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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欧文·拉铁摩尔的学术，是个永远难以穷尽的矿藏，而利用这里挖掘出的矿石可以熔铸成何种艺术品，我尚未找到答案。
借助游历中国边疆地区的心得，我写过三篇关于拉铁摩尔学术的论文，都没有刊发过；也写过很多网文游记，其中只有极少数变成了图书。借助拉铁摩尔的方法，对于“内亚”世界的古今变迁，整个亚欧大陆农耕与游牧文化区的互动历程，都有太多内容值得发掘和记录。当我盘点一下毕生治学的所得，感到唯独在这个领域，我没能做的还有太多，悬置的问题也还有太多。
即便如此，还是先对我游历生涯的最初几年做个最简单回顾，再谈谈拉铁摩尔学术所能提供的借鉴前景。
在2012年，三十五岁之前，我几乎从未深度感受过中国的边疆地区。在那之前，我也曾在冀北草原旅游，或在内蒙古草原小镇暑假实习，但都不算深度感受——标准就是，没有独自在农民或牧民的家里投宿过。
而在2012年里，我游历了西藏的拉萨、新疆的乌鲁木齐、甘青川三省交界的安多（属于藏语的安多方言区）。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西部”和我出生长大的东部居然如此不同，也开始稍能读懂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文版）。
在尚未亲身体验中国的内陆边疆，没有对“内陆亚洲”形成直观、感性的认识时，我根本不可能理解《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本书。就像没喝过牛奶或骆驼奶的人，无论听别人如何描述，也无法真正想象牛奶或骆驼奶的味道。
那是还没摸过智能手机的时代。2013年，我到新疆大学工作，之后第一个寒假，仍是重游甘青川三省交界处的小镇，在老朋友的冬牧场上过年，看新年里牧村的种种盛况。
2014年暑假，硕士同门张金城兄组织了一次小型活动：约集我和牛曲阳等几位同窗，乘一辆面包车同游河西走廊东段，看山丹军马场草原，穿过祁连山扁都口，登上高原牧区。那几天的行程，我们游历范围并不算太大，只涉足了祁连山内外很有限的几处地域，但见到的自然地貌风光、人文（族群）的多样性，已经引起了太多惊叹。
当汽车行驶在绿色的大山河谷、橙黄的油菜花原野间，我们在车内聊起：以往，我们只习惯河西走廊、青藏高原这种相对单一的地理、人文区位概念。但如果把祁连山放在中心，则又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山地有密林和游牧草甸，也有河谷容纳零星的农村和小城镇；而祁连山的外围更加多样，如半荒漠的、点缀着繁荣绿洲的河西走廊，高度荒旱的西北山地及戈壁，适宜游牧的高海拔草原……祁连山内外生活的各种人群，语言、宗教呈现出异常多彩的光谱（甚至有突厥语族的撒拉语、裕固语、哈萨克语），且又有各种相互的影响、同化、借鉴。如果能有一部全景式描绘这些的《大祁连》，别管是图书还是纪录片，都能让人浮想联翩。
事实上，第二年真出现了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河西走廊》。至于难度系数更高的《大祁连》，可能还要等若干年。
面包车同游的终点，仍在河西走廊。分开之后，我独自游逛，先是重新进入祁连山，在天堂镇、贵德县等农业河谷地区，那时初次发现，从农村出发，循着溪流向上走十来公里，就会进入山间草场，农业和牧业原来可以如此接近，一个家庭也可以同时经营农业和牧业，这有点颠覆我以前的生活经验；然后，又坐长途车进入高原牧区，历经青海果洛州、四川阿坝州、甘肃甘南州，第三度抵达三省交界处小镇，结识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喇嘛，和他相约，有缘同游新疆；经过以“西道堂”闻名、回汉藏杂居的临潭县，最终抵达以农业河谷为主的卓尼县，和一位考驾照的年轻喇嘛结伴，到他家乡和寺院居住——康多乡及岔巴村，第一次见识犹如挂在陡直山体上的小路。山体周边高陡，顶部却又平坦，散布着田园农舍，和其他山顶的村落隔深涧相望，自高处俯瞰群山，犹如一簇簇奇异的蘑菇……
2014年夏的浪游结束之后，我先抵达兰州，张金城为我转达了极为贵重的礼物：请林鹄兄帮忙复印的若干本拉铁摩尔英文著作，其中部头最大的是《边疆史研究论文集》（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
