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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马尔采夫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托鲁别叶夫机务段最优秀的司机。
他才三十来岁，可是已经取得了一级司机的称号，早就驾驶快车了。我们机务段来了第一辆“ИС”型大功率机车的时候，就派马尔采夫到这辆车上干活，这当然是完全英明而正确的决定。给马尔采夫当助手的是我们机务段上一位名叫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德拉班诺夫的老钳工，但是过了不久他就通过了司机考试，到了另外一辆机车上干活，于是派我到马尔采夫机组代替德拉班诺夫；在这之前我也是副司机，只不过是在另外一辆小功率机车上干活。
我对自己被调动感到满意。当初我们机务段只有一辆“ИС”型机车，单单它的外表就使我感到振奋，我可以久久地盯着它看，浑身充满一种特别的欣喜，就像小时候第一次读普希金的诗歌一样。另外，我还希望在一级司机的机组里工作，向他学习驾驶重型快车的艺术。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对我调到他机组干活显得平静而冷淡。看样子谁当他的助手他都无所谓。
出车前，我像往常一样检查了机车的各个部件，测试了所有的辅助设施，确信一切完好，心里也就踏实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看着我做这些准备工作，而且自始至终在仔细观察，但是在我之后他又亲手重新检查了一遍车况，他似乎不信任我。
这样的情况后来反复出现，尽管我心里不高兴，但对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始终干预我的职责最后还是习惯了。只要我们上了路，我往往会忘掉自己的委屈。有时候我不去注意那些控制飞速行驶的机车车况的仪表，不去观察左机工作的状况和前方的线路，却看着马尔采夫。他开车的时候表现出大师般的果敢和信心、演员般的投入和专注，把整个外部世界融进了自己的内心体验，因此能够统帅外部世界。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那双仿佛空洞的眼睛散漫地望着前方，可是我知道，他用这双眼睛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整条道路和迎面而来的整个大自然——甚至那只被飞速前进的火车气流从堤坡上卷起的麻雀也吸引了马尔采夫的注意力，他回头看了麻雀一眼：我们的火车过后它会怎样？它飞到哪儿去了？
我们从来没有晚点过；恰恰相反，我们往往被拦在那些本来不该停留的中间站，因为我们往往提前到达，只能用这种阻拦的办法把我们重新纳入运行图。
我们干活的时候彼此一般不说话。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不看我，偶尔用钥匙敲敲锅炉，希望我注意机器运转中的某个异常情况，或者提醒我速度将剧烈变化，让我提高警惕。我始终能明白师傅的无声指示，尽心尽力干活，可是师傅对我的态度依然像对待加油工和司炉那样疏远，停车的时候总要检查油压是不是正常、摇杆螺栓有没有拧紧，试一下主轴轴箱和其他部件。马尔采夫总要在我检查之后再一次检查那些容易松动的部件，并且给它们加油，就好像我干的活不管用似的。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根曲轴我已经检查过了。”有一次在我检查之后他又重新检查这个部件的时候我对他说。
“我想亲自检查一遍。”马尔采夫回答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笑容里有一种令我惊讶的忧愁。
后来我明白了他忧愁的含义，以及他始终对我们态度冷漠的原因。他感到自己比我们高明，因为他比我们更加确切地理解机器，他不相信我或者别的什么人能够学会他天才的秘密，那种同时能够看到路边的麻雀和前方的信号，一下子感受路况、车厢的重量和机车力量的秘密。马尔采夫当然明白，在对待工作的认真和努力程度上我们可以超越他，但是他无法想象我们会比他更爱火车而且比他驾驶得更好——他认为我们不可能超越他。因此马尔采夫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犯愁。他因为自己的才能而犯愁，就像因为孤独而犯愁一样，他不知道怎样解释才能让我们理解他。
我们也确实无法理解他的能力。有一次我请求他让我独立驾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答应让我驾驶四十公里，自己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我开了二十公里后，已经晚点了四分钟，而爬坡的速度不超过每小时三十公里。马尔采夫替换我驾驶。上坡时他时速五十公里，我走弯道时火车直摇晃，可是他开车却十分平稳，不多久就补上了我耽搁的时间。
我给马尔采夫当了将近一年的副手，从八月到第二年的七月，七月五日马尔采夫作为快车司机出了最后一次车……
