新世界，但这个新的世界可以创造，却难以描述。
过了半年，亚历山大进了刚开办的铁路培训班，后来又转到综合中等技术学校。
每天晚上，他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朗读各种技术教科书，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则尽情享受那些他不明白的科学声音，欣赏自己的儿子能懂得那些声音。
不久，亚历山大的学业中断了，而且中断了很长时间。党派他到内战的前线——草原上的小城诺沃霍皮奥斯克去出差。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和萨沙在车站上整整坐了一天一夜等待顺路的专用列车，为稳定情绪他抽了三磅马哈烟。他们已经什么都谈了，除了爱情。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用羞涩的口气和警示式的语言谈到了爱情：
“萨沙，你已经是成年的孩子了——什么都知道……主要是，别特意去做这事——这东西最诱惑人：平白无故的什么事也没有，可是你好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心里老想着……每个人的下身全给帝国主义占了……”
亚历山大不可能感觉到帝国主义就在自己的体内。他想象这是某种特殊而奇怪的东西。
终于发了摘挂列车，亚历山大挤了进去。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从站台上请求他说：
“找时间给我写信。一两句话报个平安就行了……”
“我会详细写的。”萨沙回答。
车站的铃声已经响了五六遍，每一遍响三次，可列车还是出发不了。萨沙被陌生的人群挤进了车门里面，他再也没有露过脸。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累坏了，于是回家去。走了好久才到家，一路上忘了抽烟，还为这小事懊恼不已。一回家就坐到墙角萨沙一直坐的小桌子旁边，开始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读代数课本，他什么也看不懂，但慢慢给自己找到了安慰。
*
亚历山大·德瓦诺夫前往的诺沃霍皮奥斯克小城，曾被哥萨克占领，但教师涅赫沃拉伊科领导的一支队伍把他们撵走了。诺沃霍皮奥斯克周围全是旱地，唯独与一条河流相邻，可以进入城市的要冲地带布满了沼泽；哥萨克以为这里无法通行就放松了警惕。教师涅赫沃拉伊科为了不让自己队伍的马匹陷入沼泽，给它们都穿上了树皮鞋，并在一个荒僻的夜晚占领了城市，把哥萨克赶到了布满沼泽的山谷里。哥萨克在那里滞留了好些日子，因为他们的马匹都光着脚。
德瓦诺夫去了革命委员会，也跟那里的人交谈了一会儿。他们抱怨缺少给红军做内衣的布料，因此战士们身上长满了虱子，但大家决心战斗到底，直到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大地。
革委会主任原来是机务段的火车司机，他告诉德瓦诺夫：
“革命——就是冒险。即使搞不成——也要闹它个天翻地覆，留下黏土，让狗崽子们啃去吧。只怪咱工人运气不好！”
没有给德瓦诺夫分配什么特别的工作，只是对他说：跟我们一起生活吧，人多日子好过，然后再看看，你最想干什么。
德瓦诺夫的那些同龄人，正坐在集市广场的俱乐部里认真阅读革命书籍。他们周围挂着口号，窗外望出去是危险的旷野。看书的人和口号都不安全——草原上发射的子弹可以直接打中埋头看书的年轻党员的脑袋。
德瓦诺夫渐渐习惯了草原上打打杀杀的革命，开始喜欢这里的同志。这时候，省里来信命令他回去。亚历山大默默地徒步出城。火车站离城四俄里，至于怎么回省城，德瓦诺夫心中没数：听说铁路线被哥萨克占领了。
一支乐队正从火车站走向田野，边走边演奏哀乐——原来，那是人们抬着不幸牺牲的涅赫沃拉伊科已经僵硬的尸体为他送葬。涅赫沃拉伊科和他的部队在别斯基那个大村庄遭到富农的暗算，全军覆没。德瓦诺夫可怜起涅赫沃拉伊科：为他哭泣的不是父母，而只是哀乐。跟在后面的人们脸上毫无表情，他们自己都做好了准备：闹革命难免一死。
德瓦诺夫时不时回头望着城市，眼看着它在自己身后渐渐沉入山谷。德瓦诺夫不禁觉得孤零零的诺沃霍皮奥斯克十分可怜，仿佛他离开之后这城市会更加不安全。
在火车站，德瓦诺夫感到杂草丛生、被人遗忘的空间弥漫着恐慌和不安。如同所有人一样，他受到远方的吸引，仿佛远方的那些无形的东西都在思念他、召唤他。
十个或者更多的无名的陌生人席地而坐，盼望火车能把他们送到更好的地方。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革命的折磨，为了寻找面包和出路，耐心地在俄罗斯的草原上来回奔波。德瓦诺夫走出车站，发现第五股道上停着一列军车，于是向它走去。这列军车有八节装着车辆和大炮的平板车和两节客车车厢。列车车尾加挂了两节平板车——上面装着煤。
部队指挥员查看了德瓦诺夫的证件，放他进了客车车厢。
“同志，我们只到拉兹古里亚耶夫会让站！”指挥员告诉他，“再往前我们就不需要火车了：我们下了火车就要进入阵地。”
德瓦诺夫同意乘到拉兹古里亚耶夫会让站，从那儿到家就近多了。
红军炮兵几乎都在睡觉。他们在巴拉绍夫城郊区打了两个星期的仗，已经非常疲惫。两名战士睡醒了，坐到车窗旁边，为了排遣战争的苦闷，便小声哼唱起来。指挥员躺着看蒂克出版的《爱美隐士奇遇记》
。政治委员不在，去电报局了。这节车厢大概运送过许多红军战士，遥远的路途中他们感到苦闷孤独，在墙上椅子上写满了留言，使用的就是从前线给家乡写信的那种化学铅笔。德瓦诺夫读了这些留言不禁伤感不已——他在家里也曾经从头至尾通读过全年的新日历。
“我们的希望在海底的锚上，”这是一位漂泊异乡的无名军人的留言，还标明思考的地点和时间，“占科伊
，1918.9.18。”
天渐渐黑下来——列车没有鸣笛就出发了。德瓦诺夫在闷热的车厢里打起瞌睡，醒来已经是深夜时分。吵醒他的是闸瓦的吱嘎声以及某种连续不断的声音。车窗一瞬间被照得雪亮，一发低射的炮弹飞过来，一路上的空气也随之变热。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清晰地映照出庄稼和夜间宁静的田野。德瓦诺夫立即清醒过来，他一跃而起。
列车谨慎地停止前进。政委走出车厢，德瓦诺夫紧随其后。铁路线显然遭到了哥萨克的扫射——他们的大炮在不远处发出火光，但炮弹总是超越目标。
那天夜里天气凉爽，气氛却沉闷，两人走了好一阵才走到车头。机车的锅炉发出微弱的呼呼声，压力计上方亮着一盏小灯，犹如圣像前的油灯。
“怎么停下了？”政委问。
“我怕路上出事，政委同志：敌人往我们这儿打炮，我们又不能开灯——要翻车的！”司机从上面轻声回答。
“胡说，没看见他们都射偏了吗！”政委说，“快开车，不要有声音！”