此后的每个寒暑假，我都在新疆或藏族地区的漫游中度过，如2015年初的寒假游历南疆，事后写过一个游记，并出版成《从大漠绿洲到玉石山谷》一书（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2015年的暑假，陪同老喇嘛师徒一起周游新疆。在下半年，我通读完了手头的几部拉铁摩尔英文著作，写了三篇相关论文，但时间有限，代价是没能完成关于2015年暑假的游记。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可能因为中国西部的新闻事件一度较多，使得中国学界重新关注拉铁摩尔的边疆学术研究，由此产生了一些论文和著作。进入第三个十年后，这阵拉铁摩尔热潮似乎已经过去了。而在我看来，既有的拉铁摩尔研究层次还比较浅，多是拿他著作中一些简单的地理概念做文章，而仅从“边疆”还不足以概括拉氏的学术，它本质上是一种多角度、综合性研究人类社会的方法，更接近人类社会的“总体史”。
谈论拉铁摩尔的学术，首先需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比如，拉铁摩尔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关键词，应当是“边疆”和“内亚”，这是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书名中出现过的词汇。不过认真追究起来，这两个词似乎又都有那么一点“言不尽意”。
先说“边疆”，它意味着先要有一个“中心”，中心的外围部分才构成边疆。近来有批评意见说，“边疆”默认长城内侧的传统汉地是中心，而长城外侧（游牧文化主导的）广大地区处于次要、从属地位，自带传统的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歧视意味。不过，在拉铁摩尔的著作里，不仅汉文化是中心，比如欧洲—罗马文化也是亚欧大陆的一个中心，也伴随着和边疆“蛮族”地区的互动问题。
如果暂且搁置道德评判，从历史认知的角度，我认为，“中心”与“边疆”的划分方式有其实际意义。
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史书文献，而贡献史书文献数量最多的，都是人口最为密集的、以农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地区。只有在人口密度、总量都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会”里，才能产生足够复杂的社会分工，保障有人专门从事发明和传承文字、管理和记录社会事务，等等。所以我们会发现，从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这些最为古老的文明开始，所有产生了文字、细密分工的社会，都建立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
从太阳能转化利用的方式来看，单位面积的农田比牧场提供的食物、供养的人口，数量要多数十倍、上百倍。这是农业和牧业的天然区别，完全由地理环境决定（当然，近现代的技术进步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但也仅仅是“一定程度”）。
而且，只有体量足够大的农业社会，才能利用文字书写技术，尽可能多地记录、传承书面知识及各种实用信息，使社会分工更加完善，最终进入工业时代和现代社会。在自行发展出工业革命的西欧之外，那些较早引进工业革命成果，实现成功追赶的地区，也都属于发达的农业文化区。
在这些变革中，游牧地区一直处于劣势，因为缺乏人口规模—密集度优势。当然，工业革命也部分改变了农业的分布范围。借助从灌溉到育种等现代农业技术，有些传统上只适合牧业的地区也可以转为农业生产，聚集起较大规模的人口，从而具备继续工业化、信息化的条件。
在历史时期的亚欧大陆上，几个农业文明中心地区所占面积并不算太大，它们之间，多被广袤且地广人稀的游牧文化区隔开（也有极少数情况是被险峻的丛林山地隔开，如西南横断山系）。几个农业文明核心区之间的交流，如丝绸之路贸易，佛教从印度向汉地传播，都要经过游牧族主导地区。某些突然崛起的游牧帝国，能够占领和统治几个农业文明核心区，如蒙古帝国一度统治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俄罗斯地区。这些农业文明核心区之间，能实现直接交流（包括征服）的情况较少。
