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政策

（就职演说） ^[1]

序言

是来自听众的反对意见而不是赞成意见促使我发表以下论点的。它们只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向我的同行和其他人提供了新的信息，并使他们有机会说明唯独他们自认为有权以“科学”的名义加以说明的特殊含义。实质上，一次就职演说便是公开提出据以判断经济现象的个人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主观的”观点——并为之辩护的机会。演讲稿第17—20页的内容因时间关系并为听众着想而略去，论点的其他部分在我实际发表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应当指出，这种公开评论的意图，是对现实中自然非常复杂的事件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明。1871到1875年间，西普鲁士各地区和共同体的人口迁移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尽管它们的独特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远不如这里列举的事例那么显而易见。在另一些情况下，我根据这些事例尝试加以说明的那种趋势则往往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不久之后我还会就另一个背景再回到这个话题进行更充分的考察。 ^[2] 显然，从这些统计资料得出的结果还不如诺依曼（Neumann） ^[3] 的几位学生提供的资料经得住推敲，他们就波兹南（Posnania）与西普鲁士（West Prussia）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发表的报告是值得赞赏的。然而，在缺少准确素材的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暂时勉强使用这些资料，尤其是因为它们所列举的这些现象的主要特征已经由于近些年来的农村调查而广为人知。

我选择的这个演讲题目，所包涵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我今天能够或者将要讨论的范围。我的意图主要是，用一个范例来说明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 ^[4] 中，各民族之间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种族差异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然后我将进一步探讨，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思考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例如我们德国）所面临的处境。我准备举例说明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发生地与我们这里相距甚远，但近十年来已经一再引起公众注意。因此我要请诸位与我一起先将目光投向帝国的东部边界，即西普鲁士的普鲁士省平原地带。这一地区兼有一个民族的边境地区特性与社会经济生存条件非同寻常的巨大差异，因而很适于我们的目的。很抱歉，一开始我就要请求各位保持耐心，容我反复引述一系列枯燥无味的事实。

在它的农业地区包含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反差。

首先是 可耕地的质量 存在着惊人的差异。从维斯图拉（Vistula）的甜菜种植区到卡素比亚（Cassubia）的沙土高地之间，纯税收收入估计能相差10到20倍；即使在同一地区，每公顷的平均值也有4.75马克到33.66马克的波动幅度。

其次是耕种这片土地的人口在 社会分层 方面的反差。整个德国东部地区常见的官方登记单元，除了“乡村堂区”（ Landgemeinde ）以外，还包括第二种形式的公社单元，这在德国南方地区是闻所未闻的，这就是“庄园区”（ Gutsbezirk ）。相应地，贵族庄园引人注目的景观与农民的村庄便形成了突出的反差。这些庄园就是容克贵族（ Junker ）的驻地，这个阶级为德国东部地区打上了特殊的社会印记。他们的采邑宅邸周围环绕着独门独户的小农舍及小片农田和牧地，是庄园主（ Gutsherr ） ^[5] 分配给那些常年为采邑农场做工的零工们的。整个这个省的土地大致由农民和容克各占一半，但各地区存在差别，采邑庄园所占面积有的小至整个该行政区的百分之几，有的却大至三分之二。

最后，这里的人口除了两大社会分层以外，还存在第三种对峙，这就是 民族性 的对峙。各地区人口的民族成分也是随地区而不同。我们感兴趣的正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首先，越靠近边界，波兰人（ Polentum ） ^[6] 的密度自然越大。然而，任何语言分布地图都会表明，在土地质量越差的地区，波兰人的比例同样越大。人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要从以下事实中寻找历史解释，即德国人最早涌进维斯图拉肥沃的平原占领了这个地区。这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在这些乡村地区，哪个 社会阶层 是德国民族性（ Deutschtum ）和波兰民族性（ Polentum ）的载体，那么最近发表的（1885年）人口普查数字 ^[7] 便提供了一幅奇特的画面。诚然，我们并不能从这些数字直接了解到这些堂区的民族成分，但如果我们只求数字的相对精确性，则可以联系宗教归属的数字间接了解，因为在这一民族混居地区，宗教归属与民族归属大体相应，误差不会超出几个百分点。如果我们还是大体上以乡村堂区和庄园区这两个地方行政单元的划分为准来区分农民村庄和采邑庄园这两个经济范畴，那就可以看出，与土地质量相比，民族成分是以相反方式变化的。在土质肥沃的地区，天主教徒（即 波兰人 ）相对来说大多集中于庄园，而新教徒（即 德国人 ）却大都见之于村庄。但在土壤贫瘠的地区，情况恰恰相反。例如，要是把平均纯税收收入每公顷5马克以下的所有地区总合起来，那就只有35.5%的新教徒在村庄、50.2%在庄园；相比之下，纯税收收入在每公顷10到15马克的那些地区，村庄的新教徒比例则为60.7%，只有42.1%在庄园。这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平原的波兰人聚集在庄园而高地的波兰人聚集在村庄？有一点可以直接看出， 这些波兰人总会沦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 。在维斯图拉平原这类沃土地带，农民的生活标准始终高于庄园的零工。相反，在那些只能进行大规模合理耕作的贫瘠土壤地带，骑士庄园才是文化（ Kultur ）的载体，从而也就是德国民族性的载体。即使今天，那里最贫穷的小农，其生活质量仍然低于庄园的零工。如果还不了解这一点，则不妨看一下那里人口的年龄结构。在平原地区的村庄，14岁以下儿童所占人口的比例约为35%—36%，往上到了土壤比较贫瘠的山地村庄，则高达40%—41%。若把庄园拿来进行比较，在平原地区，它们的儿童所占人口比例则高于村庄，海拔越高的地区，所占比例就越大，尽管要比村庄中的比例上升幅度缓慢，而到了海拔最高的地区，儿童在庄园的比例就低于在村庄的比例了。一般来说，生活水平越低，儿童的数量肯定会越大，因为生活水平低下时，人们了除生儿育女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未来考虑。在西普鲁士，高水准的经济文明（ wirtschaftliche Kultur ）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与 德国的民族 和特性（德国民族性）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这两个民族在同一块土地上、利用同样的机会已经相互竞争了数百年之久。那么，是什么让它们彼此有别的？人们不能不立即认为，是因为它们在心理与体质上的种族差异，使它们对生存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 适应能力 不同。这的确是一种解释，而人口的迁移及其民族结构形成的明显趋势即是证据。这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适应能力的差异对于东部地区的日耳曼人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诚然，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掌握的1871到1875年的数据作为观察各个堂区人口迁移的依据，而这些数据只能让我们看到一种趋势的模糊开端，尽管按照我们已知的一切，这种趋势如今已经变得格外清晰。撇开这一点不谈，统计学描述的清晰性也会由于宗教归属与民族性、地方行政单元与社会分层必然的——但并非完全准确的——重合关系而受到损害。然而，对这个重大问题获得足够清晰的看法仍然是可能的。普鲁士省的农村人口，总的来说也像大部分东部地区一样，在1880到1885年间是趋于下降的。西普鲁士总计减少了1.27万人，下降了1.25%，而同一时期帝国的人口却增长了大约3.5%。然而，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其他现象一样，这个现象的分布也不平衡，因为在有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反有增长。实际上，增长和下降的分布方式都极有特点。从不同的土壤质量入手，任何人大概都会认为，土壤 最贫瘠的 地区，对人口下降的影响最为严重，因为维持生计的空间由于价格失灵而过于逼仄。然而，如果看一下数据，人们就会明白情况恰恰相反：正是在斯图姆（Stuhm）、马林韦德（Marienwerder）这些最富裕的、每公顷土地平均纯税收收入高达15—17马克的地区，却能看到最大规模的人口外流（达7%—8%），而在柯尼兹（Konitz）和图切尔（Tuchel）这些每公顷纯税收收入仅有5—6马克的高海拔地区，却经历了最大幅度的人口增长，而且自1871年以来一直保持不变。我们要找到一个解释，而且首先要问的是，哪些社会阶层的人口减少了，从人口增长中受益的又是哪些社会阶层？如果看一下人口大量流失的地区（斯图姆、马林韦德、罗森贝格[Rosenberg]）就会发现，这些地区无一例外都是 大规模土地所有 占据特别强大的主导优势的地区。接下来，如果把整个普鲁士省的 庄园区 加在一起则会发现，虽然它们容纳的人口在1880年无论如何都比村庄少三分之二（就同样的土地面积而言），但在乡村人口的下降数量中这些庄园区却占了四分之三，或者说超过了9000人。它们的人口下降了大约3.75%。但是，这种人口下降在庄园区之间的分布也不平衡，在某些出现了人口增长的地方，如果特别注意一下庄园人口急剧下降的区域，那就会看到，人口流失特别多的庄园恰恰是那些拥有优质土地的庄园。