“那好吧！”司机同意，“可我只有一名助手——忙不过来，请您派一名战士来看锅炉！”
德瓦诺夫领会了司机的意思，便爬上机车去帮忙。一颗榴霰弹在机车前面爆炸，照亮了整列火车。脸色发白的司机扳动调节杆，对德瓦诺夫和他的副手大喊：
“保持气压！”
亚历山大使劲往炉膛里塞劈柴。机车呼啸着飞速向前。前方是死一般的黑暗，也许，那里就有一条轨道被毁坏了。机车进入弯道就倾斜得厉害，德瓦诺夫以为要出轨了。机车经常突然断汽，可以听到飞驰的机车与空气摩擦形成一股哗哗的气流。经过一座座小桥的时候，机车下面发出隆隆的声响。机车上方的云不时闪出神秘的亮光，那是从打开的锅炉中窜出来的炉火的反射光。德瓦诺夫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他觉得奇怪的是，既然驶过了哥萨克的炮队，那司机为什么还把火车开得那么快呢。受了惊吓的司机不停地要求加大蒸汽压力，自己也过来帮忙喂锅炉，始终没有把调节杆从最边缘的最高档扳回来。
德瓦诺夫从机车探出身子察看外面的动静。草原上早已寂静无声，唯有奔驰的火车才打破了这片宁静。前方有朦胧的灯光迎面奔来：很可能是个车站。
“他开得那么快干吗？”德瓦诺夫问司机助手。
“我不知道。”对方愁眉苦脸地回答说。
“这样肯定会出事的！”德瓦诺夫说，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机车紧张得发抖，整个车身剧烈摇晃，竭力摆脱扼杀它的那股力量和始终不减的速度，寻找冲向边坡的机会。德瓦诺夫有时候觉得，似乎机车已经冲出了轨道，但是车厢尚未倾覆，他将死在软土上无声无息的一堆废墟中。于是，亚历山大捂着胸口使心脏免于恐惧。
火车驶过一个车站的道岔和交叉口的时候，德瓦诺夫看到车轮碾得辙叉火花四溅。
过了一会儿，机车再次淹没在前方道路的荒凉和黑暗中，继续一路狂奔而去。过弯道时，机车乘务员失去重心纷纷摔倒在地，后面的车厢在铁轨交叉处来不及跟上机车的节奏，只听得车轮发出刺耳的哐啷声。
助手显然厌烦了这工作，也开口对司机说：
“伊凡·巴甫洛维奇！快到施卡里诺了，我们停下吧——加水！”
司机听到了，可没有吱声。德瓦诺夫猜想他是累得忘了思考，便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水箱最下面的阀门。他想用这个办法降低水位并且迫使司机停止不必要的狂奔。但司机自己关闭了调速器，离开了窗口。他神情平静，伸手去掏烟卷。德瓦诺夫也放下心，关上了水箱阀门。司机笑了笑对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从马林会让站开始，白军的装甲列车一直跟着我们——我要摆脱它！”
德瓦诺夫不明白：
“那装甲列车现在怎么啦？为什么过了炮队还不减速，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到马林会让站啊？……”
“现在装甲列车落在后面了——速度可以放慢些。”司机说，“你爬到劈柴上看着后面！”
亚历山大爬到小山似的劈柴堆上。车速依然很快，风吹得德瓦诺夫全身发冷。后面漆黑一片，只有紧跟着的一节节车厢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您为什么急着往马林赶呢？”德瓦诺夫再次想问个究竟。
“炮队没有发现我们——但他们可以调整目标——必须离得越远越好！”司机解释道，但德瓦诺夫猜想他可能是吓坏了。
列车进入施卡里诺便停了下来。政委过来，听了司机的解释觉得奇怪。施卡里诺站空荡荡的，给机车加水的管子里慢慢流出剩下的最后一点水。一个当地人走过来，顶着夜间的风闷声闷气地通知说，波沃里诺站上有哥萨克骑兵侦察队——列车过不去。
“我们只到拉兹古里亚！”政委回答说。
“哦——哦！”那人说着朝黑洞洞的车站大厅走去。
亚历山大跟着他走进大厅。候车室里空无一人，阴惨惨的。在这幢经历内战的危险房子里，迎接他的完全是那种被遗弃、被忘却和苦闷已久的景象。刚才跟政委说话的那个孤独的陌生人，在角落里一张幸存的长椅上躺下，将一件单薄的衣服盖在身上。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流落到这里？——这些疑问引起了德瓦诺夫发自内心的强烈兴趣。不知多少次——无论是以前还是后来——他遇见过这种与他无关、按照自己个人的规则生活的陌生人，但是他内心从来没有想到要走过去问问他们——或者跟随他们，一起从生活的体系中消失。也许，当初德瓦诺夫最好走到施卡里诺车站里的这个人面前，挨着他躺下，早晨起来跟他一起消失在草原的空气中。
“司机是个胆小鬼，根本没有装甲列车这回事！”
德瓦诺夫后来告诉政委。
“随他去吧——不管怎么说，他总能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政委平静、疲惫地回答，说完就转身回自己的车厢，边走边伤心地自言自语，“唉，杜尼娅，我的杜尼娅，现在你怎么养活咱们的孩子呢？……”
亚历山大也走回车厢，他还想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这么受苦呢——有的人躺在空荡荡的车站上，有的人在思念妻子。
德瓦诺夫进了车厢就躺下睡觉，但是天不亮就醒了，他感到了危险的凉爽。
列车停在湿漉漉的草原上，红军战士在呼呼大睡，睡梦中还在自己身上搔痒——可以听到指甲抓挠粗糙皮肤发出惬意的唰唰声。政委也睡着了，他皱着眉头——很可能他睡觉前想起了撇下的家人，就这样满脸忧伤地沉入梦乡。没有消停的风吹得草原上的残草弯下了腰，昨天下的一场雨使荒地成了一片泥泞。指挥员躺在政委对面，也睡着了；他的小册子打开的那一页是描写拉斐尔的。德瓦诺夫看了看那一页：那里讲拉斐尔被在温暖的地中海沿岸繁衍生息、生活幸福的早期人类尊称为活着的上帝。但是德瓦诺夫无法想象那个时代：那儿微风吹拂，农民冒着炎热耕耘土地，母亲们在幼小的孩子身边死去。
政委睁开眼：
“怎么，我们是不是停下来了？”
“停下来了！”
“真见鬼了——一百里路走了一天一夜！”政委火冒三丈。德瓦诺夫又跟着他向机车走去。
机车被遗弃了，司机、助手全不见影踪。机车前面——相隔五丈远的地方——躺着几根胡乱拆毁的铁轨。
政委的脸色严肃了：
“他们自己溜了还是给打跑了——谁也搞不清！现在我们怎么走呢？”
“当然是自己溜了！”亚历山大说。
机车还是烫的，德瓦诺夫决定自己慢慢地把列车开走。政委同意了，还给了他两名红军战士帮忙，命令其余人把路修好。
大约三小时后，列车出发了。德瓦诺夫亲自照看一切——管锅炉，管水，管路况，他多少有点紧张。庞大的机车走得很稳，德瓦诺夫不是特别赶。渐渐地，他胆子大了，开始加快速度，但是遇到斜坡和弯道就严格刹车。他给两名帮忙的战士详细交代该怎么做。他们干得挺好，能保持需要的蒸汽压力。