只有到近代大航海时代，才出现了一个显著变革：沿海的各农业文明核心区被裹挟到了新兴的全球市场之中，这可能是旧大陆各农业文明区第一次直接而普遍的连通。之后，则是沿海农业（工业）文明区对内陆游牧地区的渗透和征服。
以上是我对拉铁摩尔习用的“边疆”一词的简单梳理。结论就是：“边疆”与“中心”这对传统概念背后，隐藏的是两种“社会”的区别。一种是农业社会，它在亚欧大陆的总面积中只占一小部分，但人口密度较高，且人口总量较大，产业分工较细致，比较容易进入（原生或习得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游牧社会，它人口密度较低，但占据的地域面积可以很大，其内部可以包含若干个小范围的宜农地理单元（绿洲或河谷），但产业分工的细密程度仍低于大型的、较纯粹的农业社会。
农业和牧业的区别比较明显，而另一方面，农业文明核心区也存在“小大之辨”。
四千年前，游牧族尚未崛起，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都出现了较早的农业文明中心。但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马匹驯养技术传遍了亚欧大陆，使游牧族的生产力、战斗力得到直接提升，相比之下，埃及（尼罗河绿洲）、两河流域、波斯（里海南岸的宜农地区）都显得相对“弱小”了，它们很难有抗拒游牧族的体量，只能充当游牧族胜利者享受奢华生活的乐园（或被更大的农业帝国吞并，如罗马帝国统治埃及）。
在被各种游牧族轮番入主的上千年里，这些稍小的农业文明核心区能够维持住一些文明成果，如文字，但已经丧失了产业分工继续发展的机会。印度河流域更特殊一点，伴随着稍晚的恒河流域的农业开发，印度河流域成了北印度农业区的西部边疆缓冲地带。
而另一方面，在更加广袤的游牧文化区，还星罗棋布点缀着更多（单个体量也更小）的宜农地区，如沙漠戈壁中的农业绿洲，山林或者高原上的农业河谷。它们和游牧世界密不可分。
比起埃及、两河流域、波斯，那些更小的农业地区，也更缺乏抗衡游牧族的能力，它们只能为游牧统治者提供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冬季宅邸。游牧统治者会被农业城镇的安逸生活吸引，长期定居在这里，逐渐丧失战斗力，最终被新兴的游牧征服者取代。比起纯粹的游牧草原—荒漠，农业河谷和绿洲更容易成长出小型政权，但它的经济、文化永远是和游牧族混合的，不会出现太细密的社会分工。这一幕从青藏高原边缘的诸多小型河谷，一直绵延到南疆乃至中亚的众多绿洲。
比较特殊的是河西走廊，它本来是被游牧地带包围的小型农业区。但由于紧邻庞大的汉地农业区，河西走廊被纳入了大型农耕文明圈，并成为中原伸向西域的狭长“走廊”。
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河西走廊距离秦王朝的疆域更远一些，不那么容易受到大型农耕文明区的影响，它的农业绿洲将变成游牧族征服者的生活中心，征服者可能来自北侧的干旱荒漠，也可能来自南侧的祁连山草原。这些绿洲也不再会被看作东西走向的“走廊”，而是若干条河流分别灌溉的富裕农区。这些河流贯通了祁连山地、山前绿洲和荒漠草原，构成了便于游牧族迁徙的另一种廊道。
农业王朝为守卫河西走廊而修筑了长城，如果没有农业王朝的阻隔，蒙古草原对青藏高原的控制与同化会更加显著。比如，在一直努力守卫长城防线的明代，蒙古部落横穿河西走廊、向青藏高原的迁徙从未消失。到清代，由于王朝能稳定控制蒙古各部，向青藏高原的渗透之潮才基本终结。
当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发生大规模战争时，那些被游牧区包围的小型农业区，往往是农业社会军队优先占领的目标。比如在汉武帝时期，汉军从匈奴手中占领了河西走廊，以及河套的宜农地区，汉朝进而向西，与匈奴争夺塔里木盆地诸农业绿洲的控制权。这都出于“断匈奴右臂”和保护陇西与川西的战略目的。之后的唐代、清代，都是在和北方草原对手（突厥、准噶尔）鏖战的背景之下，才把统治范围延伸到环塔里木诸绿洲。
“小农区”往往也是游牧统治者学习管理农业地区的起点。成吉思汗崛起于纯粹的游牧草原，当他攻占塔里木盆地的农业绿洲后，才获得了从事书写、记账的人才，并用绿洲地区的回鹘文字母来记录蒙古语。
再如，中亚的农业绿洲，伊朗、阿富汗高原上的农业河谷，都被牧民的荒漠和山地包围。从更广范围上看，这一地区又是大型农区和牧区的过渡地带。从北方草原（连成一体的南俄—哈萨克—蒙古大草原）南下的游牧征服者，会在中亚绿洲、阿富汗河谷发生某些改变。当他们进入印度河流域时，已经不再是对农区一无所知的“生番”，而是经受了小型农区地带的熏陶和软化。