与此相反，土壤贫瘠的山地出现人口增长，从中得益的主要是村庄，尤其是贫瘠土壤上的村庄，而不是平原地区的村庄。由此，拥有 最上等 土壤的庄园，其零工数量是趋于下降的，贫瘠土地上的 农民数量 反而趋于增长。当我们再次发问民族性与人口的这些迁移有何关联时，这其中的含义以及如何说明这种现象就变得清晰起来了。

19世纪上半叶，东部地区的波兰人似乎被缓慢但却持续地推了回去。然而，众所周知，自1860年代以来，他们又同样持续但也同样缓慢地返了回来，尽管他们的根基不深，但西普鲁士的语言及人口普查极为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现在，两个民族之间界线的移位可能会以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出现。首先，在民族混居区，对多数的语言和人口普查逐渐被强加给了少数以便少数被“同化”。这种现象亦可见于德国东部，比如统计上证明的属于天主教会的德国人的情况。在这里，教会的约束力比民族的约束力更加强大，“文化斗争”（ Kulturkampf ）的记忆也发挥了作用，而缺少一个受过教育的德国神职人员群体则意味着德国天主教徒失去了民族文化共同体。但更重要、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目的关系更为重大的则是民族界线移位的第二种形式，即 经济上的排挤 。这才是我们这里要处理的问题。如果考察一下1871到1885年间乡村堂区每一种宗教的人员归属变化，那就会清楚地看到，零工从庄园流出，一般都与新教势力的相对衰落有关，而山地村庄人口的增长则与天主教势力的上升有关。 迁出具有高度文明水准地区的主要是德国零工，而在文明标准低劣的地区不断增多的主要是波兰农民。

但是，德国人和波兰人此消彼长的过程，最终都是基于同一个原因：那个斯拉夫民族或许是天性使然，或许是其历史进程的作用，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 对生活标准的期望值都较低 。就是这种较低的期望值，帮助这些斯拉夫人获得了胜利。

德国零工为什么要迁出？原因并不是物质上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从低水平薪金的地区迁出，也不属于低报酬的工人范畴，东部庄园雇工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再有保障不过了。他们也不是如一般人常说的那样，因向往大城市的繁华而离开庄园。这也许是年轻一代毫无条理地外出闯荡的原因，但长期举家效力于庄园的零工却会安土重迁。为什么对大城市的向往在大规模土地所有占主导优势的地方特别吸引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显著的情况，即零工的外迁导致人口减少而 农民村庄 的人口却在增多？原因就在于：庄园中的零工，他的整个家园就只有主人（ Herren ）与仆人（ Knechte ）， ^[8] 他的子孙后代面对的唯一前景就是听着庄园的钟声，永无休止地在别人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在这种对远方的含混模糊的渴望中 ^[9] 隐藏着一种原始理想主义的因素。看不出这个奥秘的人，也就无法感受自由的魔力。事实上，今天，自由的精神已经很少进入沉静的书斋叩问我们的心灵了。我们年轻时代那种朴素的自由主义理想已经衰落；现在的不少人已经变得未老先衰，甚至过分聪明，以为人类胸中这个最基本的动力之一已经随着如今正在历史性没落的政治与经济哲学口号被埋葬了。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个大众心理学的问题：德国的农业劳动力已经不再能够适应他们故乡生活的社会条件了。据报道，西普鲁士的庄园主经常抱怨他们的工人“桀骜不驯”。庄园与小农之间古老的家长制关系正在每况愈下，而庄园曾经把零工与农业收成的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是个有权分享收成的小生产者。甜菜种植区的季节性劳动不仅需要大量的季节工，而且须向他们支付货币报酬。他们所面对的已经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生存前景，但却不可能大步迈向经济独立，这种经济独立给了聚集在城市中的工业无产阶级自信心。在东部庄园取代了德国人的，是更能顺应这种生存条件的人，即四处流动的波兰劳工，以及通过代理人从俄罗斯招募的游民，他们在春季成千上万地越过边境而来，到秋季时再离开。最初他们都是在甜菜种植区做工，因为甜菜的耕作方式需要大量的季节工人；后来他们就被普遍接受了，因为雇用他们就意味着可以在工人住房、在济贫税、在社会义务方面节省开支，另外也因为他们人在异乡、处境游移不定，土地所有者可以完全控制他们。这是古老的普鲁士容克阶级经济上濒临死亡时痛苦挣扎的意外后果。在甜菜种植区庄园，一个工商业资本家阶层正在取代享有家长制统治权的采邑领主。而在山区，采邑庄园的土地也在农业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不断萎缩，它们的外围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佃农和小自耕农开垦的土地。古老的土地贵族的权力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在消逝，而这些贵族本身的面貌也正在变得今非昔比。