前方是一个叫作扎瓦里什内的荒凉的会让站；厕所旁边坐着一个老头在吃面包，火车经过时他头也不抬；德瓦诺夫仔细察看各个道口，缓缓驶过会让站，然后加速继续前进。太阳透过迷雾露了出来，慢慢晒热潮湿寒冷的土地。偶尔有鸟儿从荒凉的草原上飞起来，很快又落下来觅食——寻找掉在地上的谷粒。
前面是一个很长很陡的下坡道。德瓦诺夫关闭了蒸汽，列车顺着惯性越走越快。
空旷的车道一览无余——下坡道的尽头是草原的低洼处，然后又是上坡道。德瓦诺夫放下心来，离开座位去看看助手怎么干活，再跟他们说说话。大约过了五分钟，他回到窗口向外瞭望。远方露出扬旗——大概这里就是拉兹古里亚耶夫会让站；他在扬旗后面看到了机车冒出的烟，他也不觉得奇怪——拉兹古里亚耶夫掌握在苏维埃手里；这情况早在诺沃霍皮奥斯克的时候就知道了。那里设立了一个司令部，与枢纽大站里斯基保持着正常的联络。
拉兹古里亚耶夫那边机车冒出的烟变成一团云，德瓦诺夫看到了机车的烟囱和车头。“大概是从里斯基过来的。”德瓦诺夫猜想。但是，那机车是朝着扬旗方向，也就是冲着诺沃霍皮奥斯克的这趟列车开过来。“它会马上停下，拐到另一股道上。”德瓦诺夫注视着那辆机车。但是，烟囱里迅速喷出来的一团团蒸汽表明那辆机车还在运行：它以全速迎面驶来。德瓦诺夫从窗口探出整个身子，睁大眼睛紧紧盯着。那机车已经过了扬旗——它拉着一列重载的货车或者军用列车沿着同一条轨道直接朝德瓦诺夫的机车迎面冲过来。德瓦诺夫现在走的是下坡道，那辆机车走的也是下坡道，这样必定会在草原的低洼处迎面相撞。德瓦诺夫知道情况危急，于是赶紧拉响警示汽笛；两名红军战士发现迎面撞过来的机车，吓得不知所措。
“我马上降速，你们赶紧跳下去！”德瓦诺夫说，反正他们俩帮不上忙了。西屋
失灵了——这情况昨天老司机还在的时候德瓦诺夫就知道了。只能倒车，回汽。迎面过来的列车也发现了来自诺沃霍皮奥斯克的列车，拉响了持续不断的警报汽笛。为了不让警报汽笛停下来，德瓦诺夫把汽笛环套在阀门上，然后把离合器调到后退档。
他双手冰凉，好不容易松开了咬得很紧的蜗杆轴。接着，德瓦诺夫放掉了所有蒸汽，浑身无力地靠在锅炉上。他没有看到两名红军战士是什么时候跳下去的，但为他们的离开而感到庆幸。
列车慢慢后退，全靠机车空转控制，蒸汽管道里已经注满了水。
德瓦诺夫打算离开机车，但想起刚才打开回汽阀的动作太猛，汽缸盖已经受损。汽缸在冒气——密封条坏了，但盖子还完整。迎面驶来的列车越来越近：车轮闸瓦由于剧烈摩擦冒着蓝色的烟，但是列车的重量太大，单靠机车无法压住速度。司机赶紧连按三次警报，请求乘务人员拉动手闸——德瓦诺夫明白对方的用意，像局外人似的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此刻，不慌不忙的思考帮了他——他害怕离开自己的机车，因为那样会被政委毙了，或者过后被开除出党。除此之外，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更不用说德瓦诺夫的亲生父亲，他们绝不会离开发烫的完好机车，听任它在没有司机的情况下毁掉，他们的言传身教德瓦诺夫一直铭记在心。
德瓦诺夫使劲抓住了窗台，准备忍受撞击。他最后一次看了看对面的列车，只见那辆列车上的人们在慌乱中纷纷跳车逃命，致伤致残的不在少数。从机车上也有人啪的一声掉到路基下——也许是司机或他的助手。德瓦诺夫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列车——一个人也没有出来：大概都在睡觉。
亚历山大眯起眼睛，害怕听见撞击产生的巨响。接着，他迈开重新变得灵活的双脚，飞速离开驾驶室，一把抓住上下小梯的扶手，准备跳车。这时候理智提醒他：锅炉受了撞击一定会爆炸，他因为与机车作对也将粉身碎骨。坚硬结实的大地就在他脚下飞奔，等待着他的生命，再过一瞬间，它也将失去他而成为孤儿。大地难以接触，它不停地后退，如同有生命似的。德瓦诺夫想起了童年的景象和感觉：母亲要去赶集，他跌跌撞撞地追赶母亲，相信母亲永远不回来了，于是伤心得泪流满面。
温暖寂静的夜色遮住了德瓦诺夫的视线。
“我还有话要说！……”德瓦诺夫说完就在四周的挤压下失去了知觉。
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很远的地方，孤零零的一个人。干燥的枯草刺得他脖子发痒，大自然显得十分喧闹。尽管两辆机车拼命拉警报和紧急启动安全阀，最终还是相撞了：撞击导致它们的弹簧脱落。德瓦诺夫的机车正常地停在轨道上，只是机架撞歪了，瞬间的应力和加热使得表面变成了蓝色。拉兹古里亚耶夫的那辆机车已经倾斜，车轮扎进了道床。诺沃霍皮奥斯克列车的第一节车厢遭到后面两节车厢连续撞击，车厢的几面墙也给撞飞了。拉兹古里亚耶夫列车的两节车厢的厢体被压扁，甩到了草地里，它们的全套轮对落在机车的煤水车上。
政委走到德瓦诺夫跟前：
“还活着？”
“没什么。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鬼知道！他们的司机说刹车坏了，误入了拉兹古里亚耶夫。我们把他逮捕了，这倒霉的家伙！你是怎么观察的？”
德瓦诺夫吓坏了：
“我开了倒车——你叫调查组来查一查操作过程……”
“还要什么调查组！死了四十来人，有我们的，也有他们的——用这么大损失可以拿下整座城市！听说哥萨克就在附近活动——我们会有麻烦的！……”
很快，从拉兹古里亚耶夫来了一辆带着工人和器械的救援车。德瓦诺夫被撇在一边，于是他徒步朝里斯基方向走去。
他经过的那条路上，躺着一个被火车摔下来的人。此人的身体在迅速膨胀，凭着肉眼都可以看到他身体渐渐鼓起的过程。他的脸渐渐变黑，仿佛整个人掉进了一个黑洞——德瓦诺夫甚至抬头察看了一下日光：它是否还起作用，不然人怎么会变得这么黑呢。
这个人的身体鼓胀得厉害，德瓦诺夫都害怕了：眼看就要胀破了，生命的液体将喷溅出来。德瓦诺夫后退了几步；此人又开始瘪下去，也有了亮色——可能他早就死了，只是那些没有生命的物质还在躯体内骚动。
一名红军战士蹲在那儿看自己的裆部，鲜血像深色的葡萄酒受到压力后从那儿流出来；红军战士脸色发白，一只手撑着想站起来，慢吞吞地央求血：
“别流了，狗东西，没看见我都快不行了！”
但是血越来越稠，都能闻到一股血腥味了，接着出来一团黑色的血块，此后也就不再流了。红军战士仰面倒下，他轻轻地，发自肺腑地说——人到了不指望别人回应的时候都会这样真诚：
“哎，我太寂寞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德瓦诺夫走到红军战士身旁，战士意识清醒地求他：
“替我合上眼睛！”他那双失神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眼皮一动也不动。
“怎么了？”亚历山大问，他惭愧得不知如何是好。
