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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可是，大清王朝灭亡二十多年后，有英国人在遥远的苏格兰的一个小岛上，升起了大清国龙旗。
这是咋回事儿？
原来，这个英国人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英文名为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中文名叫庄士敦。
庄士敦于1874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迷恋上中国的文化。
庄士敦于1904年来到中国，瞻仰名山古刹，拜访高僧宿儒，了解中国的民情和文化，广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为高深广博的中国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学所征服，放弃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以“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试图以宗教改变中国的做法，被英国宗教界视为“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英国的叛徒”。
庄士敦崇尚儒家思想，不仅为自己起了汉名庄士敦，还按照中国传统为自己起字“志道”，源于《论语》的“士志于道”。
1917年6月，军阀张勋搞了一场复辟闹剧，把早已退位的清朝小皇帝溥仪重新拥上帝位。但没几天，闹剧演出结束，张勋就逃往荷兰大使馆避难去了。遭到“戏耍”的清朝遗老遗少无比尴尬，虽说暂时没有受到大的惩戒，但为了日后多一条出路，在李鸿章第四子李经迈、溥仪的叔叔载涛等人的张罗下，小朝廷聘请到学贯中西的庄士敦担任溥仪的帝师，教授溥仪学英文和自然科学知识。
这年溥仪十四岁，庄士敦四十五岁。
溥仪的帝师主要有陆润庠、陈宝琛、徐坊、梁鼎芬。其中对溥仪影响最大的是陈宝琛。
陈宝琛是福建有名的才子，同治年中进士，二十岁点翰林，曾因直谏言事得罪了慈禧而辞官归隐，慈禧薨后，于辛亥革命前被重新起用，不久即任帝师。原先，溥仪每逢大事都要征询陈宝琛的意见，按陈宝琛的说法办理。然而，自从庄士敦来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庄士敦的影响力非常大。
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陈宝琛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庄士敦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对溥仪竭诚尽忠，倾其所知相授，他给溥仪讲解西方的历史、生活和风俗，并为他起了个英文名“亨利”。
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在庄士敦的引导下，戴上了眼睛，剪掉了辫子，在宫里装上电话，骑起自行车，会见了一些外国使节，还和胡适通电话，改革宫内的财务制度。
庄士敦专门向溥仪介绍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提议溥仪到欧洲留学。他介绍溥仪结识了英国大使和英国驻中国舰队司令，希望溥仪能到英国并在英国的辅佐下建立流亡政府，回中国复辟帝制。
庄士敦由衷期盼溥仪复辟后能成为优秀的国家元首，并拥有英国绅士般的非凡气度。
不过，英国与中国相距万里，庄士敦的这种想法，注定只能是空想。
1924年，溥仪被赶出了皇宫，在庄士敦的帮助下，逃到使馆区，进入一家德国医院，准备去英国大使馆。
但因一时联系不上英国大使，庄士敦只好亲自赶往英国使馆。
庄士敦刚刚离开，亲日派的郑孝胥后脚就来了。
在郑孝胥的连哄带骗下，溥仪住进了日本大使馆，从此落入日本人的魔掌，再也没能逃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庄士敦和溥仪的再次见面，已是十年之后的1934年。
1934年9月，庄士敦又一次来到中国。彼时溥仪暂住天津，庄士敦前往天津把他写的《紫禁城的黄昏》送给溥仪，请溥仪为其作序。
庄士敦离开不久，溥仪就以祭祖名义逃跑，在日本人的扶植下，成立了他的汉奸政权“大满洲国”。
1935年，庄士敦到长春觐见溥仪。溥仪设下家宴招待庄士敦，希望他能留下辅佐自己。庄士敦婉然拒绝。
事实上，从1931年到1935年，庄士敦的主要工作是在伦敦大学教授汉学。
从长春返回英国，庄士敦继续从事他所热衷的事业——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庄士敦热爱中华文化、热爱关于中华文化的各类书籍。他的家里有数千卷中华典籍。庄士敦在家的多数时间就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读书。庄士敦曾说：“我现在有了这些书籍，它们就是我的妻子，能和我作无声的谈话，我也不必伺候它。”
庄士敦终身未娶，1936年，他用自己的稿费在苏格兰买了一个小岛（爱伦岛）定居，给岛上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皇帝厅等名字，并升起了大清国的龙旗。
1938年3月6日，庄士敦去世，享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