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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多夫城的英加雷切夫、捷尼舍夫和库古舍夫这三大贵族世家，是史书上被称作莫尔多瓦大公的鞑靼大公和贵族的后裔，格拉多夫的农民至今还记得他们。
格拉多夫离莫斯科五百俄里，但革命还是向这里一步步逼近。自古以来就是世袭领地的格拉多夫省很长时间都没有向革命屈服：直到一九一八年三月才在省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在各个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已经是秋末的事情了。
这不难理解：格拉多夫有大量黑帮分子，这在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光圣徒的干尸就有三具：穴居修道士叶夫菲米、不喜女色的彼得和拜占庭人普罗霍尔。此外，这里还有四口能治病的咸水井和两个能预测未来的老太婆，她们活着的时候就躺在舒适的棺材里，单靠酸奶油为生，闹灾荒的那几年她们就从棺材里爬出来到处行骗。大家都忘记了她们是圣徒，因为那时候人们都在为生存而四处奔波，忙得顾不上这些了。
一位路过的科学家告诉当局，格拉多夫城位于沿河的台地上，当局为此还专门发了个通告。
日玛耶夫卡河穿过格拉多夫，滋润着这座城市——小学课本里就是这样说的。但是这里的夏天十分干燥，孩子们也从没有见过日玛耶夫卡河滋润格拉多夫的景象，因此他们弄不明白课文。
城市周围有几个小镇，那些祖祖辈辈住在格拉多夫城里的市民骂住在小镇上的人是无赖，因为那些人不再种地了，千方百计地想到政府部门捞个一官半职，而在过渡时期，即没有谋到职务之前，他们往往从事修鞋、蒸馏焦油、贩卖黑麦之类的小本经营。不过，格拉多夫城全部生活的问题也出在这里：镇子里的人步步进逼，渐渐夺走了城里人的饭碗，而格拉多夫城里的人觉得受了欺负，竭力排斥那些乡下无赖。因此，每年三一节、尼古拉节和主显节，城里人和城外人之间总要发生斗殴。而吃皇粮的城里人都很瘦弱，始终打不过吃饱喝足的乡下人。
如果你不坐火车而是走土路到格拉多夫，那你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城里：先是一片片农田，继而是一间间用泥土、麦秸和树条盖的农舍，接着是一座座教堂，最后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广场。广场中间是个大教堂，教堂对面是一幢两层楼房。
“这城在哪儿？”来人会问。
“这不就是城么！”马车夫准会这样回答他，而且指给他看那座老式的两层楼房。楼房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
集市广场边上，还有几座千篇一律的官府式样的房子——里面也住着那些必不可少的省府机关。
格拉多夫城里也有几幢比农舍漂亮的住宅，屋顶是铁皮的，院子里有厕所，临街的一面有小花园。有几家还有小果园，果园里栽着一棵樱桃树和一棵苹果树。樱桃用来做露酒，苹果则渍起来。
这些住宅里住的都是职员和粮食商人。
夏天的傍晚，城里回荡着教堂的钟声，缭绕着茶炊的袅袅青烟。
城里人的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他们无须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操心。他们遵守省里的各项规定，工作勤勤恳恳，但是缺乏劳动的激情。他们做买卖都是小本经营，决不冒险，但是挣的钱总能养家糊口，不愁吃穿。
这座城市没有自己的英雄，大家毫无怨言地一致拥护关于世界问题的各项决议。
也许，格拉多夫有过英雄，但是严格的法规和相应的措施把他们全部扼杀了。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无论上面给多少钱，这个了无生气、屡遭匪患、遍地牛蒡的省份没有任何起色。
省里的领导到莫斯科向政府汇报说，虽然说不清去年的五百万农业拨款是怎么花的，但这五百万肯定会产生效果：这笔钱反正花在了格拉多夫省，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将来会有结果的。
“说不定十年之后，”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说，“我们那儿的黑麦壮得像车辕，土豆大得像车轮。到那时候就会知道这五百万是怎么花的了！”
事情是这样的。格拉多夫省因为干旱而发生了饥荒，为了赈济灾民和修建特殊的水利工程，上级拨下来五百万卢布。
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开了八次会：这笔钱怎么花？这个严肃的问题讨论了整整四个月。
区别灾民和非灾民的依据是阶级原则：那些既没有牛也没有马、现有牲畜不超过两只羊和二十只鸡（包括公鸡）的农民才能得到救助；其余那些拥有一头牛或一匹马的农民，只有经过科学鉴定他们的身体确实出现饥饿症状，才会给予一定份额的粮食。
科学鉴定饥饿标准的工作由兽医和乡村教师担任。后来，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还详细制定了一个《关于我省某些地区局部歉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农民经济的恢复、巩固和发展的调查报告》。
除了食物赈济，他们还决定开始水利工程建设。他们成立了一个招聘技术人员的特别委员会，结果连一个技术员也没有招到，因为要打一口农用的水井，技术员必须通读卡尔·马克思的全部著作。
该委员会断定，全国的市场上都招不到这样的技术员，于是根据某人高明的建议，决定把这些工作交给原来的那些战俘和农村里自学成才的人，他们不仅能筑田埂或者挖水坑，而且还能修钟表。招聘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还大声朗读了一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名叫米基什卡的农奴造了一架飞机，他驾驶着这架飞机给伊凡雷帝做表演——他用这个例子使委员会完全相信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身上蕴藏着无穷的潜力。因此，委员会断定，上级拨给省里用于跟歉收做斗争的这笔款子将有助于“开发、利用、统计以及今后重新利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内在智力，从而使我省的水利工作产生间接的文化效益”。
总共筑了六百条堤坝，打了四百眼水井。没有用过技术人员，也许用过一两个。没到秋天，这些堤坝就被夏天的几场小雨冲垮了，而那些水井几乎都是干的。
不仅如此，“输入”农业公社开始建造一条十俄里
长的铁路。
这条铁路要把“输入”公社和另一个“信仰、希望、爱情”公社连接起来。“输入”公社有五千卢布，这笔钱本来是用来灌溉果园的。结果铁路没有建成：“信仰、希望、爱情”公社因其名称问题而被省里撤销了，而那个被“输入”公社派到莫斯科，用两百卢布购买火车头的管理人员不知为什么竟然再也没有回来。
另外，几个工长还擅自动用两百卢布造了八架运送邮件和干草的滑翔机和一架用湿沙做动力的永动机。
伊凡·菲多托维奇·施马科夫到格拉多夫是带着明确任务的——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并使省里的各项工作健康开展。施马科夫三十五岁，因为奉公守法并且具有行政管理的才能而颇负盛名，受到最高国家机关的赏识并被派到重要的负责岗位上。
施马科夫所考虑的，恰恰就是他所了解的格拉多夫的现状。他只知道格拉多夫是个暮气沉沉的城市，那里的人们在稀里糊涂混日子，连肥沃的黑土地也寸草不生。