“疼……”红军战士解释说。他咬紧牙，想闭上眼睛。可是眼睛没法闭上，反而慢慢干枯、褪色，渐渐变成不透明的矿石。他那已经死亡的眼睛开始清晰地映照出天空的云彩——好像大自然受到生命妨碍之后重新回到了人身上，这位红军战士为了不再受苦，便用死亡顺应了大自然。
为了避免被拦下接受检查，德瓦诺夫绕过拉兹古里亚耶夫车站，消失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中，人在这里生活不可能得到外界的援助。
铁路上那些护路工的小屋始终吸引着德瓦诺夫——他认为，守护铁路的人们尽管离群索居，但他们爱思考，心平气和，也富有智慧。德瓦诺夫顺道走进护路人的家里喝口水，看到穷人家的孩子玩的不是玩具，而是丰富的想象，他可以永远留在他们身边，分享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
德瓦诺夫在护路工的小屋里过夜，但不睡正房，而是在过道里，因为正房里女主人在生孩子，喊叫了整整一夜。她丈夫没睡，不停地来回走动，经过德瓦诺夫的时候嘴里喃喃自语：
“这种时候……这种时候……”
他担心在革命的灾难中，他那新生的婴儿很快会夭折。四岁的男孩被母亲大声的喊叫惊醒，起来喝水，出去尿尿，像旁观者那样看着这一切——他心里明白，但说不出道理。最后，德瓦诺夫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外面在下雨，单调持久的雨点轻轻敲打着屋顶。
得意的男主人从房间里出来，一见面就说：
“生了个男孩！”
“这太好了，”德瓦诺夫说着从垫子上起来，“长大了准是条汉子！”
新生儿的父亲生气了：
“是啊，将来放牛去——我们这里汉子多的是！”
德瓦诺夫冒雨走出小屋，准备继续赶路。四岁的男孩坐在窗台上用手指在玻璃上划来划去，想象着与自己的生活不一样的东西。亚历山大向他招了两次手表示告别，孩子吓得赶紧爬下窗台。德瓦诺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永远不会再见到了。
“再见了！”德瓦诺夫告别这一家人和自己夜宿的地方，朝里斯基走去。
走出一俄里，他遇到了一位精神抖擞、背着包裹的老太婆。
“她已经生了！”德瓦诺夫告诉她，要她别着急。
“生了？！”老太婆很惊讶，“那肯定是早产啰，小东西——你着什么急呀！是男是女啊？”
“男孩。”亚历山大得意地告诉她，仿佛自己参与了这件事。
“男孩！将来不会体贴父母的！”老人说得很肯定，“哎哟，生孩子遭罪呀：天底下只要有一个男人生过孩子，他准会跪在老婆和丈母娘脚下！……”
老人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德瓦诺夫不爱听，便打断她：
“好了，奶奶，再见了！你我都生不出孩子，干吗吵架呢！”
“再见了，亲爱的！记住自己的母亲——别不孝顺啊！”
德瓦诺夫向她保证一定尊重父母，老太婆因为自己受到尊重而格外高兴。
亚历山大回家的路途遥远而漫长。天气阴沉沉的，特别压抑，一眼望去尽是萧索的秋色。有时候天上也会露出太阳，它用自己的光紧贴着荒草、砂砾和僵硬的黏土，毫无意识地与它们交流感情。德瓦诺夫喜欢太阳这种无言的友爱精神以及普照大地的高尚行为。
在里斯基，他爬上了一列开往察里津的火车，车上都是水兵和中国人。水兵们耽误了列车的正常运行，因为喝的汤里没有牛奶和牛肉，便把食品供应站站长痛打了一顿。事情过后，列车顺利出发了。那些中国人喝光了俄罗斯士兵不愿喝的鱼汤，还用面包把残留在汤桶壁上有营养的汁水刮得干干净净，然后回答水兵们提出的生死问题：“我们喜欢死！我们非常喜欢死！”中国人吃饱了就躺下睡觉。夜里，水兵孔左夫想心事睡不着觉，于是把步枪的枪口伸出透光的门缝，见到铁路沿线的住房和信号灯就开枪射击。他生怕自己为了保护他人而白白送命，因此他要提前获得那种先亲手伤害别人、然后再为他们而战斗的责任感。孔左夫打完枪就心满意足地睡着了，这一睡就睡了四百俄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亚历山大早已下了火车。
德瓦诺夫推开自家院子的篱笆门，一眼见到厢房旁边的那棵老树，便喜出望外。这老树伤痕累累，以前劈木柴累了想歇一会儿，就把斧子往树上一扎，因此留下一道道斧印。这树依然活着，还在为病枝输送营养，让绿色的树叶焕发出勃勃生机。
“回来了，萨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问，“回来就好，要不家里就孤零零地剩下我一个人。你不在，夜里我都睡不着，躺在床上老是在听——会不会是你回来了！我连门都没上锁，好让你一回来就进门……”
到家后的最初几天，亚历山大总觉得冷，躺在炉炕上取暖，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坐在下面打盹。
“萨沙，你要不要吃点什么？”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时不时问道。
“不要，我什么也不想吃。”亚历山大回答。
“我看，你还是吃点什么吧。”
没过多久，德瓦诺夫已经听不见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问话，也看不见老人家趴在给他烘袜子的炉子缺口处整夜整夜流泪的模样。德瓦诺夫得了伤寒症，病情反反复复，前后延续了八个月，后来伤寒又转成肺炎。亚历山大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在漫长的冬夜偶尔能听火车的汽笛声，还能回想起往日的情景。有时候，远方的隆隆炮声会传到病人没有知觉的头脑里，过了一会儿他又感到浑身发烫，胸口憋得难受，五脏六腑在翻腾。神志清醒的时候，他觉得全身都被掏空了，干瘪了，只剩下一张皮，于是他使劲贴着床，因为他觉得自己会像干枯的蜘蛛尸体那样飘起来。
复活节之前，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给养子做了一口棺材——结实，美观，还带法兰和螺栓——作为工匠父亲送给儿子的最后一份礼物。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想把亚历山大保存在这口棺材里——如果不是活的，那至少是完整的，可供记忆和爱。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打算每隔十年就把儿子从坟墓里挖出来，这样就能看到他，并且能感觉到自己跟他在一起。
第二年夏天，德瓦诺夫走出了家门。他感到空气如水一般沉重，太阳在呼呼地燃烧，整个世界都十分新鲜，他虚弱的身体受到刺激和陶醉。生活又在德瓦诺夫面前开始闪闪发光——他振作精神，头脑里充满了幻想。
隔着篱笆，熟悉的女孩索尼娅·曼德罗娃正注视着德瓦诺夫，她不明白，既然棺材都做好了，萨沙怎么没死。
