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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在我体内蛰伏了几天后，我发起高烧，随即涌起一股迫切的冲动：重温那本小说。直到窝在床上，翻开书的那一瞬间，我才恍然明白原因。扉页上是几行蓝色圆珠笔的题词，字迹无可挑剔：
1996年5月29日
早日康复。
还记得水手结咖啡馆的招牌可丽饼和苹果酒吗？
等你一起重温。
吻（你的唇），
约翰娜
那次是因为疟疾。那是在发病之前的几周，我在塞伦盖蒂
边上露营时被一只东非蚊子传染上的，一回到家我就病倒了。我住进了胡迪克斯瓦尔
医院，检查结果没一项达标，着实让所有人费解；最后好不容易确定了病因，医生们排着队过来参观我这个正被异域病痛折磨的女人。一团火在我的额上熊熊燃烧，住院的那段日子，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就会被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吵醒，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头痛。东非之行一结束，我本该直接赶往海尔辛兰
，探望弥留之际的祖父，结果自己却先病倒了，差点丢了性命。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当约翰娜送来这本小说时，我整个人正蜷缩在我们位于海格斯滕
的公寓卧室里。在此之前，他们先派了救护车送我去乌普萨拉
做了肝脏活检。检查结果我已经记不清了。关于那个夏天的回忆很模糊，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公寓，那本书，还有她。在高烧和头痛之中，小说渐渐消失，与它们融为一体，而在这团混沌深处，隐藏着通往当下的线索——一条被高热和恐惧所激发出的情感脉络，在这个午后驱使着我去书架上找到那本特定的小说。无情的高烧和头痛，脑中浮现的纷杂念头，汹涌而来的痛苦和折磨——我从过去的经验中认出熟悉的场景，床边地板上放着几盒聊以安慰的止痛药，几瓶根本无法解渴的气泡水。只要一闭上眼睛，画面就开始滚动播放：干旱沙漠中的马蹄，充斥着无声幽灵的潮湿地下室，没有形状、失去边界的身体，冲我尖叫的元音字母——我童年时代起的全部噩梦，只不过现在多了死亡的泡沫和疾病掌控下的毁灭。
文学是我和约翰娜最喜爱的游戏：从作者、主题、时代、地区和代表作，到古代、现当代和各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开阔了彼此的眼界。虽然品味相似，但我们在看法上存在相当多的分歧，对话因此变得格外有趣。对一些作品，我们意见相左（欧茨、布考斯基）；对一些作品，我们不为所动（戈迪默、奇幻小说）；还有些作品，我们都爱不释手（克拉斯·奥斯特格伦、埃温特·约翰逊的“克里隆三部曲”、莱辛）。我可以根据她的阅读速度判断出她对书的整体感觉。如果她读得飞快（昆德拉、所有的犯罪小说），说明她已经无聊至极，急着收尾；如果她读得奇慢（《铁皮鼓》、所有的科幻小说），说明她同样无聊至极，但仍勉强自己看下去。只要打开一本书，她就一定要读完，她将此视作义务，和修完课程、写完论文、做完项目一样的义务。在她内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顺从，无论手头的任务看来有多么无望，她都会心存敬畏。我猜这源于她的家教，源于她那拥有旺盛创造力和百折不挠的奉献精神的父母。在她看来，有始有终的承诺能使自己毫无负担地走向未来，这是保持她所谓“崭新的开始”的方式。在约翰娜的世界里，生活只有一个方向：前进，一直前进。而这成了我们的不同之处：我几乎从没有完成过任何重大项目。在便利店打了一年工后，我注册了大学里的多门课程，但在以更严肃的态度开始写作之前，我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无限期拖延。甚至到后来，在决定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后，我仍没能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走下去，而是整日在阿斯普登、梅拉伦高地、米索马克兰森、阿克塞尔山
