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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拉铁摩尔逐渐回到中国学者的视野。拉氏的学术涉及面极广，富有创见的成果比比皆是，也留下了很多尚待研究的课题，短短一篇文章无法涵盖他的学术成就，本文仅讨论其依托内亚、审视中原的治学方法，并总结这种方法对今天学术界的借鉴意义。
研究者多已论及，拉铁摩尔较早关注游牧文明的自身特点，并对历史上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互动做出了精彩论述，他自己也身膺汉学家和蒙古学家双重身份。由此带来了一个问题：拉氏早年成长、生活在中国东部城市（上海、保定、天津）和西欧（瑞士、英国），本来熟悉的是农业文明以及从农业文明中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但为何他的学术之路却是从游牧文明主导的内亚边疆开始的？什么因素使他弃商从学，专事研究内亚史地之学？
拉氏最初是作为地理学家进入学术界的，地理最能回答这个问题。和拉铁摩尔同时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瑷珲—腾冲线”（或称“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这条线将中国划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东南部分的国土面积占中国总面积的36%，人口却是总人口的96%；这条线西北的国土面积占64%，人口却只占4%。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水平、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这个人口分布比例却一直保持稳定。
造成这个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地理—气候因素，即东部地区的海拔、土壤、降水、光热条件适合农业发展，可以供养大量人口；西部地区则缺乏大范围的农业条件，农业区狭小而零散，干旱和高海拔地区只适合畜牧业，而畜牧业单位面积能供养的人口远远低于农业。
这只是书面上的数字论证，如果亲身在“胡焕庸线”的西侧游历一番，会看到更多样化的风貌：干旱的蒙古、北疆草原，高海拔的青藏草原，干旱的荒山，植被丰茂的青山，分布在山间缓坡的草场，还有极为荒凉的沙漠、戈壁。在荒原、草原和山地分割包围之中，有绿洲和山谷的小规模农业区。如此差异巨大的地理环境中，人口总量很少，但语言、宗教、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却具有极大的多样性。这种人文多样性来自环境差异、地理交通阻隔，历史的延续性就表现在多样化的传统生活方式之中。反观东部地区，人口虽然很多，但经济形态、文化和民族特征却具有相当大的同质性，而且容易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现代化又造成了和传统的疏离、脱节。
上述西部地区的特点，正是吸引拉铁摩尔投身学术、研究内亚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地理对人类的影响能像内亚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哪个省份像新疆一样具有人种和语言如此丰富的多元性”。 [1] 在1926—1927年的第一次内亚游历之后，他认为最可贵的收获是：“一种对历史的连续性的感受，以及对那股曾横扫亚欧大陆并持续到我们今天的力量的感受。” [2] 这个“力量”指游牧生活方式，而“历史的连续性”则是西部地区多样化的传统人文特色。而且这种多样化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封闭，政治与经济的各种联系仍贯通其间，如中央政权在边疆断断续续的影响，活跃在西藏、新疆和汉地之间的各族商队，都进入了拉铁摩尔的观察视野。从此他逐个研究多姿多彩的内亚社会，对中国东北地区、蒙古地区、新疆都有研究专著，唯一没专门考察和研究的是藏族地区（但他从新疆去印度时曾途经拉达克，也算到过了边缘）。
除了内亚自然生态和人文的多样性，还有一点对研究者同样重要，就是内亚各种社会形态虽然都规模很小（人口少），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更容易观察具有人类社会共性的规律。如拉铁摩尔在呼和浩特看到，一位过定居生活的蒙古人捕获了一只小黄羊并成功驯化。他由此联想，有些早期游牧文明可能是从定居农业发展出来的（拉氏认为游牧有多种起源，定居农业只是其中之一）。文明起源阶段早已湮没在茫昧的时空中，考古发掘提供的素材也零碎不堪，不借助这种人类学民族志式的亲身观察，很难产生明确而完整的观点。
借助内亚的“缩微版”社会，拉铁摩尔能够从整体上观察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复杂互动，从而探寻更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笔者尝试归纳出他研究人类社会的几个关键要素（或者说变量）：（1）人类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2）经济形态—生活方式；（3）人口规模及密度；（4）社会权力结构；（5）技术手段，包括生产技术、交通技术、军事技术等等；（6）文化，尤其是宗教等意识形态。但与我们熟悉的唯物史观不同，拉铁摩尔并未做出一个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的顺序模型，而是关注不同个案中这些要素的相互影响。他在1947年发表的《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内亚取径》 [3] 一文，就以一个假设的内亚小型绿洲为例，来讨论多种变量因素的综合作用，并由此延伸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下面就对此文做一简单介绍。