“你没死？”她问。
“没死，”亚历山大告诉她，“你也活着？”
“我也活着。咱们往后一起活着。现在你感觉好吗？”
“好。你呢？”
“我也好。你怎么这样瘦？敢情死神来找你，你没放他进门？”
“你愿意让我死了？”亚历山大问。
“我不知道。”索尼娅回答，“我见到不少人都快死了，可又活了下来。”
德瓦诺夫叫她到这边院子里来。光脚的索尼娅钻过篱笆靠到亚历山大身边。整个冬天她把他给忘了。德瓦诺夫详细叙说了自己患病期间做的那些梦，以及他在梦的黑暗中是多么寂寞：周围都没有人，他现在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初他经过战场附近的田野时，也难得见到房子。
“我刚才是随便说的——你不知道，”索尼娅说，“要是你真死了，我会哭好久的。假如你离开这里去了很远的地方，我也会想你，盼你平安……”
亚历山大惊奇地看了她一眼。这一年索尼娅已经长大了，尽管她吃得很少；她的头发更黑了，身体也发育得有模有样，在她面前让人有点难为情。
“你还不知道，萨沙，我在读训练班了！……”
“都教些什么呢？”
“我们缺什么就补什么。那里的一位老师说我们是臭烘烘的面团，但是他要把我们做成香喷喷的馅饼。让他说去吧，反正我们可以向他学政治，我说的对吗？”
“难道你是臭烘烘的面团？”
“是呀。可往后就不是面团了，其他人也不会是面团，因为我要当老师教孩子了，他们打小时候就会开始变得聪明了。到那时候再也不会说他们是臭烘烘的面团了。”
德瓦诺夫为了重新习惯索尼娅，摸了摸她的一只手，索尼娅干脆把另一只手也伸给他。
“这样你身体会恢复得好些，”她说，“你凉凉的，我热热的。你感觉到了吗？”
“索尼娅，晚上你来我们家吧，”德瓦诺夫说，“我一个人闷得慌。”
晚上索尼娅来了，萨沙画画给她看，她指点他怎样才能画得更好。扎哈尔·巴甫洛维奇悄悄把棺材移出去劈了当柴火烧。“现在应该做个婴儿的摇篮，”他思忖着，“最好能搞到比较软的弹簧钢！……我们没有这样的弹簧钢，我们只有机车用的。萨沙跟索尼娅准会生几个孩子，将来让我来照看。索尼娅眼看就是个大姑娘了——就由着她吧，她也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索尼娅走后，德瓦诺夫出于害怕马上躺下睡觉，他想一觉睡到天亮，醒来就可以看到新的一天，不用记住黑夜。可是，他躺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黑夜；康复后变得亢奋的生命不想在他身上休眠。德瓦诺夫想象着冻土地区的黑夜，有些人从地球的温暖地带被驱赶到这里生活。他们建了一条小小的铁路，以便运送木材去盖房，用木房替代那已经失去的夏天气候。德瓦诺夫设想自己成了那条林中铁路的一名火车司机，把木材送往那些新城市的建筑工地；他想象自己正在干司机的所有活计——经过荒无人烟的区间，进站加水，在暴风雪中拉响汽笛，刹车，跟副手聊天，最后，在即将到达终点站时睡着了——那终点站就在北冰洋岸上。他梦见几棵长在贫瘠土地上的大树，树的周围是轻飘飘的微微晃动的空间，一条空旷的道路不慌不忙地伸向远方。德瓦诺夫羡慕这一切——他巴不得将这些大树、空气和道路都收起来装进自己的身体，在它们的保护下不至于很快死去。德瓦诺夫还想回忆点什么，可是这份努力比回忆本身还要沉重，他的想法由于意识在梦中突然转折而消失，就像鸟儿随着车轮开始滚动而飞走了。
*
夜里起风了，全城骤然降温变冷。许多家庭开始挨冻，孩子们防冻的办法就是紧紧挨着患伤寒的母亲发烫的身体取暖。省执委主席舒米林的妻子也患了伤寒，两个孩子为了睡得暖和，从左右两边紧紧靠着她。舒米林本人则在桌子上点燃了气炉子照明，因为没有灯泡，电也断了。他在绘制风力发动机的图纸，这风力发动机将拉动犁绳，翻耕庄稼地。省里缺少马匹，不可能坐等生下小马驹变成牵引力——因此，必须寻找科学的出路。
画好图纸，舒米林在沙发上躺下，蜷缩在大衣里，从而与苏维埃国家物资匮乏的普遍贫困取得一致，然后平静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舒米林猜想，省里的群众没准已经想出了什么办法，社会主义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已经意外地实现了，因为大家走投无路，害怕遭难，也为了增加贫困，只能抱作一团。妻子用她那因伤寒发高烧而变得涣散无神的眼睛看着丈夫。舒米林重新缩进了大衣里。
“应该的，”他悄悄地自我安慰，“应该尽快搞社会主义，不然她会死的。”
两个孩子也都醒了，可没有从暖和的床上起来，他们尽量想接着再睡，免得想吃东西。
舒米林悄悄收拾停当便上班去了。他答应妻子早点回家，他天天这样允诺，可总是到夜里才回来。
好些人从省执行委员会门前走过，他们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土，那模样完全像住在山沟里的农民，邋里邋遢地出远门。
“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舒米林问这些步履维艰的人。
“您问的是我们吗？”一个对生活已经失去希望，连身材也开始变得矮小的老头说，“我们走到哪儿算哪儿，只求给套上笼头。你叫我们掉头，我们就转身往回走。”
“那你们最好一直往前走。”舒米林告诉他们。在办公室他回想起曾经读过一本科学书籍，说随着速度加快，引力、物体和生命的重量会渐渐减少，因此，人们遇到灾难就尽量运动。俄罗斯的流浪者和朝圣者之所以不停地蹀躞而前，就是因为一路上可以减轻人民燃烧的心灵的重负。从省执委会的窗口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大片光秃秃的没有播种的田野；有时候那里会出现一个孤零零的人，他把下巴搁在拐棍上，全神贯注地凝望着城市，过了一会儿又朝山沟那边走去。他就住在那山沟一间昏暗的农舍里，心里怀着某种希望。
舒米林打电话给省委书记谈了自己的忧虑：人们在田野和城里不停地转悠，不知他们在思考什么，向往着什么，而我们却在房间里领导他们；是不是该派个品行好、懂科学的小伙子到下面去看一看——那里的生活中有没有社会主义因素：要知道群众也有自己的期盼，也许他们无师自通地生活着，更何况他们还不习惯得到外界的帮助；应该在贫困的中心找准一个点，立即予以敲打。——我们不能再拖了！
“行啊，那就派吧！”书记表示同意，“我给你物色这样的人，你就给他布置任务。”
“那你今天就叫他过来，”舒米林请求说，“派他到我家里出差。”
书记把自己的指示下达给本单位的有关部门，至于如何贯彻执行，他根本不闻不问。组织部的办事员已经无法把书记的命令再向下传达到省委机关的基层单位，开始自己琢磨：该派谁下去视察呢？无人可派——所有党员都在执行任务；登记名册上只剩一个名叫德瓦诺夫的人，刚从诺沃霍皮奥斯克调来修理城里的供水管道，可是他的个人档案里附了一张疾病证明。“如果他没有死，我就派他去。”办事员拿定主意，便去向省委书记汇报德瓦诺夫的情况。
