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话说，故宫内有一个“内阁大库”，即明清的中央书籍档案库，所藏物品中书籍占了十分之三，档案则占十分之七。这批档案中，仅有几千件是明代的，其余都是清代历朝政府所奉行的朱谕，臣工缴进的敕谕、批折、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的表章，历科殿的答卷，等等，史料价值极高。
清朝末年，清政权已日薄西山，无力管理，库房年久失修，曾经发生了两次库墙坍塌事件。
1909年，为了整修大库，大部分档案被搬出了库外，有一二十万斤之多，堆积如山，无处安放。
怎么办？
有人觉得，这些陈年材料都已经过时，属于废纸一堆，不如一把火烧了干净。
这个提议，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意。
眼看这些珍贵的档案就要付之一炬了。
幸好，时充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的张之洞正筹备成立京师图书馆，派学部参事罗振玉去大库捡取书籍。
张之洞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而罗振玉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被冠以“国学大师”之称，如果细化一点来说，还可以在他的头顶上加上若干“家”的称号，比如说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甚至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等。
罗振玉到了大库，在这些待焚的档案中简单地搜检了一会儿，猛吃一惊，天呐，这些可都是后世研究明清两代史学的宝贝啊！
他赶紧返回，向张之洞建议由学部管理这些档案。
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国务院接受了清军机处档案全宗，储藏于集灵囿。
1916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历史博物馆，这批档案移至午门、端门存放。
档案虽幸免于火被保存下来，但却长达数年无人问津。
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窘迫，各政府部门均要自筹资金维持。
教育部认为这些就是废纸，于1921年分装八千麻袋（一说为九千麻袋），共十五万斤，以大洋四千元卖给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
大内档案残留的只有六十二箱一千五百零六袋。
当时的罗振玉以清朝“亡国奴”的身份自居，准备携眷逃亡日本京都，听说十五万斤的史学资料被当作废纸论斤称两地卖给了同懋增纸店，不由得心如刀绞，火急火燎地往纸店赶。
毕竟那些资料的重量和数量庞大，罗振玉赶到纸店时，已经卖出了约一千麻袋。
这个时候，罗振玉所能做的，就是将剩下的七千麻袋档案以一万三千块大洋收购回来，雇用了十多人进行整理。
可是，罗振玉自己都准备逃亡日本了，又怎么存放这如山如海的东西呢？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将大部分以一万六千块大洋转卖给清朝遗臣李盛铎，其中的四十箱则卖给日本人松崎，另外将自己精心挑选出来，认为最珍贵的六万四千八百七十二件档案存好，后来献给了伪满洲皇帝溥仪。
再说回大内档案残留的那一千五百零六袋资料，这些资料的下场也很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冯玉祥于该年十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了故宫。
溥仪一走，其留下的故宫财产便处于无主状态。金银细软之类，冯玉祥自然会安排人手进行接管，但那些史学资料就只能书魂四散飘零，自行湮灭于尘世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无限感慨的话题。
然而，把时间往回挪一挪，挪回到所谓的“康乾盛世”，这些资料都是至高无上、不容窥看、不许更改一字的皇家物品，谁稍有触犯，必是死路一条。
曾经，有一个名叫黄检的朝廷大员就为此倒尽了血霉。
黄检是汉军镶红旗人，曾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乾隆四十年（1775年）更擢升为福建巡抚。
黄检为封疆大吏，权重一时，让人艳羡不已。然而，若跟他的祖父黄廷桂比较起来，黄检还差很远。
黄廷桂是雍正、乾隆两朝名臣，得皇帝恩宠，历任四川、两江、陕甘总督，晚年进京为内阁大学士，去世后入祀贤良祠，图形紫光阁，世袭伯爵。
黄廷桂咽气前，将自己写的并录有雍正和乾隆朱批的奏折底稿交给了孙子黄检。
