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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忽必烈去世后不久，元朝的统治迅速陷入了动乱和黑暗之中，一个巨大的王朝在元大都的纸醉金迷中轰然倒塌，只留下一群仓皇逃窜的身影。而与此同时，两座新城将在南方大地上拔地而起，成为未来北平的建筑滥觞。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正月，八十岁的忽必烈病逝于他所兴建的元大都中。在他之后的三十多年，元朝陆陆续续地换了十个皇帝，平均三年一任，算起来比县长换届都快。
而产生这种奇葩现象的原因，在于之后各个王位继承人之间还是停留在草原上抢位子的思路上，大家都是“黄金家族”，谁兵强马壮，谁就想上来混一混。等于说忽必烈费劲巴拉地给他们建了一个汉族的都城，而后世子孙还是当成蒙古包去住。
想必忽必烈自己晚年也很绝望，在位三十多年，教育出来的这群后辈还是天天烤全羊，压根儿学不会拿筷子。
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继位的时候，离忽必烈的时代才不到四十年，但很多东西已经不可控了，特别是民族矛盾的问题。所以，有人说“妥懽帖睦尔”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在蒙古语里翻译过来是“铁锅”，等于上来就是“背锅”的。
元朝建立的时候，把人分成了四等。第一等肯定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也就是最早被蒙古族征服的西域人，眼睛不是黑的都算，包括维吾尔族等，马可·波罗这种来旅游的理论上也算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就是我们说的北方人。第四等是“南人”，就是忽必烈时代征服的南宋那一带的人，主要在长江以南。
我们乍一听，感觉是“汉人”要比“南人”高级一点，其实正好相反。“南人”是最后被忽必烈征服的，他很注重保护南方的世家大族，包括当地的手工业等，都单独给了政策上的扶持。所以，我们如果看元代经济史，很多创造性的手工业在南方都得到了创新和发展，比如松江的棉布、景德镇的元青花瓷器等。
最惨的其实是“汉人”，从蒙哥汗时代就被虐，离蒙古贵族又比较近，很容易被欺负。包括修建元大都这样的大工程，都是从北方征调的徭役，人家“南人”山高皇帝远，想找还得过长江，蒙古人鞭长莫及。
这下北方的“汉人”不乐意了，天天修工程，再加上北方本来就缺粮食，蒙古人动不动就圈地养羊，一来二去，“汉人”们忍无可忍，决定造反。
元顺帝至元十一年（1351年），民工刘福通在修黄河的时候挖出来一个石人，背上刻着字，叫“挑动黄河天下反”，刘福通带着一群民工起义了。那时候没军装，一人拿根红布条往身上一扎，自称“红巾军”。
没几年的时间，起义的烽火就开始燃遍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其中，张士诚、陈友谅和朱元璋三个人最成气候。
元顺帝也开始感到压力了，哪还有祖宗忽必烈的迷之自信，紧急在城门外面修筑了瓮城，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其中，肃清门和健德门的瓮城遗址现在还有，就剩下一截土墙了，就在北京的北三环以外。
不过，元顺帝想得有点远，因为那时候起义军内部还在抢地盘，所以瓮城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
在所有起义军里面，张士诚是私盐贩子出身，占据淮北，一开始实力最强，地盘大了就开始嘚瑟，直接自称“大周皇帝”。后来《水浒传》里的“宋江”就是以他为原型，因为作者施耐庵当时是张士诚的军师。
而陈友谅就更别提了，和张士诚是差不多的货色，一看见张士诚称帝，立马急了，非得给自己弄个“大汉皇帝”，势力主要在江西一带。
和这俩人一比，贫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朱元璋最早是安徽凤阳的农民，家里人都饿死了，被迫出家，其实主要是化缘，也就是所谓的乞讨为生。之后加入了红巾军，靠着一身本领，给首领郭子兴当了女婿。
现在有人考证的朱元璋画像，说这位后来的开国皇帝是“鞋拔子脸”，又瘦又长，明显不靠谱。因为朱元璋的妻子马氏，不是郭子兴的亲女儿，而是战友的遗孤。自己的亲闺女可以嫁给一个长得丑但有才的，但要是敢给战友的女儿找个“鞋拔子脸”，那郭子兴就等着被别人戳脊梁骨吧。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接手了郭子兴的起义事业，在浙江一带开始拉拢当地士族和文人，地盘也拓展得很快，几年时间就拿下了应天府（今南京）。这时候，文人给朱元璋提出了三条意见，分别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我们倒着来分析一下这三条近乎开天眼的建议。
“缓称王”，就是让朱元璋别跟张士诚、陈友谅一样嘚瑟，才拿了多大点地方就开始嚷嚷当皇帝，出头鸟先死，乱世之中不是比谁叫得响，而是比谁活得长。所以，朱元璋一直自称“吴王”，很长时间都没称帝，后来更低调，干脆叫“吴国公”。
“广积粮”就是得有后勤。这一点江浙一带的人看得很明白，打仗就是打后勤，别看张士诚他们在那里乐呵，真要打起来，你卖盐能换来大米吗？无论什么时候，粮草才是王道，而储存粮草，就得需要“高筑墙”了。