“他不是个表现突出的党员，”办事员说，“不过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人表现突出。等到要办大事的时候，人家肯定会有突出的表现，书记同志。”
“行啊，”书记回答，“让年轻人把事情想出来，在做事的过程中成长。”
傍晚，德瓦诺夫接到通知：立即到省执委会书记处商谈群众中初露苗头的社会主义自发现象。德瓦诺夫站起来，迈着两条生疏的腿走出家门。索尼娅正巧从培训班放学回来，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牛蒡草；她摘下牛蒡是因为它经过夜风梳理和月光照耀，已经露出了白色的内皮。每当索尼娅被青春的激情撩拨得难以入睡的时候，便从窗户中看着这棵牛蒡，刚才顺道走过这片空地就把它摘了下来。她家里已经有很多花花草草，但最多的要数长在军人墓地上的蜡菊。
“萨沙，”索尼娅说，“我们很快要派到乡下去教孩子学文化，不过我想到花店里工作。”
亚历山大回答说：
“花么，几乎人人都喜欢，可是别人家的孩子，除了父母，很少有人喜欢。”
索尼娅没法理解。她浑身充满了生命的种种感受，这些感受妨碍她正确地思考。她一赌气离开了亚历山大。
舒米林住在哪儿，德瓦诺夫不知道确切地址。他走进一个院子，估摸着舒米林应该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一间小屋，里边住着看院子的人。天色已晚，看院子的人和妻子已经躺到高板床
上睡觉了，铺着干净桌布的桌子上放着招待不速之客的面包。德瓦诺夫一进屋就像到了农村——这里散发着麦秸和牛奶的香味，洋溢着衣食无忧的温馨，所有的俄罗斯农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繁衍生息。看院子的这家主人或许正在跟老婆嘀咕护院的种种杂事。
看院人那时候还兼这院子的卫生员，这样不至于降低他的身份。德瓦诺夫请他指点舒米林的家，卫生员穿上毡靴，往内衣上披了件军大衣：
“我要办公事去挨一会儿冻，波莉娅，先别睡。”
舒米林此刻正端着盘子给患病的妻子喂土豆泥，他妻子吃力地咀嚼着食物，一只手还抚摸着偎依在她身边的三岁儿子。
德瓦诺夫说明了来意。
“请稍等，让我喂妻子吃完。”舒米林请求说。喂完之后，舒米林说：“德瓦诺夫同志，你自己也看到我们需要什么：白天我上班，晚上还要亲手喂老婆吃饭。我们无论如何要学会过另一种生活……”
“这也算不了什么，”德瓦诺夫回答，“我生病的时候扎哈尔·巴甫洛维奇也是亲手给我喂饭，我喜欢这样。”
“你怎么还喜欢呢？”舒米林没有听明白。
“喜欢别人给你喂饭。”
“啊哈，那你就喜欢去吧。”舒米林说，但他没有这种感觉。接着，他希望德瓦诺夫到全省走一走，看看大家的生活怎么样；很可能贫农们已经自发地聚在一起，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安顿好了。
“我们坐在这里办公，”舒米林伤心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群众在下面生活。我担心啊，德瓦诺夫同志，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在那里出现了——可是除了同志情谊，他们缺乏保护。你最好到下面去看看。”
德瓦诺夫想起了那些在田野里转悠，以及在前线空房子里睡觉的形形色色的人；也许，那些人真的已经聚集在某个风吹不进、国家管不着的山沟河谷里，心满意足地过着友好的日子。德瓦诺夫同意到居民的自发行动中寻找共产主义。
“索尼娅，我要走了，”第二天早晨他告诉她，“再见了！”
姑娘爬上栅栏，她正在院子里洗脸。
“我也要离开了，萨沙。克露莎又要赶我走了。我最好还是一个人住到乡下去。”
德瓦诺夫知道，索尼娅的父母早没了，寄住在熟人克露莎大婶家。可她孤身一人怎能去乡下呢？原来，索尼娅和她的同学们提前从培训班毕业，因为乡下出现了一帮由文盲组成的土匪，于是派女教师跟随红军队伍一起到那儿。
“咱们下次见面要到革命之后了。”德瓦诺夫说。
“咱们一定能见面的，”索尼娅肯定地说，“你亲亲我的脸，我亲你的额头——我看到人家都是这样告别的，可我没人可以告别。”
德瓦诺夫用嘴唇碰了碰她的脸颊，也感觉到索尼娅的嘴唇在他额头上留下一圈凉凉的吻印。索尼娅转过身去，用那只难受、迟疑的手抚摸栅栏。
德瓦诺夫想帮助索尼娅，他刚俯下身，就闻到了她头发的枯草味。姑娘马上回过身，又焕发出青春活力。
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只尚未完工的铁箱子，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尽量不让眼泪流下来。
*
德瓦诺夫走遍了全省的各个县和乡。他行走的路线尽量靠近有人居住的地方，因此他只能走河谷和山沟。每当踏上分水岭，德瓦诺夫就看不到一个村庄，看不到袅袅的炊烟，在这草原的高地上难得有人种庄稼。这里长的是野草，满地的蒿草为鸟儿和昆虫提供住所和食物。
从分水岭的高坡上放眼望去，德瓦诺夫觉得俄罗斯是无人居住的荒蛮之地，其实，在沟壑的深处和小河的岸边，到处散布着一个个村庄——显然，人们逐水而居，有水便有村，人成了水的奴隶。起初，德瓦诺夫在省里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觉得到处都一模一样，如同缺乏想象的幻影。可是，有一天他没找到夜宿的地方，只能睡在高坡上温暖的蒿草丛里。
德瓦诺夫躺下来，用手指抠底下的泥土。泥土相当松软，但就是没有人耕种。德瓦诺夫想，这里缺乏马匹，没法耕种，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天快亮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有人压在自己身上，于是醒了过来，立即掏出手枪。
“别怕，”压在他身上的那人说，“我睡梦中冻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你躺在那儿——好啊，那咱们就抱团取暖吧，再睡个好觉。”
德瓦诺夫抱住他，两人相互取暖。早晨，亚历山大依然抱着那人，悄悄问他：
“为什么这里不种庄稼？这里全是肥沃的黑土啊！是不是没有马匹？”
“别急，”暖和过来的那人用嘶哑的、抽烟过度的破嗓门回答说，“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不过我这脑子没有面包就动不起来。早先是有人的，眼下只剩了一张张嘴巴。你明白我的话吗？”