这个黄检，在任山西按察使时，为了标榜爷爷的功德，显摆一下爷爷当年的荣宠，竟然把这些录有雍正和乾隆朱批的奏折底稿私自刊刻，印刷了二十部，当作礼物送给了巡抚巴延三等官员。
这下触犯“天条”了。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神经过敏的乾隆帝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寓禁于征，大肆搜检天下书籍，凡有只言片语对大清不利的书籍，一律焚毁或篡改。不知怎么，黄检这限量版的《黄廷桂奏疏》竟然出现在了乾隆的龙案之上。
在乾隆看来，奏折上面所论皆为国家大事，本来就不该泄漏到民间，这该死的黄检不但将奏折刊行了，更将原奏折上皇帝的朱批印上，更是罪该万死！
不过，乾隆生气归生气，却不好发作。
因为他的父亲雍正帝曾大大方方地把数千份臣子上给自己、而他自己又作了朱批的奏疏刊刻颁行天下。
按照清朝制度，官员给皇帝上了奏折，提出问题或汇报工作，皇帝都会用红墨汁直接在奏折上做批示，是为朱批，发还给臣工执行。而臣工照批行事后，又要恭恭敬敬地把该奏折奏还。
雍正是个很热爱皇帝这个职业的实干家，工作勤奋，加班加点，任劳任怨。他在大臣奏折上的朱批也很见功夫，洋洋洒洒，动辄数百言、上千言的批条比比皆是。
就因为这样，某日，雍正心血来潮，觉得有必要让天下子民知道自己在治国理政上的英明远见和勤勉艰辛，便亲自在内外诸臣交回的数万份朱批奏折中精心挑选出了十之一二，吩咐刊刻颁行。
雍正这么做，其心态跟现在网友在“朋友圈”上面晒自拍照、工作照之类是一样的。
雍正还亲自提笔写了一篇序，声称上面的朱批“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之所以刊刻发行，那是要“教人为善，戒人为非”，并让天下臣民“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或人人观此而感动奋发，各自砥砺，共为忠良”。
雍正当年的做法爽是爽了，但却把现在的乾隆帝给憋苦了——谁都知道那种有气没处出的难受是很让人抓狂的。
乾隆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气咻咻地前后翻看《黄廷桂奏疏》，终于，他发现了一个火山爆发口——这个《黄廷桂奏疏》上面所录的雍正的朱批和雍正钦定颁行的朱批有多处不符，文字有出入！
哈哈哈哈，黄检，看朕不捻死你！
乾隆连下数道长谕，严斥黄检之“乖谬”行径，骂黄检为博取虚名，私改先帝朱批，罪大恶极，令革去其巡抚之职，交部严加议处。
可怜的黄检闲来没事静坐家中，哪料大祸突然从天而降，一班如狼似虎的差役将他锁拿进京，福建巡抚大印被移交闽浙总督。
其实，就算给黄检一百个胆他也不敢私自篡改雍正的朱批内容。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黄廷桂奏疏》上面所录的雍正的朱批和雍正钦定颁行的朱批会有多处不符？
答案很简单，不是黄检篡改了朱批内容，而是雍正亲自对朱批内容进行了修改！
想那雍正要将自己的理政风韵昭告天下，不但对将要刊行的奏折进行了精挑细选，选出来后，也要对朱批内容做周密严整的修改，好以一副“明君圣帝”的面目示人。
也就是说，黄检刊行的是原稿，雍正颁行的是修改稿，文字上当然有出入了。
但乾隆不管，被怒火烧昏了头的他根本不会考虑这些，把一切罪愆全归咎于黄检。
黄检被拿，朝廷内外顿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山西巡抚巴延三不是接受过黄检相赠的一本《黄廷桂奏疏》吗？这下麻烦了。乾隆骂他不但不制止黄检私刻奏疏的非法活动，还接受了这本反动书籍，实在是溺职！
巴延三吓得魂飞魄散，不但自投部议处，还卖力追缴散布于山西官员手中的《黄廷桂奏疏》，争取朝廷的宽大处理。
黄检的哥哥黄模任湖南某镇总兵，曾赞赏弟弟刻印祖父奏疏之举，也组织人员抄写了二十四本，虽未散布流入民间，黄检案发，他也坐立不安，赶紧自首，请交部议处。
已经退休在家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也接受过黄检的赠书，也是闻之色变，赶紧将烫手的山芋《黄廷桂奏疏》上交，请交部议处。
那个接受了黄检上交福建巡抚大印的闽浙总督杨景素也是惊惧不安，他虽然没得黄检赠书，但他的祖父曾经刊刻过他的曾祖父原昭武将军杨捷的《平闽记》一书，而书中就摘录有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一道上谕，这一行为，显然和《黄廷桂奏疏》是相同的。为了减轻自己的罪愆，杨景素前思后想，最后还是自动自觉地将《平闽记》恭呈御览。
……
《黄廷桂奏疏》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违碍文字，但因为乾隆脾气乖舛、喜怒无常，竟然造成朝野风声鹤唳、肃杀满天的局面，让人诧异。
而更让人慨叹的是，谁又会想得到，一百五十年后，那些被乾隆视为珍宝一样不许别人窥读一字的奏疏竟然会被视为垃圾一样丢弃屋外，一任风吹雨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