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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埃米尔·马克西米连·韦伯1864年出生于爱尔福特（Erfurt）。他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Sr.）是个律师，并在1868—1882年和1884—1897年间担任民族自由党的普鲁士下院议员。他在1872—1884年间还曾是德国国会议员。韦伯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Helene Falleestein Weber），对宗教问题与社会改革却抱有与丈夫不同的关切。
韦伯在柏林的家吸引了大批学者和政治家，包括冯·本尼希森（R. von Bennigsen）、狄尔泰（Dilthey）、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与特赖奇克（Treitschke）。在家中进行的讨论必定给少年韦伯留下了强烈印象。1882年韦伯开始了在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的学业。他的主修科目是法律，但他也听政治经济学、史学、哲学及神学的课程。1883年他迁至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一边服兵役一边在大学读书。1884年韦伯回到柏林继续他的学业，仍然读法律，其间还听过吉尔克（Gierke）的德国法律史课程。特赖奇克的讲座没有给韦伯留下什么印象，因为它们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味道。韦伯认为那不过是些鼓惑宣传。大学毕业后，韦伯没有找到足够令人兴奋的法律实践机会，便继续进行政治科学以及法律史和经济史的研究。
1889年，韦伯提交了一篇题目略嫌冗长的博士论文，《家族性公开贸易公司中的连带责任与资金独立以及意大利诸城邦的贸易共同体》（“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Joint Liability and the Separate Fund in the Public Trading Company out of Household and Trade Communities in the Italian Cities”）。论文随后成了一部著作的一章，题为“论中世纪贸易公司史——以南欧原始资料为基础”（“On the History of Trading Companies in the Middle Ages, based on South-European Sources”），并于同年出版。后来韦伯在1891年发表了大学执教资格论文（ Habilitationschrift ，获得德国大学教授资格必须具备更高学位），《论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宪法与民法的重要性》（“Roman Agrarian Histor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Constitutional and Civil Law”）。在这期间，韦伯参与了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的活动，与弗里德利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结下了私谊，后者是基督教社会运动领袖和民族社会联盟（ Nationalsozialer Verein ）的创始人。
1892年，韦伯发表了由该联盟发起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德国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状况》（“The Conditions of the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the East Elbian regions of Germany”）。这项庞大的研究具有可观的政治意义。它的主题引起了很大争议——保卫德国文化免受斯拉夫人，主要是波兰人的“渗透”。同一年，韦伯成了罗马法与商法讲师，次年，普鲁士文化部部长阿尔特霍夫（Althoff）下令，韦伯在柏林获任商法与日耳曼法教授。然而，1894年韦伯去了弗赖堡（Freiburg）大学，接受了那里的政治经济学教席，本书收入的文章《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政策》即为他的就职演说。演说也引起了高度争议，这是韦伯有意为之的。他曾愉快地提到他的观点之“粗暴”所引起的惊恐。
韦伯1896年离开弗赖堡前去海德堡接替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柯尼斯（Karl Knies）就任政治科学教授。尽管韦伯对柯尼斯的作品多有批评，但他本人的学术研究遵循的也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所代表的同一传统。韦伯在海德堡的同事是宪法学教授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与神学家和哲学家厄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前者在1900年发表了《国家通论》（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一书。他们两人都对韦伯的思想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顺便提到的是，韦伯在海德堡期间曾支持招收了第一批女研究生，其中就包括埃尔泽·冯·李希特霍芬[Else von Richthofen]，她的妹妹弗里达[Frieda]1912年嫁给了D. H．劳伦斯[D. H. Lawrence]）。