所以，印度西北部虽然常受来自北方的游牧者的攻击、征服，但这些游牧入侵者造成的破坏烈度，要比华北地区低得多。中国汉地和北印度都是较大型的农业文明区，但面临的游牧者对手很不相同。
再说远一点。其实农业社会也存在“纯粹”程度的区别。比如，秦汉以后，欧洲农业社会中的畜牧业比例一直高于中国汉地，“纯粹”程度要低一些，人口密度也相对低。这肯定对中欧历史走向产生过影响。不过，目前的学术研究可能尚未触及这个层面。
拉铁摩尔曾指出，在古代的各农耕文明中，中国汉地的精耕细作农业具有明显特色，如灌溉工程、粪肥的运用。汉地传统农业需要投入大量人工，在较小的地块上实现尽可能高的产量，这与汉地人口密度较高、农田相对较少有关，是农业社会内卷化的典范。另外，笔者想补充一点就是，不仅是灌溉农业，在旱作的雨养农业中，汉人农民也大量使用锄耕来保墒、除草，尽量提高单产，这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独创，不同于其他地区旱作农业常见的广种薄收模式。具体可参见齐如山的《华北的农村》《华北民食考》。
拉铁摩尔另一个常用的概念是内亚（Inner Asia），它是从地理范畴上对“边疆”的概括。内亚的基本范围是，起自中国东北，向西南延伸，包括了内外蒙古、西藏、甘肃、新疆（几乎整个“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乃至中亚五国、南俄草原、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地区，终止于阿富汗。它的地理特征是干旱、多山与高海拔，不太适宜农业，人口稀少且不临海，它的周边则是亚欧大陆上临海的、人口稠密的各农业文明中心。
在我看来，拉氏的内亚概念和其边疆概念基本重合，但也可以做一点更严格的“挑剔”：低人口密度的游牧地区未必只存在于亚洲内陆。受季风带影响，有些沿海地区也会缺少降雨，难以发展农业，只适宜荒漠游牧者，如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俾路支地区，环波斯湾、红海及阿拉伯地区的多数沿海地带，向西一直延伸到北非海岸。
当然，面对复杂的现实，任何术语概念都会有削足适履的意味。对于拉氏的“边疆”和“内亚”，我有时也称之为“西部”，因为现在的东北地区已经和百年前大不一样，成了人口较密集、文化较单一的地区，借助地理学家胡焕庸总结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现代中国的东部与西部，可以说代表着自然环境、人口密度与人文的明显区别。
术语概念的边界困境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在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二元划分之外，还有兼容两种经济形态，甚至包括狩猎、渔猎、采集的高度复合经济形态。拉铁摩尔在讨论东北地区历史的时候，已经指出东北山林居民的复合经济特征。这种居民对农业、畜牧业生活都比较熟悉，当他们进入大草原，可以变成纯粹的游牧民，当他们进入宜农的汉地，也能很快适应纯农区的生活。
以往较少有学者关注“山地文明”在历史中的作用，即使有，也往往是受“逃避统治的艺术”影响，强调山地人群远离强势国家机器、自带桃花源属性的一面。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历史上很多能够主宰草原甚至一统草原与汉地的强大王朝，都出自复合经济形态的山地。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出自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建立了金朝、清朝。
另外，蒙古人早期有“走出大山”的口传记忆，显示了他们的东北山地祖源；鲜卑人出自东北山林，有些占领了匈奴人西迁之后的大草原，有些在汉边地区以从事农业为主，后来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甚至匈奴人崛起之前，也生活在东北地区，因为《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乌桓王挖掘了匈奴单于的祖坟，说明单于家族早期出自东北地区。
前面已谈及，荒漠包围的绿洲、群山包围的山谷，都是游牧大区中的小型农业区。不过细分起来，这两种小农区的角色又有所不同。