一带闲逛。在那个年代，斯德哥尔摩城郊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脏乱感：摩托车俱乐部、文身工作室以及附带美黑服务的地下影碟店随处可见。地铁站阴冷潮湿，各色人等比邻而居：拎着公文包赶去上班的白领；在工业区租用廉价工作室的艺术家；以毒窝为家，不定期被警察突袭的瘾君子；成天坐在街心广场，喝着啤酒，晒得黝黑的老头。这些人全部住在曲曲绕绕的主街两侧林立的三层楼房内。临街的低矮门店，有的售卖外国香料，有的被改造成有着棕色内饰的小餐馆。我就坐在餐馆的一角，桌上的塑料托盘里摆着吃完的空盘，一边喝着最后一点淡啤酒，一边打量着其他早到的顾客。我的面前常常摆着一本笔记本，搭配一支精心挑选的钢笔，但几乎派不上用场。或许我给人留下专注而认真的印象，但其实不然。我床头柜上的书堆里，总有一两本读着读着就不了了之。我更偏爱有强大吸引力，让人欲罢不能的那种书。对于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我都是如此，这也意味着我要承担的责任很少，或许是太少了。老实说，我几乎推卸了所有的责任。站在普遍的立场来看，这绝对无法成为“崭新的开始”。我猜，这种深入骨髓的怠惰，在约翰娜眼里绝对是一种挑战。她的速度和热情多少带动了我，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或许这正是她让我在这段关系中产生安全感的地方：她已经在我身上起步，绝不会轻易放弃。她哪里都不会去，她不会允许自己屈服于离开我的冲动。我放松下来，缴械投降。她是那么体贴，那么深情，那么忠诚。像她这样的人，会萌生哪怕丝毫分手的念头吗？不，我想，绝不。
我手中的这本书是《纽约三部曲》。奥斯特：隐晦却灵动，如此简单又极尽曲折，偏执而不失剔透，字里行间自有广阔天空。就这一点而言，我和约翰娜的看法高度一致。几周后，一等高烧退去，我就带着挑刺的心态迫不及待地重读了一遍——说不定这一次，我能看穿其中的文字把戏，或是就此心生厌倦，然而，我始终未能找到任何一处令人不快的瑕疵。没过多久，我读了《月宫》，再一次陶醉其中。无论是对于阅读还是写作，奥斯特始终是我的指南针——即便我已经不再关注他的新书，甚至将他遗忘，也仍然如此。于我而言，他的简洁利落无异于理想的标杆，是他的代名词，然后逐渐挣脱了他的名字，成为独立的存在。一些作品会深入你的骨髓，就算书名和细节都早已湮没在记忆的长河之中。当我终于得到机会到访布鲁克林时，我想都没想就直奔他的住址而去。那是进入千禧年后的头几年，约翰娜早已因为别人离开了我——那场分手决绝而残酷，让人猝不及防。我久久凝视着褐石大楼的入口处——那是保罗·奥斯特和希莉·哈斯特维特
共同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彼时的我已经建立起另一段长久的关系，那个男人正和我女儿在附近的咖啡馆吃着松饼。时间的交叠让我在身处公园坡
的同时，仿佛约翰娜就站在我身旁，我可以听到她絮絮地说着有关机会的什么事，一些要到很久以后我才会明白的事，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一起目睹了顶楼某幅窗帘后窸窸窣窣的动静。
一如我现在的高热，疟疾在我体内设置了某种永恒状态：疾病似乎成了常态。我们曾前去探望她的两个朋友，他们的工作属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范畴，这一概念所涵盖的领域显然相当宽广，我们在他们的公司晃悠了两个星期，仍然没搞明白他们具体的工作内容。其中一个正在为某一机构拍摄在会议上播放的电影——前提是电影顺利杀青，会议如期举行。另一个看起来无所事事，成天扛着一副三脚架跟在后面。他们打算在那里逗留三个月，然后继续南下。在塞伦盖蒂边露营的那晚，是我们在坦桑尼亚度过的最后一夜，我们睡在同一顶蚊帐里面，可谁都没留意到咬我的那只蚊子。直到在返程的飞机上，我才发现手肘上多出三个奇痒的蚊子包。约翰娜没事。严格说来，我也就烧了两三个星期，顶多四个星期，可感觉上却像是卧床了几个月之久。约翰娜擦拭我的额头，去广场的面包店为我买来点心——小包装的那种，配合我有限的胃口。她说我凸出的髋骨令人担心，但语气中透着掩饰不住的痴迷。她煮了奶油浓汤，用烤炉烤了面包，抹上一层厚实到快陷下去的黄油。对这些食物和礼物，以及写有她的诗意题词的平装书，我都心怀感激。她来自泰比市
