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曼丽

昌兴街虽然傍着蔡昌蔡兴两兄弟的大名，但在旅行者眼中，它还是像根本不存在一样。无论你怎么通过参照周围的其他地标来指明它的位置，描述它的独特性，外人却总是把对它的想象转移到这些参照物所占有的繁华大街上。当然啦，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因为被忽略了，选择住在这里的人或开在这里的小店，才可以充分享受闹中取静的生活。邻里之间尽管没有熟悉到可以点头打招呼的程度，但对于谁是谁，谁是谁的谁，每个人能说出来的都是相同的，假如出现小小的偏差，这正是叙述所关注的。

在那些关起门才可能有的说长道短中，故事的主角似乎并没有处于议论的中心，这既是受了叙述者无法全知全能的局限，同时也是现代社区生活特征的体现。如果没有什么大事需要把大家聚到一起，用“老死不相往来”形容人们每天的生活，一点也不过分。然而，如果真有什么大事发生，我们就得换一种观点，至少不要认为它是孤立和短暂的。眼下，何曼丽的故事就好像是为了改变我们的观点特意制造出来的，它不仅引起了街坊们的广泛关注，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一直在变化的特点。从这一点来说，何曼丽的故事就已经与何曼丽本人脱钩，成了象征一个时代的某一版本复数形式的抽样。

故事由一封信引起，因此投递员第一个走进了画面。在昌兴街上，投递员不能算作外人，他不光能够准确地把报纸和信件投进写有门牌号码的铁盒子信箱，而且念着那些对应门牌号码的名字，他可以联想到具体的人物形象，包括他们说话的样子，走路的姿势，穿衣服的习惯。多数情况下，除了签收挂号信，投递员并不需要见到这些形象，但我们不能说他没有想起过，否则他就可能被邮局说成不专业、不称职（他有时对自己的超能力谦虚地做这样的解释）。在他的印象中，喜欢订报纸的是大部分人，喜欢订杂志的是小部分人，而信件、包裹和汇款单则主要集中在外来人口。掌握了这样一个基本规律，投递员的工作便有了节奏，速度也快了很多。当然啦，这也可能造成他工作的乏味，就像开电车比开公共汽车乏味，开公共汽车又比开出租车乏味一样。

整个故事虽然没有给投递员留出一个哪怕是配角的戏份，但他的确在很多时候作用重大。他不是信息本身，但他传播信息，无论信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令人高兴的还是平添悲伤的，人们都不会怪罪于他。投递工作的安全性在投递员看来已经不是他的兴致所在，他更喜欢通过它来改变自己，也就是在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宗旨下，努力将一项乏味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所以，很多时候，他完成一个投递后，并不急于马上进入下一个投递，而是兴致勃勃地就近参与跟投递毫无关系的街区生活，比如停好单车看一会儿路边的人下棋，无论谁赢谁输他都一言不发，甘心扮演一个好奇心十足的旁观者。

那个史上最大雨的下午，投递员冒着雨刚刚让谭明珠签收了挂号信，就没有可能再往前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全都湿透了。他把单车推到屋檐下，自己躲进了书店里，一边用衣袖抹着头发上的雨水，一边跟店员就事论事，说这雨怎么下得这么猛。当他潮乎乎的眼睛望向屋外时，他看见谭明珠一半的身体留在雨中，拿着他刚刚交给她的挂号信，隔着玻璃，直直地望着书店里面。从他这个角度看过去，落地窗玻璃上反射出书店里的灯光，形成很多白色的圆点，使他无法判断谭明珠的表情，但他估计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然她不会一直这么站着。除非情景进一步恶化，他没有理由走出去干预，甚至从他职业的公平性来说，他也未被授予干预他人生活的权力。

但是这一次显然不同了，投递员刚刚给何曼丽的信箱里塞了一封信，就看到她倒在了地上。那么，这跟那封信有关吗？两年来，他不止一次往何曼丽的信箱里投进了相同地址寄来的国际航空信，他认得那上面的字迹，甚至记住了邮票的样子。今天的这封信，信封与之前的那些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何曼丽打开信之后的反应完全不同，她晕倒了，很突然地，同时也是缓缓地，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倒在了离信箱不足一米的地上。