随着1897年父亲的去世，韦伯进入了一个以深度抑郁为标志的精神疾病时期。为了矫治这种症状，他开始了四处漫游，特别是到意大利，结果是韦伯最终恢复了持续广泛阅读的能力。由于无力履行教授之责，韦伯1903年从海德堡辞职。然而，在这同时，韦伯进入了一个创造力更新期，开始了一系列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著述，以及后来结集发表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系列文章的写作。
1904年，韦伯与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é）和维尔纳·松巴特（Wermer Sombart）一起成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Sozialpolitik ）的编辑，该刊物声明，其宗旨之一是探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意义”。同年韦伯访问了美国，这使他获得了对于急速的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与政治结果的直接认识。他应邀在圣路易（St. Louis）的世界博览会上发表了演说，但他利用这次机会在美国进行了广泛游历。
1905年革命的爆发使韦伯的注意力突然集中到了俄国那里。他在三个月内就学会了读俄语并能跟上俄语报刊报道的事件进程。在《论俄国的立宪民主形势》这篇长文（本书收入了它的绝大部分内容）以及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俄国向冒牌立宪的过渡》（“Russia’s Transition to Sham-Constitutionalism”）中，他讨论了俄国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中资本主义工业的最新发展可能带来的政治结果。
1909年，韦伯担任了规划中的“国民经济学”百科全书（即《国民经济学概论》[ Grundriβ der Sozialökonomik ]）的编者，他本人的撰著——《经济学、社会秩序与权力》（ The Economy and the Social Orders and Powers ）——是其中的一卷，在他去世之后，此卷于1921年出版时定名为《经济与社会》，原来的题目成了副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岁月中，韦伯一方面在推进这项规划，一方面集中对世界上各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期间他继续生活在海德堡，他在那里的家成了一个思想交锋的中心，其中的常客包括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维尔纳·松巴特、厄恩斯特·特勒尔奇、格奥尔格·耶利内克、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以及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
1914年时，尽管韦伯对于外交政策走向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但他最初还是受到了普遍狂热的裹挟。随着战争的进展，他又恢复了自己特有的那种客观意识，公开反对德国政府宣称的战争目标，反对一切在欧洲进行领土兼并的政策建议。在韦伯看来，强化潜艇战的决定就足以表明德国政策不负责任的性质。这种政策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招致美国参战，前景肯定是德国的战败。在此期间，韦伯继续他的学术工作，完成并发表了关于世界诸宗教的专论，同时还接受了维也纳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席。
1918年底韦伯回到慕尼黑，怀着绝望的情绪观察了德国的革命。他把这场革命称为“血腥的狂欢”，它在德国战败的关头只能是削弱德国。1919年，韦伯踏入政治舞台的努力未能奏效，他作为国民大会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被党的官员否决。然而，韦伯以非官方的身份参与审议了未来宪法的性质，并短期参与了凡尔赛和谈代表团。曾有计划让韦伯担任内务部长，但却无果而终。他对新生的共和国持有保留态度，但正如本书中的论文所示，他坚决认为，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共和国必须有效运转起来。
应慕尼黑大学学生之邀，韦伯分别在1917年11月和1919年1月发表了“以学术为天职”（Wissenschaft als Beruf）与“以政治为天职”（Politik als Beruf）这两篇著名演说。它们遭到了右翼学生组织的示威抗议。1920年夏，韦伯因肺炎辞世。
马克斯·韦伯曾经写道，“政治”是他的“秘密情人”。他毕生都在关心政治事务。韦伯常常感到自己被投身学术和投入政治这两种彼此冲突的需求所撕裂。可以认为，政治关切贯穿于他的全部学术研究之中，只有这些关切赋予了后者统一的主题，但许多解释者却不得其门而入。韦伯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和原创性有时会被一些评论所遮蔽，它们把他的研究描述为是对一种避开政治论战的现代社会科学做出的相当直接的贡献。