为什么是波兰农民在向前挺进？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头脑优越还是因为他们的资本雄厚？都不是。原因恰恰相反。在适合种植谷类和马铃薯，以及粗放式饲养牲口的气候与土壤条件下，尽量免受不利的市场之威胁的人，会把他的农产品放到一个远不至于因为价格下跌而贬值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他的肚子；换句话说，这就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同时，能把自身的需求 最小化 的人，对生活质量只有最低限度的物质和精神要求的人，就是处在最有利地位上的人。东部地区的波兰小农类型，完全不同于得天独厚的莱茵河河谷地带的农民，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农民在精耕细作一小片一小片的土地，专心致志地通过栽培商品蔬菜和园艺产品供应城市市场。波兰小农获取了更多土地，那是因为他甚至愿意吃草为生。可以说，他不是 忍受着 ，而是因为习惯于物质和精神上的低生活标准。

因此，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 物竞天择过程 。长期以来，这两个民族都处于同样的生存条件之下。但是，结果却并不像庸俗唯物主义认为的那样它们获得了同样的生理和心理品质，毋宁说，是一个群体压倒了另一个群体，获胜的民族是那个具备更大的能力去适应既定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条件的民族。

这两个民族的适应能力似乎天生就有差别，犹如它们气质中的一个固定要素。这种差别也许还会发生变化，因为最初造成这种差别的对人的培养（breeding）还会世代延续，但就现在的分析目的而言，我们只能把它视为一个固定要素。 ^[10]

一如我们所知，物竞天择的力量是自由挥发的，并不像我们当中的乐观派想象的那样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或者更有经济天赋的民族。人类历史上既有欠发达类型的人大获全胜的范例，也有人类的共同体因其社会组织或种族特性而丧失了适应生存条件的能力，导致其思想与情感生活的菁华消失殆尽的范例。就我们的情况而言，那个经济上欠发达的民族正在借助于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以及巨大的农业危机走向胜利。甜菜种植业的勉强增长和谷物生产在市场上无利可图，正在同一个方向上并驾齐驱：前者培养了波兰的季节工，后者培养了波兰的小农。

如果回溯一下截至现在所讨论的那些事实，我要坦率承认，对于从它们当中可以推断出来的各种一般要点的全部含义，我完全无力作出理论上的发展。一个庞大人口的生理和心理特性，由于很容易受到他们置身其中的生存环境的影响，那么变化的界线何在，就是一个极难回答，而且目前肯定无法解决的问题，对此我甚至不敢涉足。

撇开这一点不谈，我们尤其禁不住要问的问题是：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可以并应该做些什么？

但是，请各位容许我不在这个场合详尽讨论这些问题，而是仅限于简略提示两点要求，在我看来，人们提出这两点要求应该是从德国人民的立场出发的，而且也确实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一致同意。首先是关闭东部边界。俾斯麦亲王执政期间曾做到了这一步，但在他于1890年辞职后，东部边界却再次开放。外国人虽不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但可以作为外来劳工进入德国东部。大地主是从外来劳工潮中唯一受益的人，但一位具有“阶级意识”、身为普鲁士政府首脑的大地主，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利益要驱逐这些波兰人，而那位可憎的农民党对手却为了大地主的利益对波兰人敞开了门户。显然，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经济意义的阶级立场”并非总是决定性因素。 关闭东部边界政策的失败 ，是一只弱手从一只强手那里接管了国家航船之舵的结果。 ^[11] 另一个必须提出的要求是，由国家出面系统地收购土地，这意味着既可以扩大王室领地，又可以让德国农民在宜耕土地，尤其是宜耕的王室领地上进行系统垦殖。从民族的立场来看，要由德国人支付代价才能继续下去的大规模经营，理应让它逐渐萎缩直至消亡。如果放任自流，那就等于容许饥肠辘辘、无以立足的斯拉夫移民群最终依靠逐渐蚕食庄园而图存。要阻止斯拉夫人的移民潮，就必须把德国东部的大量土地转移到国家手中，这不仅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是为了平息一种责难：土地所有者们曾要求政府实行谷物垄断以解除他们承担的风险，并且得到了每年5亿马克的国家津贴，凭什么他们的私人财产权却能继续存在？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要求解除他们为自己的财产所承担的个人责任，尽管事实上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们拥有那份财产的唯一理由。 ^[12]

不过，我已有言在先，今天我要讨论的并不是普鲁士农业政策的这一实际问题。相反，我想回到这一事实，即无论如何都会在我们每个人脑际浮现出来的问题：我们认为德国东部的德国人应当得到保护，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证明能够完成这个保护任务。让我们感到有权利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 民族国家 。

但是，以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会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它会把这种民族主义价值判断看成是偏见，小心翼翼地摆脱这种偏见以便用它自身的特定价值标准来评判经济事实而不受任何感情反应的影响？那么，什么是经济政策“特有的”价值标准呢？我愿尝试作出进一步的思考以回答这个问题。