的一个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遵循这样的馈赠传统：为特定或不特定的场合准备包装精美的礼物，蝴蝶结下还会塞进漂亮的卡片。哪怕是午餐时随手送出的小东西，也会让收到的人感到一种节日气氛。在她的世界里，礼物不仅仅关乎内容和包装，还在于惊喜程度、时机掌握，以及对过去和潜在未来的指涉。每一份礼物都是指涉网的一部分，充满暗示，代表着心照不宣的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礼物的累积渐渐成为我无法偿还的负担。她的礼物数量太多，价格太昂贵，也承载了太多的承诺。她还具有我缺乏的那种审美眼光：她在一家博物馆礼品店里挑到了完美的手表，还在一家行将倒闭的电影院里相中了一只印有电影海报的托盘。这两件东西我都还留着。孩子们曾问过我关于莫妮卡的事，她是谁？谁和她一起度过了黑白色调的夏天？
那只手表已经不走了，拆了腕带，被丢在洗漱包里，但那真的是我用过的最好的手表。因为她离开得强硬决绝，我扔掉了一些礼物，其他的统统束之高阁，打算在情绪冷静之后再拿出来。这和价值无关：金钱从来都不在讨论话题内。她不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申请学生贷款（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大学的新闻课上），而是有一张信用卡，直接挂在她父母会定期汇款的账户下。而我的情况是十六岁就搬出去住，自己养活自己，大学期间多次休学，每笔额外开支都需要挪用预算中的其他款项。还在一起时，我送出去的那些礼物，除了书之外她还保留了多少，我不知道：袖珍相机，仿丝质睡衣，装裱好的画——作画的那位漫画家一度声名大噪，如今早已被遗忘。我送给她的这些礼物，以及馈赠的行为，都让我有种亏欠的感觉。因为我总会想到它们的价格，还有相形之下少得可怜的数量。对于比较，我向来反应迟钝，现在才突然意识到，金钱和传承的品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仿佛生活之下涌动的暗流，属于我们从不会触碰的话题。她赠予的方式或许带着某种暴力，暗含着某种得胜般的优越：她会把一只方形礼盒推到餐桌中央（一条不对称造型的银质吊坠项链），或是在客厅中央留下一个大大的惊喜（配备冰爪的远足冰靴），要么在我的枕头上摆上一本包好的新书（特朗斯特罗姆
的《悲哀贡多拉》），又或是拎着贡纳森面包店的盒子回家，在我眼前一晃，然后放在我们的茶杯之间。这是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展现出的一种慷慨，但她知道这也是我永远无法与之匹敌的，因此让她隐隐地占据了上风。当我手头拮据的时候，一定是她负责填满冰箱和食品柜，而她会习惯性地选择市集上的农家奶酪、鲜榨果汁，以及林奈大街专卖店出售的棕色纸袋装的现磨咖啡。在某些时候——或许是关系刚结束的时候——我会自问，这是否就是结构性暴力的表现形式：无意识地向对方灌输礼物的性质、购买的地点以及赠予的方式；教导对方不要满足于最便宜的裤子、蒜蓉酱、电脑或煎锅，就像我过去常做的那样，而是应该选择最好的。直到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认为这种交流方式暗含暴力的想法纯粹源于我的想象，被遭人抛弃的经历激发，并于事后在满是怨怼的思绪中成形。约翰娜之所以送我《纽约三部曲》，无非是出于善意的冲动，而她题词中（想要落在我的唇上）的吻一如扉页上蓝色墨水的唇印般真实。