这里汇集的论文和演说具有一种双重性。尽管它们都是缘起于当时的事件和问题，但又超出当时的背景进行了更广泛的思考。这部政治著作选基本上适合希望了解韦伯对当代世界的看法的任何人阅读。对德国政治命运的关切是所有这些文论的一个参照点。即便是讨论俄国政治局势，也是通过与德国的情况进行含蓄的比较而形成的。反过来说，即便是讨论德国政治的命运，不管多么紧扣德国的主题，也始终关系到我们对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的基本认识。
由于韦伯的政治著作选横跨了大约25年，因此完全能够想见，它们展示了观念的某些发展变化。例如，他在就职演说中关于种族差异的说法，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就被放弃了，而且明确指出种族概念毫无说明性价值。另一方面，那篇演说的核心要点，即政治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对韦伯来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人民在物质上的安乐，而是在任何特定经济与社会秩序中的人类品质。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工作，目的就是要培育“我们认为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和高贵的那些素质”（p. 15）。我们不应忽略的事实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人类及其生存品质有关。韦伯以强有力的表达方式指出，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乃是如下经典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它是政治的仆人，而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某些人、某些阶级碰巧在某一时期进行统治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的永久性权力政治利益。”（p. 16）韦伯的思想和表述特别结合了达尔文、尼采和马克思的成分，强调了国家、人民与阶级之间冲突与选择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尽管韦伯在这里表明他可以像马克思那样进行“唯物主义”分析，但韦伯与马克思的关键差异在于，韦伯认为，未来不会出现斗争将宣告结束这样的乌托邦。无休止的斗争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品格是否有力量，端赖我们是否能够抛弃幻想勇敢面对这一事实。
韦伯对政治生活的看法是高度悲观的。“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物种质量进行的 永恒斗争 。”（p. 16）韦伯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完成与他在弗赖堡的教职有关的学术职责，1895年时他对这门学科还只有有限的了解。他接受了当时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把它看作不断斗争以对付匮乏的学科。但是，韦伯已经看到，经济竞争也是“ 权力 斗争”。国家就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p. 17），保存民族权力为经济政策提供了终极准则。
有报道称（是否确凿不得而知），韦伯曾说过，马克思和尼采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思想者。尽管韦伯既不是尼采的信徒也不是马克思的门生，但他钦佩这两位思想家。他本人思想的原创性就来自与这些彼此竞争的声音的对话，来自对它们的密集研究和批判性地保持距离。尽管他的思想肯定不是仅仅受到他们的影响（狄尔泰、李凯尔特[Rickert]以及齐美尔关于历史与文化知识的性质的哲学研究具有核心的重要性，路德的《圣经》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影响，他的许多核心主题就是不可想象的。新近统一的德国那种格外迅猛的后发工业化问题，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问题成了韦伯那一代人的核心关切。社会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出现，迫使整个社会，尤其是学术界不仅要详细审视“社会问题”，而且还要评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同时，尼采的激进精英论则被许多韦伯的同时代人看作“划时代的地震”。尼采是那些将欧洲社会与文化变革解读为衰落与颓废的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这种前景来看，社会主义乃是现代隐忧症（modern malaise）的一种症状而不是治疗方法，它所承诺的进步观仅仅是一种疲惫不堪的文明产生的错觉。
《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政策》一文中包含的许多主题将贯穿于韦伯后来的著作。像他常做的那样，韦伯在这里也是从考虑“枯燥无味的事实”开始。然后他扩大了讨论范围以使他的主题所揭示的意义远远超出引起他思考的当下原因。演说一开始，他概括了最近对1892到1895年间普鲁士东部各省农业劳工状况的调查结果。韦伯给这个农业问题装载了大量的政治火药并毫不犹豫地投入了争论。结果是立即引起了激烈论战。韦伯描述的德国民族国家正在面对其他民族国家进行一场“永无和平可言”的“经济的生死斗争”（p. 14）。德国与波兰农业工人在东部各省的状况和移民问题是当务之急。韦伯坚决认为，这个经济问题必须从政治角度去看。韦伯认识到，如果普鲁士土地贵族（ Junkers ，即“容克”）阶级的经济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在东部各省的政治利益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后者必须毫不含糊地被优先考虑。
