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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6月2日上午，我从南京南站出发，乘坐车次为G6的“复兴号”列车来到北京，完成了这本书的签约。那时候这本书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在这一路上，我联想到我所看过的史料，六百年前的人和物似乎一下子在脑海中鲜活起来。
就在六百年前，浩浩荡荡的迁都也是从南京城出发，在当时太子朱高炽的带领下，历时三个月，来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他将在这里作为太子，见证一座新城的开始。
数年之后，已成为大明皇帝的朱高炽突然驾崩。他的儿子朱瞻基正在南京祭陵，在得知消息后，冒着被二叔朱高煦中途截杀的风险，连夜赶路，拿命和国运赛跑，路上到底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然不为史家所知了。七天之后，朱瞻基赶到北平，最终打造了“仁宣之治”。
而如今车轮滚滚，走的无非还是历史的轨迹，只不过速度有所差别罢了。
从南京到北京，如今高铁只需用三个小时出头的时间，而这条路，朱棣从登基到迁都，走了足足十八年，朱高炽用了几个月，朱瞻基用了七天。因此难免令人心生感慨，假如明朝能有如今的运输速度，是不是许多历史可以就此改写，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也许就不会发生。
那我们是该遗憾，还是该庆幸？
这种感慨或许只是文科生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历史的黄叶，往往并不完全存在于辉煌的律令和浩瀚的史书中，而常常在残垣断壁、古道荒野的秋风中盘旋，并不为人所察知。
汗青正史固然令人心生向往，然闲暇之时，若能从历史的细微处，考证出一二细节，弥补前者的缺失，形成独特的见解，进而赋予历史最为立体化的视角，何尝又不是读史之人的一大乐事呢？
这本《故宫里的中国史》，正是基于这样“以小见大”的史观而写成。
这种史观的来源，大概可以追溯到王国维与陈寅恪两位史家身上，巧的是，两人都与紫禁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国维自己就是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死后亦自沉于昆明湖，因此我将王国维的人生看作紫禁城黄昏的剪影写在了这本书的结尾。陈寅恪的家族则是那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自身也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清点工作。
在二者的观点中，王国维所倡导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与故宫史的构建不谋而合，在这座宫殿之中，明清史书里的种种记载，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而陈寅恪所谓的“诗史互证”，讲的正是于小处入手，挖掘历史潜藏的必然。
我于治史一途，当然不能及二位先生之万一，但若以这种“以小见大”的史观去看，故宫或是紫禁城，实在不应该仅仅以建筑物单纯视之。专业的古建筑知识是生硬而陌生的，可古建筑群背后的历史细节，大到砖瓦木石，小到器物摆设，往往都和历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每当我们触摸这些时代的遗存，总是能感受到那些独属于历史细节处的小故事。
《汉书》曾说，天下安危，无非积渐之事。一个延续数百年的王朝，抛开成王败寇，更多则是由日常的琐碎与平庸构成的，这一点，对于在紫禁城内外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大多数帝王将相都适用。这套书从忽必烈千里奔赴燕京城写起，到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结束，其间无数有名无名之辈粉墨登场，于紫禁城内外，实在别有一番故事。
当事人也许对一切并无察觉，但当我们重新回溯历史的时候，却会惊讶地发现，风起于青萍之末，那些后世的波澜壮阔，往往在紫禁城的细微之处早有体现。
不是吗？阙左门等候上朝时，让内阁和翰林院同处一室，已经为之后大学士晋升体系的固化埋下了伏笔；正德皇帝朱厚照的“远征”志向，很容易能从御窑生产的瓷器纹饰上得到验证；而乾隆帝弘历于宁寿宫区域另起中轴线，虽不能以“风水”曲解，但确实又与清朝的由盛转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最想展现的东西，我希望能把故宫的中轴线写成中国元明清三代的政治大动脉，以一种“诊脉”的方式，给予读者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去看待元明清那些所谓的“宫闱秘事”。过程自然很难，但如果读者在阅读中，能产生一种“原来如此”的感慨，那将是本书最大的荣幸。