当时的谋士叶兑就劝朱元璋： “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 建康和金陵说的都是南京，大致意思是南京城这个地方，连接着长江和广陵江，往北能打，往南能守。更何况这里龙盘虎踞，一直是帝王之都，靠着这里聚集的财力、人力，攻守都很方便。他强烈建议朱元璋把南京打造成根据地，方便以后开拓进取。
当时的朱元璋就住在应天府的南唐旧城里，对此也没什么意见。不过，朱元璋的心里还是有点膈应，南京城是六朝古都不假，问题是六朝都是些什么东西，除了残兵败将就是割据政权，于是就提出 “六朝国祚不永” ，想在旁边单独建一座宫城。
以前在南京建都的政权，皇宫都是建在玄武湖往南的中轴线上。虽然现在的南京城市急速扩展，但是最繁华的地方，如新街口、夫子庙等，依旧不离这条中轴线左右。之前朱元璋所住的南唐宫城也在这条线上，就是现在南京市张府园地铁站旁边。
但是，朱元璋决定另辟蹊径，在当时旧城的东边，即钟山山麓之南建城，而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在民间有着“神机妙算”之称的刘基刘伯温。
刘基接了这活，心态都爆炸了。他就是再神机妙算，也算不到这个地方能建城，因为朱元璋圈出来的这片地，是一个湖。
湖的名字叫作燕雀湖，面积很大，除了龙王爷，一般人根本住不了。但是，朱元璋的犟劲儿上来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就看中这一带了，指示刘基把这湖给他平了，非得在这上面建皇宫。无奈之下，刘基只能“移三山，填燕雀”，把湖的大多数水域填平，再修建宫城。
现在考古发现，在这一带的夯土之下挖掘出了许多大木桩子，最长的可以达到十五米以上，排列得非常整齐，正是当年刘伯温填湖的宫城遗留，木头都是杉木，防潮，几百年来都没有烂掉。我们今天去南京明故宫的遗址附近，能看到一片叫“月牙湖”的水域，就是以前燕雀湖的遗留水域之一。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吴王宫，也就是最早的明故宫。从一开始就是反“风水”的，只不过鉴于朱元璋强势的个性，什么天文地理都得在他面前让路。
这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此时的朱元璋刚刚消灭了陈友谅，正准备和张士诚一决雌雄，王朝已然初具规模，所以底下的臣子们建议：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作，今新城既建宫阙制度亦宜早定。” 让朱元璋赶紧把宫城的内部规划提到日程上来。
朱元璋那会儿已经不差钱了，也想赶紧换个新房子住一下，就让手下的人着手开始动工。
关于吴王宫的最初建设，能够参考的资料已经不多了，但根据万历年间的《明会典》，我们可以找到如下记载：
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为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楼，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宫，后曰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
资料很长，不用翻译，看里面的名词我们也能发现，现在北京故宫的许多建制，尤其是所谓的“三朝两宫”，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当时负责修建的官员拿着图纸，让朱元璋批准。朱元璋还是比较务实，一看装修得花里胡哨，当时就掉了脸子，跟手底下的人指示： “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 意思是，宫殿这玩意儿，届时能住就行，搞得这么精细干吗，没必要。
接着再后面又跟了一句： “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构一以朴素，何必极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 我早就说过嘛，珠宝玉器这些都不是宝贝，节俭才是，这些建筑都搞得朴素一点，别因为这些耗费民脂民膏。不愧是大领导，这话一说，立马把修宫殿材料的经济问题上纲上线了，底下的人只能照办。
朱元璋的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明朝修皇宫的一个指导思想。在之后明朝的头一百年里，许多宫殿都没有特别精细的雕梁画栋，可以看出朱元璋的“节俭是宝”思想还是传承了蛮久的。
而由于用料节俭，新的宫城修建得很快，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动工，到了次年九月就建好了。从无到有，一共就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想见是相对简陋的。
但无论怎么说，有了宫城，朱元璋就开始着手准备称帝了。
1368年的正月，朱元璋在新建的宫城之中正式登基，定国号为“大明”，宣布当年的年号为“洪武”。
一个新的时代，已然在新的宫城中开始。