为了领会韦伯的论点，就必须从当时与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国家的未来这个问题有关的争论着眼。韦伯认为，德国未来的发展除了工业化以外没有其他可取的路径。然而，这种工业化未来要付出某些代价。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性质尤其要首先在农村发生变革。它们将远离比较个人化的家长制生产关系进入资本主义原则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非个人的生产关系。韦伯既没有加入工业化的反对者行列，也不是毫无保留地欢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的观点是，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未来，需要它欣然接受工业化，不能怀恋已经逝去的“共同体”旧梦。此外，更加根本的是，一切都要取决于这个民族为它急剧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的能力。
然而，韦伯主要关心的既不是农业政策本身，也不是经济局势的细节。他的兴趣焦点在于这些发展态势将给民族利益带来的后果。但是，如果认为韦伯仅仅提出了一些当时常见的民族主义观念，那就错了。他不是把国家权力看作目的本身，他关心的是民族的命运。在韦伯看来，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权问题。哪个阶级或阶层能够承担得起民族的领导权？韦伯对此表示了悲观。现阶段的德国还没有哪个阶级的政治成熟达到了足以担当这个角色的程度。
在这个就职演说中，韦伯描述了各民族之间正在进行的一场无情的选择过程。然而，最令人焦虑的是，谁也无法保证从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既是经济上最发达的民族，又是最高度发展的“人类形态”。在提出这个论点时，已被任为政治经济学教授的韦伯也参与了关于经济思想的性质和局限的争论，这场争论造成了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分裂。对人类事务进行经济说明的性质和价值问题，成了当时德国史学研究的核心定见。韦伯抨击了他所说的这种发明“普遍幸福的药方”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概念”。他承认经济学概念在说明人类行为时的一般价值，但同时也强调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政治问题决不应被简化为经济问题。政治领域是个自治的领域。
韦伯对政治的性质所作的说明，与他对德国在权力国家（ Machtstaat ）林立的世界上所处地位的看法密切相关。他的早期著作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持有相同的观点，即工业化国家正在进入一个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而残酷斗争的阶段。尽管他的民族主义在后来的岁月中有所节制，但他继续认为，现代国家不能根据“它的活动内容”加以定义，“归根结底”应当按照它所采取的特殊手段进行定义。这种手段是国家以及其他一切政治联合体特有的，从根本上说，就是有形的暴力。现代国家的特殊性质就在于，它——而且只有它——“坚持在既定领土之内 对正当使用有形暴力的垄断权”（ pp. 300—311）。按照这一说明，政治就应当根据“分享权力或对权力分配的影响力，无论那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还是一国之内的群体之间”——而进行的斗争（p. 311）加以定义。
如果德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那么不可避免，它会经验到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说“权力的恶魔性质”。拥有和使用这种权力就需要采取有可能是邪恶与不道德的决策及行动。然而，韦伯对政治和历史的悲剧性看法的主要成分就在于，除非我们完全退出这个世界，比如逃进和平主义，否则这样的行动就是无可回避的。作为欧洲历史与地理事实的结果，德国的命运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承担“在历史面前的责任”。在韦伯看来，德国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瑞士和丹麦那样的小国家。然而，韦伯并没有解决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尼采式问题。与那些“庸俗”民族主义者不同，韦伯并不同意政治上的强大与文化上的成就必然密不可分。他否认国家越小从文化角度来看在任何意义上都必定“价值越少”。实际上，他很欣慰帝国之外存在着诸多日耳曼人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小国家（比如瑞士），“其他的美德有可能发扬光大，不仅是那些朴素的资产阶级公民美德以及……真正的民主”，还有“远更亲切而又永恒的价值观”（p. 76）。似乎必然的是，德国作为一个权力国家，不可能在它自身的疆界之内为文化的繁荣提供最佳基础，尽管文化的声望要大大依赖这种民族权力。德国负有民族责任，捍卫中欧文化，抵制俄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霸权的双重威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述来看，韦伯认为，很明显，一个无权无势的德意志国家，不仅无助于在帝国内外捍卫德国文化，而且无助于捍卫中欧的文化自治。