在抵达格拉多夫前两小时，施马科夫顺便在一个车站下了车，朝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提心吊胆地在小店里匆匆喝了点伏特加，因为他知道苏维埃政权不喜欢伏特加。他走过阴暗的无处栖身的车站大厅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寂寞而不安的特殊感觉。三等车厢里坐的是失业工人，他们在吃廉价的灌肠。孩子们在哭闹，他们的哭声更增添了惊恐不安的气氛和无助的怜悯感。小功率的机车发出一阵阵凄凉的吼叫声，正准备穿越那人烟稀少、贫困荒凉、秋风萧瑟的旷野。
乘客们好像不是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而是在另一个星球上旅行；人人都在自顾自地吃东西，不愿让邻座分享，但大家还是紧紧地挤在一起，在这可怕的交通线上彼此寻找着保护。
施马科夫走进车厢，点燃了一支烟。火车启动了。一个卖苹果的乡下女人慌慌张张跳下火车，她因为多找了一位乘客几分钱而耽搁了。
施马科夫因为路途遥远而气得啐了一口，然后坐了下来。窗外，一个小镇的一间间农舍迅速掠过，一座磨坊正不紧不慢地转动着破旧的风轮，艰难地磨着粗粮。
一个小老头正在给坐在旁边的几个旅客讲笑话，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不住催促他：
“那个莫尔多瓦人后来怎么了？”
“那个莫尔多瓦人很有钱，”老头说，“莫尔多瓦人招待俄罗斯人好好吃了一顿，给足了他面子。俄罗斯人对莫尔多瓦人说：‘我现在很穷，等我发了财，一定请你来做客。’”
“莫尔多瓦人是怎么回答他的？”
“莫尔多瓦人就是等呗！过了一年，两年，后来又过了两年。那俄罗斯人还是没有发财，而莫尔多瓦人还在等——那俄罗斯人什么时候请他去做客啊？莫尔多瓦人苦苦等了四年，他想起了那个俄罗斯人，就去找他。一走进茅屋……”
“是那个俄罗斯人的家吧？”
“当然是俄罗斯人的家，你听我说就知道了。俄罗斯人一把摘下莫尔多瓦人的帽子，一会儿挂到这个钉子上，一会儿又挂到那个钉子上，一会儿又换到了另一个钉子上。‘你这是怎么啦？’莫尔多瓦人问他。‘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俄罗斯人回答。‘这样表示尊敬？’‘当然是尊敬。’莫尔多瓦人在一张空荡荡的桌子前面坐下来，看究竟怎样招待他。这不，俄罗斯人拿来一个坛子。‘喝吧！’俄罗斯人说。莫尔多瓦人端起坛子，他以为是什么饮料，其实只是一坛清水。莫尔多瓦人喝了几口。‘够了。’他说。‘喝吧。’俄罗斯人说，‘多喝点，千万别让我生气。’莫尔多瓦人当然是个懂礼节的人，只得端起坛子再喝。没等他喝完这一坛，女主人又提来了一大桶，男主人从桶里往坛子里灌，灌满了又请客人喝。‘甭客气，’他说，‘看在上帝分上，多喝点！’莫尔多瓦人喝完了三桶水才回家。‘俄罗斯人招待得怎么样？’莫尔多瓦人的老婆问。‘挺好，’莫尔多瓦人回答，‘幸好喝的是水，要是酒的话早就喝死了——我喝了整整三大桶……’”
火车隆隆前行，施马科夫迷迷糊糊睡着了，再也听不见老头在说些什么。他做了个噩梦，梦见铁轨不是铺在地面上，而是铺在用虚线标出的地图上，也就是属于间接控制。施马科夫嘟嘟囔囔说了几句梦话，然后就醒了。那小老头连同他装食品的袋子不见了，坐在他那位子上的一个共青团员正在做宣传：
“宗教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种事为啥还要经过法律呢？”那个刚才还在议论萨拉托夫和拉宁堡粮价的陌生人刨根究底地问。
“我来告诉你吧！”年轻人说着，脸上露出老年人的那种漠然的笑容，显然在向听众表示一种怜悯。“让我详详细细地说给你们听吧。因为宗教就是滥用大自然！明白了吗？事情很简单：太阳晒热牛粪，先冒出臭气，再长出青草。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来的——很简单……”
“请您原谅，共产党员同志，”还是那个熟悉粮价的陌生人怯生生地说道，“假如把牛粪放进炉子里，再点上柴火，既有热又有光，您看牛粪还能长出草吗？”
“那还用说，当然能长出来！”学问很深的年轻人回答说，“炉子也好，太阳也罢，反正都一样……”
“放在火坑上也行吗？”陌生人巧妙地问道。
“那是明摆着的，可以！”共青团员肯定地说。
“请您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公民，”说话的是个出差到科兹洛夫屠宰冷藏联合企业的人，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听说要拦住第聂伯河淹没波兰，真有这回事吗？”
这位无所不知的共青团员一下子来了劲头，开始大谈他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有关第聂伯河建设的情况。
“这可是件严肃的事情！”要到科兹洛夫去的那人对第聂伯河建设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只是第聂伯河的水是拦不住的！”
“怎么会拦不住呢？”施马科夫这时候也加入了谈话。
科兹洛夫人不高兴地看了看施马科夫，好像在说：你这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居然也来插一杠子。
“水这东西可是厉害得很呢，”他说，“水可以滴穿石头，可以腐蚀钢铁，而苏维埃的材料软得很！”
“他说得有道理，这混蛋！”施马科夫心里想，“我新裤子上的几个纽扣都掉了，这条裤子还是在莫斯科买的呢！”
施马科夫再也不想听下去了，他为自己的这些想法和生活质量的低劣而感到悲哀。火车行进到一个陡坡上的时候，轰隆轰隆的声音更大了，闸瓦发出力不从心的吱吱嘎嘎的响声。时间已经到了九月份，周围一片凄凉寂静，寒冷空旷的田野里已经看不见任何劳作的迹象。车厢的一扇窗开着，几个行人在下面对着火车谩骂：
“咳，你们这些混蛋！”
有时候迎面碰到的牧人会请求说：
“把报纸扔下来！”他们要用报纸卷烟抽。
共青团员由于自己知识渊博而大发慈悲，把手头所有的纸张全扔了下去，牧人们不等这些纸张落到地上就纷纷接住了。但是施马科夫没舍得把自己的报纸扔下去——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任何一张小纸片都是十分宝贵的。
“格拉多夫到了！谁到格拉多夫？停下来就到了！”列车员说着就开始打扫卫生，“到处都是垃圾，这些笨蛋，像在地里一样乱扔！要罚你们的款，可是你们又没有钱！老奶奶，抬抬脚！”
施马科夫在格拉多夫下了火车，他不禁有点害怕了。
“这就是我要待的地方。”施马科夫心里想道，仔细打量着这静悄悄的车站和那些急着上车的平民百姓。
尽管铁轨已经把这里和全世界连接了起来，可以直通雅典、亚平宁半岛以及太平洋沿岸，但是谁也不到这儿来：没有这个必要。假如有人来的话，那他肯定会迷路的，因为这里的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施马科夫住进了科尔金大街46号。这幢房子不大，里边只有一个老太太守着自己的那份家当。她每月可以领到丈夫的十一卢布二十五戈比退休金，另外她把一间由她负责生火的房间租出去，收取八卢布的租金。
伊凡·菲多托维奇在一张光秃秃的桌子旁边坐下，朝院子里打量了一下，院子里的草都快枯死了，他心里感到相当寂寞。伊凡·菲多托维奇坐了一会儿就躺下了，可躺了一会儿又起来去买吃的。
九月的太阳还没有下山，伊凡·菲多托维奇回到自己空荡荡的住处。老太太在厨房里一面为政权的更迭而唉声叹气，一面在噼里啪啦地劈烧茶炊的柴火。
伊凡·菲多托维奇吃了点灌肠，然后坐下来琢磨自己将来在文件上签名的样式。他写下“施马科夫”这几个字。“不行，不够苍劲有力。”他想了想又重写了一遍，可是已经不太花哨，似乎在无意间模仿了列宁那种朴实无华的字体。
接着，伊凡·菲多托维奇又想了好久：要不要在施马科夫这个姓前面加“伊凡”这个名字。最后他决定还是加上，因为人家可能搞错，把他当作外国人，尽管施马科夫这个姓相当少见。