发着烧阅读有一种撞大运的感觉：书里的内容或直接溶解，或渗透至不断升高的体温导致自然开裂的隙缝之中。正因如此，《纽约三部曲》以一种难以言明的方式深深打动我的内心，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将近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在另一场高烧中将它翻出来。我写道：这次发烧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尽管每一场高热都如此灼人，同样的噩梦，同样的折磨。在发热的幻觉中，时间细密地自我折叠，我猛然发现，站在身边的正是二十四年前的自己。据说神志的清醒和模糊以三十九摄氏度为界，然而就在下方三十八摄氏度，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深谷，我全然不介意在此度过余生。在深谷中，你会不自觉卸下心防，让来自过往的人鱼贯而入，且并非以幽灵的面貌现身。三十八摄氏度，在这个体温下身体能保持正常的机能和活力，而对于成为敏锐且消息灵通的社会性存在的兴致却在下降。如果你不反对曾经的种种像一群小狗在腿边缠绕徘徊，那么深谷只会带来令人愉悦的慵懒。我记得孩提时代发烧的情景，电子温度计还未面世，测量体温有赖于凡士林的润滑和持久的耐心。母亲仔细观察流动的蓝色汞柱，确认我已知的身体变化：三十八摄氏度。一场令人昏昏欲睡的溶解，横亘于我和世界之间的只剩一堵薄墙。当体温攀升至三十八摄氏度时，我的体内不再发出“前进”的低语。或许敦促和冲动才是这个世界最深刻的本质？前进，唯有前进。
学期结束前，我退出了促使我们结缘的那门课。在约翰娜的鼓舞和激励下，我决定尝试写作，就从我已经构思良久的短篇小说项目入手。确切地说，是一部围绕同个主题展开的短篇集，要是我能多写几篇，它或许能成为一部好作品。我的确取得了部分进展——每个故事都写到了一半或者一半以上，之后我的勇气就开始瓦解。显然，前进的方向只适合那些保持一定速度的人，而我会花好几天的工夫，对那些终会删去的语句进行润色打磨。当然，约翰娜成功拿到了学位，并且通过她交际广泛的父亲在当地电台找到了工作。她每天晚上六七点下班回家，要是我默许的话——通常我也不会反对——她会走到书桌旁边，站在我身后，低头看着屏幕，然后点头微笑。即使屏幕上显示的语句和前一天的基本一致，她也会给予鼓励。在此之前，我从未向别人展示过我的写作，但和她分享的感觉很轻松——或许是因为她会全神贯注地分析我绞尽脑汁写下的一切。我很清楚，落在我嘴唇上的那些吻使她在对于我作品的评估上掺杂了主观因素，但她的善意仍然鼓励着我继续向前。这逐渐演变为一种游戏，她的建议变得具体起来，一如她指向我屏幕的手指。她会说：“让他俩最后在一起吧。”或者：“她还可以表现得更疯狂一些。”第二天回家时，她总能得偿所愿。事实证明，每一个故事的完成都离不开她，就好像她不仅比我更明白我的写作意图，而且比我更能看清故事的潜在发展和走向。我发现我对写作产生了近似热情的感情，设法为自己的写作建立起某种固定模式，包括每天需要达到的字数等等。通过努力克服困难的确令人快乐，并且我发现当天所付出的辛劳，在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甚至第四天里都会得到复制。几个星期后，这种写作习惯已经完全取代了之前随机的灵光闪现，尽管它们曾是我写作的主要驱动力，但成果不过是寥寥几页，细看之下甚至只有一两段可取。我重整旗鼓，克服我的畏惧，变得勤奋且更有条理；对约翰娜的赞扬和建议我全盘照收，我再次提笔，写得更好，坚持不懈。曾经频繁困扰我的绝望无助奇迹般地消失了。我置身于约翰娜的房间内，被高效而温暖的怀抱所包裹。她将大量溢美之词堆砌在一起，仿佛远征路上，是她的话使我确信，自己所选择的是正确道路。而后，她带着自己的书和衣服决然离开，将我丢在我无力负担的公寓内，连同满屋的灰尘和我根本不想要的成套家具一起抛下。我知道，是她的爱慕之情将我和她缠绕在一起，确切地说，是将我的能力和她缠绕在一起。她是我唯一的读者和最好的读者，也是我最亲密的读者，以及给我最多鼓励的读者，她的消失使坐下来完成一件事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些年来，我曾有意或无意地尝试和其他人建立这种关系，次数多到数不胜数。和约翰娜分手后，我和很多男男女女约会过：有些虽然喜欢文学，但不愿读我的作品；有些很想读我的作品，却读得一头雾水；有些即使略知一二，也说不出丝毫有意义的话；还有些完全不明白我尝试写作的初衷；有些钟情于错误的文学类别（只读犯罪小说）；有些选对了文学类别，理由却错得离谱（喜欢艾尔罗伊
，因为他是硬汉）；有些和我兴趣相投，却认为没有必要与他人分享；还有些认为印刷品的价值完全被高估，不配被称为艺术形式。没有任何人的亲吻能够让我浮想联翩。那些吻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我的嘴唇上），无法再深入我的生活，更无法激发我的创造力。
