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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修书是文化盛举还是文化浩劫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

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其中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四百余人,名士学者如戴震、邵晋涵、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可谓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十载,编纂初成。

此书的编修在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十分宝贵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是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

“四库”之名,源于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使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馆”设立不久,总裁们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

书成后它们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检阅。

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四库全书》中找到自己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

乾隆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三千八百多名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

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誊缮成的七部《四库全书》,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

另三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

这七部《四库全书》抄本及其底本,命运舛变,现仅存三部半。

其中藏于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本,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藏于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本、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本,均毁于1853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中;藏于杭州圣因寺文澜阁本则于1861年战火中多有散失只剩下半部;最珍贵的底本,藏北京东长安街清代翰林院,亦毁于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火中。

由于损毁大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然而,《四库全书》名曰“全书”,其实并不“全”。

乾隆倾举国财力来编纂这部庞大的《四库全书》,按他的说法是为了整理文化古籍,实际上,其初衷根本就是“寓禁于征”,即把全国的书征来严加鉴别,将有违碍内容的禁毁。

一句话,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不在文化而在政治。

哪些属于有违碍的内容呢?

大致有如下这几类:

一、凡不利于清朝形象和统治的,均视为“有悖谬之言”,禁毁。与辽、金、元等朝有关文字也列入禁毁之中,能篡改就篡改、不能篡改就直接销毁。

二、凡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均为“离经叛道”之作,禁毁。

三、凡含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者,禁毁。而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就大肆篡改。

因为毁书手段坚决彻底,像《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书就在中华本土销声匿迹长达二百多年,到清朝灭亡了,人们才从日本找到这些书。

另外,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中的“胡虏”“匈奴”在清代属于敏感字眼,但岳飞名气太大,难以禁毁,遂将之篡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算是和谐了事。

据统计,清朝销毁对其不利的书籍共有一万三千六百余卷,焚书总数十五万余册。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其还对明代的档案进行系统销毁,保守估计,被销毁数量不会少于一千万份,而残留部分,也都进行了掩耳盗铃式的篡改。

总之,清朝共禁毁书籍“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难怪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就沉痛万分地说:“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ztAp+yn1yryXQSrU8J0C6ylAMEvAtL/ew2fiWZQ48oTSsK45HZywU7ZXPQrAkh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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