到了八点钟，老太太不再唉声叹气，开始发出轻微的鼾声——大约是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她又醒了，醒过来后就默念斯拉夫祈祷文，一直念了好久。
伊凡·菲多托维奇拉上窗帘，闻了闻窗台上那朵病恹恹的小花，从箱子里取出一本簿子，簿子的皮封面上用削笔刀刻着手稿的名称：
《治国方略》
他打开手稿第四十七页，读到最后不禁浮想联翩，于是继续写道：
“……我秘密地撰写自己的著作，但是总有一天它将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律经典。具体地说，我认为官员或者其他公职人员是社会主义历史最珍贵的代理人，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路轨下的活枕木。
“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这是心中怀有革命义务感的人所信仰的一种新的宗教。
“1917年，秩序的和谐理智第一次在俄罗斯真正庆祝了自己的胜利！
“当前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一部分是建立在对事物不理解的基础之上。
“机关就是办公室。而办公桌实际上是任何国家机器不可或缺的用具。
“官僚主义对革命来说是有功劳的：它把一盘散沙的人民黏在一起，迫使他们服从秩序的意志，教会他们用同一个模式去理解平常的事物。
“官僚主义者必须击溃，必须挤出苏维埃国家，就像从柠檬中挤出酸汁那样。但是这样一来，柠檬里不是只剩下了一堆无用的废物，没有任何味道了吗……”
“你们这帮坏蛋！”有人在窗外大喊大叫，“我要把所有的坏蛋，把所有的洗礼教派的异教徒统统开膛破肚……”
这声音一下子又突然变得仁慈和善了：
“朋友，你就骂人吧，用教会斯拉夫语骂人吧！啊哈，不能骂！……咳，你这个下贱坯！”
脚步声远了，响起了凄凉的、提醒大家防盗的梆子声。
施马科夫起初警惕性还挺高，可是后来因为下流行为实在太多而变得麻木了。
他克服了道德上的忧虑，继续写道：
“不要官僚主义，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得到的不是确凿的秩序，而是信任，也就是说，是凶猛、胡说和诗歌。
“不！我们需要的是让人成为神圣而道德的人，否则他就无地自容。到处都应该有文件和相应的公共秩序。
“公文只是生活的象征，但它又是真理的影子，而不是官员无耻的杜撰。
“据实叙述、符合手续的公文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它可以预先估计到人类的劣根性，可以用社会的利益规范他们的行为。
“另外，公文可以培养人的社会道德，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瞒过办公室。”
伊凡·菲多托维奇的思路往往被种种不相干的设想引到邪道上。譬如现在就是这样。他不珍惜时间，完全沉湎于对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沙俄时代县警察局长行政权力的比较。接着，他又想到地球上的水，认为最好把所有的江河湖海降到地层下面，让地面保持干燥。那时候就不用担心下雨了，可以使人民居住得更加宽敞。水可以用水泵从地底下抽上来，云也消失了，天空中只剩下一个永远光芒四射的太阳，这太阳就成了一个大家都能看见的行政中心。
“秩序与和谐的最坏敌人是大自然，”施马科夫想，“自然界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如果给自然界建立一个法庭，对自然界的胡作非为进行惩罚，那会怎么样呢？譬如说，如果歉收就揍庄稼，当然不是一般的抽打，而是用比较巧妙的方法，比如说用化学的方法！”
“他们是决不会同意的，”施马科夫叹了口气，“到处都是违法乱纪的人！”
后来他醒悟过来，继续写下去：
“我设想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那里的人们完全被正式的公文所吞噬和控制，尽管他们生性恶劣，但是最后都成了道德高尚的人。因为公文和公函紧紧地监视着人们的行为，使他们感到面临法律惩处的危险，于是遵守道德规范就成了他们的习惯。
“办公室就是把本性恶劣的世界改造成法制和完美的世界。
“对这个问题应该加以考虑，进行认真地思考。今天的例行笔记就写到这儿，接下来要好好考虑官僚制度问题。”
伊凡·菲多托维奇站起来，开始认真思考。
关于官僚制度他思考了好久，一直到夜深人静的街道上传来的狗吠打断了他的思路才最后沉沉入睡。他忘了熄灯，白白浪费了煤油。
第二天施马科夫到省土地管理局上班，他被任命为那里的科长。
他走进办公室，默默地坐下来，开始翻阅各种充满智慧的公文。同僚们怯生生地看着这位新来的上司，一边唉声叹气，一边不慌不忙地绘制长长的表格。
伊凡·菲多托维奇渐渐进入公文的核心部分，他立刻发现了行文不够严谨和违反逻辑的地方。
晚上，他躺在床上反复思考自己的新职务。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划分得不够清晰，大家为小事情忙忙碌碌，公文缺乏思想深度、逻辑混乱。工作人员挤在小小的科室里，忘记了自己劳动的最终目标和自己工作的历史意义。
施马科夫吃了点昨天剩下的灌肠，坐下来给土地管理局局长写报告。
《关于我科为使我所领导的农业措施领域合理化而调整从属关系的报告》
伊凡·菲多托维奇写完这篇论文已经是深夜了，已经过了半夜。
第二天早晨，女房东可怜这个孤零零的单身汉，免费给他送来了茶。昨天夜里她听见施马科夫睡着了，可他肚子里那些又干又油腻的食物在发出沉闷的咕噜声和清脆的噼啪声。
伊凡·菲多托维奇接过茶，也没有说句感谢的话。她啰里啰唆地介绍这个闭塞的地方，他也没有表示任何兴趣。
原来，格拉多夫附近的几个村子，更不用说那些远在森林那边的村子了，春季里新月初上和响起第一声春雷的时候，大家至今还到河里或湖里洗澡，用银脸盆洗脸，灌蜡算命，用烟熏的方法替牲畜治病，祈求风调雨顺。
“一群奴才！”伊凡·菲多托维奇在心里骂道，“只有国家的生力军——担任公职的人员才能整治这种愚昧状态。”
上班的路上，伊凡·菲多托维奇感到胃里很舒服，那是因为喝了老太太送来的热茶。他心里也很平静，因为他深信自己为治理国家开了个好头。
上班的时候，让伊凡·菲多托维奇处理一件分割地产的案子。几个当事人都是阿辽娜的后代，这个阿辽娜在十八世纪曾经在波岑地区拉起一支队伍造反，后来因聚众闹事的罪名在卡多姆城被活活烧死。
“我们祖上是以抢劫为生的哥萨克，”施马科夫看到状子里这样写着，“他们骑着马转战各县，杀死那些受农民支持的地主和领主，但是平民百姓、农民、贵族家里的用人和其他职员，一个不杀，一个不抢。”
阿辽娜后代的这个地产分割案件已经拖了四年多了。现在当事人又送来了新的诉状，局长还在上面做了批示：
“转施马科夫同志。请彻底了结此案。七俄亩地的案子拖了四年多。将处理结果及时向我汇报。”
施马科夫从头至尾仔细审阅了这个案子，最后认为有三种解决的办法，为此向局长专门打了一个报告。他自己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推给上级部门裁决。他在报告的结尾部分加入了自己的一句名言：
拖沓是利用集体智慧探索社会真理的过程，而不是罪过。施马科夫处理完阿辽娜一案，又埋头处理戈拉-戈罗什卡村的案件。这个村子在沙地里，但是又不愿意搬到好一点的地方。原来，离这个村子两俄里的地方有一条铁路，村子里的人就是靠偷盗铁路上的财物为生的。上面给了这个村子一笔钱，还派了农艺师，可是他们还是不愿离开沙地，也不知道是靠什么维持生计的。
施马科夫在这个案卷上做了批示：
“参照德国汉堡市的例子，戈拉-戈罗什卡村应该看作是一个自由居民点，其居民则称为偷盗运输物资的强盗。他们的土地必须没收并划归劳动者使用。”