绿洲缺乏天险，对来自荒漠的游牧者几乎没有抵抗力；但山地小农区的独立性更强一些，因为很多山地地形坎坷，交通远比荒漠困难，复杂地形也使山地农业居民能更从容地对付外敌，所以山地农区对于周边游牧族的独立性，会高于绿洲农区。从川边羌寨绵延到高加索山地，山林农区都常见高耸的石砌碉楼，它们是农区居民抵抗游牧族袭掠的工事。在人口规模类似的绿洲，则极少见此类防御设施。
山谷的这种闭塞和独立性，使它能保存本地独特的语言、宗教、服饰等等文化元素，可以说，群山褶皱之中，是人类文化最为多元的保鲜柜，而地形平坦的大草原、大戈壁，则缺少类似避风港，很容易被征服者席卷一空，全盘同化。所以，从大山里会不停走出各种小族群，迅速壮大成匈奴、鲜卑、女真、蒙古等等，根源就是山地的独特储藏室作用。这里不只是逃避帝国统治的桃花源，更是强大帝国的基因库。
在基本由游牧与农耕文明互动形成的人类古代史中，如何看待山地的特点？这个问题我还没找到答案。目前想到的是，山地的险阻程度也不相同，西南横断山系可能隔绝程度较高，导致这里的人群“走出来”的较少；东北山地险阻程度较低，不过在传统时代，东北平原也密布丛林，且有大量湿地沼泽“水泡子”，这些地理差异可能也对各自族群的历史有影响。
还可以讨论一下中国的汉地农区与游牧社会的历史关系。
在汉人统治的王朝，北方边界都比较固定，汉长城和明长城分布范围高度接近（宋这种武力不振的王朝，连汉长城边界都难以抵达）。而汉人王朝向南方的统治却一直在稳定地推进，长江流域（华中、华东）在汉唐间得到充分开发，人口数量大增；之后是岭南、云贵地区。拉铁摩尔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南北边疆这种显著不同，其背后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北方的长城线，是（传统时代）农牧业的自然分界线，这是降水量和温度（积温）决定的，所以两千年间的长城防线一直变化不大；中国南方的降水、温度都比较适合农业，唯一的限制是山林、湿地地貌，但地貌条件可以逐渐改变，随着汉人南下移民的增多，长江流域、岭南、西南地区山林被砍伐，开发出的农地增加，汉文化圈向南扩展的趋势也一直持续。
以上是《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提供的解答。但它背后还有新的问题：为什么汉人只能从事农业，而不能到长城以北去经营游牧业？
自汉代以降，直到近代，一直有零星的汉人移民进入草原乃至西域，但他们都被当地人同化，失去汉人的文化特征，徒留下“李陵后裔”的附会传说与近代的口述记忆（比如从河西去往阿拉善牧区并被同化的逃荒者）。为何在传统时代，离开汉地的汉人就不再是汉人？
或者说，当汉地王朝的军事力量可以压倒北方草原时（如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攻势，明朝初期对蒙古草原的征伐），汉人为何不能占领草原从事游牧？
做个比较，似乎更能看出汉文化的这个短板。俄罗斯边地有“哥萨克”人群，他们本是逃避地主奴役的农奴，在草原边疆安家立足，农牧业兼营，仍能保持俄语和东正教信仰，成为俄罗斯帝国向各个方向扩展的前锋，包括西伯利亚的荒原和密林，南俄与哈萨克大草原。他们还被沙俄政府招安，入伍充当骑兵。再如，经由海路扩张的西欧殖民者，也经常有零散定居者深入新大陆、非洲，人们最熟悉的形象可能是美国西部的大篷车“拓荒者”和牛仔，其实西欧各国的殖民者都有类似人群。他们长期脱离母国的文化氛围，但语言、宗教都不会被当地人同化。
也许，欧洲人的“技术优势”能提供部分答案，但并非全部。在16世纪，晚明的戚继光时代，汉人已经学会了来自西洋的火药枪炮技术（这种技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仍未发生质变），此后，使用“火铳”的猎户频频出现在中国司法档案乃至话本小说里，但火枪并未改变长城线的生态。
我的思考是，传统的汉人社会、汉文化，是建立在一定人口密度基础上的，一旦人口密度低于某个范围，汉人社会、汉文化将难以维持。这种现象背后，可能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个层面，是汉人社会的权力组织形式：皇权下的文官政府管理社会，而非世袭的封建制贵族管理社会。
在古代物质条件下维持文官管理制度，必须以一定的人口密度为基础。我和施展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施展的解释是：文官制度需要征收赋税来供养官员和军队，但粮食的陆地运输有距离限制，超出一定范围，运输成本会超出运输的粮食本身，“税收的收益大于成本”，导致文官政府体系无法维持。而在世袭的“封建制”规则下，上级领主索取的未必是粮食，而是战争服务等力役形式，所以受地理的限制较小。
