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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16年，曾有编辑朋友问我：是否考虑把单篇文章结集出书？我将当时已有的若干论文汇总起来，发现它们的主题过于分散、芜杂，涉及好几个学科领域或专业方向：上古史、中古史、文学史、边疆民族史、法制史，甚至考古，连归纳出一个书名都很困难。那位朋友也是这种感觉，于是编个集子的想法便搁置了。
直到2023年2月，我突发急病，中断了在巴基斯坦的背包旅行。回国之后，经过半个多月住院检测，会诊结果是已无手术可能，存活期不超过一个月。
当时我想，在已经出版的几部专著之外，那些散落的或者未曾刊发的文章，还可以汇总成一本书。再看一遍这些论文的题目，感受却和七年前大不相同：一个学人，怎么能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写出领域跨度这么大，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堆文章？简直是行为艺术啊！
也许，人之将死，看到的风景会有很大不同。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我不死（或者做死的准备），这些文字也许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被放置在一起。
更幸运的是，借助传统和现代的医学手段，后面几个月里，我的症状逐渐减轻，在胸前插着塑料管引流胆汁的情况下，还有体能完成文稿整理。
于是有了这本书。它收入的，是我从2005年以来写作的若干篇学术论文，有些论文的构思时间，始于20世纪末我还读本科时。部分论文尚未刊发过。另外，凡在我已出版的书中使用过的，不再收入本文集。
这些文章跨度太大，所以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当初为什么会萌生这个想法，以及在文章背后，我曾经有更多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我把这些解释写成了导读，放在每篇（或每组）论文的前面，并用不同的字体表示区别。这些导读可能比论文本身更有趣味，也更开放，包含着更多的可能性。
那些导读文章，基本介绍了我对每个题目、领域萌生想法的过程，以及论文何时写作等等，涵盖了我从本科时代至今二十多年。所以这里就不再做流水账编年史式的罗列，只从“方法”上聊聊，我为何能想到这些问题，并写出它们。
我在中学时就喜欢看书，想搞点关于人的“研究”，当然，那时看书条件太有限，只能是县城少年的自娱自乐。到1996年考大学，填报志愿，我想考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或社会学系，但不巧，那年北大在河北省的招生目录里，这两个系都没有，斟酌一下，我觉得中文系离这两个专业还算近一点儿，于是就进了中文系。
开学报到几天之后，老师告诉我们：北大搞了个“文科综合试验班”，文史哲三个系的课程都要学，这三个系的新生都可以报名。于是，我报名后参加了个小考试，好像有一段古文断句翻译，再写一篇作文。然后就进了文科试验班。
北大办文科试验班，我们是第三届，前两届都是保送生。到这第三届，有二十名保送的，还有十名是高考入学之后又考进去的。
后来听说，办文科试验班的创意来自季羡林先生。他说，现行的学科体制是模仿苏联而来，专业分得太细了，导致学生们知识面都比较窄，当了学者也只能搞很窄的学问。所以应该“打通文史哲”，号称要培养通才或“国学大师”，所以这个班也俗称“大师班”。
大学时候，时而遇到有人拿“大师班”打趣，或者羡慕。我解嘲说：大师都是基因突变出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出一个，怎么能像孵鸡一样，一窝孵出三十个？
文史哲三个系联合开课，其实也只是把三个系各自最基础的课程，像卤水拼盘一样放到课程表里，开课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培养所谓大师，和之前开课都是一样的讲法。
而对我来说，因为早早接触文史哲这几个学科，就觉得它们真没太明显的界限，基本都是一回事儿，还有其他跟人相关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实质性的樊篱。因为研究作为社会人的人（而不是医学眼里作为生物活体的人），关注点、切入点都很接近。后来我做过文字记者，还曾用非虚构方式记录旅行，甚至尝试拍摄纪录片，其实都是对人、对人群的观察和记录。
简单说，从文科试验班开始，就“学杂了”。
我写的文字里面，可能缺少关于哲学方面的，其实当初的哲学课程对我有很直接的影响，甚至和我后来的表达方式有关，就是用尽量日常的语言，清晰简洁写出一件事、一个人，不习惯讲理论、讲道理、讲应该如何如何，把思考和发挥的空间留给读者。这还涉及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程。
西方哲学大都很抽象，制造和使用很生僻的术语，这风格也影响了有些周边学科，像文学理论、影视学，乃至人类学、社会学中，都有些学者喜欢用很专业的词汇，模仿西文句式写很长的句子，好像不这样就显得不够学术。但对西方哲学的历程多了解一些就会知道，到20世纪他们也有反思，出现了“语言哲学”，专门研究那些佶屈聱牙的学术“大词”能不能有效传达信息。这方面影响我最深的，是所谓“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它的大意是：讨论和人有关的问题时，那些由少数人人为定义、制造出来的“概念”，生命周期短，也容易产生歧义，反倒是日常语言中使用越多的词汇，才越有生命力，传达意义越准确。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写东西就尽量使用日常语言，不使用太生僻的学术词汇，而且尽量做个案的研究，用事例说明问题。