重读《纽约三部曲》的欲望或许源于某种巧合，但更有可能是因为高烧牵动了我大脑中的某条神经，它沿脊椎而下，经过我肿痛的喉咙，进入一个充斥着噩梦和寒意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天，每一秒，生活都在以崭新的面貌开始，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而言，我总是在不断返回自身的同一处地方。约翰娜和我都对巧合的发生心生崇拜，一如每一对因缘际会得以结识的情侣，也正因如此，我们对奥斯特的书如此着迷。在我所熟悉的作家中，只有他如此有意识地让巧合成为所有事件的要素。第一次见面时，我们都有各自的伴侣，她和女朋友在一起，而我身边的男人最近刚求了婚。机缘巧合，我们选了同一所大学的同一门课程。虽然在课程开始前我就预感自己会半途而废，但我还是去听了课，参加了第一场考试，考试结束后我去了一家酒吧，里面只剩下一个空位。就在前一天，我们的目光穿过整个人头攒动的演讲厅彼此交汇。现在，她就坐在长桌的一侧，穿着牛仔裤和黑色无领衬衫，我们的手腕不断碰在一起，整场派对的气氛都暧昧起来，直到夜深众人离开回家。接下来那个星期一，我们各自和另一半分手——两个独立存在却又联系紧密的分手场景——正好一个同学从亲戚那里继承了一间位于海格斯滕的公寓，正在招租，于是短短一周后，我们就搬了进去。那年我二十七岁，约翰娜二十四岁。我们将自我牢牢钉在对方身上，唯有彼此确信将长久生活在一起的人才会这样做，仿佛我们已得到保证，只有死亡能将我们分离。我们将彼此的书和日用品放在一起，不分你我，而且很显然，添置的所有物品（搅拌机、阳台上的家具和拉什·努连的《死亡戏剧》）都是为了共同使用。没有一项关于未来的计划，要看的一场戏剧，要去的一趟旅行、派对，或是要经历的变动不是我们共同参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共同的经历和彼此的联结成倍增长，直至填满我们的生活。她是我的主角。我的生活就是约翰娜，是我们之间有过的那些对话，我们在地球上共同走过的那些地方。我再也没有对任何人像对她那样地确信，确信我们真正拥有彼此。甚至在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看向新生女儿的深色眼眸之时，我也无法确信我拥有他人。
九十年代中期，类似水手结咖啡馆这样的地方还很少见。未经雕琢的木桌，入口处楼梯边站着的男人，他将面糊倒进圆圆的可丽饼模具的方式，以及装着醇郁苹果酒的广口瓶，无一不透着原始的质感。咖啡馆不大，桌子和桌子挨得很近，烟雾缭绕。每次我们离开的时候都已经是深夜，仿佛时间没有遵循平常规律流动，而是跨越了时差。侍应生将折叠好的抹布塞进围裙，用法语复述着客人的点单，从不做笔记，时不时掏出抹布，擦拭木桌上看不见的污渍——这姿态并未因戏剧化的表现形式而减少其影响力。傍晚六点到深夜十一点间，门铃总是响个不停，人们眯起眼睛往里窥探，找寻可能的空位。到了冬季，每当大门一开，咖啡馆里的蒸汽和烟雾就会涌上人行道。我们也和许多其他人去过那里，包括她的同学、我的同学，或是共同的同学；我最要好的朋友萨莉，以及一些泛泛之交；约翰娜的兄弟姐妹，还有她在电台新结识的工作伙伴。占位的诀窍是尽可能早到，这样才能抢到一张大桌子，美好而自由的一夜由此展开：侍应生不断端上或撤下盘碟和酒瓶，山羊奶酪、蜂蜜和菠菜做的脆皮酥饼，撒了巧克力、坚果和红糖的可丽饼，而约翰娜和我像亲姐妹一样吃着对方盘子里的食物，在这之前我从没和其他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在这之后也没有。我们会在傍晚六点的时候找位置坐下，点一份脆皮酥饼，吃上两个小时，再点下一份。在此期间，周围餐桌边的客人或许已经换过几轮，烟灰缸不断积满又清空，聊天的话题浮现，散去，又重来。然后到了八点左右，我们会加单，再点一份脆皮酥饼或一份可丽饼，一切从头来过。拿着抹布的侍应生过来擦拭污渍，在我们面前摆上干净的玻璃水瓶和酒杯，用法语跟约翰娜以及其他能听懂的客人交流。再之后，我们面对面坐上从斯鲁森出发的红线地铁回家，仍然说个不停。于我而言，这是一场在我们分手后也不曾结束的对话，即使是在我们各自庆祝了分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时也未曾终止，甚至，她离开后许久，我对她的倾诉依然在继续。或许从未停止。