事实上，投递员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何曼丽倒地的那一瞬间，投递员并不在现场，他正从书店里面出来，他的目光并没有抓住她那突然而缓缓的动作。只有走到拐角处时，他才能够看到已经倒在地上的何曼丽，她的旁边除了提桶和衣叉，还有野山。是野山用他的双手托住了即将倒地的何曼丽，随后把她扶到了旁边的一张椅子上。

将近中午的时候，何曼丽挺着大肚子，举着一根衣叉，拎着一个塑料提桶，从她租住的楼上慢慢地走下来。她的肚子出奇地大，看样子就快生了，那件孕妇衫已经被撑得像个塞满了东西的大袋子，稍不留神，里面的东西就会掉下来。在她的身后，离她十来米远的地方，能看到野山正踱着步，手里拿着一叠打印稿，低头看一会儿稿子，又抬头望望前面，神情若有所思，好像在斟酌稿子上的句子，又好像从背后监视着何曼丽的一举一动。当何曼丽正要倒下时，野山一个箭步冲上去，扶住了她。这时候，地上除了提桶和衣叉，还散落着野山的打印稿和那封信，信封和信纸是分开的，信封面朝上，信纸只能看到背面。当野山扶着何曼丽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定后，他顾不上收拾自己的文稿，弯腰先捡起了信封，接着是一米之外的信纸，把它们揣进了裤兜里。

以上描述的画面出自录像《小街风情》。在这个由五台机器同时拍摄的情节剧中，作为核心的“何曼丽倒地”，动作反而不够突出，这是受到了街道实景透视的影响。由于何曼丽是正面朝着摄影机走过来，按照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她的身体从一开始到后来倒地一直都显得很小，以至于观众根本看不到她走下楼梯、晾晒衣服、放下提桶、打开信箱、撕开信封等一系列动作，她读着读着就突然倒地的动作也是通过旁人的反应才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这个事后的遗憾再一次体现出蒙太奇的重要性：尽管五台机器同时拍摄是为了获得散点透视的效果，但散点透视的结果如果不能使画面产生冲击力，反而回到连续观看的所谓真实，这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惰性。正如拍摄的当天导演预先告知五个摄影师按下快门后就什么都不用管一样，这种惰性或许假借了创新的名义，但它所存在的那个观念的真空则属于先天性的疏忽，造成了画面与表演的脱节，严格来说，就是艺术创作中主题、观念、形式、材料和过程等各个方面的脱节。

我记得，为了让扮演何曼丽的演员表演时进入角色，我在那张她打开来读的信纸上写下了完整的内容，设想信是她未婚夫从美国寄来的，大致的意思是告诉她，由于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以及导师的挽留，他毕业后就不打算回国了，并承诺会给即将出生的孩子提供抚养费，甚至长大后也安排去美国留学。在制造这封信的时候，我搞不清楚哪些想法是何曼丽未婚夫的，哪些是我自己的。又或者，我就是何曼丽的丈夫，我和他唯一的区别只是所从事的专业和所待的地方不同，而作为男人，我相信我和他不是绝对相反的，不然我怎么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替他起草那封信？当然啦，这封信也可以做成另外的版本，相对温和、留有余地或更加绝情、一了百了。无论如何，写在纸上的内容无一不是“思想的结果”，即通过权衡、对比、修正、掩饰以及润色等各种手法试图达到的那种准确性和目的性，无时无刻不在设想将会在收信人那里产生怎样的预期作用，也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寄信人想得到怎样的自我保护。这就是思想的全部，写作的全部，只要它不被人从智力上给以嘲笑，那么，无论哪样的指责，无论这种指责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当事人都能接受。

这里说的“当事人”，除了写信人，当然也包括收信人，她是写信人设定的唯一读者。何曼丽是一个怎样的人，关于她的职业、专长和个性，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她是个孕妇。当然啦，我们可以根据她未婚夫的身份对她进行一定的猜测，但我们谁都没有见过他，还得靠何曼丽自己带着哭泣的声音慢慢道来，或者找到那封信，看看来信的地址就能知道个大概。在围观这个事件的人群中，只有投递员记得那些来信的地址，虽然上面写的是英文，但凭他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至少记住了国家、城市和学校的英文拼写：

5841 S Maryland Avenue Chicago, Departement of Neur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L60637, U.S.A.

投递员在心里默念着这些作为他的记忆训练的字母和数字，但他不想马上公布出来，以免大家说他窥探别人的隐私。他想起这封信被野山揣进了口袋里，但同样不打算提议他拿出来，他保护野山，其实也是保护自己，不让大家把他看成一个多事的人。