拉铁摩尔首先假设了一个被戈壁包围的、比较独立的内亚小型绿洲，讨论人类在其中发展的可能性：早期人群在这里过采集—狩猎生活，人数少而分散；但随着人口增长、可捕食或采集的动植物减少，人们转而从事种植作物、饲养牲畜。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密集，这个绿洲社会可以采用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来改造环境，如开挖灌渠和坎儿井等，进一步扩大农业产量。而伴随着新工程技术的应用，绿洲社会的权力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比如权力变得集中，以便集中人力开挖、维护渠道。新农业技术和人口增殖又可能给环境造成新的影响，如土地的盐碱化、灌渠的淤塞。面临这些新问题时，绿洲社会可能有不同的应对策略：或者向临近的适合发展农业的绿洲迁徙，将已有的农业技术、权力结构移植到新区域中；或者放弃农业转入游牧生活，随着灌溉需求的消失和人口密度变低，原来集中的权力关系重新变得松散……他还讨论了影响这个绿洲农业社会的另一个问题：与周边荒原上的游牧族的关系。绿洲农业起步阶段人口较少，难以抵御游牧族的攻击，可能会被劫掠、破坏，或者臣服于游牧族并缴纳贡赋；但如果绿洲农业能够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比较多，能够完成城墙等军事设施，就能抵抗游牧族的侵袭，甚至迫使其臣服并向自己缴纳贡赋。
这些关于绿洲生命历程的描绘，使笔者联想到拉氏内亚考察游记中记载过的一些绿洲，比如1926年底他随商队抵达北疆巴里坤附近，在山前戈壁中经过两个极小的绿洲。一个叫“沙草泉”，曾有维吾尔族农庄，但因干旱和盐碱化已被废弃，长满了芦苇和芨芨草，栖息着大量野生黄羊。另一个叫“牛圈子湖”，只有两户人家，一户很富裕，有大量土地和牲畜，有自己的商贸驼队，另一户则很穷，只能世代给富户当佃农。这个小绿洲有自己的坎儿井灌溉系统，但老井已因盐碱化不能使用，正在开挖一系列新井。这种挖井工艺比较复杂，工人要从别的绿洲高价聘请，只有富户才承担得起。这个小绿洲周边还有几户蒙古牧民的毡房。 [4] 这种对绿洲形态的直接观察，是任何书本都无法取代的。
但《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内亚取径》并未停留在对绿洲发展历程本身的描述上，而是用这些现象类比（或者说构拟）了中原农业文明的产生和转型历程：在汾河、渭河下游和黄河南段，早期中国文明开始形成并扩张，或者兼并同质的农业社会，或分离出变成游牧民的人群。在农业区的扩张中，早期只能采用封建的政治形式（封邦建国），但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逐渐在小范围内形成集权化，并随着兼并战争变成官僚制的统一帝国。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迁徙，长江流域的丛林被砍伐，人口和经济规模逐渐超越北方地区。而中原的经济、政治动荡又经常导致北方游牧族入主，自南向北运输粮食的大运河就是这种北方强势的体现……可见“绿洲模型”给拉铁摩尔带来了解读中国历史的灵感，使他获得了鸟瞰历史的大视野。
当然，拉氏并非简单比附内亚社会和中原社会的相同点，在内亚的映衬下，他更能发现中原文明的独特之处，这恰恰是身处中原的学者无法获得的观察视角，比如拉氏总结中原社会的两个特点。一是皇权专制下的官僚政治体系（当今学术界对此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基本是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发展，与拉氏没有学术传承关系；另外，由于没有内亚社会的参照对比，目前对中原皇权和官僚政治的特点、影响的总结仍不够深入）。二是劳动密集型的灌溉农业模式（这点尚未得到重视和充分研究）。限于篇幅，本文在这方面不做过多展开。
拉铁摩尔观察人类社会时，自然环境、经济形态、人口规模及密度、技术手段等因素交互起作用，在某个历史阶段里可能有一项因素起作用较大，但没有只影响其他变量而自身不受任何影响的终极决定因素。比如自然环境固然是一切人类社会的起点，但人可以改变环境，环境也可以自己发生变化，这些都是拉氏讨论的重点。所以他展示的社会发展图像非常复杂，一个原因可能导致多个结果，一个结果也可能是多个原因的合力造成，整体的社会进化则是多重原因和多重结果的交织。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内亚取径》问世十年前的1937年，拉铁摩尔的《中国长城的起源：一个理论与实践中的边疆概念》（此文后来基本被收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十四章《统一帝国与统一边疆——中国的长城》） [5] 已经详细论述了中国文明的特点和发展历程，内容与上书并无二致。所以笔者怀疑，他写作《中国长城的起源》的灵感缘起就是绿洲模型的参照，只是十年后才阐明了其产生过程（在这十年间，拉氏并未到绿洲地区进行新的考察旅行）。《中国长城的起源》讨论的时段，是从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期，内容是中原和北方草原发生的社会变迁，如分析秦国和赵国的北方边境差异、两国对待北方民族的不同策略，由此导致了不同的军事制度和战争后果；秦国高度动员的军事体制不适应统一之后的和平局面，终于导致了王朝的崩溃；刘邦的阶级身份和地缘优势使其获得成功；秦帝国向北扩张，导致分散的游牧族逐渐汇聚成草原帝国；弓箭、骑马等技术对游牧族崛起的促进作用；西汉初期对匈奴政策的底线……所以此文可以看作拉氏综合性、多变量研究的一个典型代表。此文有些具体观点可能有误（比如认为战国都是“封建”的，只有到秦朝统一才开始专制官僚帝国），但其创见更为可贵，提出的很多问题至今尚未得到秦汉史界的认真讨论。