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韦伯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观察一个不同于德国且自由主义传统非常脆弱的国家。尽管韦伯承认马克思对于理解社会与政治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并不准备支持马克思自称的科学地位。在韦伯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是很有启发性的“理想类型”，仅此而已。因此，他在论俄国局势的文章和其他著作中利用了部分是源自马克思的观念。他讨论了不同政党和运动的阶级基础，并试图评估相互冲突的物质与理想利益的全面对比。他还分析了马克思的观念的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然而，韦伯认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可能仰赖“经济发展规律”去创造既有利于民主也有利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条件。政治绝不是下层物质基础的纯“上层建筑”映像。经济或物质的发展可能恰好清楚地表明了相反的方向。未来更有可能是个文化停滞的未来，人类被禁闭在“ 新式农奴制之壳 ”中（p. 68）。韦伯想象的黯淡未来是“冰冷严酷的极地寒夜”，在那里，一个官僚政治的“慈善封建制”（benevolent feudalism）（p. 68）将会限制人类自由的范围，不仅如此，这个未来还会瓦解追求自由的意志。这种看法也得到了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后者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丧失经营动力并随着市场与土地的衰竭而蜕化为食利状态：“息金”（ Tente ）“战胜”了“利润”（ Gewinn ）（p. 68）。马克思与恩格斯描述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 of production）将被官僚行政制度取而代之，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则是古代地中海的静态帝国。社会主义将通过最终会统治全部生活领域的官僚机器完成这项发展。现代经济中的任何生产类型都将彻底异化。社会主义天生就是一个自戕工程。
在论社会主义的演说中，韦伯谈到了这种学说的不同版本，但被他用作范本的是马恩的《共产党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因为它清楚地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核心矛盾。这个矛盾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宣称它是一门揭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同时又预言了人类解放与新生的科学。韦伯在1918年的著作中写道，俄国的革命政权依靠的是沙皇军官和文官的服务，而且实际上它的经济生产也仍在资本主义原则基础上进行。事实上，革命政权正在引进西方管理组织的最新观念。韦伯意识到，俄国革命是在异常条件下发生的，所以，从这场特殊“实验”中得出的普遍结论就可能是错误的。不过他指出，西欧的工团主义运动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最具革命性的“直接行动”方式，但它也必须依赖非工人的支持，即知识分子的支持。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支持工团主义，是因为他们被总罢工观念固有的浪漫主义所吸引。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个已经“除魅”的世界，他们看到了把革命作为这个世界中一个“魅”源的希望。这是韦伯1905年最初所作观察的扩展，当时他曾讨论了一个乍看上去很奇特的事实，即革命知识分子和威权主义官僚系统在革命前的俄国存在着一种“亲和力”（affinity）。
在那篇就职演说中，韦伯表示还看不出哪个阶级或等级能够代表这个民族的利益。他对俾斯麦的批评是他的统治未能产生出一种负责任的政治领导权，未能给德意志民族提供急需的政治教育。一些当代作者——尤其是莫伊塞·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oisie Ostrogorski）和詹姆士·布赖斯（James Bryce）——的著作，都给韦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描述了现代官僚制政党机器“caucus”