史料和建筑本身是有趣的，但历史有时并不那么有趣，在这里我想分享一点关于写作过程中的故事。
大约在写到万贵妃无子那一段的时候，我很想摆脱传统史料的桎梏，从我熟悉的考古学上挖掘一些内容，比如说把家喻户晓的“鸡缸杯”与万贵妃迫害后宫的行为联系起来。我为此查阅了许多资料，但古籍资料中并无此说，而查到的相关论文中虽有此说法，但都是推测，没法给出出处。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过程。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段子，通俗史学想写得有意思，要像讲相声那样，得不断抛出包袱吸引读者；但从史学的角度上，“史学就是史料学”，没有出处的说法，就是不能用，哪怕是通俗史学也是如此。
我在这种纠结的心理下，还是围绕这个段子写了大概一两千字，写得当然很顺畅。但写完之后就开始“不消化”。我无意用“备受良心谴责”这种矫情的词汇，但那两天我的状态确实很差，几乎没法把精力专注在后续的章节中。我觉得必须得解决这个段子的真实性，不然我会持续受到它的折磨。
第二天晚上，我给我的老师、明清陶瓷史专家汪凌川先生发了一个信息，询问他明代官窑制瓷是否会出现私人订制，或者是否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
汪凌川先生从史料和学术的角度否定了这种可能，并提出宫廷之中并无此惯例，瓷器纹饰都有明确的规制，不会因一个贵妃轻易改变。这个结论让我很惶恐，也很沮丧，在和汪老师交流完后的几天里，秉持着怀疑的态度，我继续疯狂地搜集相关资料，盼望着能发现些什么。
但结果是确认无疑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明确的资料表明，“鸡缸杯”的纹饰与万贵妃有关，我们只能提出这种推测，而无法加以引申。
这个晚上，应该是这本书写作的一个转折点，我最后删除了这上千字的内容，过程当然很难受，如今回过头来再想，这其实是“以小见大”视角下不可避免的阵痛。
正如不是每一根毛细血管都连接着大动脉一样，也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关乎历史大背景。我们没法创造历史，只能尽可能地追寻其中的真实。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最后想说的还是感谢和遗憾。
这里首先想感谢北京墨染九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出的这套书系，能有这个得以合作的机会。其中特别要提到21世纪出版公司的王彦老师和我的策划编辑安斯娜老师，我于出版物一途，实在是门外汉，诸多懵懂之处，多亏了两位老师的耐心指点。
在写作过程中，良师益友的帮助更是功不可没。汪凌川老师的慷慨作序，以及其逐字逐句的辛勤批改，于本书裨益良多，汪老师本人在创作中的殷殷教诲，也让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深感惭愧；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殿教授和故宫博物院的冀洛源老师不吝提携，为本书寄语推荐，更是令我这个后学感到惊喜。我想在这篇序里向他们表示我真挚的谢意。
此外我的老同学司博、李晓爽、王瑞以及学弟颜顺德，都在文字和图片资料上给我帮助良多，他们大多是文物工作一线的从业者，他们的视角和经历，让我对“以小见大”的史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的好朋友孙家锐作为语文教师，在文字校对和一些措辞方面给予我指点，而我的母亲作为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也提出了非常多的看法，并一直予以我鼓励，这很大程度上促使我写完这本书。
最后就是在南京写书的过程中，我的好兄弟兼舍友何程，忍耐了我无数个敲击键盘码字的夜晚，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也认为应该有他的名字。
创作中的点点滴滴，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之余，遗憾也兼而有之。
史书浩如烟海，明清史的研习，其最大的难度莫过于在万千史料中寻得只鳞半爪，史书中看尽许多风景，但受限于史观和自己写作笔力的不足，许多精彩之处不得不舍弃，堪称本书的一大遗憾。
我没法肯定地说，那些我所以为的精彩史料若加入书中，能否让内容变得更好或更差，但也许就像钱钟书说的那样，对于吃不到的葡萄，我们不仅能想象它是酸的，也可以想象它是分外甜的。人有时候需要“贵在不知足”，才能多多少少有些盼头。
在这里，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带给读者一点“不知足”的想法。除了这本书之外，历史还有更大更广阔的空间，等待着我们了解和探索，若此书能有一丝丝抛砖引玉之功，则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所在。
以上种种，且为自序。
翟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