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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开创者是元世祖忽必烈，我们来看看忽必烈自己的文化认同，就可以给元朝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忽必烈最迟在公元1242年接触到汉文化。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载：该年，禅僧海云及其徒子聪——即刘秉忠觐见忽必烈。
忽必烈问海云：“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
海云坦承自己学识浅薄，不足以解答，建议由大贤硕儒来讲解古今治乱事。
刘秉忠却趁机卖弄才学，“应对称旨”，“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赵璧神道碑》又载：同年，忽必烈召儒者赵璧至漠北，为自己讲《大学衍义》以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
忽必烈对前代帝王事迹极其感兴趣，效仿唐太宗为秦王时广招四方文士之举，派赵璧等征召前金状元王鹗及众多中原儒者到漠北王府，以探求前代兴亡事，兼了解中原地区的政治、民情和人才等。
由《题诸公与智参议书启》可知，王鹗和中原儒者张德辉、姚枢、商挺、窦默、杨果等人给他讲解了三纲五常、分析了金朝灭亡原因，并“纂五经要语以进”。
忽必烈对中原历史和文化无比仰慕，常常追问：“方今有如周公者乎？”时时欲征求魏徵那样的人才为辅佐，有在中原立国之宏愿。
元好问在《遗山先生文集》中称赞说：“王府忠国抚民，一出圣学。”
翰林待制王思廉因此专门向忽必烈进读《资治通鉴》。
知晓了古今事，忽必烈命伯颜征宋时，专门谕以曹彬不杀取江南的史事；召见亡宋赵氏宗室赵孟
，感慨万端地说：“（宋）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
《高丽史·郑可臣传》记载有一件忽必烈尊儒重儒的趣事。
至元二十七年高丽世子入朝，某日，忽必烈于便殿静卧，世子入见。忽必烈漫不经心地问之近日所读何书。世子毕恭毕敬地答，自己有儒师郑可臣在身边，可以随时请教，所读何书，均由儒师指定。忽必烈大喜，急切要见郑可臣。郑可臣随即入殿。忽必烈急起振衣整冠，肃责世子说：“尔虽世子，吾甥也；彼虽陪臣，儒者也，何可令我不冠以？”
由此可知，儒者在他心中的地位远高于高丽世子。
武备寺以唐兀人阔阔出善造弓，奏用为官，忽必烈拊掌笑道：“孔子言三纲五常；人能自治，而后能治人；能齐家，而后能治国。汝可以此言谕之，而后用之。”
可以说，不知不觉间，忽必烈诸多言谈举止都流露出了浓郁的儒家文化。
入中原后，忽必烈经常询问臣下：“汉祖、唐宗孰与寡人？”
忽必烈行事喜欢以中原古史范例为依据——他授叶李为尚书省左丞，叶李一再谦让，其遂悦，说：“商起伊尹，周举太公，岂循格耶！”
蒙古诸王昔里吉等人发动叛乱，忽必烈俨然以承袭中原帝王正统自居，称之为“北方人扰边”。
日本人来京朝见，忽必烈也以中原帝王的口吻教训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
忽必烈建国号“大元”，也是“绍百王而纪统”，自觉将本朝汇入中华帝统的体系。他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立真金为皇太子，并颁诏编修《宋史》《辽史》《金史》……所行制度，都严格按照中原王朝的体例来进行。
一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驱逐走了蒙元，命人着手编修《元史》，也等于承认了元朝的正统性。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中，还记载有朱元璋因不满臣子过度诋毁元朝而说的一句话，云：“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