接下来处理的是杰维亚·杜波罗娃村居民的一份申请，他们要求给他们派遣一架飞机，以供夏季干旱时耕云播雨使用。申请报告还附了一份《格拉多夫消息报》的剪报，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使杰维亚·杜波罗娃村的人深受鼓舞：
呼风唤雨的无产阶级雷神列宁格勒的苏维埃科学家马尔腾森教授发明了一种能够自动耕云播雨的飞机。明年夏天将对这些飞机进行实地试验。飞机使用的原料是带电的沙子。
施马科夫研究了该案的全部文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鉴于飞机撒下的沙子可能降低耕地的效力，暂时不宜向杰维亚·杜波罗娃村提供飞机。请将处理意见通知申请人。”
今天这个工作日剩下的其余时间，施马科夫全部花在填写统计报表上了，他从这些表格和国家规定的精确术语中获得了极大享受。
上班的第五天，施马科夫认识了土地管理局行政财务处长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波尔莫托夫。
波尔莫托夫不冷不热地接待了施马科夫，那神情就好像对方是个与公务毫不相干的人。
“波尔莫托夫同志，”施马科夫说，“我们科里的事情停顿下来了：
您命令一个月只送两次信件。”
波尔莫托夫也不回答，只顾自己签发拨款单。
“波尔莫托夫同志，”伊凡·菲多托维奇又说了一遍，“我手头有几份急件，可是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寄出……”
波尔莫托夫看也不看施马科夫，伸手按了一下电铃。
一个上了年岁的人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他眯着眼，毕恭毕敬地望着波尔莫托夫。
“把这送到手工业管理局，”波尔莫托夫吩咐那个人，“再叫一名打字员到我这儿来。”
那人不敢说什么，默默地走了。
一名女打字员走了进来。
“索尼娅，”波尔莫托夫对她说，他不看她，而只凭体味和其他间接的特征知道她来了。“索尼娅！业务计划你还没有打出来？”
“打出来了，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索尼娅回答，“您说的是那份业务计划吗？噢，是的，还没有打出来！”
“你还是先问问清楚再回答吧，否则没有打好又要说打好啦！”
“您问的是那份业务计划吗，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
“是啊，我没问你看戏计划！业务计划就是业务计划！”
“啊，我刚放进打字机！”
“放进去就没动静了。”斯杰潘·波尔莫托夫说。
波尔莫托夫这时候签发完了拨款单，抬头看到了施马科夫。
波尔莫托夫听完了他的陈述，回答说：
“当初巴比伦的渡槽是怎样建造的？造得好不好？好！牢不牢？牢！可那时候半年才寄一次信件，不是挺好的吗！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波尔莫托夫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又开始签发各种证明和提示。
听了波尔莫托夫这番高论，施马科夫立即哑口无言，疑惑不解地走了出去。一路上他总是闻到一股旧案卷的气味，心里在琢磨波尔莫托夫提到的那个手工业管理局究竟是干什么的。施马科夫当然还思考别的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情，那就不得而知了。
行政财务处的门口，有两个人在争吵。他们各有特色，一个是又瘦又小的倒霉蛋，领了工资就喝酒，另一个吃得脑满肠肥，心满意足。瘦子尽量要向胖子证明，他手里拿的那团东西是黏土。胖子则坚持认为这是沙土，还露出得意扬扬的神色。
“为什么？为什么是沙土？”瘦子不肯罢休。
“因为容易碎，”胖子胸有成竹地说，口气也比较平静。“因为像面粉那样一吹就扬起来。你吹吹看！”
瘦子吹了一下，结果真的有什么东西落下来了。
“怎么样？”瘦子问。
“什么怎么样？”胖子说，“散开来了，就证明是沙土！”
“你吐一口唾沫试试看。”瘦子说。
胖子双手接过那团性质不明的土，往上面使劲吐了口唾沫，他坚信沙土碰到水不会黏结。
“怎么样？”瘦子得意地大声问，“现在该知道了吧！”
胖子揉了揉那团土，为了保持心理平衡，他只得表示同意：
“是黏土！黏糊糊的，这破玩意儿！……”
施马科夫听完两个朋友的谈话，便径直回自己的办公室。刚走到自己的办公桌跟前，立即坐下来给局长打报告：
《关于务必在您所管辖的局里加强内部纪律、克服隐性怠工的报告》
但是不久，施马科夫看到怠工成了合法的现象。施马科夫领导的科室里坐了四十二个人，可是干活只要五个人就够了。于是施马科夫吓得赶紧向上面提交了一份务必缩编三十七人的报告。
但是地区委员会立即把他叫去并向他宣布：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工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恣意妄为。
“那么让他们干什么呢？”施马科夫问，“他们在我们那儿没有事可干！”
“慢慢来嘛，”工会的人说，“让他们翻翻那些旧的案卷吧，你着什么急呀？”
“为什么要翻看那些旧案卷？”施马科夫刨根究底地问。
“为了给历史留下系统的材料！”工会的人解释道。
“这倒也是！”施马科夫表示同意，心里也踏实了。为了更加放心起见，他还是向上级做了汇报。
“你啊，真是个糊涂蛋！”施马科夫的上司对他说，“你怎么去听工会的人胡说八道，你应该像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那样工作，他们才是聪明人呢！”
有一天局里的书记来找施马科夫，请他抽散装香烟。
“您尝尝，伊凡·菲多托维奇！新产品，五戈比四十支，格拉多夫产的。‘红色修士’牌，瞧，烟嘴上标着呢，残疾人做的！”
施马科夫拿了支烟，尽管为了节约他几乎不抽烟，只是人家请烟的时候才过个瘾。
书记凑到施马科夫跟前悄悄说：
“伊凡·菲多托维奇，您可是从莫斯科来的人！听说每天有四十车皮的死面饼运到那里，好像还不够，这是真的吗？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不，加甫里尔·加甫里洛维奇，”施马科夫安慰他说，“肯定没有那么多。死面饼没什么营养，犹太人喜欢吃油腻的东西，吃死面饼是一种惩罚。”
“这就对了，我就是这么说的，伊凡·菲多托维奇，可他们就是不相信！”
“谁不相信？”
“谁都不信，无论是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还是彼得·彼得罗维奇，或者阿列克赛·巴甫洛维奇，谁都不信！”
光阴流逝，格拉多夫迎来了凄凉的暖冬。每天晚上，同事们聚在一起喝茶，可他们的谈话总离不开讨论公务员的职责，即使在私人的住宅，远离上司，他们依然感到自己是国家公务人员，讨论的还是国家大事。有一次伊凡·菲多托维奇参加了这样的聚会，他满意地发现土地管理局的所有同仁对公务都怀有一种长久不衰、发自内心的兴趣。
廉价烟叶呛人的烟味，翻阅记录着真理的文件发出的窸窣声，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处理各种公务——对同事们来说，这些现象替代了大自然的空气。
办公室成了他们一道美丽的风景。那间静悄悄的、挤满了脑力劳动者的房间里弥漫着的半死不活的宁静氛围，他们觉得比大自然的原始风情更加舒适。他们身处四面墙壁的包围之中，内心感到非常安全，可以免受这混乱世界上的种种野蛮行为的干扰；他们不断增加公文的数量，以为这样就为这个荒唐的不足信的世界增添了秩序与和谐。
无论是太阳还是爱情，或者别的什么丑恶现象，他们一概不承认，他们宁可相信纸上的事实。此外，无论是爱情，还是计算太阳的活动，都没有进入公务活动的直接范围。
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天空中下着不合时宜的雨——时值十二月——还飘着湿雪，施马科夫兴冲冲地走在格拉多夫的大街上。
今天将有一个宴会，庆祝波尔莫托夫在国家机关工作二十五周年，每人掏三个卢布。