我们接了一列已经晚点四小时的八十轴客车。调度员特地走到机车跟前请求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尽量减少晚点时间，哪怕缩短一小时也行，否则他很难让空车进入旁边的线路。马尔采夫答应赶时间，于是我们起程了。
那时是下午八点，但夏天的日子长，太阳还很厉害。亚里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要求我把锅炉里的蒸气压力始终保持在离极限值只低半个大气压的水平。
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草原上，进入了平稳而徐缓的地段。马尔采夫把时速加大到九十公里，再也不减低速度，甚至相反——遇到平坦的地段和小的斜坡把速度加大到一百公里。上坡时我把机车的火箱加热到最大限度，并且迫使锅炉工用手工和机器一起加煤，因为我的蒸气压力下降了。
马尔采夫赶着火车向前，把调节器和操纵杆放到最大挡。现在我们迎着一团从天边升起的巨大的乌云前进。从我们这一面看去，乌云被太阳照着，而在乌云里边，它正被一道道凶狠而愤怒的闪电撕扯着。我们看到闪电像一把把利剑直插远方无声的大地，我们疯狂地奔向那远方的大地，仿佛是赶去救援似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看样子被这样的景象迷住了：他把身体探出窗外，眼睛望着前方，而他那双习惯于烟、火和空间的眼睛现在闪着兴奋的光芒。他明白，我们机车运行的功率可以和闪电相媲美，也许还在为这样的想法而感到自豪。
不一会儿我们发现草原上一股混合着沙尘的旋风正向我们袭来。也就是说风暴把雷雨云径直向我们刮来。我们的周围变得一片昏暗，干土和草原上的沙子开始发出嘘嘘的声音，猛烈地拍打着机车钢铁的车身；能见度消失了，于是我打开了供照明用的涡轮直流发电机，打开了机车前面的探照灯。飞速前进的火车跟火辣辣的沙尘暴迎头相撞，使得灌进驾驶室的沙尘暴的威力增加了一倍，再加上炉膛里出来的煤气和提前降临的暮色，现在我们连呼吸都十分困难。机车呼啸着向前冲去，冲进昏暗而憋闷的暮色——冲进那个由探照灯打开的光的缝隙。速度降到六十公里，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观察着前方，就像在做梦一样。
突然，一颗巨大的水滴打在挡风玻璃上——转眼间就被热风吸干了。接着，一道蓝色的光在我眼睫毛旁边一闪，径直闯进我受到震动的心坎里。我一把抓住注水龙头，但是心头的疼痛已经过去，我马上朝马尔采夫看了看：他望着前方，继续驾驶着火车，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刚才是怎么回事？”我问锅炉工。
“闪电，”他说，“冲着我们过来，结果稍稍偏了一点。”
马尔采夫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什么闪电？”他大声问。
“刚才那个。”锅炉工说。
“我没有看见。”马尔采夫说着又转过脸望着外面。
“没有看见！”锅炉工感到十分惊讶，“我还以为锅炉都炸了呢，闪光那么厉害，可他说没有看见。”
我也怀疑刚才是不是闪电。
“那怎么没有听见雷声？”我问。
“雷声响的时候我们已经开过了。”锅炉工解释说，“雷声始终在闪电后面。雷劈下来把空气炸裂的时候，我们的车已经开过了。乘客说不定听到了——他们在后面。”
接着我们的车开进了滂沱大雨中，但是一会儿就经过了雨区，来到了又静又黑的草原，草原上空一动不动地悬浮着一团团筋疲力尽的乌云。
天完全黑了，宁静的夜晚降临了。我们闻着湿漉漉的泥土气息以及喝足了雨水的青草和庄稼散发出的清香，继续前进，尽量赶时间。
我发现马尔采夫车开得不如从前那么棒了：到了弯道上摇摇晃晃的，车速一会儿高达一百多公里，一会儿又降到四十。我想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没准太累了，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尽管师傅这样开车我很难让火箱和锅炉保持最佳工作状态。不过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必须停车加水，到那时候让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我们已经补上了四十分钟，到路段终点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补上不少于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还是不放心过于劳累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自己开始仔细观察前方——前方的路况和信号。悬挂在我这面左机上空的电灯照耀着摇杆装置。我清清楚楚看到左机在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工作，可是不一会儿它上面的电灯渐渐灭了，灯光变得像蜡烛那样黯淡。我回头看驾驶室，那里的电灯现在全都只亮着四分之一的光，勉强照着那些仪表。奇怪的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时候没有敲钥匙向我指出这样的故障。事情明摆着，涡轮直流发电机转速不够导致电压下降。我开始通过蒸气管道调节发电机，捣鼓了好久，可是电压还是上不去。