一如我们所知，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 Kampf ）是个自然过程，哪怕斗争是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德国农民和零工在东部地区并不是被政治上占优势的敌人以公开冲突的方式赶出自己的土地。相反，他们是在与一个下等民族竞争以求日常经济生存这一无声而冷酷的斗争中变得每况愈下的。他们离乡背井，走向黑洞洞的未来。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所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未来将享有和平与幸福的生活。我们知道，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念就是为普遍幸福开列处方；据此，我们的工作唯一可以理解的目的就在于增进人类生存的“快乐平衡”（ Lustbilanz ） ^[13] 。然而，单是人口问题这个令人沮丧的沉重压力就足以使我们无法成为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和平与幸福会在未来酝酿着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创造任何行动的自由。

无疑，政治经济学的任何工作都只有以利他主义为基础才可能。人们今天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努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使未来的后代受益，而非目前这一代人受益。如果说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为将来、为我们的 子孙后代 做出了准备。但是对于未来，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也不能以对幸福的乐观主义希望为基础。就和平与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我们最好记住，在人类历史陌生未来的入口处写着：“ Lasciate ogni speranza （放弃一切希望）！”

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 丰衣足食 ，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我们认为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

政治经济学家们天真地认定，以至顶礼膜拜的价值标准，要么是货物生产的技术性经济问题，要么是其分配问题（“社会正义”）。然而，这两个标准却一再因为一种尽管有些模糊但却具有不可抗拒的支配力的认识而相形见绌，这种认识就是，一种以人为对象——而政治经济学就是如此——的科学，尤其还要关注特定社会经济生存条件下培养出来的 人的质量 。这里我们应当提防一个特殊的错误观念。

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 跨国界 的，然而，一旦它要作出 价值判断 ，就会受到特定人类（ Menschentum ）血脉的约束，这是我们从自己的本性中就能观察到的。事情常常是，当我们认为自己最彻底地摆脱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时，恰恰也就是这种约束最强有力的时候。说得略为夸张一点，如果数千年之后我们再度走出坟墓，我们在那些未来人的容貌上首先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族类的依稀印记。即使我们在今世的最高终极理想，也会发生变化乃至消逝，因此，我们并不奢望把我们的理想强加于后世。但我们可以期望未来人承认，我们的品质 确实是他们自己祖先的 品质。我们的愿望是以我们的劳作与本性成为未来人的先驱。

因此，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学家使用的价值标准，也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这种情况会因为经济的发展开始超越国界并形成一种全球经济共同体而有所改变吗？“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会连同经济政策的“民族利己主义”一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吗？照此说来，既然家庭现在已失去了原来作为一个生产共同体的功能而被纳入了民族经济共同体之中，人是否就不应该再为自己及妻小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了？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只不过斗争现在采取了 其他形式 ，而且这些新形式究竟是使斗争更为缓和还是更为隐蔽、更为尖锐，现在尚言之过早。同样，这种扩大了的经济共同体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捍卫自己文化的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是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放大了的经济共同体会召唤民族实体内部的物质利益集团与它结成盟友反对民族的未来。

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物种质量进行的 永恒斗争 。我们也不应沉溺于乐观主义的期望之中，以为只要能使我们的经济文明达到了尽可能的先进程度就算完成了我们的任务，以为物竞天择的过程通过自由与“和平的”经济竞争将会自动给更高度发达的经济类型带来胜利。

我们的后来人冀望我们承担的历史责任，主要不是我们留给了他们什么样的经济组织，而是我们在世界上为他们征服了多大的行动自由空间。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就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我们说到利益时就是指的这些利益。政治经济学是一门 政治的 科学。它是政治的仆人，而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某些人、某些阶级碰巧在某一时期进行统治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的永久性权力政治的利益。对我们而言， 民族国家 并不是什么含糊不清的东西，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民族国家被抬得越高，其性质也就越会笼罩在五里雾中。事实上，它就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这种民族国家中，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的理由”，所有其他的民族国家莫不如此。我们所谓“ 国家的理由 ”，并不像有些人莫名其妙曲解的那样是“国家扶助”而非“自助”，是国家调整经济生活而非经济力量的自由挥发。我们使用“国家的理由”这一口号是希望明确要求：我们民族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利益及其支撑者，应当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拥有最终的决定性发言权，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是否以及何时为民族的经济力量解开羁绊并拆除它们自治性发展过程中的屏障，对国家更有利。

我是否没有必要向诸位提醒这些看上去不证自明的道理？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经济科学的年轻代表更没有必要这么做？不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似乎经常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视而不见这些最简单的判断力基础。我们亲眼目睹了有关我们这个学科的议题所引起的完全出人意料的关切。在各个领域我们都可以发现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在大行其道。社会政策取代了政治而成为头等思考对象，正如经济权力关系取代了法律关系、文化与经济史取代了政治史。在历史学界的名著中我们发现，里面已经不再向我们讲述我们祖先的光辉战绩，而是详细阐述“母权制”这种荒谬绝伦的概念 ^[14] ，于是，在卡塔隆尼平原大败匈人这种事件也就被迫退到了次要位置。我们头脑最灵巧的理论家之一竟是这样赋予了自己重要性的：他认为他可以把法学概括为“国民经济学的侍女”。有一个现象是确凿无疑的：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已经渗透进了法学领域，甚至在法学的最神圣领地，查士丁尼《学说汇纂》（ Pandects ）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有经济学思维的幽灵在游弋。我们在法庭的判决书中也能频频发现，一旦法律概念难以应付局面，就会引证所谓的“经济学考虑”。简言之，套用某位法学界同人的半指责用语，我们经济学家已在“领一时之先”。当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如此自信地一往直前时，那就有了落入幻觉的危险，即过高估计了自己这种视角——尤其是一种特定方向的视角——的重要性。哲学反思题材的扩展（表面上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许多老牌哲学讲座交给了一些——例如——著名生理学家主持这一事实），不免使我们的许多外行相信，人类理解力的性质这种古老问题不再是哲学的终极性核心问题了。同样，新一代人不仅深信，国民经济学的工作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人类共同体性质的认识（ Erkenntnis ），他们甚至还相信，国民经济学已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对这些现象作出终极评价。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从它的论题中就能提取出它“自己”的理想。一旦人们试图从我们学科的文献中探寻到底什么是它“自己”的评价依据，那就会立即发现，所谓存在着独立的经济理想或者独立的“社会—政治”理想这类看法，都不过是一种视觉幻象。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各种评价标准的 大杂烩 ，有幸福主义的标准，也有伦理学的标准，而且常常是两者并存，不知怎么就拼凑在了一起。我们到处都能发现毫无羞愧之心作出来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避评价经济现象，那就等于回避人们期望我们所能做的事。但是，我们很少见到作出判断的人 在自己心中 非常清楚，同时也能让他人清楚其判断的终极性主观内核（我指的是他在对他所观察的事件进行判断时所依据的理想）。常见的倒是缺乏自觉的自我审视的情况，作者意识不到自己判断中的内在矛盾，每当他试图以通常的术语表述他的独特“经济学”判断原则时，立刻就变得含糊其词、不知所云。事实上，我们在我们学科论题中引入的那些理想并不是它特有的，也不是这门科学本身产生出来的，毋宁说，它们 都是古已有之的、一般类型的人类理想 。只有那些一味从纯粹柏拉图式的技术主义兴趣出发的人，或者反过来，只有那些一味从某一特殊阶级（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眼前利益出发的人，才会相信自己能够从论题本身得出固有的评价标准。