，先是在美国然后在英国的出现，以及这项发展以何种方式改变了民主政治的特性。韦伯承认，“以政治为天职”演说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借助于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 1902）。“没有得到宪法承认、也没有得到法律承认”（p. 149）的政党，从显贵联合体转变为在议会内外组织起来的官僚制机器，乃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和布赖斯对大众民主演变为高度组织起来的政党之间的权力竞争所作的说明，补充了韦伯对“普遍理性化”的看法以及他对传统自由主义正在过时这一预见。既然是这种状况，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个人自由如何才能幸存下来？这些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家，他们“靠政治”为生，不是“为政治”而生。官僚制的蔓延很容易产生官员统治，韦伯认为这不利于真正的政治领导权，实际上是不利于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生存，也不利于负责任的政府和对公众的政治教育。这里出现了韦伯的“自由主义”和他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他并没有明确说出他认为哪一个更加重要。事实上，这符合他的整个思维方式，就是说，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张力是有利的，而且的确必须保持这种张力，因为，彼此冲突的价值观之间的张力实质上能够阻止文化的蜕化。
在撰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的著作中，韦伯首要关心的是德意志国家与民族的存续问题。韦伯就职演说中一再出现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强调指出德国是个缺乏政治教育和“政治意志”的民族。战时政府的各项政策仅仅是让这一事实变得再清楚不过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官僚政治消弭真正的政治活动。在大规模的现代国家，首先要提到日程上的就是议会的性质与作用问题：“‘ 如何使议会能够掌握权力 ？’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问题。”（p. 190）这就出现了一个解释上的难题。韦伯是就议会本身的缘故而珍视议会的政治作用，还是仅仅因为民族及其权力的存续要依赖于议会而珍视它？他不容分说地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任务原则上说莫 过于 国家应当采取的 形式 问题”（p. 130），但它实质上也是为了能使这个民族为自身的命运担负起责任，而担负这样的责任就只能通过人民的代表，因为在现代的大规模国家条件下，直接民主已经毫无可能。
韦伯对于德国作为民族国家之命运的讨论，必须放在他对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独特性质的诊断这个背景上去看。韦伯认为，它的主要趋势就是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与日俱增的理性化，在世俗化、在官僚制行政的发展、在作为经济与法律制度基础的形式主义与可计算性的普遍推进，以及在价值观的破碎中，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的症状，换句话说，这就是“世界的除魅”。就政治方面而言，这个问题关系到在转变为大众民主的国家中自由主义宪政的未来。这种国家的性质根本不同于那些先要为自由主义提出哲学理由的国家。此外，韦伯所说的“除魅”也不会因为自由主义而停止。所有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说的传统哲学基础，都因其自身所作的假设被无情破坏而受到了威胁。这产生了一个在韦伯看来不可能用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他念念不忘的是西方宪政国家的制度存在，它可以作为一个必要的框架，使个人自由与个人主义在其中得到最大可能的张扬，即便那只是为了少数人。然而，他对宪政国家的传统理由——比如天赋权利——的怀疑主义态度却意味着，他实际上是在捍卫没有自由主义哲学的自由主义制度，而在过去一直支持着这些制度的就是已经高度成熟的自由主义哲学。
韦伯在战争岁月中一直大力主张，一个强大的议会对德国来说就是民族政治的真正舞台。与单纯的官僚统治相反，议会政治由于两个原因而举足轻重。为议会和在议会中进行的政治活动，韦伯指的就是“冲突，就是 吸收盟友和自愿的追随者 ”，这是实质所在，因为它可以构成一道屏障，抵制一切推动社会趋于蜕化的压力，不论政党机器有没有权力。议会之所以举足轻重，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能够选择真正的领袖的舞台。这些要点在韦伯看来特别重要，他认为，现代民主与官僚制有着紧密的亲和力，典型地产生在民主国家中的那些政策需求，只能由大规模的官僚制行政去满足。如果官僚系统不受控制和审查，这又会导致它篡夺政治领导权的作用。政治领导与官员统治正相反，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对外政策的经营上尤其重要。韦伯认为，在后俾斯麦时代，一个虚弱的议会加上一位喜欢横加干涉的君主，再加上官员统治，便造成了对外政策的极端弱智——如果那还能叫作政策的话。相比之下，韦伯则以英国为范例，认为它之所以成功地建立并维持了一个世界帝国，就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强大的议会，它的政治领袖是政治机器的主宰，而且得到了大众的支持。