也正是在水手结咖啡馆度过了这样的一晚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气氛的瞬息万变，也就是我后来所说的凝霜。当然，这样写未免有撒谎的嫌疑，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察觉到了异样：这一秒还对我全心全意嘘寒问暖，下一秒接起电话，那语气仿佛她正在办公。当然顺序也会完全颠倒：有时一到家，她会把外套狠狠往墙上一甩，为那天发生的某件事破口大骂，在话说到一半，看见我的那一刻，又在转瞬间露出笑容。她有一种冷静而沉稳的特质，能够根据自我意志切换情绪。这的确是一种特殊的天赋，无关其他能力。我在钦佩她开闭情绪闸门的方式的同时，心中也隐约感觉不安。这意味着她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散发成熟魅力的同时，也流露出非人的特性和温度。有时候，我会陷入对情绪切换模式的思考，一琢磨就是一整晚，但始终无法像她那样自如。我始终被过去所束缚，也知道约翰娜觉得这一点十分可悲。她曾对我说：“就放下吧。”而我不知道该如何放下。我的情绪不是我能选择持有或摆脱的，相反，往往是这些情绪最终放手，让我脱身。
从斯鲁森搭地铁回家的那晚，一个臭烘烘、醉醺醺的男人从辛肯丹姆站上了车，一屁股坐在我们旁边，隔着一条过道开始向我们搭话，当然说的都是些酒气熏天的胡话。由于并不希望我们之间的聊天被打断，我和约翰娜都没有理睬他，我冲他投去一个客气而略带轻蔑的微笑。但他继续喋喋不休，于是约翰娜猛地转过身，正脸直面他，以一种冷酷无比的姿态滔滔不绝地大骂起来。我从未听过她和谁这么说话。我没记错的话，她用上了“猪头”“肉饼脸”“撒泡尿照照自己”这些词句，一骂完，她转过头来看着我，换上了另一副神情。仿佛她在转身的一瞬间，就完成了一副隐形面具的摘戴。她继续我们的聊天，而我已经无法判断，那副面具是被摘下还是重又戴上了。这场冲突严重扰乱了我的心绪，我不时向那个男人瞥去，而约翰娜则始终保持正常声调和我聊天。我期待她会吃吃一笑，坦言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伪装，或者以其他方式对此发表评论，可她只是说个不停。那个男人在利耶霍蒙站跌跌撞撞地下了车，地铁继续往前开。后来躺在床上，我问：“这是天生的吗？”她没听明白，一脸真诚的困惑。我补充道：“那种瞬间切换的能力。地铁上的那个男人，你好像完全没当回事。”她笑了。“我的确没当回事。”她的唇边仍挂着微笑，等待着我的解释。“你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却毫不在意，你平静得就好像只是问了个时间似的。”她耸耸肩。“是吗？”
我握住她的手，仿佛是想让我的话变得柔和一些。“我只是很惊讶，你对他说了那样一番话，紧接着下一秒又和我继续聊天，就好像你什么都感觉不到。”约翰娜摇了摇头，将手挣脱出来。“你到底想说什么？”她收起笑意。我们之间的温度骤然下降，我后悔自己问出如此愚蠢的问题。地铁上那个男人的短暂插曲过后——我和她都心照不宣地对此绝口不提——我明白了，凝霜属于她的一部分，这并非缺陷，而更像是一种工具，一小块能发挥巨大效用的寒冰。
距离约翰娜消失过去好些年后，我决定放弃写作，其实是在萨莉家切洋葱的时候，我几乎只用一分钟就做出了这个决定。那年夏天，在手头的故事均未收尾的情况下，我又参加了一个创意写作班。对于老师给出的写作流程，其他同学都能迅速吸纳，并在结课之前顺利完成了手稿。那是一门公开课，对所有人开放，其中不乏精力充沛的老年人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当然还有一些人参加的主要目的是晚上在大草坪上畅饮。当然了，每个人都很开心，而且每个人都完成了作品。不管是在哪方面，我相信自己绝对都是与众不同的那一个。课程开始的第一天，我就主动接近老师，寻求他的认可和赞美。他评价说，在我的字里行间，暗含着他所说的那种“捕捉细节的忧郁之眼”，以及他所定义的“模糊的精确”。为了弄清楚这些抽象概念的含义，我很是费了一番工夫琢磨。