“不明白，什么意思？”德瓦诺夫一脸茫然，“整夜跟我取暖，现在反倒觉得委屈了！……”
那人站起来。
“那是昨天晚上的事，你这不懂事的家伙！人的悲伤是跟着太阳走的；晚上它进入人体，早晨从里面出来。我发冷是在晚上，而不是在早晨。”
德瓦诺夫口袋里的垃圾中还剩一点面包渣。
“你吃吧，”他把面包渣给他，“让你的脑子变成肚子吧，没有你我也能了解到我需要的情况。”
当天中午，德瓦诺夫在很远的一个山沟里找到一个村子，他告诉村苏维埃，打算把莫斯科的移民安排到他们的草原上。
“让他们来吧，”苏维埃主席表示同意，“反正他们去了肯定要完蛋，那里没有水喝，再说那地儿远得很。我们打生下来就几乎没有碰过……要是那边有水，即使把我们榨干，我们也乐意种那块荒地……”
现在，德瓦诺夫正进一步深入本省的腹地，他不知道该在哪里停下来。他想，等到清亮的河水流到那些干旱的高坡上，那时候就是社会主义了。
走不多久，展现在他面前的是条狭窄的古河道，河水早已干涸。一个名叫彼得巴甫洛夫卡的村子占据了整个河谷——一大群饥渴的人拥挤在一个狭小的水源地上。
在彼得巴甫洛夫卡的街上，德瓦诺夫看到一块块不知何年何月冰川带来的巨砾。这些石头如今在农舍门口成了老人们的座凳。
德瓦诺夫后来想起这些漂石的时候，已经坐在彼得巴甫洛夫卡的村苏维埃里了。他到那儿去是因为天快黑了，他要寻找住宿的地方，还要给舒米林写信。德瓦诺夫不知道这信该怎么下笔，他只能向舒米林汇报说，大自然并没有特殊的创造才能，它靠耐力取胜：冰川用舌头将石头从芬兰经过平原和漫长的时间带到彼得巴甫洛夫卡。现在呢，需要从草原上罕见的河谷底下，从深处的岩石中把水引到草原的高地上，让草原重新恢复蓬勃的生机。这距离要比从芬兰运漂石过来近得多。
德瓦诺夫写信的时候，他桌子旁边有一位农民等在那儿，那人表情怪异，胡子刮得像疯子。
“你们还在使劲哪！”那人说，他坚信大家都迷失了方向。
“我们都在努力！”德瓦诺夫明白了他的意思，“一定要把你们拉到草原上，让大家看看你们的真面目！”
农民得意地捋着胡子。
“你真行啊！看来如今出了几个聪明绝顶的人！离了他们，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才能垫饱肚皮呢！”
“是的，你们肯定不知道！”德瓦诺夫冷冷地叹了口气。
“喂，你这疯子，给我滚出去！”苏维埃主席从另一个桌子那儿喊道，“你是上帝，别来跟我们瞎掺合！”
原来，这个人自称为“上帝”，什么都知道。依照自己的信念，他不再种地，吃土为生。他说，既然庄稼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那么吃土也有营养，关键是要让胃习惯。大家以为他会死的，可他活着，还当着大家的面把塞在牙缝里的泥土抠出来。因此他多少还受到大家的尊敬。
苏维埃书记要把德瓦诺夫带去住宿的时候，上帝站在门口冷得发抖。
“上帝，”书记说，“你把这位同志带到库扎·波甘金家，就说是苏维埃派的——轮到他家了！”
德瓦诺夫跟着他走了。
迎面走来一位年纪不大的农民，对上帝说：
“你好，尼卡诺雷奇——你该当列宁了，还当什么上帝！”
但是上帝忍着没有搭理他的问候。直到走远了，上帝才叹了口气：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德瓦诺夫问，“他不信上帝？”
“不信，”上帝坦率地承认说，“大家眼睛能看到，双手能摸到，可就是不相信。太阳谁都承认，尽管谁也够不着。让他们苦恼到底吧，趁树皮还没脱光。”
走到波甘金家附近，上帝让德瓦诺夫停下，自己不声不响转身走了。
德瓦诺夫拦住他：
“别走，现在你打算做什么？”
上帝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村子的空间，这里他是个孤寂的人。
“我要宣布在一个晚上把土地都吃光，那时候他们吓得都会相信的。”
上帝凝神细思，沉默了一会儿。
“不过第二天晚上我再把地都还回去——布尔什维克的荣耀理该归我了。”
德瓦诺夫目送上帝回去，没有任何指责。上帝走了，也没选择道路——没戴帽子，只穿件上衣，光着脚；泥土是他的食粮，幻想是他的希望。
波甘金接待德瓦诺夫并不热情——他正穷得发愁。他的几个孩子在饥荒年代都脸黄肌瘦，像大人那样整天琢磨着怎么搞到吃的东西。两个小女孩活像娘们：她们穿着长长的母亲的裙子和上衣，头发用了发夹，学会了搬弄是非。看到这些聪明伶俐的女孩小小年纪就像女人那样操持家务，行为目的相当明确，但又不具备生育的感情，真的令人惊讶。在德瓦诺夫眼里，这样的错位让两个女孩成了令人难堪和羞愧的生物。
天渐渐黑下来，十二岁的女孩瓦莉亚动作麻利地用土豆皮和一勺黄米熬好了粥。
“爸，下来吃晚饭！”瓦莉亚招呼炉炕上的父亲，“妈，你把院子里的孩子叫回来。干吗在外边挨冻啊，都快成了蓝脸的小丑了！”
德瓦诺夫都感到不好意思了：这瓦莉亚将来会怎么样呢？
“你把脸转过去，”瓦莉亚对德瓦诺夫说，“没东西给你们这号人做饭：自家人就一大堆！”
瓦莉亚拢了拢头发，整理了一下上衣和裙子，仿佛衣服里面有什么不雅的东西。
两个男孩回来了——拖着鼻涕，习惯了挨饿，但毕竟是孩子，还是乐呵呵的。他们不知道发生了革命，以为土豆皮是永恒不变的食物。
“我给你们说了多少遍了，要早点回家！”瓦莉亚大声训斥两个弟弟，“哎，都脏死了！快把衣服脱了——买都没处买！”
弟兄俩脱下很旧的羊皮袄，可是羊皮袄里面既没有裤子也没有衬衫。他们就这样光溜溜地爬到桌子旁的长凳上蹲了下来。孩子们这样爱惜衣服很可能是姐姐教的。瓦莉亚把羊皮袄收起来放好，然后开始分发勺子。
“跟着爸爸——别多舀了！”瓦莉亚吩咐弟弟们吃饭要按顺序，她自己坐到角落里，用手掌托着脸颊：女主人都是最后吃的。
弟兄俩睁大了眼睛盯着父亲：只要他的勺子一离开碗，他们马上伸进去舀出来，一转眼就喝下去了。然后又拿着空勺子守着——等父亲下手。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瓦莉亚威胁说，因为弟兄俩准备和父亲一起把勺子伸进碗里。
“瓦莉亚，父亲尽挑稠的——你叫他别挑！”一个男孩说，因为姐姐教他办事要公道。
波甘金本人也有点怕瓦莉亚，因此他也开始舀稀的了。
窗外，天上与地下不同，一颗颗迷人的星星在慢慢成熟。德瓦诺夫找到了北极星，心想，为了自己的生存，它要苦苦熬过多少年月啊；而他自己也还要忍耐好久好久。
“明天那帮土匪又要来了！”波甘金说，嘴里不停咀嚼，又用勺子敲打一个男孩的脑门：那孩子眼疾手快，捞了一整块土豆。
“哪来的土匪？”德瓦诺夫想问个明白。
“俗话说，天上出星星——地下好出行！路上尽泥泞——天下准太平！路上干爽爽——明天就打仗！”
波甘金放下勺子想打个嗝，可没打成。
“现在你们舀去吧！”他向孩子们发话。弟兄俩争抢碗里的剩货。
“吃了这种东西一年到头都不会打嗝！”波甘金一本正经地告诉德瓦诺夫，“从前啊，你吃过午饭一直到做晚祷，你都记得父母打嗝的声音！那才叫过瘾呢！”