这时候一团红色的雾气飘过仪表盘和驾驶室的顶棚。我朝外看了一眼。
在前方，在黑暗中，是远还是近——无法确定——一道红光在我们道路的中间摇晃。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该怎么办。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喊叫着拉响了三声停车的汽笛。
只听见车轮护箍下的响墩哐啷一声。我冲到马尔采夫身边，他回头用一双空洞而平静的眼睛看了看我。速度盘上的指针指着六十公里。
“马尔采夫！”我高声喊道，“我们该放响墩！”说着我伸出双手去抓操纵杆。
“放开！”马尔采夫大喝一声，他的眼睛闪闪发亮，映照出速度盘上方幽暗的灯光。
他猛地启动急刹车，把操纵杆往后一拉。
我被摔到锅炉旁，只听见车轮的轮毂划着铁轨发出刺耳的尖叫。
“马尔采夫！”我说，“必须打开汽缸阀门，不然机器要毁了。”
“别打开！毁就毁吧！”马尔采夫说。
我们停了下来。我接上注水管往锅炉里加水，朝外面看了一眼。在我们前面大约十公尺的地方，在我们的轨道上停着一列煤水车，正对着我们的机车。煤水车上有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顶端烧得通红的火钩子；他刚才挥舞的就是这根火钩子，想让快车停下来。这是停在区间地段的一辆货车的后推机车。
也就是说，我刚才因为调节涡轮发电机而没有朝外看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黄灯，接着又过了红灯，也许还过了巡道工打出的不止一个警告信号。那么马尔采夫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些信号？
“科斯佳！”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喊我。
我走到他身边。
“科斯佳！……我们前方是怎么回事？”
我向他做了解释。
“科斯佳……下面你开车吧，我眼睛瞎了。”
第二天我把返程列车开到自己的车站，把机车交到了机务段，因为机车的两对车轮的轮毂有点松动了。我向机务段领导汇报了情况，然后搀着马尔采夫回到了他的住所；马尔采夫自己非常苦恼，没有去找机务段领导。
我们还没有走到马尔采夫居住的那幢位于杂草丛生的街道上的房子，他突然要我让他独自回去。
“不行，”我回答说，“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您眼睛瞎了。”
他用一双明亮的有思想的眼睛看了看我。
“现在我能看见了，你回家吧……我什么都看得见——瞧，我妻子出来接我了。”
马尔采夫家门口真有一个女人等在那儿，她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妻子，她那没有包头巾的一头黑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她头上有没有包头巾？”我问。
“没有包头巾，”马尔采夫回答说，“谁眼睛瞎了——你还是我？”
“既然你能看见，那就看吧。”我离开了马尔采夫。
马尔采夫要送交法庭审判，于是开始调查。我被侦查员叫去接受调查，他问我怎样看待快车的这次事故。我回答说我认为马尔采夫没有错。
“他因为遭受近距离放电，遭受闪电的电击而丧失了视力。”我告诉侦查员，“他受了震伤，他的视觉神经受到了伤害……我不知道该怎么确切表达。”
“我理解您的意思，”侦查员说，“您说得很对……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不可信。马尔采夫自己都说他没有看到闪电。”
“可是我看到了，加油工也看到了……”
“这么说来，你们离闪电电击比马尔采夫更近，”侦查员推断说，“那么为什么你和加油工没有震伤，没有丧失视力，而马尔采夫的视觉神经受到了震伤，丧失了视力？您有什么想法？”
我一时间无言以对，脑子在紧张思索。
“马尔采夫不可能看到闪电。”我说。
侦查员惊奇地听我说。
“他不可能看见闪电。他因为受到先于闪电光的电磁波的打击而立即成了瞎子。闪电的光是放电的结果，而不是闪电的原因。闪电发光的时候马尔采夫已经瞎了，而瞎子是不可能看到光的。”
“有意思，”侦查员说，“假如他现在还是个瞎子，那我就会中止这个案件。但是您知道现在他的视力跟咱们一样。”
“他能看见。”我证实说。
“他驾驶快车高速冲向货车车尾的时候，眼睛究竟瞎了没有？”
“瞎了。”我肯定地说。
侦查员仔细地看了看我。
“为什么他没有让您开车，或者至少吩咐您停车？”
“我不知道。”我说。
“您瞧，”侦查员说，“一个成年人有意识地驾驶一列快车，要把数百人送到死神手里，只是出于偶然才避免了一场灾难，可是事后又为自己辩护，说是因为眼睛瞎了。这是怎么回事？”
“他自己也可能会死的。”我说。
“有这个可能。不过我更加感兴趣的是几百人的生命，而不是一个人的生命。也许，他寻死自有原因。”
“没有。”我说。
侦查员对我不再感兴趣，他已经开始厌烦我这个傻瓜。