那么，我们这些德国历史学派的传人是否没有必要提醒自己注意这些非常朴素的真理呢？我们特别容易落入一种独特类型的幻觉，即认为我们能够完全避免有意识地作出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但任何人都很容易证明，实情当然是，我们并不可能始终真正自觉地按照这一原则去做，而是时时不知不觉地落入本能、同情和反感之中。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在分析和说明经济事件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往往在无意识中决定了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判断。我们或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当抱有警觉意识，以免我们这个学派已故和健在的大师们赖以成就伟大学术的那些品质在我们这一代反而变成了不利因素。实际上，泛泛地说，我们不能不注意经济分析两个不同的出发点。

要么，我们主要是自上而下地观察经济发展，从德国各大邦国行政史的高度出发，追溯它们看待和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来龙去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自觉地成为它们的辩护士。如果（以此例来说）政府决定关闭东部边界，我们就会倾向于并且愿意认为，这个决定是一系列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对历史的强大记忆向今天的国家提出的它必须完成的崇高任务，由此维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如果政府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则更愿意认为，这种激烈干预部分是不必要的，部分已不再符合时代潮流。

要么，我们会自下而上地观察经济发展过程，专注于正在上升的各阶级是如何从经济利益冲突的混战中脱颖而出这一解放斗争的伟大场景，并观察经济力量的平衡是如何变得有利于这些上升阶级的——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自觉地站在了这些上升阶级一边，因为他们是强者，或正在成为强者；因为他们是胜利者，所以他们似乎也就证明了他们代表着一个“在经济上”站在更高发展水平的新类型的人。历史学家尤其太容易成为这种观念的俘虏，即认为更高度发达的要素获得胜利是不言而喻的，而生存斗争中的失败者不消说就是代表“落后因素”。因此，每当看到第一次出现的权力转移兆头时，历史学家都会感到满心欢喜，不仅因为这新的发现证实了他的观察，而且更因为他实际上隐隐觉得这是他个人的一种胜利，因为历史正在兑现他所开出的支票。不知不觉地，他对这种发展的一切都会抱着一种敌视态度，他无法平心静气地承认，这种抵制本是不同利益都要求得到表达的自然结果，反而觉得，这种抵制简直是对他历史学家宣布的“历史判决”的大不敬。我们的责任在于，即使对于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带来的结果，因而可以不再耗费唇舌加以评说的事件，我们也应当采取批评的态度，但实际上，我们往往是在最需要批评精神的时候却抛弃了这种精神。不管怎样，我们历史学家实在有一种太强烈的加入经济权力斗争胜利者阵营的倾向，因此 视而不见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使命并不总是恰好相符 。

这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某些更具实际政治性质的结论性思考。我们经济民族主义者必须根据一个我们认为至高无上的 政治标准 来衡量那些领导或者渴望领导这个民族的阶级。我们关心的是它们的 政治成熟性 ，也就是它们对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的领悟，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的能力。如果有人天真地把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等同于普遍利益时碰巧也符合民族权力的永久利益，这不过是一个民族的侥幸走运。但是，现代人过高评价寻常意义上的“经济”所导致的种种谬见之一就是，政治共同体的情感已经由于经济利益的一时纷争而超出了极限，事实上这种情感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只有这种经济基础才支配着利益格局的变动趋势。但这种说法只有在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才有一定道理。确凿无疑的是，有些民族并不需要被每天提醒他们的经济成功如何依赖于他们的政治权力地位（比如英国的情况），这些特殊政治利益的本能——至少在通常情况下—— 并不存在于该民族为日常生活奔忙的大众之中，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望他们具备这种本能。但在重大时刻，例如爆发战争时，他们同样会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民族权力的至关重要性，而且在这种时候可以立即看出，民族国家绝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组织，而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之中，包括经济上的下等阶层。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政治本能乃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但正因为如此，经济与政治领导阶层的特殊功能恰恰就是要成为民族政治目标感的担纲者，事实上，这是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的唯一政治理由。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获得了 经济权力 的阶级，都会相信自己还 应当掌握政治领导权 。一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实行政治支配是危险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有悖于民族利益。但更危险的是，那些正在掌握经济权力从而跃跃欲试期待接管政治支配权（ Politisch Herrschaft ）的阶级，却远未达到足够的政治成熟以掌握国家的航向。德国目前即处于这两种危险同时并存的状况中，这是理解我们目前危局的关键所在。我在今天演讲开始所讨论的问题，即德国东部的社会结构变迁，也需要置于这一更大的背景下来认识。