德瓦诺夫开始收拾准备睡觉，他要尽快等到明天。明天他要去乘火车回家。
“看样子，你们的日子过得挺无聊？”德瓦诺夫临睡前问道。
波甘金表示同意：
“可不，一点儿也不快活！村里到处不快活。大家只能多生孩子，多生了孩子还不快活。要是有别的营生，男人哪能只会折腾女人？”
“你们可以搬迁到肥沃的高地上去啊！”德瓦诺夫提议说，“到那里不愁吃喝，不就快活了吗！”
波甘金陷入沉思。
“不行啊——这么一大家子能走得了吗？……孩子们，快去尿尿，上床睡觉……”
“为什么不行呢？”德瓦诺夫试探着问，“不然你们的那份地会重新收回去的。”
“怎么会呢？难道政策又变了？”
“是啊，”德瓦诺夫说，“为什么要把好地白白荒废呢？闹革命全是因为土地，给你们分了地，你们又不好好种。现在要把地分给外来的移民——他们会想办法整好的……他们要打很多井，在干坡上盖房建村——将来肯定会兴旺发达起来。到时候你们就只有到草原上做客的份儿了……”
波甘金禁不住担心起来，德瓦诺夫看出了他的担忧。
“那地确实挺好！”波甘金被说得心里痒痒的，“什么都能长。苏维埃政权不是奖勤罚懒吗？”
“那还用说吗，”德瓦诺夫在黑暗中微笑，“新来的移民跟你们同样是农民。既然他们能种好地，那肯定会把地给他们。苏维埃政权喜欢收获。”
“话是这么说呀，”波甘金犯愁了，“到时候又给你来一个余粮征集制。”
“余粮征集制很快就要取消了，”德瓦诺夫编了个谎话，“战争一结束，就停止执行。”
“老百姓也都这么说，”波甘金表示同意，“嗨，谁受得了这么大的苦！没有一个大国会这么干……兴许搬到草原上真的要好些？”
“当然，还是去的好，”德瓦诺夫鼓动说，“找个十来户人家就一起搬走吧……”
过后，波甘金跟瓦莉亚和生病的妻子就搬迁的事商量了好久——德瓦诺夫使他们内心充满美妙的幻想。
第二天早晨，德瓦诺夫在村苏维埃喝黄米粥，又见到了上帝。上帝拒绝喝粥。“我怎么能喝呢，”他说，“要是这次喝了，那从今往后就要永远喝下去了。”
苏维埃拒绝给德瓦诺夫派大车，上帝指给他到卡维里诺村的路，从那村子到铁路还有二十俄里。
“记住我吧，”上帝说，眼睛里流露出伤感，“你瞧，我们要永远分开了，这多难受啊——谁也体会不到。两个人中间只剩下一个人！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人的成长靠另一个人的友谊，我呢，就单靠心灵的泥土成长。”
“所以你才是上帝？”德瓦诺夫问。
上帝伤心地看着这个不相信事实的人。
德瓦诺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上帝很聪明，只是过着相反的生活；不过，俄罗斯人就有两面性——他可以这样生活，也可以完全相反地生活，正反两种情况下他都能保持自己的完整性。
后来，下起了雨。这场雨下了很久，直到傍晚前德瓦诺夫才走到了一条山路上。下面，有一条河在草原上静静流淌，河面上灰蒙蒙的。但看得出，这条河在渐渐死去：到处是山上冲下来的泥沙，与其说河水是顺流而下，不如说是横向扩散，造成一片沼泽。沼泽上方已经弥漫着夜的忧愁。鱼儿沉入河底，鸟儿飞回鸟巢，昆虫躲进枯死的苔草丛没了声息。活跃的虫豸喜欢温暖和富有刺激的阳光，它们自鸣得意的叫声在下面的洞穴里变得沉闷，慢慢演化为轻声叹息。
但是，德瓦诺夫在空中听到的是白天之歌的朦胧歌词，他想恢复那些歌词。他熟悉那不断重复、使周围的同情成倍增加的生活节奏。但是歌词被空中的微风吹散、拆开，与大自然混沌的力量相融合，最后变得像泥土一样无声无息。他听到的是与他意识的感觉不一致的律动。
在这悄然停息、倾斜的世界上，德瓦诺夫与自己倾心交谈。他喜欢在开放的地方独自交谈。不过，假如有人听到了，德瓦诺夫会羞愧难当，就像一个恋人跟自己相爱的女人在黑暗中做爱的时候被人抓住一样。只有语言才能把流动的感觉变成思想，因此善于思索的人才善于交谈。但是，与自己交谈——这是一门艺术；与别人交谈——则是一种娱乐。
“水往低处流，人要结伴行，有伴才开心。”德瓦诺夫得出了这个结论。
他把脑袋转了半圈，仔细打量可见的半个世界。为了思考，他又开始说话：
“大自然毕竟是实用性的事件。这些被人颂扬的小山小溪不仅仅是一首田园诗，它们可以用来浇灌土地，供牛和人饮用。它们可以带来收益，这就更可贵了。人靠土地和水维持生命，我也只能与人一起生活。”
后来，德瓦诺夫开始感到疲倦了，走着走着就觉得浑身难受。疲惫渐渐吸干内脏的水分，躯体的摩擦变得滞涩——缺少了幻想的润滑。
卡维里诺村的炊烟已经在望，道路开始往山沟延伸。山沟里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黑。那里有一片潮湿泥泞的沼泽地，一些怪人也许就聚居在那里，他们远离生活的多样性，追求思想的单一性。
彼得巴甫洛夫卡村那位独来独往的上帝，在全省各村都有自己活的同类。
从山沟深处传来马匹疲惫的嘶鸣。有人骑马过来，他们的坐骑陷入了泥沼。
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个年轻人开始放声高歌，歌词和曲调是外来的。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另一边的岸上，
我们梦中的理想，
落到了敌人手上……
马儿的步伐变整齐了。全队的合唱按照自己的方式用另一种曲调盖过了前面的歌手：
苹果啊，你快躲藏，
披上成熟的金黄，
苏维埃的镰刀斧头
就要落到你的头上……
领唱的歌手继续跟全队的合唱对抗：
这是我的宝剑和心灵，
我的幸福就在那地方……
全队又用副歌盖住：
哎呀，苹果，
心爱的苹果，
你充当配给的口粮
就会发霉腐烂……
你长在树上，
树也感觉舒畅，
落到苏维埃手里
就要编号敲章……
他们齐声吹起口哨，尽情地结束了这首歌：
咿呀，苹果，
你要捍卫自由：
别给苏维埃别给沙皇，
要献给全体人民共享……
歌声停了。德瓦诺夫也停下脚步，注视着山沟里的这支队伍。
“喂，上面的人！”队伍里有人向他喊话，“快下来加入不受管束的人民吧！”
德瓦诺夫站在原地不动。
“快下来！”一个洪亮的声音说，看样子就是那个领唱者，“要不你数数，数到一半——你就成靶子啦！”
德瓦诺夫想起了索尼娅，她未必能在这样的生活中安全无虞，于是决心豁出去了：
“你们自己上来吧——这里比较干燥！干吗在山沟里折磨马匹呢，你们这些富农的卫士！”
队伍在下面停住了。
“尼基塔，毙了他！”一个粗嗓门发出命令。
尼基塔端起步枪，但为了跟上帝算账，他先要出一口闷气：
“对准耶稣基督的卵泡，对准圣母的肋骨，对准所有的基督徒——放！”
德瓦诺夫只看见火光一闪，然后就从沟边朝沟底滚了下去，仿佛腿上挨了重重的一铁棍。他没有完全丧失清醒的意识，还能听到脑袋往下翻滚时两只耳朵轮番撞到土石草木发出可怕的轰隆声。德瓦诺夫知道，他的右腿受伤了——仿佛有一只铁鸟扑扇着尖利的翅膀直往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