施马科夫心潮澎湃，他有许多新的发现要告诉大家。他想当着波尔莫托夫和其他人的面做一个报告，题目就是：《苏维埃化是宇宙和谐化的开端》。他打算把自己的笔记《治国方略》改成这个名称。
格拉多夫城还没有进入梦乡，因为才晚上七点多钟。家家户户的狗都因为无聊而在发火。远处的一盏路灯清晰地照着行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天空是那么低，夜色是那么浓，城市是那么静、那么小，民风又是那么淳朴，第一眼看上去简直感觉不到任何的大自然景色，而且也不需要什么大自然。
走过消防瞭望塔的时候，施马科夫听见在上面观察的那个孤零零的消防队员累得在唉声叹气。
“他毕竟没有打瞌睡，”伊凡·菲多托维奇怀着公民的满足感想道，“这表明他有责任感！虽然现在不可能发生火灾，因为大家都小心谨慎，大家都安分守己！”
施马科夫第一个来到晚会现场，第一个走进预先约定的那幢用两个卢布从寡妇扎莫娃那儿租来的房子。那寡妇见了施马科夫没有任何欢迎的表示，好像施马科夫已经饿了好几天，是来抢东西吃的。
伊凡·菲多托维奇一声不响地坐下来。除了公务之外，施马科夫不知道怎样待人接物。假如他结婚的话，那他妻子肯定是个不幸的人。但是施马科夫不愿结婚，也不愿用繁衍后代来使历史复杂化。施马科夫感觉不到女人有什么迷人之处，作为一名真正的思想家，他周身流淌的只是赤裸裸的义务。他没有自己的意志，只需要服从——愉快地服从，就像享受床笫之欢那样。他是那么喜欢公文，即使遗忘在自己办公桌抽屉角落里的几张不知来历的纸片他也奉为至宝，仿佛那些纸屑就是一个恭顺而徒劳的王国。
第二个来的是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波尔莫托夫。他的行为举止不像一个受祝贺的人，倒成了发号施令的主持人。
“玛尔芙莎，”他对扎莫娃说，“你最好在前厅铺上地毯！大家的脚可能不干净，可又买不起套鞋，你这里毕竟是正房，而不是酒吧间！”
“这就铺，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我这就铺上！您请进——我给您把宝座都准备好了。您的官儿最大！”
“是最大，玛尔法·叶戈罗芙娜，没有比我再大的了！”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说着便在那把最好的老式软椅上坐了下来。
其他人估摸着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已经入席，便赶紧走了过来。
来了四位办事员、三位统计员、两位人事处长、两位会计、三位科长，以及打字员索尼娅和当地一家制瓦厂的厂长——波尔莫托夫在地方工作的一位老朋友、公民罗德内赫。这些人便是波尔莫托夫在自己目前活动范围和今后计划升迁领域中交往的圈子。人到齐后就开始喝茶。
大家默默地喝茶，尽量体验喝茶的乐趣，大家的心情慢慢舒畅起来。玛尔法·扎莫娃站在波尔莫托夫背后，不停地替他换空杯子，往茶里加上从合作社里作为次品买来的经济黄砂糖。
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坐在那儿感到十分风光。各种各样的恭维和奉承都没有超出公务的范畴。大家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几次对省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拖延不办的大胆举动——说话的声音里还能感觉到一种恐惧和推卸责任后的暗喜。
大家的记忆中浮出了取消格拉多夫省这个事件。中央突然中止向这里发指示。于是波尔莫托夫自愿乘廉价火车上莫斯科去探听消息。给他的钱很少（莫斯科的拨款没有下来），只给了他残疾人面包房做的几个面包，发了张出差证明。到了莫斯科波尔莫托夫才了解到要把格拉多夫撤省并州，所以原来拨给格拉多夫的款项全部给了州府。
可是州府拒绝接受格拉多夫。
“格拉多夫不是无产阶级的城市，”他们说，“我们要它有什么用！”
格拉多夫就这样被挂了起来，失去了国家的支持。波尔莫托夫回来后，在自己家里召集老住户开了个会，打算宣布在格拉多夫省成立民族自治共和国，因为省里居住着五百名鞑靼人和大约一百名犹太人。
“我需要的不是共和国，”波尔莫托夫解释说，“我不是少数民族，我需要的是国家性质不能中断，保持公务活动的继承性。”
施马科夫热血沸腾，心跳加快，但是他一直保持沉默，不停地搓着那双文牍官的手。
参加宴会的人们还回忆起了新的往事。历史在他们头顶上流逝而过，他们稳稳地坐在自己的故乡，脸带微笑地注视着历史的进程。他们之所以脸带微笑，是因为他们坚信，凡是流动的东西，流着流着就要停下来。波尔莫托夫早就说过，世界上的一切不仅都在流动，而且都会停止。到那时候也许会重新响起教堂的钟声。自命为苏维埃人的波尔莫托夫，当然还有其他人，大家都不希望听到教堂的钟声，但是为了秩序和向群众灌输统一的思想，听听教堂的钟声未必是件坏事。在国家的偏远地方，钟声无疑是美妙的，即使从诗学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因为在美好的国家诗歌必定处在预先为它指定的位置上，而不会去唱那些无益的歌曲。
不知不觉间茶已经喝光了，茶炊也熄灭了。玛尔法累得坐在角落里，再也没有力气为大家效劳了。于是俄罗斯的烧酒就挺身而出，来代替茶的位置。
“公民们，”统计员斯马契涅夫说，“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招待大家，那就是伏特加！……任何东西都无法征服我，无论是音乐还是歌唱，或是信仰，但是伏特加能把我征服！这就是说，我的灵魂如此坚硬，只有毒品才能得到它的称赞……任何精神的东西我一概不予承认，那都是资产阶级的欺骗……”
斯马契涅夫无疑是个悲观主义者，就总体而言，过于偏激。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确实也只有伏特加才彻底冻结了来宾们的意识，把热量赋予了他们的心灵。
根据官位的高低，波尔莫托夫首先站了起来。
“公民们！我在不同的地方工作过。我经历过十八位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二十六位书记和十二位土地管理局局长。光市执行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在我任期内就换了十位！而特别任命的官员，譬如人事秘书啦，主席啦，总数达三十位……我是个受苦受难的人，朋友们，我内心痛苦得很哪！任何东西都无法抚平它的伤痛……我一辈子都在拯救格拉多夫省。有一位主席打算把省里的旱地变成大海，把种田人变成打鱼人。另外一个想在地里打个很深很深的洞，让液体黄金从洞里流出来，他硬要我找一个技术员来办这件事。还有一位购买了所有的汽车，他想在省里一劳永逸地建立一种合适的体制。你们看到了吧，我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必须对大家笑脸相迎，压制自己健全的思想，还要破坏事物本质确定的秩序！不仅如此，手工业管理委员会，也就是省工会，有一次把我开除出了农林工作者委员会，因为我说缴工会会费是向工会工作人员纳税。不过我还是工会会员——也不可能开除我！少一个纳税人对手工业管理委员会是不利的，其余的事由我的上司设法解决——离了我他一点都没有办法！”
波尔莫托夫喝了口啤酒润润嗓子，环视了一下自己的下属，问道：
“什么？我听不清！”
在场的人都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消灭食品。
