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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武王建立了周王朝后，抛弃了“帝”的称谓，改称“王”，又尊称“天王”，以别于旧时代，彰显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开始。
补充一句，后世太平天国虽然袭用了很多西周制度，但洪秀全称天王而不称帝，是因为他觉得“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这一点，他的“天王”之号和周天子的“天王”尊称还是有区别的。
为了对国家实施有效的管理，周武王利用了宗法上尊祖敬宗的观念和血缘亲戚的关系进行分封，以首都镐京为中心，沿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块广大的土地，称为“王畿”，归国王直接管理，而将王畿以外的所有土地进行分封，封成几十个面积很小的封国，让他们像群星捧月一样拱卫着王畿，以实现自己在宗法上为天下之大宗、政治上为天下之共主的地位。
不得不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管理制度还是很有成效的。
比如说，东夷叛乱，成王一声令下，鲁公伯禽就率领三族军队，屁颠屁颠地前去讨伐。
又比如说，齐国太公姜尚，多次奉周王之令征讨不服从周朝统治的侯伯小国，全心全意辅佐周室。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宗法统治秩序就出现了松动。
如康王的儿子昭王率军征讨楚国等南方各部族和国家时，在汉水边上遭到了当地各族的围攻，昭王本人淹死于汉水，周朝的军队全军覆没。
昭王之子穆王曾挥师攻打犬戎，出现了“荒服者不至”的现象。
即在昭、穆时期，周王室的统治已经偶露窘态。
但是，周王对分封的诸侯还保持有绝对指挥、调动、统治的权力。
如周穆王以后传了四代，到了周夷王时期，齐国国君齐哀公既荒于田猎酒色，又不尊礼制。周夷王二话不说，将齐哀公召到国都，烹煮杀死。
西周历史的巨大转折，出现在周厉王时期。
周厉王施行暴政，国内出现了“厉王止谤”，“道路以目”的情况。
《史记·周本纪》记：“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最终，忍无可忍的人民将周厉王驱逐出了镐京。
西周进入了共伯和主持国事的“共和行政”时代。
厉王被逐，意味着自命为天子的周王从此入了凡间。
厉王之子宣王即位，汲取了厉王行暴政而被逐的教训，克勤克俭，重修“文、武、成、康”之制，还利于民，平定四方，收服诸侯。西周出现了短暂的中兴。
没有人会想到，宣王的儿子幽王继位之后，一下子就把这中兴之火掐灭了，甚至把强盛的西周王朝给玩死了。
史家对周幽王的评价非常低。
东汉人王逸在《正部论》里将周幽王、周厉王并列在一起进行批评，说：“幽、厉礼乐崩坏，诸侯力政，转相吞灭，德不能怀，威不能制。”
司马迁的《史记》的指责更加严厉，说：“幽厉昏乱，既丧酆镐。”
按照《史记》的记载，周幽王的最大罪过就是“烽火戏诸侯”。
关于“烽火戏诸侯”故事的全过程，《史记·周本纪》是这样说的：“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即周幽王专宠褒姒。褒姒生有一子名伯服。周幽王打算废黜太子。太子的母亲是申国申侯之女，为王后。周幽王自从得到了褒姒，宠爱不已，打算废黜申王后，并废除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册封伯服为太子。褒姒不爱笑，幽王为取悦她，便大举烽火召集诸侯。诸侯全都赶来了，却发现并无寇匪侵犯，只好狼狈退走。褒姒哈哈大笑。这之后，周幽王为了取悦她，多次举烽火玩弄诸侯，最终透支了自己的信用。周幽王又宠信佞臣虢石父，废掉了申王后和太子宜臼。申后之父申侯大怒，联络缯侯及犬戎入侵。周幽王举烽火示警，诸侯都不来救应，致使幽王被弑于骊山脚下，褒姒亦被劫掳。
这故事和《狼来了》故事的内涵是完全一样的。
《狼来了》故事是假的，这则故事也可能是假的。
但西周的灭亡，肯定与褒姒有关。
《诗经》里有很多诗篇都有斥责褒姒乱政、干政，以至于灭国之句。
如《瞻卬》中说：“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小雅·正月》中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另外，《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也都提到幽王不恤政务、宠幸褒姒，听信女子之言，但并无一语提到“烽火戏诸侯”之事。