后来我才意识到，他对所有习作的评价都差不多。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巧妙的距离感”“迷人的暴力美学”或是“充满阳光的对抗力”。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似乎都能从这些无意义的词组中找到意义。这位老师是一名作家，出版过几本诗集和小说。他总会用“创作的魔力”“潜意识过程”和“空间存在被驾驭的冲动”等词句来谈论自己的写作。在我描述他的过程中，萨莉忍不住大笑出声，然后把搅拌菠菜和蒜泥的勺子高举过头顶，定定地注视着我。“捕捉细节的忧郁之眼，倒也没说错。”我们当时正在做意大利千层面，我的女儿在客厅里的婴儿车内睡得正香。我一边预热烤箱，一边从储藏室里拿出一只大洋葱，切掉根部和顶部的绿芽。就在那一瞬间，我有了罕见一刻，一切都完美地呈现在眼前：第三次参加写作类工作坊，却仍然毫无头绪；我那些善解人意却困惑不已的朋友们；我如何得到别人的支持；我如何背负着学生贷款和银行贷款，甚至不惜多打几份工，只为徒劳地返回那个房间。我剥开洋葱，将窸窣作响的皮丢进水槽，找来砧板，将洋葱一劈两半，然后开始切成细丝。突然间一切明了：我心中的这个房间已经尘封许久，早在上世纪末就已关闭。这一认知过程极其简单，就好比透过窗户查看天气，然后确认外面在下雨一样。下一个领悟紧接着前一个产生，同样简单明晰：我所有关于写作的尝试，不过是一种徒劳的方式，只为找到那已经永远失去的东西。洋葱切了一半，决定做了一半。第三个感悟则更为具象：我面前延展开一片广阔天地，没有蠢蠢欲动的野心，没有对想法的要求，没有计划，没有虚荣。没有无尽的失败。我放弃了，我自由了。在好几种语言里，“宽恕”和“自由”是同一个词，或许这显而易见，但在这一刻，我意识到这其中也暗含着“放手”。洋葱丝在我面前完美铺开。萨莉探头看了看我。“是洋葱吗，”她一边说，一边拿起砧板，将洋葱丝全部扫进煎锅，“还是你真的哭了？”
约翰娜成了来自我过往经历的众多人物之一。如果不是她后来成了公众人物，我大概能更潇洒地将她遗忘。果真那样的话，关于她的记忆会隐退消逝，只在发起高烧或自怜自艾的怀旧时刻才会被唤起；记忆会枯萎，稀释，一如被不当保管的油画，只剩下支零破碎的残片。路过水手结咖啡馆的时候，我或许会捕捉到让我想起她声音的某种气味；经过林奈大街的咖啡专卖店时，或许还会对她产生片刻的想念；特朗斯特罗姆去世后，在读到关于《悲哀贡多拉》的书评时，我或许会有短暂的分神和恍惚。一如绝大部分被遗弃的人，我最单纯的愿望就是永远不再见到她——这就是分离的本质，一旦无法拥有，就要彻底摒弃，不想再听到她的名字，不想再看见她的面孔，不想再触碰关于那个（落在我唇上的）吻的任何记忆。这个结局来得猝不及防、冷血，整个过程前后不到一周（夹克口袋里发现的情书，在陌生人家门口透过投递槽进行的窥探，半夜的来电，交通高峰时段的当街啜泣，窄小卡车上不断摇摆的行李），之后的一连好几个晚上我都是在萨莉家的沙发上挨过的，用红酒和咖啡麻痹自己，一动不动，更无力行动。对于未来，我只能明确一件事：我再也不想见到约翰娜了。
然而，正如我们无法选择死亡，我们同样无法选择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的未来走向。约翰娜的事业蓬勃发展，显示出无限潜力，仿佛我们的关系是支跳板。没有人对此感到奇怪，约翰娜身上有成为公众人物的特质：她的目光，她的微笑，还有她如井水般似乎永不枯竭的观点。她能够在短短一分钟内围绕某个话题确定方向，形成自己的观点——确切地说，一个姑且能算作“观点”的东西，并且就好像游戏一般，下一秒就能切换到对立面去，仿佛话题本身成了无关紧要的附属品，只为展示语言的灵活性而存在。这是她的家传本领：辩论的技巧远比话题本身重要。在她和父母生活的二十多年里，每顿晚餐都是一场修辞学竞赛，也是每次回家都会重新开始的竞赛。她的兄弟姐妹具有同样的本领：能迅速将话题进行拆分肢解。在约翰娜家里，大家从不会提高嗓门，只会加快语速，扩充内容的丰富程度。我为此深深着迷，全情吸纳，任由自己被她的表达和行为方式所影响。在适应的过程中，我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版本，让她永永远远地改变了我。这就是自我，或者说所谓的“自我”：曾经与我们有所交集的人留下的痕迹。我欣赏约翰娜的措辞和姿态，默许它们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想这就是我们关系的核心，正因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永远不会终结。