现代政治家，尤其是政党领袖，在一个根本性的方面优越于官员：“唯一具备政治领导所需素养的人，就是在政治 斗争 过程中被选择出来的人。”（p. 219）大众民主中的政党斗争，其主要成分就是煽动。只要“群众可能不再被完全看作被动的行政客体”，那么“民主化与煽动便相辅相成”（p. 220）。现代民主就意味着政治领袖“利用大众煽动手段赢得了大众对他个人的信任和信仰并获得了权力”（p. 220）。换句话说，现代大众民主有一种无可逃避的“恺撒制”（Caesarism）成分。事实上，韦伯把这一点看作是一切民主制度的特性：“重大的政治决策——尤其是在民主制条件下——不可避免总是由 少数人 做出，这就意味着，大众民主自伯里克利时代以来所获得的成就，始终就是以对恺撒制的领袖选择原则做出重大让步为代价的。”（p. 222）由此便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解释韦伯对现代国家中的民主制所作的说明。尽管他认为一个强大的议会作为选择政治领袖的地方乃是必需，但他也坚持赞同那种恺撒制成分，因而政治领袖直接诉诸大众——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绕过议会——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民族政治领袖（national political leader）在韦伯的著名术语中对应的是一个卡理斯玛领袖（charismatic leader），他依靠对他个人人格的信仰和忠诚维持他的支配。韦伯在《议会与政府》一文中强调指出，由平民表决产生领袖和由议会选择领袖之间的对立，并不意味着议会毫无价值，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议会的存在可以保证稳定性，控制权力地位的性质，维护公民与法律保障措施以抗衡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为潜在的领袖提供一个“实验场”，尤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条在“恺撒式独裁者”丧失了大众支持时将其淘汰出局的和平途径。
对稳定的政治生活的威胁之一来自“情感因素”“街头政治”大行其道的可能性。1918年时，韦伯相信，“对于领袖的崛起来说，严重的障碍既不在于党的恺撒制性质和群众煽动，也不在于它们的官僚化和日趋刻板本身”（p. 230）。现代政党的组织和议会委员会工作的“训练基地”将会确保“恺撒式的大众代表服从被公认为合法的政治生活形式”。韦伯这里所指的领袖并非因其“贬义上的煽动家品质”而获得选择（p. 230）。理性组织起来的政党和一个拥有实际权力的议会的存在，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可以减少无理性的“街头民主”的影响（p. 231）。韦伯的分析有效地扭转了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以及其他大众民主的批评家所制造的混乱局面。他把有纪律的政党和煽动家领袖的出现解释为现代国家的优势，而他们则把这些特征看作民主和自由主义陷入了危机的征兆。
议会与平民表决产生的领袖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韦伯的战后著作中变得越发明确。德国当时的局势不可能提出承诺建立一个强大的议会，选择是明摆着的：“只能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取舍：或者是伴有一部‘机器’的领袖民主制，或者是无领袖的民主制。”（p. 350）德国就是无领袖的民主制，即“‘职业政客’的支配，他们没有使命感”，缺乏“造就领袖人物的内在卡理斯玛素质”。此外，新生的共和国采取比例代表制将会“造成一个非政治的议会，其中根本没有真正的领袖立足之地”（p. 351）。要抗衡一个“非政治的议会”，唯直接选举帝国总统才有可能，他可以提供一个“非政治的议会”不可能释放出来的必需的领袖要素。韦伯有力地指出，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他的地位“ 无可质疑地依靠全民意志 ”（p. 304）。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韦伯的观点是对1918到1919年间德国面临的特别而极端的环境作出的反应。可以相信，如果政党政治的传统更强大，韦伯就不会提出这种招惹争议的方案。全民投票产生的总统，其权力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他必须看到，“如果他有任何妨碍法律或者实行独裁统治的企图，等待着他的前景就是绞刑架”（p. 305）。总统也将有助于引进更适宜的政党组织形式，从而使议会得到加强。由于是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将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领袖，能够超越政党政治、超越各邦国自主独立的畛域并代表“帝国的统一”。然而，韦伯希望的是给予总统非同寻常的权力。他必须能通过解散议会进行干预，必须能诉诸公民直接投票（这是先前他曾谴责的举措）以化解政治危机。
在《以政治为天职》中，韦伯转向了那些“为政治”而生，而不是纯粹“靠政治为生”的人所必需的“内在”品质问题。激情、责任感和眼光，是他认可的三种品质。其中决定性的品质是眼光。韦伯使用的语言可以使人想到尼采所说“距离产生的激情”，但却没有那种傲慢态度的含义，他指的是“能够在现实对他施加作用力时保持内心的沉着镇定，就是说，与事与人都能 保持距离 ”（p. 353）。但也必须满怀激情去投入一项事业。只有这一点才能在一个日益被“除魅”的世界上使政治家的行为有意义。在韦伯看来，真正的政治领袖最终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各种政府机构，而是来自使他的天职有了方向的那些强有力的内在信念。尽管韦伯使用了如今已广为人知的尼采术语，但受过教育的德国读者已然认识到，韦伯指的是天职的责任伦理，它超越了任何粗鄙意义上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韦伯认为，“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是敝帚自珍，根本不是投入一项事业，因此空洞而荒谬。他保留了传统的贵族伦理价值观：“骑士精神”（ Vornehmheit ）、“得体”（ Anstand ）和憎恶“卑鄙”（ Gemeinheit ）。这产生了一个实际结果——他坚决主张普鲁士应立即给予复员士兵以平等选举权。