建国后的朱元璋，加快了自己统一全国的脚步。在吴王宫的修建过程中，他已然战胜了最大的敌人张士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直捣黄龙，向着元大都进军。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抑或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意气风发的大将军徐达一路北伐，来到了元大都城下。对于此时的徐达来说，元大都是这趟征程的终点；而对于未来的徐达而言，这座之后被改名为北平的城市，将是他无数次征程的起点，他将以此为人生的坐标，建立不亚于汉代霍去病、唐代薛仁贵那样的功勋。
朱元璋曾经这样评价这位和他从小玩到大的至交好友：“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这么高的评价，徐达是当之无愧的，至少对于洪武元年的元大都来说，很应该感谢一下徐达的“不矜不伐”和“财宝无所取”。
在八月之前的时候，元顺帝没敢拿自己的性命去赌一把临时修建的瓮城的稳定性，提前跑到了上都开平。这要是忽必烈活着，大概会被气疯了，当年搬家“农转非”多不容易，这后代的败家玩意儿说跑就跑了，“汗八里”你都守不住，开平那地方能守吗？
于是，徐达兵不血刃，拿下了元大都。进城之后，徐达并没有为此狂喜，而是马上告诉部下 “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 ，让这群大头兵们千万别进城以后打砸抢，都是咱们的东西了，得爱惜。也幸亏徐达的理智，才保存了元大都的完整，为之后北京紫禁城的修建提供了思路。
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欣然地把元朝的大都改名为北平。而在之后的十八年里，徐达都以北平为前线根据地，出发征讨已然跑到草原上的蒙古人。最后，徐达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病逝于北平城。
后世有说法是徐达当时有背疮，不能吃发物，朱元璋觉得徐达功高震主，派人送了只蒸鹅，把徐达害死了。这说法其实出自于一本名叫《龙兴慈记》的文人笔记，里面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明朝版的“儿童睡前故事”，绝大多数是子虚乌有。最起码的，徐达在北平，朱元璋一不会真空包装，二没有飞机空运，从哪儿搞一个蒸鹅给老兄弟送过去。当然这个是后话加笑话了，暂且不提。
拿下北平城之后的朱元璋，开始不满足于金陵一个都城了，决定把北宋的开封市定为“北京”（是的，“北京”最早说的是开封），同时定老家凤阳为“中都”，自己住的金陵为“南京”，本来还想有个“西京”，在长安。总而言之，朱元璋是希望像金朝一样，搭建一个多都城体系。
不过考察了一圈，朱元璋以一个战略家的理智暂时按下了这个念头，他认为“北京”汴梁城地处中原，属于四面受敌之处，而西安则是“漕运艰难”，容易断粮，也不好办。最后只定下了在中都凤阳和南京建皇宫。
在这其中，南京的是改建，比较容易，但改建得有个章程，以前是“吴王宫”，现在是“明皇宫”，规格绝对不一样。于是，朱元璋想了个主意，先在老家凤阳建一个“试验品”，建起来之后再修南京的皇宫，这样不但建起来稳妥，老家还能有个“度假别墅”，也算是回馈故乡了。
关于明中都凤阳的建设，历史遗存的资料不是特别多，只能从《明实录》和凤阳当地的史料里面挖掘一二了。但基本上能够确定的是，当时的朱元璋确实是按照都城的标准设计的，规模很可能超过最早的吴王宫。
这次建的时间就不是九个月了，而是三至五年。明代有一本《中都志》，里面记载“洪武三年，建宫殿，立宗庙、大社于城内”，这个“大社”说的就是社稷坛。如果我们结合考古资料去看这个配置，基本上和现在北京紫禁城的配置一样，“宫殿”应该对应的是午门以内的区域，然后东边为祭祖的太庙，西边就是“大社（社稷坛）”，位置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售票处后面那一带。
此外明中都的营建，大多采用砖石构建，比如午门以及城墙都是如此，这个又和元朝不同了。之前说过，忽必烈比较横，除了宫城城墙是为了保护家属用的砖墙，其他都是夯土筑墙，有的地方连墙都没有。
朱元璋跟忽必烈完全是不一样的性格，早年靠的就是“高筑墙”起家，本身就是走的低调奢华路线。再加上元大都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从祖宗开始自信不修防御工事，到最后了才开始临时抢修瓮城，直接被徐达一举拿下了。
朱元璋绝对不犯这个错误，来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宫殿可以“节俭是宝”，但宫门包括城墙都必须要包砖，越结实越好。
现在考古发现，明中都凤阳的城砖，几乎都是用桐油、石灰、糯米浆浇筑的，有些地方甚至还用了矾，数百年过去了都是乳白色半透明的样子。这绝对不是纯粹为了气派，内在的防御实用价值很高。
后来，南京的明城墙也是这个配方。所以，我们看南京明城墙的修建和元大都只差了一百年的时间，但后者只剩下一截土墙了，但明城墙依旧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防体系。如今我们从明城墙下走，依然会被其雄伟和完整所震撼。归根结底，这是忽必烈与朱元璋两个皇帝思想上的区别。