“万尼亚！”波尔莫托夫招呼那个往啤酒里兑伏特加的人，“万尼亚！把气窗关上，朋友！时间还早，走过窗口的什么人都有……我要说说省委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们吧，书记是主教，省委是主教管辖的教区！我说得对吗？而且是个英明严肃的教区，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宗教，比东正教还严肃。现在开会就好比通宵祈祷，你敢不去？你不去就对你说，请把您的证件交出来，我们要在上面做个记号！有了四个记号，就把你列入多神教徒的名单。而多神教徒在我们这儿是找不到饭碗的！就是这么回事！我对自己说：是谁在教区里建立了处理公文的规章制度？是我！是谁恢复了议院——工农检察院，或者国库——省财政局并且让大家有事可做？是谁呢？又是谁在办公室里消灭了扑克牌、乐谱和其他不卫生的东西？你们说啊，是谁？……
“朋友们，”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已经热泪盈眶，“没有波尔莫托夫就没有格拉多夫的机关和办公室，也就没有完整的苏维埃政权，也不会保存旧时代留下的、我们大家赖以为生的、公务上的亲缘关系！我是第一个坐到办公桌前，二话不说就拿起公家的笔开始办公的人！”
波尔莫托夫心情激动地等了片刻，然后做了一个分量很重的总结：
“现在你们知道了，我亲爱的同志们，这政权的中心和理智的可爱之处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完全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国王，而不是负责捍卫我那些女打字员的母性和童心，或者监护办事员的惰性！”
说到这里，波尔莫托夫没词了，于是坐下来，眼睛盯着桌子上的食物。在座的人一边闹哄哄地表示赞同，一边大吃香肠，用香肠来控制美好感情的自然流露。伏特加在慢慢地、有条不紊地、一圈接一圈地、按部就班地消耗，因此大家的情绪不是跳跃式地上升，而是像图表上那样，稳稳当当地沿着和谐的曲线上升。
统计员彼霍夫终于站起来唱了支关于野山岗的歌，歌声压倒了谈话声。统计员都是些演员，没有一个统计员或会计不是把自己的职业看作临时性的不上档次的工作，他们认为自己天生的使命就是从事艺术——唱歌，或者拉小提琴，或者弹吉他。再次一等的乐器，统计员连摸都不想摸。
继彼霍夫之后，会计杰苏希也事先不打个招呼，一声不响地站起来唱了某个歌剧的一个片段。至于究竟是哪一部歌剧，谁也没有听懂。杰苏希因为自己在艺术领域的分寸感和修养，以及自己在会计业务上的一窍不通而闻名遐迩。
最后，土地整治科科长勒瓦尼科夫稍稍欠起身，敲了敲叉子，以此表示沉默的必要性。
“亲爱的革命弟兄们！”喝了酒变得非常善良的勒瓦尼科夫开了腔，“是什么使我们不顾天黑来到了这里？是什么使我们撇下心上人聚集到这里？是他，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波尔莫托夫，我们机关的荣耀和行政首脑，在我省辽阔的尚未整治过的领土上建立起秩序和国家的革命导师！
“尽管他没有点一下他那英明的头，只是用他的金口在喝花椒酒，可是我要说，革命后留下来的人中间找不到可以跟他相比肩的了！他是名副其实的具有革命前品格的人！
“苏维埃职员公民们！”勒瓦尼科夫声嘶力竭地结束自己的发言，“我提议大家为我省疆域的奠基人和非他莫属的治理者，光荣而英明的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从政二十五周年，干杯！……”
大家纷纷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举着杯子向波尔莫托夫走去。
波尔莫托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得意扬扬地跟大家一一亲吻——他整个晚上都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时刻，甜蜜地克制着虚荣的冲动。
这时候，施马科夫已经憋不住了，他站到椅子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说——从他的《治国方略》中引了一大段话：
“公民们！请允许我谈谈目前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
“行啊。”大家众口一词地说，“你说吧，施马科夫！不过要节约时间，要简单扼要，要切中要害，不要空话连篇！”
“公民们，”施马科夫厚颜无耻地说，“目前正在进行一场所谓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战争。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官僚主义者？肯定是个官僚主义者。这正是他的光荣，而不是对他的批评或指责。尊敬的国家战士们，没有官僚机构，苏维埃国家连一个小时都无法存在——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此外……（施马科夫开始糊涂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此外，亲爱的战友们……”
“我们不是战士，”有人在喊，“我们是骑士！”
“智力战线的骑士！”施马科夫接过这个口号，“现在我向大家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
“好啊！”大家一致赞同，“你把它揭示出来！”
“我这就说，”施马科夫十分高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代——用——品！就拿我来说吧，我是革命家和主人翁的代用品。你们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吗？所有的东西都有了代用品！一切都成了假的了！一切都不是真的，而是代用品！原来是鲜奶油，现在成了人造奶油：挺香，可是没有营养！你们感觉到了吗，公民们？……因此，被所有居心叵测的人和傻瓜痛骂的所谓官僚主义者，恰恰是未来的等级分明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建筑师。”
施马科夫坐下来，心安理得地喝了口啤酒——中等的无害饮料。烈酒他是不喝的。
这时候奥勃罗巴耶夫站了起来……他被刺痛了，他生气了，他准备进入战斗岗位。他的岗位十分显赫——联共（布）预备党员。但是这样的地位对奥勃罗巴耶夫的工作没有帮助，他到现在还是一位月薪二十八卢布、在每一级相差八倍的工资级差表上列入第六档的办事员。
“尊敬的同志们和同事们！”奥勃罗巴耶夫吃完了什么东西之后说，“我无法理解施马科夫同志，也无法理解波尔莫托夫同志。这些话怎么能容忍呢！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明确指示。各级苏维埃机关的名称也存在了九年多。可是现在却有人在说官僚主义者是——叫什么来着？——是建筑师，是供养大家的恩人。说什么省委是主教的教区，省工会是手工业管理局，等等。这是什么话？这话也说得太过分了。这就抹杀了根据党的路线认真制定的基本而长期的指示。总而言之，对于前面两位演说家涉及的几个问题，我要谈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同时还要谴责施马科夫同志和波尔莫托夫同志。我说完了。”
“法律，奥勃罗巴耶夫同志！”波尔莫托夫用一种开导的，但是又表示同情的口吻轻轻地对奥勃罗巴耶夫说，“法律！您消灭了官僚主义之后，就会出现无法无天的局面！官僚主义就是执行法律条令。法律，你拿它一点都没有办法，奥勃罗巴耶夫同志！”
“要是我向省委或者工农检察院汇报呢，波尔莫托夫同志？”奥勃罗巴耶夫阴阳怪气地说，故意示威似的点燃了“大炮牌”香烟。
“您有什么证据呢，奥勃罗巴耶夫同志？”波尔莫托夫问，“难道有人给今天的聚会做了记录吗？索尼娅，您可是什么也没有记录吧？”他转身问在场的唯一一位女打字员索尼娅，她在土地管理局特别受人尊重。
“没有，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我没有记录；您什么也没有吩咐过我，不然我会记下来的。”醉醺醺、傻呵呵的索尼娅回答说。