直至今天，德国王室仍在从普鲁士容克这一社会阶层中汲取普鲁士邦对它的政治支持。尽管是它创建了与容克阶层格格不入的普鲁士邦，但也只有依靠他们的支持，建立这个邦才是可能的。我当然很清楚，容克这个名称在我们南部德国人听来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词。因此，如果我现在要为他们说几句好话，也许会被认为我也与“普鲁士人”同声出气。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道理。即使在今天的普鲁士，容克仍然相当有权有势，能够以一般公民不得其门而入的方式直接向君主进言。另外，他们运用这种权力的方式从历史角度来看也并不总是值得辩解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一个像我这样中产阶级（ bürgerlich ）的学者去热爱他们。但尽管如此，容克的政治本能实在是最强大的资本之一，这使他们曾为国家的权力利益作出了贡献。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而且今天已处于在经济上垂死挣扎的状况中，对此不管国家采取什么经济政策都将无法拯救他们，他们昔日的社会地位已经一去不返。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已大不同于当年，他们对此已经无能为力。那位最晚出最伟大的容克曾执德国之牛耳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未来对他的评价或许是，他作为政治家所完成的无与伦比的伟大业绩同时也包含着一个悲剧成分，这一点许多人到今天仍未看出。这悲剧就在于：由他一手实现了统一的这个民族，正在逐渐但却不可抗拒地改变着经济结构，甚至他还在位时就正在变得不同以往，人民必定会要求变革，但这些要求却是他或者无法给予满足，或者他那专制本性不能容忍的。归根结底，恰恰是这一点导致了他毕生的努力功亏一篑，因为他毕生所致力的不仅是民族的外在统一，更是民族的内在统一，但正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后者尚未完成，而且，以他那种方式也不可能完成。去年冬天蒙君主之邀他在盛大欢迎中进入帝国首都时，我相信许多人确实觉得好像萨克森瓦尔德（Sachsenwald）再现了古老的基夫豪泽尔（Kyffhauser）传说。但事实上并非人同此心，因为那个冬日的空气中似乎飘荡着历史无常的寒气。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幽灵从过去的伟大时代向我们走来，渐渐步入新的一代人中间，在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中茫茫然四处徘徊，对此我们能不感到压抑至极吗？

东部的采邑是普鲁士统治阶级的基础，散落于各地乡下，是与官方的社会结合点。然而，随着庄园的式微，随着古老土地贵族社会品格的消逝，政治知识分子的重心正在无可阻挡地从乡下转到城市。这一转移是德国东部农业发展的决定性政治因素。

但是，容克的政治功能将转移到谁的手中呢？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些接管权力者的政治使命呢？

我是中产阶级的一员。我能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中产阶级，而且我历来生活的氛围就使我具有中产阶级的观点和理想。然而，我们这门科学的使命就是要向人们说出他们不愿意听的话，不管这些人所属的阶级是在我们之上、我们之下，还是我们中间。如果让我扪心自问，当今的德国中产阶级是否已成熟为民族的政治领导阶级，那么此时此刻，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这个中产阶级并不是靠自身的努力建立了德国国家的，而造就了这个国家建立之时位居民族之首的那位恺撒式人物的，完全是非中产阶级的要素。民族统一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出什么伟大的权力政治任务；只是很久以后才有了羞羞答答、半心半意的海外“权力政治”（ Machtpolik ），但也纯粹是徒有其名。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族统一完成以后，德国就弥漫着“政治餍足”的气氛，新生代德国中产阶级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与“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太平。德国的历史似乎已经终结，以往数千年的时光到此便功德圆满。有谁愿意问问未来是否会有别的评价？确实，情况看上去似乎是，谦和温厚的世界历史已经不再忽视德意志民族获得的这些成功了，它又回到了平时的日常轨道。但今天，该是我们变得更清醒的时候了，该是我们打破一切幻想，认清我们这一代人在祖国历史发展中所处地位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样我们将会作出不同的判断。而我们尚在摇篮中的时候，历史就送给我们一个以往任何一代都未曾受到过的最可怕诅咒作为浸礼式上的赠礼：让我们承受不肖政治后裔 ^[15] 的困苦命运。

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到，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现在都是丑态百出、让我们觉得无地自容？那些不肖政治后裔在最近几个月的事件（对此那些中产阶级政治家要负主要责任）中的猥琐表演，那些据说最近在德国国会内部远更猥琐的表演，以及据说针对德国国会的某些猥琐表演，简直能让我们这些尚未堕落到与宵小之辈同流合污的人悲痛欲绝。德国统一时那种气吞万里、威震全球的声势，对我们这一代似乎已成了太耀眼的阳光，照得中产阶级不知所措，迟迟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眼光。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阶级现在的作为呢？

德国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上层人士毫不掩饰地一心只盼望一个新恺撒上台保护自己，他们既害怕人民大众自下而上反对他们，又猜疑德意志各邦国朝廷抱有社会—政治冲动，害怕它们从上面威胁他们。

他们的另一部分则与广大的中产阶级下层一起早已沉入政治市侩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民族统一的战争结束时，德意志民族首先面临一个明确的政治任务，即海外扩张，但这些市侩甚至缺乏最粗浅的经济头脑，居然不明白德国国旗飘扬在周边海岸对于德国的远洋贸易将意味着什么！

德国中产阶级从上到下的这种“政治不成熟”并非经济原因所致，亦非有人常说的那样是由于利益败坏了政治，因为“利益政治”在其他国家并不亚于德国。原因在于它的“非政治”历史，在于耽误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而由一个大人物来统治也并非总是人民的政治教育之道。现在，对于德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未来而言头等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它要弥补这种损失是否已经为时过晚？在这里，任何经济因素都不可能代替这种政治教育。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阶级足以代表更伟大的政治未来？现代无产阶级非常自信地宣称，只有他们才能真正实现中产阶级的理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执掌民族政治领导权的要求？