拉铁摩尔这种多变量、高度综合性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既有其自身原因，也有学术史的背景。先来看其自身原因。首先，拉铁摩尔治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特点， [6] 惯于从实地考察中寻找问题，使其避免了书斋“研究”的简单、空泛；其次，张世明已经指出，拉氏的与众不同，是“缺乏正规的学院教育经历，加之其思维往往呈发散性”，这种发散性思维很重要，使拉氏能关注众多变量，超越简单化、死板化的历史解释模式（和拉氏同时代的、有类似思维方式的中国学者，我们可以举出郭沫若和钱锺书）。
再来看学术史的因素。美国学者沃尔特·韦伯（Walter Prescott Webb, 1888—1963）专事研究美国西部史，他对美国西部“拓荒者”社会的研究，就是以注重技术、社会结构与文化、人文心理的互动关系见长。 [7] 拉氏论著极少引用沃尔特·韦伯，不过以沃尔特·韦伯在1930年代美国学术界的影响，拉氏应当对他的学术有所了解。或者退一步说，即使拉铁摩尔和沃尔特·韦伯二人未有任何交集，学术表现出某些共性也是正常的，因为他们都研究边疆社会（美国和中国的西部边疆），而边疆社会地广人稀，是异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地，便于从中观察影响人类社会的各种因素。而且，和沃尔特·韦伯的研究对象——美国西部边疆相比，中国西部的自然和人文多样性要远远胜出，这是拉铁摩尔的得天独厚之处。
西部（内亚）研究具有古今贯通、跨越多种文化的整体感，除了“小型社会”的个案例证外，还因为西部人口总量少，且被分割成无数小地理和社会单元，每个“小单元”的史书文献也较少，能较容易地掌握，从而获得古今贯通的整体感（其实很多西部小社会单元未必有成文史书，要靠故老口传的“掌故”）。反观中原，因为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无法穷尽，只能分成许多专业研究方向，或是按时段划分的断代史，或是按领域划分的专门史，研究者被迫“画地为牢”，在很窄范围的史料中寻找问题。这无形中限制了研究者的观察视角，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尴尬。所以我们在断代史、专门史领域的研究著作里，很难看到拉铁摩尔式的、涉及人类社会各种变量的综合研究：最等而下之的研究是史料的分类排比，连最简单的因果关系都没有。稍微复杂一点的是“单一决定论”，即一个原因必然导致一个结果：经济史、军事史最常见的是技术决定论，某种兵器技术决定了战争胜负，或者某种经济手段带来了社会繁荣；政治史最常见的是“党争”解释方式，某种文化背景或出身的差异必然导致两党相争；思想史则要么是经济决定论、阶级决定论，要么是“独立发展”论，即认为思想只在自己的“内在理路”之内运行、进化，和其他社会因素都无关系。如果能借鉴拉铁摩尔，借鉴中国西部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者也许可以从无因果、单一因果的简单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描绘出更真实、更全面的历史图景。
当然，目前学界也有中原“区域史研究”的流派，但中原汉地各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独立性、独特性都较小，如果处理不当，目无全牛，这种“区域史研究”反倒会造成割裂与误解。
拉铁摩尔不是一位书斋里的学者，他对内亚的研究是实地考察、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结合，研究者多已论及此点。本文还想补充的是：拉氏的游历与研究背后，隐藏着西方博物学的传统；他的草根风格的游历方式，使他能发现其他学者未见的现实；他这种亲历体验式的研究方法不合历史学的正规门径，导致他在20世纪后半叶逐渐被学术界淡忘，而他的学说被重新重视，则是少数历史人类学家的“再发现”。
先来看博物学的影响。在19世纪之前，人类的知识总量积累尚不太多，一个人穷其一生尚有可能基本掌握，所以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一直有“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和培根可作为代表人物。进入19世纪后，各学科的研究逐渐深入，但仍有人致力于贯通诸学科，或是为提高自身“修养”，或是力图构建一套涵盖人类总体发展历程的理论，大仲马《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乃至马克思身上都带有这种痕迹。到20世纪前期，自然、社会各学科的分野已基本确定，地理学则是博物学的最后栖身之地：当时还有些交通不便、外界了解甚少的地区，要靠“探险家”的游记报道给世界，这种游记往往涵盖了自然地理、动植物、人种、语言、宗教、历史、艺术、经济贸易等诸多方面，从普尔热瓦尔斯基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考察游记，都有博物学的遗风（当代中亚探险史的研究还较少关注这一点）。当然，进入20世纪，这些考察已经有一定的学术专业定位，如斯坦因的考察注重地理测绘和考古发掘；斯文·赫定的最后一次大型内陆考察（1928年开始的中国—瑞典西北联合考察团）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旅行，而是多国学者、多学科的联合行动，可以看作个人探险和博物学时代的句号了。