“您瞧，奥勃罗巴耶夫同志，”波尔莫托夫精明而坦然地笑着说，“没有文件，也就没有事实！而您还说要跟官僚主义做斗争呢！假如有了记录员，那您就会把我们送进国家政治安全局或者工农检察院！法律，奥勃罗巴耶夫同志，要讲法律！”
“可是有活的证人！”像得了鼠疫似的奥勃罗巴耶夫大喊大叫。
“这些证人都喝醉了，奥勃罗巴耶夫同志。这是一。第二，他们，可以这么说，他们是群众，他们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我们分歧的实质，我的案子十有八九会不了了之。第三，奥勃罗巴耶夫同志，我要请教您：
一名遵守纪律的党员会把党内的分歧拿去让广大群众，甚至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去讨论吗？嗯？！咱们喝酒吧，奥勃罗巴耶夫同志，喝了酒就明白了……索尼娅，你是不是在那儿睡着了？你好好招待一下奥勃罗巴耶夫同志，练练写字吧……杰苏希，来一首抒情的。”
杰苏希展开美妙的歌喉，一下子把音调拉得很高，唱起了一首古怪的歌。歌词的大意是说：有一个人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他一心渴望得到一把金竖琴。接着，办事员梅沙耶夫拿起了一把三弦琴，说：尽管我在艺术上是个个体手工业者，但还想捣鼓几下！于是他的手指在琴弦上迅速拨动，整个身体也随着欢快的节奏晃动起来。
波尔莫托夫装出一副好心人的样子，眯缝着那双矛盾而又疲惫的眼睛。日常的外交工作使他心力交瘁，今天他突然激情迸发，糊里糊涂跳起舞来。他强迫两条历尽磨难的腿迈开步子，让一颗冷漠的心得到欢乐。
施马科夫开始可怜他，开始可怜全世界的在官场上辛勤工作的人们。他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起来，把脑袋埋进某种有咸味的东西里。
第二天早晨，格拉多夫发生了一场火灾，烧毁了五幢房子和一间面包房。据说火是从面包房先烧起来的，可是面包师肯定地说，他始终把烟头扔进面团里，从来不丢在地板上，而面团是不会燃烧的，只会吱吱地把火熄灭。居民们信了他的话，所以面包师还在继续烤他的面包。
后来，生活按照一般规律和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颁布的那些被公民们诚惶诚恐地研究过的决定在继续前进。在可以被一页页撕下来的日历上，公民们记载着他们种种持续不断的职责。这是施马科夫在参加一个绰号叫“灰色杂毛马”的股长的命名日时定下的规矩，对此他颇感得意。在每一页日历上几乎都标着某项义务，例如：
“到区土地部报到——我的第一个字母是Ч，向单位报告缺席的合法理由。”
“七点钟市苏维埃改选，支部提出的候选人是马兴，要一致通过。”
“到房管处缴水费，今天到期，过期罚款。”
“向市卫生委员会递交院子卫生状况的材料，罚款标准见市执行委员会规定。”
“住房合作社开会，讨论预订用作厕所的板房的问题。”
“抗议张伯伦，一旦出现情况就万众一心，拿起武器，奋勇战斗。”
“晚上到红角
站立片刻，否则将被视为背教者。”
“把妻子的命名日与节约原则和生产效率相结合。邀请我们的小苏维埃人民委员。”
“向玛尔法·伊里伊尼奇娜请教怎样熬马林果酱。”
“到民政处询问怎样把‘灰色杂毛马’这个绰号改成正式的姓‘勃拉戈维欣斯基’，把‘佛罗尔’这个名字改成‘杰奥多尔’。”
“彻底消灭臭虫并检查妻子的个人账户。”
“星期六——公开向股长声明我要去参加通宵祈祷，我不信上帝，我去参加是因为想听合唱，要是我们这儿有一个像样的歌剧团，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去的。”
“向同事们要点长明灯的油。哪儿都没有，全用完了。好像是给闹钟抹润滑油。”
“将第366号樱桃酒瓶保存起来。今年是闰年。”
“晒面包干留作备用——春天有一场仗要打。”
“别忘制定国民经济二十五年前景规划——只剩下两天了。”
每天都排得满满的。
施马科夫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而是多次发现了这样一个重要现象，即一个人已经没有时间过所谓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全部被国务活动和公益活动代替了。国家成了灵魂。这也是需要的，其中就隐藏着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高尚和伟大。
“怎么样，灰马同志，你们省有没有精确的建设计划？”
“那还用说！有，当然有！十年计划就包括建一百个大型粮仓，每年建十个，然后再建二十个冷藏屠宰场和十五家毡靴厂……另外，我们还要挖一条通到里海的运河，方便波斯商人跟格拉多夫的国家机关做生意。”
“这就好！”施马科夫下了这样的结论，“这方针好！你说说，你们这些大项目需要多少钱？”
“要大量的钱。”灰马用次要的语气说，“至少要三十个亿，换句话说，每年三个亿。”
“唷，这是个大数目啊！”施马科夫说，“谁给你们这些钱？”
“重要的是计划！”灰马回答说，“有了计划就会给钱……”
“这倒也是！”施马科夫表示同意。
问题得到了必要的说明。
施马科夫在格拉多夫住了快一年了。这样的生活很适合他：一切都按部就班，照章办事。
他脸上的表情淡然、老练而冷漠，就像陶醉在角色中的演员。他毕生的著作《治国方略》也接近尾声。施马科夫只是在考虑最后几个和音。如同共和国各个地方一样，格拉多夫的夜空没有太阳，然而阳光反射在其他星球上。
有一天，施马科夫为了健身出来散步。当他遥望其他星球的时候，突然替自己的著作找到了最后几个和音：
《雄鹰在我心中翱翔，和谐之星在我脑中闪耀》。
施马科夫回家完成了自己的巨著，坐在那儿津津有味地捧读自己的手稿，一直读到黎明。
“……既然世界是辩证的，换句话说，既是英雄又是坏蛋，那么有必要去挖空心思搞发明吗？大可不必！”他在中间部分读到这样一段。
“譬如说，五年前，二十年前也一样，格拉多夫只有两部打字机（两部全是‘国王’型号），而现在有各种型号的打字机将近四十部。
“但是，社会效益是不是因此而提高了呢？一点儿也没有提高。就是说，从前书记员用鹅毛笔书写。如果笔尖写钝了或者用力过度笔尖裂开了，书记员就开始削笔尖。他一面削一面看钟——瞧，时间到了，该回到自己那间小木屋了，那里好歹有吃的东西等着他，还有那国家体制精心提供的秩序和舒适。
“没有任何东西因为手写公文而遭到破坏。什么都不着急，什么都来得及。
“可现在怎么样呢？打字小姐还没有来得及往脸上抹点粉，马上又塞给她一份新的稿件……
“事情很清楚，只要来了个人，他身边马上就会出现一堆公文，而且数量不少。不增加人不是挺好的吗！也许连公文都不会那么多了？……”
读到这里，伊凡·菲多托维奇叹了口气，陷入了沉思。
他是不是该到偏僻的修道院过隐修生活，免得再为这痛苦的世界而伤心？但这样做是可耻的。
尽管可以用下面的理由来为这样的行为进行辩解：这世界不是由谁正式建立的，因此从法律上说这世界是不存在的。即使是人为建立的，还保存着章程和证明，那么这些证件也是不可信的，因为申领证件先要提交申请书，而申请书要由申请者签名，可是怎么能相信申请者呢？在申请者递交自己的申请书之前，谁能证明申请者的身份呢？
伊凡·菲多托维奇感到胃里灼热心里无奈，于是到厨房里喝水，顺便看看那里怎么老是发出吱吱的声音。
从厨房回来，他又翻阅自己的手稿，不禁百感交集。
“……就拿我领导的科室来说吧，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下属犯了错误我并不加以责备，仅仅从中得出结论：他们还在办事。当他们向我报告说我主持修建的那些拦河坝几乎被夷为平地时，我就回答说，由此看来，这些拦河坝还真的筑过。
“无论什么样的土都挡不住水，沟壑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
看完这一段，施马科夫放心了，于是怀着轻松的心情和对自己智慧的满足进入了梦乡。