“您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要害。”他慢慢地寻思着说，“您可以走了。”
我离开侦查员到马尔采夫家。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对他说，“您眼睛看不见了为什么不叫我帮忙？”
“我看到了，”他回答说，“我为什么要你帮忙？”
“您看到了什么？”
“全看到了：线路、信号、草原上的麦子、蒸汽机的运转——我全看到了……”
我感到莫名其妙：
“您究竟是怎么回事？您开过了所有的警告信号，您直接冲向另外一列车的车尾……”
这位原来的一级司机伤心地沉思起来，自言自语似的轻轻回答我：
“我习惯于看见这世界，当时我以为自己看见了，其实我只是在自己的脑子里，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了。实际上当时我已经瞎了，可是自己还不知道……尽管听到了响墩，还是不相信；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拉响停车的汽笛朝我大喊的时候，我看到前方是绿色信号。”
现在我理解马尔采夫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一点告诉侦查员——就是他眼睛瞎了之后在自己的想象中还看到了这世界，并且相信这是真实情况。我问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为什么不告诉侦查员。
“我跟他说了。”马尔采夫回答说。
“他说什么？”
“他说这是您的想象。说不定您现在还在想象什么情况，这我就不知道了。我需要的是弄清事实，他说，而不是弄清您的想象或者神经过敏。您的想象——不管是否存在——我无法检查，那是您脑子里的东西；这是您的一面之词，而差一点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才是您的行动。”
“他的话有道理。”我说。
“我自己也知道他说得有道理，”师傅表示同意，“不过我也有我的道理。现在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马尔采夫被关进了监狱。我还是当我的副司机，只不过跟另外一位老司机——他谨小慎微，在黄灯前一公里就刹车，到了黄灯转换成绿灯后他才重新开始慢腾腾地往前走。这不像干活的样子。我怀念马尔采夫。
冬天我到州首府看望了念大学的弟弟，他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交谈中他告诉我，他们大学的物理实验室有一种可以获得人工闪电的特斯拉装置。我头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但我一时还说不清楚。
回到家里，我仔细考虑了利用特斯拉装置的设想，断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写了一封信给当初审理马尔采夫案件的侦查员，请求对狱中的马尔采夫进行一次经受电流袭击的试验。如果能够证明马尔采夫的心理或者视觉器官容易受到近距离突然放电的损害，那么马尔采夫这个案件就要重审。我告诉侦查员特斯拉装置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对人进行试验。
侦查员一直没有给我回信，可是后来通知我说州检察长同意在大学的物理实验室进行我建议的那个试验。
过了几天，侦查员发来传票叫我去。我到他那儿去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坚信马尔采夫这个案件已经有了圆满的结局。
侦查员跟我打了招呼后一直不说话，慢慢地看一份文件，神情忧伤。我一下子泄气了。
“您害了您的朋友。”侦查员说。
“怎么回事？维持原判？”
“不。我们释放了马尔采夫。命令已经下达，说不定马尔采夫已经回家了。”
“谢谢您。”我站了起来。
“可是我们不会感谢您，您出了个馊主意：马尔采夫的眼睛又瞎了……”
我颓然跌坐到了椅子上，我心中冒起一股火，我只想喝水。
“没有事先通知马尔采夫，我们在黑暗中对他进行了特斯拉检验，”侦查员告诉我，“电源一打开就产生了闪电，雷声很响。马尔采夫平静地接受了检验，但是现在他又看不见世界了。通过客观的法医鉴定，这已经得到了证实。”
侦查员喝了口水，又补充了一句：
“现在他又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看见世界……您是他的同志，您要帮助他。”
“说不定他还会恢复视力的，”我还怀着一线希望，“就像那次差点撞车之后……”
侦查员想了想说：
“未必吧……那时候是第一次受伤，现在是第二次。伤口在老地方。”
侦查员急匆匆站起来，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是我不好……为什么我接受了您的建议，还像傻瓜似的坚持要做试验！我冒险用人做试验，而他受不了这样的冒险。”
“您没有错，您也没有冒什么险。”我安慰侦查员，“哪一种情况更好，是自由的瞎子还是无罪关押的亮眼？”
“我不知道我必须通过让人遭受不幸的途径来证实他的清白。”侦查员说，“这个代价太大了。”
