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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商纣王、隋炀帝。
商纣王生活的年代太过久远，且不去论他。
对于隋炀帝，其人恶行累累、劣迹斑斑，本来已经是历史上定了性的恶人了，但有些人为了吸引眼球，居然向公众的认知力发出挑战，指鹿为马，强行给隋炀帝洗白，把他吹捧为雄才大略的不世伟人。说他所做的一切罪在当代，却利在千秋，还说后来的唐朝能发展为盛世，完全是建立在隋炀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甚至拿唐太宗李世民与之相比，横向比、竖向比，以证明隋炀帝并不比李世民差，所欠缺的不过是运气而已。
还有人说隋炀帝的“荒淫”之名纯属后人栽赃，真正的隋炀帝执着于做大事，不好女色，等等。说什么“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隋炀帝是个绝对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在他对自身建功立业的狂热追求上。事实上，正是因为隋炀帝盲目追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英雄业绩，忽略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忽略了人民的幸福感，才会有滥用民力的行为，才会有最终的失败”。
说什么“罪在当代，利在千秋”，又说什么“追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英雄业绩”。
说来说去，不过是拿京杭大运河说事罢了。
其实，现在还在使用的是元朝的京杭大运河，并非隋朝的大运河。
说起来，隋朝的京杭大运河也并非开凿于隋炀帝朝，而是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当时，春秋吴国为伐齐国而动工开凿，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秦始皇是奠定运河走向的人。《越绝书》记，其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依仗北周、南陈留下的丰厚人力国力，遵循由春秋到南北朝众多王朝修的运河河道而进行的。其修建大运河的时间是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至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六年时间内，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这样的大工程投入量大、产出量少。黄、淮多沙易淤，河道多变易塞，河道湮塞程度“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为此，唐、后周、北宋不得不经常疏浚，整修。
可以说，大运河是世界上“故障率”最高、通航效率最低、副作用最大的运河之一。有人统计，自隋修建大运河后的一千四百年间，真正能从杭州（余杭）全程通航到北京（大都、涿郡）的时间总共不过几十年，80%以上河段能够贯通的时间也不过两三百年，其余时间都是在若干地段靠水陆联运辗转而行。
为此，元朝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开凿，其所新修的大部分河道已不是隋朝大运河的河道。当然，为了保证大运河的使用，明清也经常疏浚、整修。
一句话，大运河能成为闻名世界的历史奇迹，那是从春秋到清朝几千年来众多王朝的功劳。
关于隋炀帝修运河的目的，历史学家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说得很清楚：“作为隋的最高统治者隋炀帝，他开凿运河主要是为了加强统治和榨取江南人民，也带有便于他本人巡游享乐的动机。”
看看，修建大运河的初衷不过如此，怎么好意思当成“功业”夸耀？
更有人大言不惭地称隋炀帝文治武功堪比汉武帝，说他创建下的伟业“便宜了李唐”“好处全被唐朝笑纳”“李唐坐享其成”。
隋炀帝有什么伟业？他倒是坐享其成他爹隋文帝给他留下的丰厚遗产，但却把这些遗产挥霍一空，把一个破坏严重、人口户口锐减四分之三、内外众多强敌的烂摊子甩给了李唐。
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玖等人考证，隋文帝篡北周自立，从北周那儿继承了至少六百九十万户，后来又吞并了南陈，通过大索貌阅等手段清查北周、陈的隐漏瞒报户口。按《资治通鉴》记：“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即开皇年间达到了八百七十万户。估计隋朝鼎盛时期可达八百九十万户。
但是，隋炀帝任性、爱作孽，造成了隋末严重的大乱，按《通典》内记杜正伦所奏“……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馀万户”，即隋朝仅剩两百余万户，人口锐减。
这还不够，隋炀帝还内外遍树强敌，致使大部分疆域丢失、国内分裂严重。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上提到：“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崛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突厥可汗想要取得中原，而华夏有不世出之人杰李世民。李渊、李世民数年苦战，不仅统一了中原，还抵御了突厥，粉碎了突厥可汗的企图。
拿隋炀帝和李世民比，怎么比？隋炀帝根本就是败家子、二世祖，说什么文治武功？说什么雄才大略？手里抓着老爹留下的一副好牌，却打得一塌糊涂，能怪谁？
李世民父子起兵时，只有太原一地，却在乱世中崛起，逐一挫败强敌，占据了中原、南方等地，还扩张占据了庞大的外围疆域，疆域面积远超过隋朝。后来经过发展，唐朝的人口、经济等方面也超过了隋朝。
冻国栋在《中国人口史》中提到，唐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时，有约一千四百三十万到一千五百四十万户，约七千四百七十五万到八千零五十万人口。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人，役死者过半；三征高句丽，目的不过是想炫耀兵威，放话“高句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最后的结局却是“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
隋炀帝在十余年间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出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李世民后来也亲征高句丽，只因“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而班师，虽说没有灭了高句丽，却也没有大的损失。
最难得的是，出征前，百姓踊跃参军，《资治通鉴》中写道：“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讨，皆曰：‘不求县官勋赏，唯愿效死辽东！’上不许。”
隋炀帝实在是满身黑点，洗是洗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