然而，这世界上真有什么东西是人们确切了解的吗？大自然的所有事实都按规定进行登记了吗？这些都没有文献记载！规律本身，或者其他的办事准则，是不是已经破坏了这个充满矛盾却又追求全面和谐的宇宙中的活生生的物体呢？
这个罪恶的思想把施马科夫从睡梦中惊醒了。
睁眼一看，现在已经是幸福的清晨了。格拉多夫城里家家户户都在生炉子，把昨天剩下的晚饭热了当早饭。家庭主妇们出去替丈夫买热面包，面包房里的师傅切了面包放到磅上称重量。他们中间没有人相信公制比市制好，他们只知道一克比一磅轻。
另外，新的一天和昨天相似，因而不会给生活增添折磨，这也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鞋匠扎哈尔是施马科夫同院的邻居，每天都被妻子用同样的话叫醒：
“扎哈尔！起来，去坐你的宝座吧！”
所谓宝座，就是个圆树墩，扎哈尔干活的时候就坐在那儿，面前还摆个小桌子。树墩坐得已经磨去了三分之一，因此扎哈尔多次想到：
人比木头结实。事实也确实如此。
扎哈尔起床后就一边抽烟一边说：
“在这世界上我是个编外人员！我不是在生活，只是到场而已，我也不用登记……我不参加会议，什么会员也不是！”
“得了，你得了吧，扎哈尔。”妻子说，“别唠叨了，坐下来喝茶吧。会员！你也想当会员！”
喝完茶，扎哈尔坐下来干活儿。这种活儿连野兽也受不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
施马科夫经常到扎哈尔那儿补鞋，扎哈尔对施马科夫那双鞋啧啧称奇：
“伊凡·菲多托维奇，您这双鞋穿了七年多了，怎么还穿啊？这鞋在厂子里缝好到现在，孩子都长大上学了，好多孩子都死了，可这鞋还活着……小树都成材了，革命也闹过了，没准不少星星都熄灭了，可这鞋还活着……这事儿真弄不明白！……”
伊凡·菲多托维奇回答他说：
“这就是规律，扎哈尔·巴甫罗维奇！生活在瞎折腾，可鞋子还好好的！这就是人的智慧创造的节约奇迹。”
“以我看，”扎哈尔说，“还是瞎折腾好！要不你也会像我一样坐在这鞋匠的宝座上！”
伊凡·菲多托维奇劝扎哈尔别用这种多愁善感的目光去看待生活，也不要为这种诱人的想法而难过。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那种能够让轻浮的人心得到安慰的东西。所谓安慰，不就是让十月革命败坏了名声的小市民习气吗？
“规律么，是要遵守的，”扎哈尔说，“可是把土地给惹火了，伊凡·菲多托维奇！你现在怎么也整不好了，应该让它荒掉，而不是想别的办法！”
伊凡·菲多托维奇走后，扎哈尔在暗暗地想，清苦的日子总比高尚的瞎折腾好，于是他心满意足地望着自己空荡荡的院子，那里唯一的景观是一道篱笆，唯一的居民是一只母鸡。
三个月之后，格拉多夫全体国家公务人员的战斗日子来临了。中央决定把包括格拉多夫省在内的四个省合并成一个州。
于是四个省城开始争吵起来：哪一个更适宜做州府。
在这件事上，格拉多夫闹得最凶。
格拉多夫拥有四千名苏维埃职员，还有两千八百三十七个失业人员；只有州才能吸纳这批文职人员。
波尔莫托夫、施马科夫、市执委会办公厅主任斯科勃金、省计委副主任纳什赫以及格拉多夫的其他知名人士，站到了这场在莫斯科眼皮底下进行的与其他城市的官僚大战的前列。
格拉多夫人赶紧开始挖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公民莫耶夫庄园，莫尔舍夫卡镇中那个长满牛蒡的地方。
修筑这条运河就是为了让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地方的商船能够直达格拉多夫。
省计委就修筑运河事宜准备了整整三大卷材料呈报中央，希望中央了解有关情况。格拉多夫的工程师帕尔申制定了未来州内空中运输的方案，因为他预计将来不仅要空运行李，而且要空运大量的牲畜饲料。为了将来空运饲料，区农业联盟的几家作坊正在建造一架用炸药做燃料的大功率飞机。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瑟索耶夫亲自出马，到处吹胡子瞪眼睛地提醒他的属下，州中心只能是格拉多夫，任何别的居民点都不行。
瑟索耶夫同志下令定制格拉多夫州执行委员会的公章和牌子，还命令大家往后称呼他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当再也没有一个公职人员在公函或口头上把州和省混淆的时候，瑟索耶夫同志情绪高涨，逢人就说：
“我们这儿是州，老兄！怎么样？简直就是个共和国！而格拉多夫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省算什么呀？无非是反革命沙皇俄国的一个小小的基层单位！”
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务员大战开始了。邻近的几个城市——州中心的竞争对象——人们卖力的程度绝不亚于格拉多夫人。
但是格拉多夫在暂不表态的莫斯科面前力争击败所有的对手。伊凡·菲多托维奇·施马科夫起草了一份长达四百页的关于如何在筹建中的格拉多夫-黑土州实施行政管理的方案，而且已经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审批。
斯杰潘·叶尔米洛维奇·波尔莫托夫在一步步展开工作。他提议建立一个州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轮流在原来的几个省城召开会议，不设常驻机构，也不需要固定的大楼。
但这是个圈套：莫斯科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意见，必然会问这是谁的发明。一旦知道这个点子是格拉多夫的一位公民想出来的，莫斯科就会露出满意的笑容，而且肯定会注意到格拉多夫有适合担任州领导的聪明人。
波尔莫托夫向市执行委员会主席瑟索耶夫同志全面论证了自己的想法。瑟索耶夫说：
“是啊，这是一件高级的心理诱导的武器，不过现在什么卑鄙肮脏的手段我们都可以使用！”说完他就在波尔莫托夫的报告上签上自己的大名，以便呈送莫斯科审批。
格拉多夫人做了许许多多事情，以此证明自己显然比邻居高明。
施马科夫已经筋疲力尽，浑身感到酸痛。他一想到格拉多夫可能失败，心里就很害怕；想到格拉多夫将成为州中心的时候，就心花怒放。
四个省城彼此勾心斗角的情形，真可以写一本大书。书的字数相等于格拉多夫省的牛蒡草。
鞋匠扎哈尔没有等到州成立就死了，施马科夫自己也迈入了老境。
波尔莫托夫因为办事拖拉，被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会的高级视察员撤职了，现在在家里养病，但是开设了一个私人办事处，专门制作国家机关活动的统计表格。这个办事处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而且没有工资，也没有劳动保护。
这场争夺州中心的战争打了整整三年，莫斯科最后终于做出了决议：
“由某某省、某某省组建成上顿河农业州。沃罗热耶夫市为州首府。在某某居民点设立区中心。格拉多夫市没有任何工业价值，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机关服务业，应列入编外城市。在该市设立村苏维埃，即将小高峰村苏维埃迁入城内。”
格拉多夫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那些傻瓜一个接一个地报销了。施马科夫一年后因为撰写大部头的社会哲学著作《为使人变成时时刻刻奉公守法的公民而消灭其个性特征的几项原则》劳累而死。生前曾任村苏维埃土路特派员。波尔莫托夫还健在，每天特意到原来的省执委会那幢大楼前散步。现在那幢楼挂着“格拉多夫村苏维埃”的牌子。
但是波尔莫托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两个曾经发挥安邦治国功能的目光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