拉铁摩尔恰好赶上了“博物地理学”的最后一班车。他1926—1927年第一次内亚之旅的游记顺利出版，而且被欧洲多国的地理学会接受，拉氏由此跻身学术界。博物学视野使他能从宽广的、综合的视角观察内亚，将自然地理、人文历史融汇于一炉，并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探寻内亚世界自古及今的发展历程。他此后对中国北部边疆的考察也都是这种风格。这也是他形成“多变量”社会历史研究法的重要原因。拉铁摩尔曾说过，他并未打算作为一名“博物学家”来研究内亚
——他当然知道，在他生活的1920年代，博物学已是明日黄花，但仍是每一个进入内亚的西方游历者绕不开的常识来源。从博物学角度看，他的新疆游记《高地鞑靼》（
High Tartary
）仍堪媲美探险界诸前辈。
而时至今日，学科划分已经空前细密，研究者的工作领域都极为狭窄，这对理工学科来说是一种必然，但对人文社会学科损害较大，因为失去了对人和人类社会、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宏观了解，很容易走入“缺乏常识”的死胡同和荒谬论证的自我循环。这种情况下，补一补“博物学”这门课，对于当代人文学者很有意义。
再者，是拉铁摩尔“体验式”的独特观察方式。他没有任何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优越感，走向内亚完全是出于对陌生地域和文化的好奇心，能融入草根民众——商帮、牧人的日常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心理世界。付出的代价除了人身危险，还有生活上的不便，比如和跳蚤、虱子的亲密接触。有些中国学者也曾有深入西部的机会，但没有拉氏这种草根情怀，所以也看不到拉氏亲历的诸多景象。比如学者顾颉刚曾在抗战初期游历洮岷、甘南的藏族地区，但他的游历还是传统士大夫式的“打秋风”，所到之处都是和县长、驻军团长等上流人士酒席酬酢，没有融入当地普通人生活的兴趣。
所以顾颉刚的史地之学更侧重政区沿革，没有拉氏对民族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的细致观察，也没有探讨社会总体变迁的宏大格局。
既然拉铁摩尔如此受益于内亚的游历考察，今天的学者也沿着他的路线走一走，是否就能做出和他比肩的成就？答案恐怕不那么乐观。首先是时代已经变化。在拉铁摩尔时代游历能提供给人的考验和收获，今天已经很难再现了。那时不仅没有现代的铁路、公路交通，而且政治分裂割据，兵匪横行，荒原里更有许多无法无天的“三不管”地带，全靠个人能力和知识应对。比如在拉氏的第一次新疆之行中，先被军阀部队抢去（所谓“征用”）了骆驼，在商业边城受到牙人掮客的蒙骗，雇用了一个当过土匪、自私卑鄙的驮夫，在远离法律、官府的戈壁商路上，他和驮夫决裂，靠其他驼队的帮助和商帮的“不成文习惯法”（这是英语的表述方式，中文用“江湖规矩”可能更贴切），终于惩治了这个驮夫败类。 [8] 这种游历生活不仅能融入式地观察传统内亚社会，也最切合中国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能使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而这些要素都难以再现了。
拉铁摩尔这种亲历体验的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有何异同？这是一个颇有意趣的话题。拉氏完成第一次游历之后，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行了一年的进修，但他只待了半年多时间，而且主要是写作《高地鞑靼》，所受的人类学训练应当比较有限。他毕生只有一篇论文《金部落：松花江下游的“鱼皮鞑子”》 [9] 比较接近规范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拉氏的研究范围兼跨多个学科，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出版后，美国的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及亚洲研究领域都有学者撰写书评， [10] 但人类学界一直保持沉默。
为何西方人类学界一直疏远拉铁摩尔？可能的原因是，在二战之前，欧美人类学的工作重点是美洲、非洲、南太平洋等尚未进入文明状态的“原始民族”，而内亚那些“有历史”的游牧族、绿洲文明未被纳入人类学研究范畴。二战之后，西方人类学已开始关注游牧族，但拉铁摩尔极少进行长期蹲点的民族志式研究方法，他的学术视角太宽广，总是试图涵盖更大的区域和时段，不愿在某个人类学个案或历史断代上投入太多精力。而欧美人类学和地理学不同，以深沟高垒的学术樊篱自傲，所以他的研究长期未受到人类学界的重视。和当年人类学界的疏离态度相对应，拉氏平生也极少声称自己的考察研究与人类学有关，只是在他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有些打趣地言及，自己早年的旅行有点“田野工作”的意义（这个引号是他自己加的）。 [11]
1950年代之后，拉铁摩尔在西方学术界逐渐“冷却”，但就在他离世之际，西方人类学的正统研究模式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传统民族生活方式基本被描述完了，或者相继进入现代化了），开始有人类学家关注拉铁摩尔的成就，把游牧族的人类学研究与史书文献、考古发现相结合，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即以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为代表的所谓“历史人类学”。