事实上，她在当地电台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所预感，她进入公众视野只是时间问题。在离开我的前一年，她已经在国家广播电台做过时长一小时以上的专访，也参加过其他节目，那沙哑的嗓音仿佛无处不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她曾担任过驻外记者，作为嘉宾出席开幕式，接受报纸采访，成为几个电视节目的常驻班底。她被视为是一名冷漠高傲却能力卓越的主持人。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画上了句点，虽然对我而言从未完全结束。她的名字，曾经生长在我脑海中一小块枯萎的记忆花圃中的名字，如今只能借收音机和电视机听到，带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共振，与之相伴的是一堆其他同样在公众领域频频出现的姓名和面孔。时不时会有熟人问我：“那个节目的主持人，你和她以前是不是……”然后报以充满期待的微笑，暗示他们已经知道答案，只是想要打听更为私密的内幕。大多数时候，我都会予以否认，偶尔几次，我会搪塞说：“我们只交往了很短一段时间，都没什么印象了。”或是说：“是啊，但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从没动过抖出一两件不那么光彩的逸事的念头，说长道短只会将我打入自我鄙视链的底端。有时我会猜想，面对同样的问题，约翰娜会怎样回答。如果有人提起我，她应该会说“我对她没什么印象了”或者“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渐渐地，我开始欣赏她在公共场合的露面和表现，因为从她的言语间，我能捕捉到我们曾经共同生活的痕迹。有好几次，她的措辞如此熟悉，我甚至能从中听见自己的声音，比如她会选择“矛盾”而非“冲突”，在说“婴儿”时会刻意强调其中某个音节，还有一些我们在玩字母游戏时生造出来的词。只有一次，我在她说话时关掉了收音机。确切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应该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许除了我，根本没人注意到，就好比一个疯子在报纸上搜寻某条私人信息一样，但至少于我而言，这一举动算不上疯狂，只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而已。出于某种原因，她加入了某档电台节目的一个讨论小组，该节目内容以一种现代的风格杂糅时事、文化和玩笑，巧妙地避开了各方的指摘和攻击。当时，小组中一名男子推荐了保罗·奥斯特最新出版的小说，约翰娜无故突然蹦出一句：“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奥斯特。”一句平地惊雷般的陈词毫无预兆地脱口而出，仿佛她一直荷枪实弹地坐在那里待命，只等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对于其他组员而言，这不过是她随口一提，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无人回应她的看法。但我始终无法释怀，久久纠结其中。与其说自己从没喜欢过奥斯特，她还不如说“我从没在海格斯滕住过”或者“我一向讨厌可丽饼”。我明白，对大多数人来说，试图明白她这句话的意义是疯子才有的行为，所以我克制住了自己。一个孤独的疯子，一个自命不凡的疯子，过着死水一般的沉闷日子，其中的乏味细节，不管是保罗·奥斯特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屑描述。所以我克制住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