在韦伯看来，政治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它“在全部生活方式的道德结构中”（p. 355）只能借助“以暴力为后盾”（p. 357）的权力手段进行运作。这一事实给政治施加了一种特殊的伦理负担。政治领袖要在两个不同的伦理原则之间做出选择：“信念伦理”（ethic of principled conviction）与“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韦伯给出的范例是献身信念伦理的工团主义者，尽管他意识到他的行动对于他尽力推动其事业的那个阶级很可能会带来有害的后果。一个受责任伦理指引的政治家则会明白，他必须先行考虑他行为的后果。此外，他会敏锐地看出“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p. 361）。由此，韦伯想要说出的是，政治家一般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利用“道德上可疑的”手段去实现他认为是善的目标。然而，没有什么伦理权威可供政治家请教，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最后尽其所能地力争使原则的要求与可能的后果达成一致。
韦伯对现代世界的看法有一个核心要素：他相信，终极价值或道德原则享有客观地位的任何可能性都已不复存在。我们面对的是彼此冲突的终极价值的多元化。但韦伯也坚持认为，在他描述的这个有组织的、官僚化的除魅的世界上，表达个性的最重要途径就是自觉地追求正义这样一种价值观或事业。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政治著述，目的就是以尽可能客观的方式解释任何特定局面下的现实与可能性。这里的宗旨是力求清晰、不抱幻想地从事政治。韦伯大概是在间接把尼采对“诚实”与“坚硬”的说明作为思想美德。韦伯的许多读者都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基本问题。韦伯认为，尽管由于（或者就是因为）政治的悲剧性质，其中“政治行动的最后结果往往——甚至可以说经常——完全不合初衷，甚至经常完全背道而驰”（p. 355），但政治家还是必须献身于一项事业。问题在于，韦伯认为没有什么事业仅仅通过思想手段就能“证明”优越于任何其他事业。看上去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有一项事业为真正的政治行为提供实质性的内在意义。“政治家为了事业而追求和运用权力，至于这事业 是什么 ，则属于信仰问题。”（p. 355）同时，韦伯自己的政治著述和行动也在力求证明他所信奉的价值观的价值。他就坚守在这里，他不可能驰心旁骛。换句话说，尽管韦伯相信价值观不可能被赋予任何形式的“终极”依据，但我们仍有可能，实际上也必须为之提出理由。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个人的生命与工作就可以用来证明它们的价值。
韦伯敬重那些真正受到信念伦理引导的人。事实上，他也认识到，责任伦理本身依靠的就是一个无法证明的信念：“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就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两者的共同作用才能造就出真正的人， 能够 担当‘政治天职’的人。”（p. 368）
马克斯·韦伯很难被归入政治思想家的行列。有些人称他为自由主义者，还有些人则否认他与自由主义有任何瓜葛。当然，韦伯的政治思想超越了它所植根于其中的德意志民族的自由主义传统。此外，他把政治看作无休止的冲突，也与“永久和平”的梦想完全背道而驰。韦伯的根本信念是个人自由的理想。自由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有可能使人的个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这个政治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现代民主国家包含着威胁而不是增进自由的暴力成分。现代民主尽管有可能导致大众“精神上的贫困化”，但也为富有创造性的人物脱颖而出准备了条件，这种人物就是平民表决式的领袖，他们直接诉诸绝大多数往往是政治上被动的人民。战后的政治科学中出现了一种产生广泛影响的民主模式，它把民主视为各政党为选票而进行的竞争，而且无视韦伯所描述的卡理斯玛成分。韦伯不可能赞同这种观点。虽然韦伯自己的结论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他的研究却始终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揭示了理解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性质与可能性的任何尝试都绕不开的难题。韦伯认为，应当最完整地认识尼采所呼唤的“主宰者民族”，那不是一个由精英统治“奴性”大众的社会，而是一个人人都有“运气”和教养去决定自身以及民族命运的“主宰者民族”。同时，他也担心政党机器的现实会把普通公民变成竞选工具。他一心要捍卫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的制度，但他自己的思想原则却妨碍了他从已经高度成熟的政治哲学角度为它们进行辩护。这些都是他的研究当中未能消解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