如果今天有谁告诉德国工人阶级，它已经达到政治成熟或已在走向政治成熟，那他一定是个阿谀奉承之徒，不过是在追求可疑的喝彩罢了。

从经济角度说 ，德国工人阶级的最上层远比自命不凡的有产阶级愿意承认的更成熟，这个阶级也有权利为自身利益挺身要求自由、公开组织起来为经济权力而斗争。但 在政治上 ，德国工人阶级却绝对不如一小撮打算垄断对它的领导权的报纸撰稿人竭力让它相信的那么成熟。这些落魄中产阶级的小圈子总是喜欢自作多情地津津乐道百年前的陈旧往事，而某些焦虑万分的人甚至真会被他们迷惑，以为他们就是“国民公会” 领袖的精神后裔！但与他们对自己的想象相比，他们实在是无关大局，因为他们既没有半点喀提林式的（Catilinarian）行动魄力，更没有丝毫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而这两者恰恰是“国民公会”的灵魂所在。他们只是一些小有政治才具的可怜虫，根本缺乏一个有志于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他们试图使工人们相信，凡是现在在政治上反对工人分享国家权力的人都是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工人们在德国学者的书斋中几乎找不出后者与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痕迹，而我们 也对工人们 提出了质疑，但我们质疑的是他们的 政治成熟性 。我们在政治上反对他们，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一群 政治上 毫无教养的市侩所领导，而德国无产阶级至今尚未摆脱这种市侩气。为什么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有所不同呢？个中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英国工人通过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而 在经济上 接受了长期的教育。至关重要的还是那个政治因素，即 世界权力地位的反馈 。这种地位使国家不断面临重大的权力政治任务，从而使每个国民几乎每时每刻都经受着政治教育，而德国国民却只是在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这种“紧急”情况下才会得到这样的训练。这种大规模政治是否能让我们更多地意识到大国政治权力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也是关键所在。我们必须明白：德国的统一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青年时代就该完成但却一直拖到晚年才完成的业绩；如果不是为了让德国开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当年耗费巨大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完全不值得了。

正在使我们受到威胁的乃是这一事实：中产阶级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但同时又没有迹象表明工人已开始变得足够成熟，可以取而代之。

这种危险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大众，这些人如同被施了催眠术，两眼直勾勾地只顾盯着社会底层。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 被统治者 的经济处境，而是 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 的 政治资格 。我们社会政治活动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人人都幸福，而是要达成已被现代经济发展撕裂了的民族的 社会统一 ，准备应付未来的紧张斗争。只有当我们真正成功地造就出一个——我们认为今天的工人运动所缺乏的——“工人贵族”阶层以作为政治目标感的支撑者，中产阶级至今力不胜任的领导权才可能移交到工人阶级的宽阔肩膀上。但这个时刻似乎仍是遥不可及的。

不过就目前而言，有一点应是显而易见：政治教育这一巨大工作已经不容继续延宕。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严肃的责任莫过于意识到应在我们各自的活动范围中致力于我们民族的政治教育这个任务。这尤其也必须是我们这门科学的终极目标。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腐蚀着人的天然政治本能。如果经济科学也以走向这种目标为己任，一味怀着独立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幻觉兜售一种软绵绵的幸福主义景观，那么不管这种景观有着多么让人神魂颠倒的形式，就都是一种灾难。

当然，这就意味着，尤其应当容许我们提醒大家，政治教育的工作并不是要制定什么法条对民族的社会和平前景投不信任票，也不是要力图使“世俗之手”（ bracchium saeculare ）伸得像教会之手那么长去支持现存权威，这都与政治教育的任务背道而驰。但是，任由数量日益增多的半吊子社会政治家（恕我如此称呼）齐声叫卖陈芝麻烂谷子，也与政治教育背道而驰。同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是那种简直让人不知说什么好的小市民无聊的多愁善感，不管它可能多么温情脉脉、多么富有人情味，但它只能导致人们以为可以用“伦理”理想取代政治理想，然后心灵手巧地把它等同于乐观主义的幸福期待。

今天，国民大众蒙受的巨大苦难沉重地压迫着我们这一代的社会良心，但我们必须恳切表明：我们感到更加沉重的是我们 在历史面前 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已注定看不见我们所从事的战斗是否会取得胜利，我们也无从知道后人是否会把我们认作 自己的先驱 。我们不可能成功驱散历史加给我们的诅咒（即我们生也太晚已经赶不上一个伟大但却消逝了的政治时代）。我们唯一还能做的或许只是：为一个更伟大的时代充当前驱。那就是我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吗？我不知道，我能说的只是：年轻一代有权利为了自己、为了他的理想挺身而出。催人苍老的并不是岁月，一个人只要能时时感受到天赋我辈的伟大激情，他就能永葆青春。因此，请允许我现在结束演讲：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 ^[16] 只要它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如果它的领导阶层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德国政治的严肃任务就能如愿以偿，而民族的情操也会洋溢着庄重的高贵。

[1] “ 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 Akademische Antrittsrede （Freiburg and Leipzig, 1895）的译文。这篇就职演说发表于1895年5月，出版于同年7月。

[2] 韦伯在这一领域没有再写出与农村状况调查规模相当的作品（调查结果见Max Weber, Gesamtausgabe , I, 3，正是这一作品使他被任命为弗赖堡大学教授），这大概是因为他在1897—1904年蒙受病患打击所致。然而，他写出了许多有关主题的论文，见 Gesamtausgabe 第四卷，以及1904年的一篇文章，“Agrarstatische und sozialpolitische Betrachtungen zur Fideikommißfrage in Preußen”, Gesammelte Aufsa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Tubingen, 1924), pp. 323—393。

[3] 诺依曼（Friedrich Julius von Neumann, 1835—1910），经济学家，前弗赖堡大学与图宾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韦伯开列的经济学基础课阅读书目就包括诺依曼的 Grundlagen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Tubingen, 1880)，韦伯的讲义 Grundriß zu den Vorlesungen uber Allgemeine ( ‘theoretische’ ) Nationaokonomie (1898) 1990年在图宾根重印。

[4] 韦伯使用的这个短语“为生存而斗争”（ Kampf ums Dasein ），就像“物竞天择过程”（ Ausleseprozeß ）一样都属于达尔文主义的说法，指的是在对环境资源不可避免的竞争中的“适者生存”。韦伯在这次演说中的许多要点上都利用了这种术语（例如 Verdrängung ，排挤），尽管他在下文的脚注D中指出他并不赞同把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不加批评地适用于人文科学。“选择”（ Auslese ）在韦伯看来始终是个重要概念，例见他的《经济与社会》第一章第八节。