“您别自责，侦查员同志……这里起作用的是人的内部因素，而您只是从外部找原因。但是您敢于认识自己的缺点，而且像一个高尚的人那样对待马尔采夫。我尊敬您。”
“我也尊敬您，”侦查员承认，“您知道吗，您可以做侦查员的副手……”
“谢谢，不过我有工作：我是快车副司机。”
我走了。我不是马尔采夫的朋友，他对我从来不在意，也不关心。但是我想使他免遭悲惨的命运，我憎恨那种偶然冷漠地毁灭人的不祥的力量；我感觉到了这股力量既神秘又难以捉摸的算计——它要加害的恰恰是马尔采夫，而不是我。我明白，自然界里不存在我们人类数学意义上的那种算计，但是我目睹了这样一些事实，它们证明存在着一些敌对的、危及人生命的情况，这些致命的力量毁灭的是那些出类拔萃的高尚的人物。我决定不投降，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自然界外部力量和我们命运中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感到了自己身上有人的特点。我横下一条心，决定抗争到底，但是我自己还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
第二年夏天，我通过了司机职称的考试，开始独立驾驶“CY”系列机车，开的是短途客车。我每次将机车和停在站台上的一节节车厢连接的时候，总能看到马尔采夫坐在小椅子上。他一只手搁在两腿中间的拐杖上，热情而敏感的脸上那双空洞的瞎眼望着机车方向，鼻子贪婪地闻着煤炭和润滑油的气味，耳朵仔细倾听着气泵有节奏的工作。我无法安慰他，于是我离开了，而他留在那儿。
夏天快过去了。我在机车上干活，经常能见到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不仅在车站的站台上，而且在街上看到他一边用拐杖探路，一边慢慢地走着。最近一段时间他明显瘦了老了。他吃穿倒是不愁——给了他一份养老金，他妻子还在工作，他们又没有孩子——但是不幸遭遇引起的忧愁却在折磨着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无法排遣的悲伤使他日益消瘦。有时候我跟他说说话，但是我发现他对日常琐事的话题毫无兴趣，对我亲切的安慰——瞎子也享有全部权利，同样是完整的人——感到讨厌。
“给我滚开！”听完我充满善意的安慰后，他这样说。
我也是个有血性的人，有一次他像往常一样要我滚开，我对他说：
“明天十点半我发车。要是你能安安稳稳坐在那儿，那我就带你上车。”
马尔采夫答应了：
“行。我会安静的。到时候让我手里拿点什么——握住操纵杆，但是我不会动的。”
“你不能动！”我说，“要是你敢动一动，我就往你手里塞一块炭，这辈子再也不带你上车了。”
瞎子没有吭声。他实在太想上机车了，所以在我面前表现得十分老实。
第二天我请他上车，我自己下去扶他离开油漆的长椅，登上机车。
我们出发了，我把自己驾驶员的位置让给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坐，把他的一只手搁在操纵杆上，另一只手搁在自动刹车上，再把自己的两只手放在他的手上面。我的两只手按规程操作，他的两只手也在工作。马尔采夫一边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听我指挥，一边在欣赏机器的运转、迎面的来风和手里的活。他全神贯注地工作，忘掉了失明的痛苦，消瘦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对他来说，感受机器就是幸福。
回来的路上我们还是采用老办法：马尔采夫坐在驾驶员位置上，我弯着腰站在他身边，双手扶在他手上。马尔采夫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样的工作方法，只要我轻轻按他的手，他就准确地感到了我的要求。为了能够工作并且证明自己的生命，这位从前技艺高超的司机尽量克服视力的缺陷并且用另外的方法感受世界。
在几个平稳的路段我完全放开了马尔采夫，从副驾驶的角度看着前方。
我们已经快驶抵托鲁别也夫了：我们这次平常的出车即将顺利结束，而且非常准时。但是经过最后一个转弯时黄灯亮起了。我没有提前减低速度，继续前进。马尔采夫平静地坐在那儿，左手搁在操纵杆上；我看着自己的师傅，内心怀着神秘的期待……
“关汽！”马尔采夫对我说。
我一直保持沉默，内心充满了激动。
只见马尔采夫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手伸向调节器，关掉了蒸汽。
“我看到了黄灯。”他说着把刹车杆往身边一拉。
“说不定这又是你的想象，以为看到了世界！”我对马尔采夫说。
他回头看了看我，哭了起来。我走到他跟前，吻了吻他。
“你把车开到底，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你现在能看到整个世界了！”
他不用我帮忙，独自把车开到了托鲁别也夫。下班后，我和马尔采夫一起到他家里，陪他坐了整整一夜。我怕留下他一个人，就像害怕留下亲生儿子一样，遭到我们这个美好而狂暴的世界那股突然出现的敌对势力的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