这轮“历史人类学”的小繁荣，使拉铁摩尔的学术逐渐“复活”。但我们也要看到，“历史人类学”并非人类学主流，拉氏学术和正统人类学方法仍有较大差异：人类学过于强调抽象理论（涉及的变量维度极少，或者说“越少越好”），长期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汇总，往往只是为了回应某一条“理论”，容易见局部不见整体。这和拉铁摩尔经验主义、多变量的综合研究差异极大。姚大力称拉氏为“伟大的业余人类学家”
，倒比较切实，因为拉铁摩尔学术就是从兴趣出发的“业余”特色，这也是其永远富有活力和挑战性之处。
[1]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 New York: AMS Press Inc, 1975 reprinted, 152, 182.
[2] Owen Lattimore, High Tartary ,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4 reprinted,“Preface”, XXXVIII.
[3] Owen Lattimore,“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 1928–1958 , 492–500．此文首先在1947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被宣读。
[4]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5 reprinted, 285–287.
[5] Owen Lattimore,“Origins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 Frontier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 XXXVII, No 4 (October 1937);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 1928–1958 , 97–118．[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5—322页。
[6] 参见拉铁摩尔之子大卫·拉铁摩尔的前言。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Lattimore”, XXIII.
[7] 沃尔特·韦伯的代表作是《大平原》（1932年初版），可参Walter Prescott Webb, The Great Plains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1 reprinted。
[8]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1975 Edition”, 326–330.
[9] Owen Lattimore,“The Gold Tribe,‘Fishskin Tatars’of the Lower Sungari”,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 1928–1958 , 339–402.
[10] 美国学者的这种书评文章多不加题目，所以这里仅列出其作者及刊物：P. M. Roxby,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view Supplement , Vol. 19, No. 3/4 (Dec., 1940–Mar., 1941), 180–182; W. E. Ekblaw, Economic Geography , Vol. 16, No. 3 (Jul., 1940), 339–340; C. Martin Wilbur, Pacific Affairs , Vol. 13, No. 4 (Dec., 1940), 498–501;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and Frederick J. Tegga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46, No. 3 (Nov., 1940), 390–393; F. D. Schulthe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 56, No. 1 (Mar., 1941), 143–144; H. F. Raup,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10, No. 1 (Mar., 1941), 92–94; John McGilvrey Maki, The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 , Vol. 32, No. 4 (Oct., 1941), 467–469; P. M. Roxb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 Vol.97, No. 1 (Jan., 1941), 59–61.
[11]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1975 Edition”, XX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