在本科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什么算是“打通”。跨学科的通，是一个维度，此外还应该有一个，就是“通古今之变”，对历史和现实都要有点了解。陈寅恪书中常有“深思好学识古通今”之说，可能也是此意。
我关注的学术问题跨度有点大，可能有人会不理解，我到底是怎么找到“问题意识”的？我自己的感受是，我都是在读“第一手材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这也是本科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
本科时，有些老师会在课堂上讲自己最近出的书，鼓励学生们去读。我们的班主任，中文系的钱志熙先生，有时到我们学生宿舍去坐坐聊聊，给我们一点指导。看到有同学在读本校老师的著作，钱先生说：“你们现在是本科阶段，还不应该读这个，应该读原典，读第一手的东西，把基础打好。”国学班的原典，就是四书五经、史书文献、经史子集等。当然，还有其他人类文明中的原典，如《圣经》和希腊哲学对话录，等等。
钱先生这个告诫对我影响非常深。而且，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原典已经足够多，一个学人一辈子也不可能穷尽，这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不同的研究者，对原典的把握程度、解读侧重点都有所不同，所以写出来的第二手研究著作，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晚辈学人必须有自己的主见，在理解原典的基础上，借鉴参考前人的二手著作，才能形成扎实可靠的想法和知识体系。如果没有对原典的直观理解，只读二手研究，很容易产生“误读”，甚至以讹传讹，再写出来的东西就属于“三手”，除了引注的来源汇编，基本无价值了。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原典都问世几百上千年了，无数人研究过，我再读也读不出新想法，甚至读不进去，只能看现在大佬们流行谈什么，这有什么办法？
我的感受是，人都要结合自己的阅历、认知去读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和阅历，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时代的新生活、新环境，这些亲身积累，都是我们阅读古籍原典的新“视角”，就像看一座山，“远近高低各不同”，人所处的位置变了，视角变了，自然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象。这就是文史之学能够常新的根源。
所以，关键就是自信一点，从自己已有的积累，找到新的观察视角。对二手著作，都要用批评的思维去审视。
关于这些治学的经验，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有更全面深入的论述，我就不多重复了。当然，严耕望先生治学的方式和我很不一样，他思维严谨而专注，偏重史料的整理编排，作品的资料性比较强，治学铺开的摊子也是不大不小，基本限定在一个领域之内。我思维比较发散，容易产生各个方向的联想，所以会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风格的不同，不必强求一致，或者争论孰高孰低。我在本书中写的那些导读文字，也是解释我何以会想到那些问题，只要解释清楚，别人也容易理解。
要首先掌握“第一手”的知识，不仅适用于治史，也包括分析现实问题。比如对边地人群的观察认知，只听城市精英（如当地学者、官员）的描述，就属于二手知识；如果能跟老乡们交上朋友，到他们家住一住，过过日子，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这并不意味着精英们的总结不正确，而是应该两者对照才会更深更全面。这些调研方法，其实前人已经有过很经典的总结文章，这里不多说。总之，“一手”素材是理解“二手”作品的基础，也是判断“二手”“三手”知识价值高低的坐标系。
文史哲被称为人文学科，不算是科学，因为结论都很难验证真假。关于历史，现代人不可能穿越回去看看，而关于现实的论断，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如何衡量作品水平、价值的高低呢？我想过很多，但一直没形成答案，所以这里也不多涉及。
最后提醒一点，就是我前面谈的这些治学心得，从现实角度而言并不实惠，要想在现在的学术圈里找工作、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分房子，还不能太凭自己兴趣来，该尊重的规则和潜规则都要尊重。这方面我只能提供教训，没有经验。如果追逐自己的兴趣，就要有被冷落、靠边站的准备，这世界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我这里收入的论文，很多都没发表过，或者发表了也没变现出课题经费等实际利益，因为领域跨度太大，哪个圈子都不是，没空去拜码头、参与利益分配的排队。从这角度讲，季老“打通”的创意也算不成功，水土不服，或者说时代变了。
病中力衰，诸事潦草，书中各篇论文，我多数没有精力重新审读修订一遍，这种工作别人也很难代劳，所以会存在很多错漏之处，希望读者用质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这部“二手”作品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