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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写武侠小说出身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十五部武侠小说奠定了其在武侠小说作家里的大师地位，被世人尊称为“金盟主”。
凭借这一巨大声誉，金庸先生曾被浙大聘为人文学院院长。
彼时，议论声一片。
有人表示不认同，说，一个写武侠小说的，做人文学院院长，合适吗？
不过，金庸也并非单单写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以外，他还有一些散文和社论等作品传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附于其武侠作品《碧血剑》之后的《袁崇焕评传》。
赞成金庸先生做人文学院院长的人就以此来驳斥质疑金庸先生做人文学院院长的人：《袁崇焕评传》是纯学术性的东西，非史学、文学大师不能撰就。
由此可见，《袁崇焕评传》也是金庸生命中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写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和皇太极议和，分析说：“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在和清朝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已经具备了议和的条件和议和的氛围，那么，议和的可能性有没有呢？
金庸认为，“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要明朝有议和的诚意，双方缔结和约，和平相处，是完全有可能的。
金庸说，当时，袁崇焕就力排众议，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以大局为重，担当起议和的主角，首先奏响了和平之音。他模仿诸葛亮柴桑口吊丧的情节，派使者给努尔哈赤吊丧，积极和皇太极议和，讨价还价。然而，因为天启帝和魏忠贤等人的阻挠，议和没有达成，袁崇焕还丢官罢职。
最有趣的是，金庸先生接着来了这么一句：“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原来，皇太极称帝与否，是以袁崇焕是否在职为风向标的。
金庸先生写：崇祯元年，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做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清朝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地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地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地认识到，清朝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清朝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
在这儿，金庸先生引用了《天聪实录稿》所载皇太极致崇祯皇帝的一封信，信中写：“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
对这封信，金庸先生总结道：“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
也就是说，在金庸先生的眼里，皇太极是非常质朴可爱的。
可是，皇太极真的“质朴可爱”吗？
首先，金庸说“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这句是不成立的。
清方公开与明朝叫板，并不是逼上梁山。一直以来，努尔哈赤都得到明朝的厚待，他也因此从一个小酋长蜕变为一大地方势力。努尔哈赤野心勃勃，发布“七大恨”，悍然伐明。这所谓的“七大恨”也只有其祖、其父被明军误杀勉强说得过去，其他的纯属胡搅蛮缠。而其祖、其父被明军误杀，明朝也做出了巨大的赔偿，而且时间都过去了四十多年。说“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是不对的。
天启六年（1626年），皇太极同意和袁崇焕议和，背后有一个世人皆知的原因：借议和为名，稳住宁远一线的明军，放手征讨朝鲜，彻底剿灭心腹之患毛文龙。
袁崇焕不明就里，傻乎乎地和皇太极谈判，结果被皇太极玩于股掌之中。
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的军队打趴朝鲜，重创毛文龙，史称“丁卯之战”，凯旋而还。皇太极立刻翻脸，写信谴责袁崇焕，说：“你一面派人来跟我议和，一面又急修城垣，到底是何居心？！”大举发兵攻打宁远。
袁崇焕顿足捶胸，仰声长叹：“奴子妄心骄气，何所不逞，我准备联合蒙古人，给蒙古人送钱送物，他即攻蒙古人而伐我之交。我准备借朝鲜人替我在后方作为牵制，他攻朝鲜而让我的凭借落空。我准备借和议之机修筑大凌河、锦州以扼其咽喉，其则分入侵朝鲜之兵来阻挠我筑城。着着皆狠，而着着不后！”
《清朝外史》有一段皇太极征服朝鲜后关于说梦的记载，说，皇太极既打服了朝鲜，某夕，忽梦随父亲努尔哈赤入大明宫殿，见明天启帝从包袱中拿出一个系着丝绦的玉珊瑚相授。皇太极心想，大明皇帝要赠珍宝，什么样没有？偏偏赠这个，有什么用？这么想着，抬头看时，那人并不是明天启帝，而金代皇帝神像。其出示一册书，称：“这是你先代金国的史书。”皇太极恭恭敬敬接受，展卷细看，文字却不能尽辨，待要向他人请教，已从梦中惊醒。次日清晨，皇太极让臣属解梦。臣属答：“先前皇上曾梦入朝鲜王宫内，将朝鲜王举起，没多久，果然征服了朝鲜。如今又梦见明帝及金人，授以金史，是上天要将大明的江山版图相授给皇上啊。”皇太极听了，眉开眼笑。
这则记载把皇太极要征服明朝的野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回任之后，皇太极之所以再次同意和谈，那是以和谈为诱饵，诱骗袁崇焕替自己除掉劲敌毛文龙。
希冀以和谈来了结“五年平辽”任务的袁崇焕晕晕乎乎地掉入了皇太极的套中，亲赴皮岛斩了毛文龙。
毛文龙一死，皇太极再无后顾之忧，随即振旅西征，借道蒙古，千里奔袭大明帝都北京，开启风云激荡的“己巳之变”。
说一句，皇太极千里绕道，并不是要避开袁崇焕的宁远，而是要避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
在皇太极的眼里，袁崇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皇太极本人也始终把征服明朝作为清朝头等大事。
袁崇焕死后，皇太极写信劝降守宁远城的吴三桂，信中明确提到“明祚衰微”，要“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也”。
皇太极在临终前，仍不忘叮嘱摄政王多尔衮，说：“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皇太极，可爱或有之，但一点儿也不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