[5] “lord of manor”（庄园主）这样的词只是大体上与德文的 Gutsherr 相对应，因此，不应认为每个庄园主在封建关系的等级制中都处于同样地位。

[6] 德文 Polentum 既是一个集合名词以指称波兰人这个实体，又可以指其特性，大体上相当于英文的“波兰性”（Plishness）。 Deutschtum 一词亦然，韦伯在演讲中不断由一种含义转到另一种含义，以表示这两个民族群体之间的竞争也是不同民族特性与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竞争。

[7] Gemeindeleikon (Berlin, 1887).——原注（字母编号页下注均为韦伯原注，后略）

[8] 韦伯使用的 Herr 与 Knecht ，同样是黑格尔描述这种关系所用的术语。在这个语境中， Knecht 也有“农场佣工”或者“农场劳工”的特定含义。然而，这些术语除了表示社会角色以外，还意味着个性或人品质量的差异：为主或为仆的资格差异。

[9] 韦伯的这个说法很像歌德的《浮士德》（ Urfaust ）第328—329行的诗句。长期以来，浮士德式的无休止“奋斗”的特性被许多德国人认为是“德国民族性”的核心品质。韦伯下面提到了书斋和逝去的年轻时代，更表明了《浮士德》在他文本中的影响。

[10] 我想，已在自然科学中引发了不少争论的关于物竞天择原理的意义，关于“选择性培养”概念 在自然科学中 的普遍适用性，以及在（我并不熟悉的）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所有相关讨论，就不必再说什么了。然而，“物竞天择”这个概念，今天就像“日心说”一样成了老生常谈，而“培养”人类的观念，在柏拉图的《共和国》（ The Republic ）里就已经能看到了。又如朗格（F. A. Lange）在他的 Arbeiterfrage ^[17] 中也使用了这两个概念，它们早已为德国人所熟知，凡是了解我们的文献的人都不可能误解它们的含义。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最晚近的一些人类学家把达尔文与魏斯曼（Weismann）所理解的物竞天择原理扩展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上的努力究竟有多少持久的价值。这些人类学家才智不凡，但他们的方法和实际成果却使人不得不有所保留，而且不少夸大其辞的断言无疑是错误的。不过，像奥托·阿蒙（Otto Ammon） ^[18] 的著作（《人类中的物竞天择》[ Natural Selection in Man ]，《社会秩序及其自然基础》[ The Social Order and its Natural Basis ]）还是应该多加留意，尽管笔者对其有种种保留。自然科学家在试图解决我们学科的问题时犯的大多数错误在于他们错误导向的雄心壮志，即试图“证伪”社会主义。他们在热心追求这个目标时，本来是打算形成一套社会秩序的“自然科学理论”，但却无意中变成了为社会主义进行辩护。

[11] 1890年俾斯麦被迫辞去帝国首相之职时，伦敦的《笨拙周报》（ Punch ）发表了一幅漫画，画中的俾斯麦身着舵手制服正在离开一艘巨轮，德文翻译的漫画标题“Der Lotse verläßt das Schiff”曾广为流传，韦伯这里借用了它的含义。

[12] 在同样的背景中，施莫勒（Schmoller）教授也受到激励在他的刊物《施莫勒年鉴》（ Schmollers Jahrbücher , 19, 1895, pp. 625ff）上要求由国家收购土地。事实上，把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留用为农业管理者，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可取的，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作为王室领地的承租人，而不是其原先土地的所有权人。当然，我认为，只有同时有组织地向宜耕的王室土地进行移民，换句话说，只有让东部的部分土地经国家之手流入德国人手中，并在国家信贷的帮助下开始一个充满活力的改良过程，收购土地从长远来看才是明智的。但是，麻烦在于“恢复期”，就是说，已经得到安置的移民最好应在耕种一段时间之后把土地交给心肠较硬的正规税务机关，而移民则要求推迟贷款偿还期。即使完全撇开这一事实不谈，东部拓殖委员会（Settlement Commission）也还是面临一个困难：已经收购回来的庄园，大部分都被王室土地承租人拥有了十年以上。尽管许多王室土地无疑都适合立即殖民，但必须以行政手段进行超速改良，因此要花费巨资。然而，由于随后的程序拖拖拉拉，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在《普鲁士年鉴》（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上发表了一些著名文章，质疑民族政治的作用，这无论如何是没有道理的。德尔布吕克只是作了机械计算，拿波兰人的数量与建成的农场进行比较，但是，任何人到现场观察一下都会明白，他提出的并非关键证据，因为，由十几个德国农场组成的若干村庄，每一个最终都会把大片土地德国化（ Germanize ），但前提始终是：必须挡住从东部涌来的无产阶级援军潮，还有，我们决不能杀鸡取卵，就是说，决不能让那些大庄园任由将导致它们被瓜分和毁灭的力量摆布——但是，由于现行的各种永久租用土地的法律，那些正在横行的力量如今甚至更加恣肆。

[13] Lustbilanz （快乐平衡）大概是指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它认为应当根据在不同的人当中产生的苦与乐去判断行动，参阅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igislation , chapter 5, paragraph 6。

[14] 韦伯指的是当时流行的母权制（ Mutterrecht ）理论。他在别处还提到了巴霍芬（L. Bachofen）的 Das Mutterrecht （Stuttgart, 1861）。韦伯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见于他去世后出版的《经济通史》（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 New York, 1961）。

[15] “后裔”（epigone）一词在德语中远不如在英语中常用，大概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卡尔·伊默尔曼（Karl Immermann）的小说名 Die Epigonen （1836），小说描绘了19世纪德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担心歌德时代这个文化巨匠期过后他们只能沦入模仿和低能。

[16] 尼采在他的《不合时宜的考察》（ Untimely Meditations ）第二章（题为“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中谴责了当代人在“历史重负”面前的懦弱。

[17] F. A. Lange, 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 Duishburg, 1865.

[18] 奥托·阿蒙（Otto Ammon, 1842—1916），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