第二个层面，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原因：传统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是儒家文化，特点是世俗性、非宗教，本质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绝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很难理解，也因此缺乏自组织的思想资源。一旦离开官府的统治—保护范围，汉人民众无法建立可以自我管理的民间组织，只能接受其他文化—宗教的同化。
宗教从来不是传统社会的文化根基，汉地基层社会也缺乏由宗教维系的民间组织。传统社会的管理形式是自上而下的；与文官政治伴生的，是以儒家“六经”（后又增加为“四书五经”）为基础的士大夫文化。儒家典籍形成于世袭政治时期——西周到春秋，和战国以后的社会严重脱节，文化精英对它只能有部分了解（另一部分则是误读）。
因过于古奥和精致，儒家典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完全靠文官政府的各种措施来保障。汉人一旦离开文官体制的统治范围，会缺少民间组织资源，无法像欧洲殖民者那样形成小型自治社区。
我曾与社会学家陈家建教授交流上述问题，他长期观察西南、长江流域和岭南的汉人社会，对历史上中国南部边疆的拓展有独到的见解。陈家建兄认为，汉人社会向南方的历史扩张，可以归纳成“大圈生小圈”的模式：整个华北—黄淮—长江中下游平原，内部缺少天险阻隔，是一个比较天然的地理单元，也是汉人农耕文化最古老、最大的单元，是“大圈”。
这个“大圈”充分发育之后，可以越过山脉丛林的阻隔，拓展出“小圈”，如西南的四川盆地、岭南的珠三角平原。
四川盆地、珠三角平原充分开发之后，还会向更南方跳跃式拓展，越过不宜居的山岭，在远方的宜农河谷开发出“小小圈”，如云贵（局部）地区汉式密集农业的发展。
另外，珠三角平原的体量远不如华北—黄淮—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大圈，导致它的辐射拓展能力更低。历史上，珠三角平原辐射出了越南北部的汉化农耕区，但受珠三角平原体量的限制，汉文化势力无法在越南北部形成压倒性优势。
从上述特征看，汉文化区向南方的扩张力度，呈现递减趋势，只能是大圈生小圈，不会是大圈生大圈、小圈生大圈。这和传统的文官制度，和汉文化的传统意识形态有何种联系？背后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期待陈家建兄做出精彩的成果。
还可以谈谈中国这个政治体疆域的历史延续性问题。
其实这本身是个伪问题，来源于西方学者习惯性地把“中国人”和“汉人”混为一谈。这就像把“美国人”和“（北美昂撒）白人”等同，把“印度人”和“印度教徒”等同一样。引车卖浆者流坊间闲聊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不懂，但专业学者就不行了。西方学者这么干，有些是出于无知的混淆，也有些（主要是现在还在世的，以及未来的）是单纯的恶意。
历史上的中国，核心统治区往往是汉人地区，主要在长城防线以内，特征是较高的人口密度、精耕细作农业。自战国以来的汉地政治结构，都是皇权之下由科层制、多层级文官政府进行“编户齐民”式统治，长城防线、人口的增长（密集）、精细化农业，也都是从战国开始出现的。在人类的古代历史中，汉地的政治模式非常特殊，在世袭皇权之下，它排斥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割据式统治模式（当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如从刘邦的分封诸侯到汉武帝削藩。再后来的魏晋士族、北朝隋唐高门，都是皇权政治下的“变态”产物，和真正封建贵族的距离还有很远）。
在其他的人类古文明里，从来都是“封建”因素压倒“官僚制”因素——我不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山不容二虎、有你没我的排斥关系，它们可以共生共处，所以还要考察它们占据的比例。这个封建制的特征，未必是如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那套特定仪轨，其本质是贵族、王公对领地的世袭统治权力，同时他们可以承认更上级（皇帝、万王之王、大君等等不同称呼）的世袭统治权，以贡赋、劳役、军役等表示臣服与从属，但仍保有自己的世袭领地。不同等级的世袭权力的兼容并存，大政权下面可以有小政权，是广义“封建制”的本质。
