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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查到“上吊师”的信息，哥哥开始用爱子的账号讲述妹妹失踪的经过。最后，他几乎绝望地写道：“如果我妹妹已经死了，那之前跟她约好的一起做她想吃的炸虾、下个月一起去居酒屋喝酒，还有圣诞节约好一起奢侈地吃大餐的愿望……就都不能实现了……”
这天下午，爱子在推特上的一名女性朋友通过私信与哥哥取得联系：“你说的这个‘上吊师’我见过，我可以帮你找妹妹。”
哥哥当即和警方取得联系。警方指示这名女孩，用“想要自杀”的方式引蛇出洞。当晚，她便在推特上发送“好痛苦，想赶快自杀”之类的内容。果不其然，第二天凌晨，“上吊师”发来了信息。
在之后的五天，女孩在警方指导下，逐渐打破了白石隆浩的心理戒备。二十九日深夜，白石终于同意与她见面，地点选在与相武台前站只有两站之隔的相模大野站，时间是十月三十日十三点。女孩如约来到相模大野站前，一身黑衣的白石已经在这里等候。警方派出的两名便衣警员也已经在角落里埋伏好，并通过监听器监听二人的交谈。
“今天就拜托你了。”女孩说道。
“那咱们就出发吧。”白石笑着点了点头。
白石带着女孩在相武台前站下车，向公寓走去。即便爱子哥哥已在推特上发送了大量寻人启事，他仍然没有丝毫警备。白石带着女孩走上楼梯，打开房门，让女孩先进屋子，随手将门关上。两名警员迅速赶上，敲响了房门。通过监听器，警员听到白石对女孩说：“不知道是什么人，如果问起你的话，什么也别说。”之后，他才迟迟来到门前，打开房门。
“我们是高尾警署的，想询问一些事。”
白石毫不慌张，点了点头。
“田村爱子，这个人你认识吗？”警察拿出爱子的照片。
“不认识。”
“她在二十三日失踪了，我们从她的推特账户推测，这很可能与你有关，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不认识，没什么好说的。”
“她跟你是什么关系？”另外一名警官将门推开一些，指着屋中的女孩问道。
“朋友，来我家玩的。”
越过白石的肩头，警官又看到屋里的地板上有一个白色女性手提包，正是爱子失踪时所拿的那一个，于是问屋里的女孩：“地板上的包是你的吗？”
女孩连忙摇头。
警察再次问白石：“那个包是谁的？”
白石没有说话。
“我再问你一次，你知道田村爱子的下落吗？”
“就在那个箱子里。”白石侧过身体，指了指女孩所坐的位置。
一名警察立即将他反身按在墙上，另一人将屋里的女孩护送到屋外，再将那个隔热箱的盖子打开，一阵腐臭气立刻弥漫开来。警察戴上手套，将手伸进隔热箱满满的猫砂里。很快，他摸到了两个圆滚滚像西瓜一样的东西，刨开上面的猫砂，竟然是两颗人头。一颗已经腐烂变黑，另一颗还勉强看得出样子，从发型看，两人都是女性。
当日十五点，警方以遗弃尸体罪逮捕白石隆浩。
随后赶来的警员们彻底搜查这间公寓，从其他六个收纳箱中又发现了七颗人头，有几颗已腐烂到露出白骨。在洗手间，还有几处尚未清除干净的血痕。在地板上，警员找到了田村爱子的指甲和头发。从地板上的痕迹判断，爱子遇害时有过激烈挣扎。除前面提到的白色手提包，公寓内没有其他受害女性的个人物品。阁楼扶手上，有许多绳索摩擦的痕迹。阁楼上有几个旅行袋，里面放置着大量空气清新剂、绳索、捆扎带，以及两把菜刀、一把剪骨钳、一把手锯，上面都附有干涸的血迹。
从白石隆浩的手机中，警方找到了多名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女性，再通过对照各地失踪报案时间和失踪人员特征，很快确认了九个死者的身份。
白石隆浩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逐步交代了遇难者与他的联络方式以及作案细节。
勒住她们的脖子，看到她们垂死挣扎，我产生了强烈的快感。
对要死的人来说，钱财已经没有意义。我让她们带现金过来，为的是杀死她们后，还能赚一笔钱当作生活费。
既然都是想死的人，让我玩一玩她们的身体，不算什么吧？
他说，九名受害者在被绳索勒住脖子后，几乎都有明显的抵抗和求生意识，很明显这些“自杀者”都没有准备好接受死亡。尽管在网上表现得十分“善解人意”，倡导“尊重想要自杀的想法”“自杀是每个人的权利”，可实际上，白石却从未将这些被害者当作人来看待。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警视厅高尾警署搜查本部宣布，与白石隆浩有关的九起强奸、杀人、分尸、抛尸案立案完毕，交由东京地方检察厅。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零点，东京地方检察厅公布了白石隆浩的精神鉴定结果。通过为期五个月的观察，检察厅确认白石隆浩在作案时具备明确的行为判断能力，对实施致人死亡的行为有着充分认识，因此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十二点，东京地方检察厅宣布正式提起公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白石隆浩死刑。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受害者是否真想自杀”这个问题。
从受害者最终表现出的挣扎和抵抗来看，大多数有过自杀念头的人，在死亡真正到来时都是拒绝的。除了所谓的“神经反射”，其实很多声称要自杀的人并未真正理解过什么是死亡。
在极端情绪或心理问题，例如抑郁症、躁狂症、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影响下，人确实可能产生自杀冲动。这一方面表现了尝试自杀者对生活的不满和自身的痛苦，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们对自己的绝望和放弃。如果他们在发作期被他人阻止，往往会说“我为什么连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没有”“能不能让我去死”之类的激烈言辞。然而，当他们的情绪平复下来，能够用较为正常的心态去审视生活时，一些充满乐趣、温情的生活细节又能让他们暂时忘记自杀的念头。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是个体。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交圈，有着那么多与自己相关联的人。当思考“是否要自杀”时，如果你选择了一群同样对生活充满悲观情绪，甚至刚好也处于情绪崩溃期的人来交流，得到的反馈很可能是赞成，甚至有人会站出来说“陪你一起死”。
但这是正确的吗？
我们不应替任何人做出影响一生的决定。当朋友万分痛苦，想一死了之时，我们可以选择帮助他平复情绪，建议他做一些心理治疗，也可以默不作声，给他一些空间。无论怎样，我们都不应该诱导、唆使甚至帮助他走向死亡。
因为死亡一旦发生，便是不可挽回的。
说出“想要自杀”并不难，但你也要知道，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还藏着形形色色像白石隆浩一样，想要从你的自杀中获得难以名状的恐怖乐趣的人。
好好活着，不要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