明中都凤阳的修建，一直持续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但朱元璋这个时候的思想已经改变了。这一年的四月，朱元璋亲自回了一趟老家，感觉中都的建设实在是太浪费了，本来就是一个试验品，没必要搞得这么正式，因此“诏罢中心都役作”，把这工程停掉了。理由后面也给了，“以耗费罢”，说明朱元璋开始心疼钱了。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朱元璋觉得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凤阳修得热火朝天的，但自己一年到头去不了几回，反倒是自己现在住的南京城看上去差得比较多，因此想把人力、物力抽调回来，正式开始改建南京的皇宫。
说动手就动手，当年四月把中都的工程停了，到了九月就“诏改建大内宫殿”。同时，鉴于中都建设的铺张浪费，朱元璋再次强调，“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看来朱元璋艰苦朴素的本性没有丢掉。
既然要求节俭，加上朱元璋就在南京亲自监督，建起来自然很快。两年后的洪武十年（1377年），就有了“改建大内宫殿成”的记录了。当然，所谓皇城的体系，并不仅仅是一个皇宫，后来陆陆续续又增添了许多外围的建筑，比如詹士府等。
如果我们现在去看改建后的南京皇城的体系，会发现几乎和之后北京故宫的形制完全一样，一条中轴线，一开始是承天门，往后依次是端门和午门。
午门呈“凹”字形的形制也是从这开始的。《明会典》里说 “阙门曰午门，翼以两观” ，就是打这儿开始的。不过，这个也不算是朱元璋的首创，北宋皇城就有，应该是朱元璋去开封参观以后觉得不错，直接搬了过来。午门前面有所谓的“T”字形广场和千步廊，用来安置官署，实用性很强。这个也是从北宋皇城拿来的创意，看得出来朱元璋对于迁都开封还是正儿八经考虑过的。
过了午门，还有奉天门，再往后就是内金水河。元大都只有金水河，这里算是明代紫禁城的一个创举，上面有五龙桥，过了桥就是所谓的“三大殿”，即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这个属于办公区域了，基本保留了之前吴王宫的建制。
“三大殿”的起名都很有意思，“奉天”指的是“奉天承运”，之前提到的“奉天门”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现在看电视剧，太监颁圣旨开头嚎一嗓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跟这个是一个意思。
其中，奉天殿是整个紫禁城最重要的一座建筑，其他的都好商量，这个不行，相当于核心办公大楼，必须要标准，是朝廷的门面。奉天门到奉天殿这一片区域被称为奉天殿广场，在当时的利用率非常高。
朱元璋不到四十岁能统一全国，能力先不说，精力旺盛那绝对不是吹的。当了皇帝以后，他定了个规矩，所有大臣每天早上要在奉天门前集合，汇报工作，被称为“御门听政”。这个制度自打朱元璋制定以后，明朝除了朱元璋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下来，只能说有些人确实是天赋异禀，模仿不来。
华盖殿和谨身殿也很有说法。“华盖”指的是古代天帝座位上的九颗星星，和奉天殿的意思差不多；谨身殿则是提醒君王别嘚瑟，凡事得谨慎。
过了“三大殿”，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宫城”了，后面有皇上住的乾清宫以及东西六宫。这个规制也在之后得以保持，臣子不能进入，只有皇帝和后宫妃嫔能住。
再往后就是御花园了。南京故宫的御花园，其具体规模可能和现在北京故宫的御花园差距比较大。朱元璋本人可能也不太喜欢花园，比较朴素，反而喜欢“农家乐”。
《明太祖实录》里面有这么一个细节，说的是朱元璋有一天带着孩子们在皇宫里溜达，指着一片空地特意告诫这群孩子： “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 意思是，这里不是不能造个亭子作为游玩的场所，但是我让太监们在这里种菜搞“农家乐”，真的是不忍心再劳民伤财了。在皇宫自己种地，而且是强调实用且并非作秀的人里面，朱元璋大概是古往今来第一个。
只不过物是人非，明故宫的遗址尤其是后宫以及御花园的部分已经不可考了。我们能够参考的，只有一些出土的琉璃瓦当和残破石雕。
现在我们去南京坐地铁二号线，其中还能看到“明故宫”这一站，这个更多的是定位于“前朝”奉天殿的遗址，而御花园包括乾清宫的部分已然很难辨认了。
明故宫遗址所出土的龙纹黄釉瓦当，象征着皇权。
历史总是带着遗憾往前走。由朱元璋一手缔造的明中都和南京城皇宫的建筑，分别毁于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和清晚期的太平天国起义，都属于“人祸”范畴，现在只能依靠考古去做渺茫的追寻了。
不过尽管“肉体”毁灭，但是两座都城的“灵魂”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在遥远的北平城得以传之后世，并与当时得以保留的元大都宫阙一起，再次获得新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传奇。
而这个传奇的开始，则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一只“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