现在学界流行“帝国”这个词，给它的定义是：包含各种不同文化族群的复合政治体。在传统时代，“封建制”是“帝国”权力体系最主要的构成方式，两者难以截然分开。
在跨文化和文化杂居地带，哪怕是体量较小的政权，也会明显地表现出多元“帝国”特色；而在相对广阔且文化同质的地带，政权的多元特色就不太明显，除非它扩张得非常大。这也是一种相对论的概念。
欧洲17世纪前半期的“三十年战争”，被认为是帝国和封建制衰微、民族国家兴起的开端，西欧从此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并逐渐影响全世界。但我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民族国家”，任何人群都无限可分，也可以继续同化；从封建制帝国走向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本质上是接受既成事实原则，而且大多数是战争的结果。
17世纪之后，中国、西欧之外的地区，尚未走出封建制的社会结构，尤其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官僚制政府更难发育，封建贵族统治模式更加稳定。欧洲殖民政府也比较擅长利用殖民地原有的封建权力体系，降低统治成本。
那些和殖民政治相结合的封建贵族制度，一直可以延续到二战结束之后，部分被新兴独立国家的民主改革运动终结，还有一些披上了西式制度和“照顾少数族群”的外衣继续存在。我在游历北印度和巴基斯坦期间，对于听到的这方面的地方性知识感到很新奇，因为这是外界长期忽视、无视的领域，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国大党政府在喜马拉雅地区剥夺当地封建领主、寺院世袭的特权，建立起现代官僚制政府，属于印度版本的“民主改革”。这些可能还没有太多学术研究著述，只存在于当地山民的记忆和讲述之中。
再插一句。现在有些中国学者对于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方式很赞赏，认为充分尊重了本地族群的自治和文化传承。但从我在南亚的见闻来看，这套狡猾的统治方式保留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种姓身份隔阂，以及贫富高度分化、赤贫人口极多的社会结构，也保留了大量落后腐朽的习俗和习惯法。而作为反例，在经历过苏联统治、社会主义运动的中亚世界，社会的贫富均等程度、人群的受教育水平和世俗文明程度，要远远好于南亚。
传统、独特性这些概念，在现代文化人的语境里似乎都是正面的，但它们并不天然等同于多数人的美好和幸福，反而往往是自由、法制、人权的对立面。如果能看到真实的草根世界，许多书斋里的理论架构可能都站不住脚。
回到中国。在长城线以内，官僚制、编户齐民的治理方式显示了统一政治体的存在，不容易产生争议，但在长城线之外，以及西部、南部诸多没有长城的边疆地区，原住居民多数并非汉人。在很多西方学者眼里，这就不属于“中国”政治体了，由此提出为现实服务的命题：这些地区的现实动荡，必然是追求“独立建国”，必然有历史依据。
这种思维的漏洞在于，它把汉地的历史独特性当成了判断政治体的法理依据，而按照这种理论预设，除了汉地的“中国”之外，地球上几乎就没有第二个有历史法理依据的政治体了，因为没有第二个能达到汉地传统“编户齐民”统治程度的地方。
如果回到封建世袭制为主流的古代社会普遍游戏规则中，传统中国疆域直到现代的连续性，就显得很容易理解了。
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城往往都在汉地（即使是非汉人建立的王朝），它们对长城线以外或者非汉人为主的地区的统治权，主要表现为“封建制”权力结构。主要表现是：地方领主如王公、土司的世袭权力得到朝廷承认，而他们也必须为朝廷承担贡赋、军役等义务；地方领主家族内部发生纠纷时，要接受朝廷（或地方官府）的判决；他们遇到外敌威胁时，可以向朝廷请求军事援助。王朝出于边防安全的考虑，可以在世袭领主的辖区驻扎军队，并征收相关赋税。