《国语·周语》和《国语·郑语》借太史伯阳之口总结西周灭亡的教训，说周幽王重用虢石父和宠幸褒姒，为立伯服为太子而欲杀宜臼，导致申侯与缯侯、犬戎勾结等，也没有“烽火戏诸侯”情节。
实际上，现代学者通过考证，没有发现能证明西汉以前有“烽火”的实例。即“烽火”这一报警系统应该是西汉为防御匈奴人而制作出来的。
在司马迁之前的文献中，只有《吕氏春秋》一书记载有周幽王戏诸侯的故事，但不是点燃烽火，而是让人击鼓。
《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写道：“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骊山之下，为天下笑。”
无论是“击鼓”还是“举烽火”，只能应用于城市之间近距离的示警，退一万步说，就算能应用于远距离传递信息，则众诸侯国征发士兵、集结士兵、准备粮秣、整训、出发也是需要时间的，短则半个月，长则三五个月，根本不可能出现那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喜剧效果。而且，各地诸侯远近有别，他们的军队只能是陆续地抵达，分批次而至，怎么会出现司马迁说的“诸侯悉至”的理想状态呢？
史学大家钱穆因此在《国史大纲》笑批：“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并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一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无须举烽。”
我们知道，《吕氏春秋》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创造出了许多寓言故事。像我们所熟知的刻舟求剑、循表夜涉、引婴投江、掩耳盗铃等，都出自此书。
显而易见，《吕氏春秋》是把周幽王戏诸侯的故事当作寓言故事来讲的。
司马迁不察，以为是真事，仅以“烽火”来代替“鼓声”，一本正经地当成了史实来叙述，后人读史，不可不察。
从《史记·周本纪》的叙述来看，周幽王的最大罪过就是不应该违背西周建立的宗法制度，废太子宜臼而改立伯服。
要知道，封建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的继承。周王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的最重要一项是“嫡子继承制度”，即只有嫡长子才是唯一有权继承国王或爵位的人。
从名字来看，褒姒的儿子伯服名字中有“伯”字，他很可能是周幽王的长子。
但这并不重要。
褒姒只是周幽王的一个妃子，不是正妻。只有正妻生的儿子才能成为嫡子，褒姒生的儿子只能是庶子。那么，在正妻生有儿子的前提下，褒姒所生的庶子是没有王位继承权的。
周幽王的正妻申王后，是申国申侯的女儿，生下了太子宜臼。
周幽王废掉了申王后和太子宜臼，激怒了申后之父申侯。
申侯联络缯侯及犬戎入侵，杀了周幽王，劫掳了褒姒。
《史记·周本纪》行文至此，笔锋急转，写“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将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的经过一笔带过，漏掉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周朝的“二王并立”。
关于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的历史转折，《竹书纪年》记述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三年，王嬖褒姒；
五年，王太子宜臼出奔申；
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缯；
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桃杏实。王师伐申；
十一年春正月，日晕。申人、缯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太子伯服。执褒姒以归。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
……
对照《史记·周本纪》来看，《竹书纪年》在这里的记载显然多了好几个情节。
