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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前154—前93年），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县）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的名篇。
“草民东方朔，爹妈早逝，由哥嫂养大。十二岁读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已经够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兵法，也读了二十二万字。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两米多）。眼睛亮得像珍珠，牙齿像贝壳一样整齐洁白，兼有孟贲（古代卫国勇士）之勇，庆忌（先秦以敏捷著称的人）之敏捷，鲍叔（齐国大夫，与管仲分财，自取其少者）之廉洁，尾生（先秦人名，与女友约于桥下，友人不至，河水上涨，尾生坚守不离，被淹死）之诚信。我是文武兼备，才貌双全，够得上做天子的大臣吧！”
够另类？够狂吧？这番“大言不惭”的“自白书”，就是东方朔递交给汉武帝的“求职信”。
东方朔就是凭着他的这封陈情书，令汉武帝对他的第一印象极佳。汉武帝素来爱才，很喜欢有个性的新鲜人，因此他要求各地广泛推举能人，定下“不设门槛选人”的规矩。在当时，董仲舒就是这样被“海选”上来的，而东方朔也搭上了顺风车。
董仲舒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思维缜密，治国有道，搭配上儒学经典，把汉武帝说得直道相见恨晚。眼前这个东方朔把自己“吹”得天上地下独一无二似的，汉武帝眼睛“腾”亮了起来，一个人敢这么“吹捧”自己，的确是个“奇才”。“奇才”又怎能叫人不爱呢，一声令下，东方朔晋见武帝。
东方朔自此也就进入仕途，与汉武帝相处，东方朔也始终持续着自己另类的风格，汉武帝把他叫来身边说话，总是被他的博学多才、奇思妙语逗得捧腹狂笑，每当遇到治国的难题，需要找人谈谈、排解抑郁，东方朔常常是接受吐苦水的最佳人选，东方朔春风得意，走路也有些飘飘然。
不过，对于武帝给他的闲职。东方朔依然很是不满，自己有苏秦、张仪之能，却不受到重用，这令他很不爽。可是他的官职低微，除非皇上召见，平时他是见不着皇帝的。东方朔脑袋一动，便想了一个办法，从“弼马温”入手吧。
他找来为皇帝喂马的侏儒，声色俱厉地对他们说：“皇上说你们耕田没有力气，当官不能治理百姓，打仗又不勇敢，一点用处也没有，还消耗国家的粮食，准备把你们通通处斩。”
侏儒们就吓得号啕大哭，求他出手相救。东方朔便说：“等到皇上路过这里，你们就跪下来求饶，或许会有点作用。”
不久，汉武帝经过，侏儒们顿时跪倒一大片，哭哭啼啼，齐声高呼“皇上饶命”。汉武帝莫名其妙，侏儒们便说了东方朔所说的事。汉武帝一听，便质问东方朔为何要吓这些侏儒。
东方朔理直气壮地说：“那些侏儒们不过三尺，俸禄却是一袋米和二百四十钱。我身高九尺三，俸禄也是一袋米和二百四十钱。他们吃得肚皮撑破，我却饿得发慌。如果陛下觉得我的口才还有用，就先让我吃饱。如果觉得我没用，请立即罢免我吧，也好为长安节约点米。”
汉武帝一听，乐得不能自抑，立即让东方朔到金马门待诏。
从自荐到升职，东方朔凭借幽默诙谐，诡诈多变，赢得武帝的欢心。即使东方朔干了令武帝恼怒的事情，武帝一见他除了笑，也不会惩罚。
武帝先崇儒术，后又倾慕起道教来，相信长生不老之术。一次，有人向武帝提到，君山上有美酒，如能喝到，可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武帝闻得此事就斋居七天，派了栾巴带童男童女数十人到山上求美酒，果然得到了仙酒。哪知道武帝未喝之前，东方朔就偷偷地喝光了。武帝不禁大怒，下令推东方朔出去斩首。东方朔就说：“假如这美酒灵验，就算您杀了我，我也死不了；要是酒不灵验，那么这酒就什么用处也没有，你也就无须生气了！”武帝一想，他这样说的确没错，大笑着把他放了。
东方朔靠着自己诡辩的嘴巴竟然把武帝“玩弄于股掌之间”，厉害十足，但他一直都没有改变后者视其为俳优（古代说相声的人）的想法。但东方朔生平最鄙视的便是俳优，认为那些人皆是阿谀奉承之辈，只知道歌颂，却没有真正的能耐。他对于自己没有官升高位，无法发表治国言论，不能做一个政治纵横家感到很郁闷，于是他写了《答客难》。这文中情辞并茂，内容丰富，纵横历史，言前人豪杰的富贵贫贱，荣辱浮沉，实则以一种自嘲的的口吻道出自己时运不济，怀才不遇，命运多舛的苦闷心境。
可是，由于东方朔长了一张爱说的嘴，让他所有的才华都被油嘴滑舌给掩盖了。直到东方朔临终时，他规劝武帝：“《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武帝这才看清东方朔的能耐：“如今回过头来看东方朔，仅仅是善于言谈吗？”
看这东方朔的一生，他的聪敏才情，让人不得不服，但他太博学而不深究，因此无法对任何学术有所超脱，只是将博杂的学问当作哗众取宠谋求政治仕途的资本，从而实现他“学而优则仕的”读书理念，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如董仲舒，不能被汉武帝重视的原因。
而作为一个似隐又不隐的文人，他在出世与入朝之间摇摆不定，既放不下书生的架子，又不想抛弃仕途的理想，这就让他不能专心于任何一面，成不了真正的文学家或是政治家。不过，他毕竟为后世文人在朝与隐之间找到了第三条路。一方面游戏于官场，放荡不羁，积极地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奋斗着，虽然终未能受到重用，但多次以一个臣子的耿耿忠心劝谏武帝；又一直保持着一个文人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甚至不怕被人称为异类，他无疑是一个“绝世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