拉铁摩尔最早论述过中国对边疆地区的封建制管理模式，他称之为“边疆封建制”，参见其《边疆史研究论文集》。这个论点一直没引起学界注意，几乎尚未见到对它的讨论，更不用说深化研究，颇为可惜。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封建制”所能统治的区域经常变动循环，汉唐鼎盛期可以包含西域。但即使在武力不振的宋朝，这种统治原则也从未消失，在南方边疆仍有用封建制管理的当地势力。
从上述的标准来看，清代从乾隆时期开始在新疆的治理程度，甚至超过了“封建制”水平，已经加入了官僚制的诸多因素，这也远远超出了汉唐朝廷对西域绿洲诸地方政权的治理程度。
还有西方学者用“朝贡体系”来描述中国朝廷与周边非汉人小型政权的关系，这个概念侧重朝廷礼仪表象，及其遮蔽的互惠贸易本质；它也侧重描绘了传统中国政治架构与其他人类社会的不同，使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疆域沿袭显得过于“特殊”，似乎缺少法理依据。
我认为，“朝贡”概念有意义，但如果只看到它而无视“封建”层面的政治关系，就走上歧路了。从中央朝廷的管制程度来看，“封建”政治关系要比“朝贡”关系管得更多、更紧密，比如中央驻军的权力，地方政权为中央提供军事服务的义务，以及中央对地方领主家族的管理权，等等。比如，清代康熙时期对西藏的管理，乾隆时期对新疆的管理，都远远超出“朝贡”关系的范畴（有些甚至超过“封建”关系范畴，见前文）。
而对于更加外围的地方政权，如清代的朝鲜、越南，以及更加遥远的南洋、外葱岭诸国，平时虽有礼仪性的例行朝拜上贡，但中央在这些地区没有驻军，也较少干预其统治家族内部事务，可以说，这种关系达不到“封建”的程度，用“朝贡”来描述比较恰当。但这种政治关系也在变化之中，比如，因为朝鲜发生的中日战争，因为越南发生的中法战争，中国朝廷都向当地派出了军队，如果战争中清廷一方胜利，它和朝鲜、越南政权的封建关系成分会加重，如果失败，则连“朝贡”的表面关系也难以维持了。
按照我的上述总结方法，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三重的，从内到外，管治程度也从重到轻，依次是：编户齐民—边疆封建—礼仪朝贡。和较早的朝贡关系研究者描述的编户齐民—礼仪朝贡两重关系比起来，处于中间层级的“边疆封建”制度，更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政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性，并且，和其他绝大多数人类社会（政治体）相比，中国也同步经历了从封建制到现代国家的过渡历程，人类社会共性的一面展现得更加明显。
近年来的部分思考就记录到这里。后面是三篇关于拉铁摩尔的论文，都写于2015年秋，也先做一个简短介绍。
《内亚与多维度历史》，主要谈拉铁摩尔学术的特点，对当代学术的启发和价值。本导读《大陆旅程无尽》也是此文在八年后的延伸。
《交汇点上的学术与人生》，主要总结拉铁摩尔个人生平经历与其学术的关系，特别是它代表的一个重要现象：人文社科界的最后一代大师，都是二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多是眼界狭窄、缺乏问题意识的职业“学术匠人”。不管历史有没有终结，属于天才时代的学术确实已经终结了，现在只有作为职业的学术。
《一桩后现代的史学文字狱》是针对罗威廉批驳拉铁摩尔文章的一篇“反批驳”。罗威廉这篇文章题为《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在中国学界没什么影响，但作为21世纪学术史的一则个案，它很值得分析。
《一桩后现代的史学文字狱》主旨也延续了《交汇点上的学术与人生》，即平庸时代的人不仅做不出高明的学术，甚至也不再能理解什么是“高明”，这是罗威廉敢于叫板拉铁摩尔的大环境。其实，抛开时代差异不谈，仅从地域上说，拉铁摩尔见识过的那些自然山河与人群，罗威廉都没见识过，他只了解一些高度同质化的汉人社会留下的文字记录，和拉铁摩尔的眼界阅历无法相比，自然无法理解拉铁摩尔的学术。
另外，罗威廉此文表现出的狂悖，可能也是二战后美国人文学术的特色，就是不理解“大师”的意义，不懂得任何学术成果都建立在前人特别是“开风气”的学界伟人的积累之上，自以为找到一个什么新名目的“主义”，建立一个“后××学”，就可以平地推倒前人的一切成果。
我写作此文时，罗威廉的文章尚未译成中文，现在已经有了中文版，有心者可以觅到。上述三篇论文都写于2015年，对于此后出现的拉氏研究成果，我无暇再做增订补充，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