一、周幽王是在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3年）正月被乱臣弑杀的，但太子宜臼早在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就逃到了外公申侯的家里了。
二、周幽王曾于十年大会诸侯，并于该年秋九月出师征伐过申国。
三、申国与缯国、犬戎联兵击退了王师，并且反攻到镐京，在镐京城里弑杀了周幽王。被杀的还有郑桓公和太子伯服。
四、申侯、鲁侯、许男、郑子在申国立宜臼为周王时，周王室的近亲之国虢国的虢公翰也在携地（今陕西渭南）拥立周幽王之弟余臣为周王，是为周携王。
也就是说，与周平王同时被推举为王的，还有一个周携王！
《史记·周本纪》没有提到周携王，不是司马迁要隐瞒什么，而是周携王与周平王相争失败，已被周朝的史官刻意从史册上抹去了。
那么，周携王与周平王“二王并立”时，谁是正统、谁是僭越呢？
我们看，无论是《史记·周本纪》还是《竹书纪年》都已经明确说明，周平王已经被周幽王废黜了，从法理上说，他已经丧失了继承王位的资格了。
再有，宜臼并不是在周国由周室臣民拥立，而是在申国由申国国君扶上王位的，这就属于来路不正了。
最糟糕的是，扶立宜臼的申侯，是联合缯国及犬戎进攻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劫掠和火烧了镐京的周室罪人，即申国和申侯，属于周室的敌国和敌人。
那么，周平王的王位明显属于僭越。
周平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伪主。
反观周携王，他是周地百姓及周室王公贵族所拥立的，应属正统。
周携王与周平王“二王并立”的局面维持了多久呢？
《竹书纪年》记：“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当作文侯）所杀。”即周携王是在周平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杀掉的，这个局面维持了21年。
不用说，这21年时间里，各地诸侯纷纷“站队”，其中的晋文侯站在了周平王这一边。
实际上，除了晋国的晋文侯，秦国的秦襄公也站在周平王这一边。
周平王属于勾结犬戎杀害父兄的乱臣贼子，得位不正，而且，根据史料记载，他后来东迁洛邑后，天下诸侯在长达9年的时间内不肯入朝觐见，这说明，他在一开始是得不到绝大多数诸侯承认的。
那么，他是怎么获得晋文侯、秦襄公等人的支持的？
结合各方面的史实推断，他是在外祖父申侯积极的出谋划策下甘愿丧权卖国，通过各种手段，拉拢到了晋文侯、秦襄公。
对于晋文侯，周平王作了一篇通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文侯之命》，准许他在汾水流域扩张。
对于秦襄公，周平王与他盟誓，封给他爵位，许诺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秦襄公因此得以建立诸侯国，成了秦国开国之君。
秦国也从此享有与齐、晋、郑等国同等的地位，“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在正式立国之初，秦襄公大张旗鼓地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头的太牢大礼，在西畴祭祀白帝。
那一段时间，《史记·秦本纪》记：“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
不管秦襄公如何有功，功劳都没晋文侯大。
公元前750年，晋文侯偷袭周携王得手，周携王死了。
二王并立的局面宣告结束，拥戴周携王的传统大国虢国、虞国等走向衰落。
一枝独大的周平王在晋文侯的引导下，离开了申国，回到了周都镐京。
不过，由于周平王杀父篡位，引外族洗劫镐京，得不到镐京人的拥护，而且，镐京也已经残破。
为此，他提出东迁至雒邑。
秦襄公自告奋勇，“以兵送周平王”。
周平王东迁，等于主动放弃了关中，使得周王室失去了一半王畿领地，实力大减，从此失去了统领诸侯的能力。
而周平王向秦襄公许以关中西部的地方，鼓励晋文侯沿汾水流域扩张等种种做法，等于是支持诸侯国互相兼并，允许诸侯国自行扩张，明显是对周王国秩序的破坏。
由此，大混乱开始，孔子所哀叹的“礼乐崩坏”的时代来临，诸侯国的力量日益强盛，郑、齐、宋、晋、秦、楚、吴、越等国家相继称霸于中原，其中的秦国笑到了最后。
也许，在周平王把周王朝的龙兴之地岐、丰让给秦襄公时，秦襄公就有了秦国由此兴起，最后统一天下的畅想。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就说：“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