作为留美博士的未婚妻，何曼丽至少有大学本科学历，可能在哪里上一个不用出汗、不用穿工作服的班，生活水平中等偏低，租得起房子，还没打算买房子（因为未婚夫不在身边？），住城中村嫌吵，住新城区嫌贵，住昌兴街刚刚好。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应该有不少和她情况相似的女人，但是这封信不是针对这类情况来写的，因为信中没有一丝半点对何曼丽的嫌弃。可以说，这封信想表达的就是事物变化的常态，爱情只是填进这个常态中的一个子项。写信人将自己摆放在非此即彼的处境，以事业的名义使这个常态像真理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个人放大自己的所谓前途，必然很在意是什么在影响前途，给它带来帮助或造成拖累，这里面有环境和人的因素，而究竟是环境左右人还是人屈从于环境，说到底这没什么区别。有本很正经的书上曾经写道，因为艺术创作需要全身心投入，所以艺术家不适宜结婚。 ^[1] 何曼丽的未婚夫大概就是根据这样一个事业成功的逻辑（当然他不一定读过这本书，他不是艺术家），决定把她和将要出生的孩子留在国内，自己在美国独立发展。至于他是不是在那边另有新欢，根据他信中委婉的措辞，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伤心的人》歌词中那句“你爱的那个人未必真的不爱你”表达的意思除了上面提到的成功逻辑，也可能还有爱的不可分配所带来的苦恼。因为这一点，这封要达到分手目的的信就写得特别处心积虑，写信人甚至不想排除自己有可能见异思迁的嫌疑。这是一种极其外交的做法，用在感情生活中只能表明，爱情虽然是可以讨论的，但讨论的过程已经使爱情失去了任何意义。

何曼丽的“倒地”跟她的现实状态存在因果关系，研究情感心理的专家一定会这么说。如果她是一个性格暴躁的女强人，读完信的反应可能就是把它撕得粉碎，让纸片在空中乱飞，最后落到地上供人们踩踏。这样的女强人在这条街上根本找不到，就连看起来很有力量感的谭明珠都在遭遇到感情挫败时几乎支持不住，要通过时间才能恢复平静，更别说未来要一个人带着孩子面对各种困境的何曼丽。《伤心的人》歌词的最后几句是鼓励何曼丽坚强生活下去，但更深的意思是想告诉这个受伤的人，不要再相信爱情。唱歌的茂涛在录像中扮演了一个同样受到过女人多次伤害的男人（“我收到的信比你多得多，封封都像针刺我的心”），他在对爱情的不懈追求中败下阵来，由此深悟到一个人只有经历过伤心和痛苦才能活得更坚强，这可能是歌曲多少有些令人感动的原因。

事情过去几天后，投递员又像往常一样走在小街里，但他没有再听到人们议论何曼丽和那封信，也没有再见到何曼丽。她应该就这样接受了这个伤心的事实，投递员想。不对，她不能就此罢了，投递员有些替她打抱不平，他想代替她写一封信去骂那个负心人，他记得清楚他的地址，可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一封没有收信人名字的信在投递中将被当作死信给退回来，退回到他这个跟事情毫无关系的外人手中。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他可能也同样不会在信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于是这封信就只好一直在空中飘荡，最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想到这里，投递员觉得自己的行为的确有些可笑，于是他下决心忘掉那些字母和数字，甚至想过从此不再干投递员。

自得到街坊们的关心后，何曼丽的情绪日渐好起来，她没有露面是因为她住进了产房。谭明珠，这个有过一次流产经历却没有生过孩子的好心人隔三岔五陪护在她身边，还在家里煮好各种吃的东西给她带去。两个女人在一个公公婆婆和丈夫们川流不息的房间里说着话，只字不提那个写信的男人，就好像这个即将诞生的小生命是某个转世投胎的童话故事人物。有一天，谭明珠去缴费室给何曼丽续费，在楼梯口远远看见野山正走进医院，右手拎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塑料袋，左手举着一束花，东张西望，脚步游移不定。谭明珠迅速躲到了柱子的后面，避免在这里撞见他。与此同时，她在头脑中快速地编织起野山的社会关系网，为的却是更快地将它拆除。他来探望谁呢？艾米和辛迪中的任何一个？不，她们好久都没有出现在昌兴街了。他的亲戚？不，他在广州没有亲戚。他的文学界同仁？她不好说不，但她没办法肯定。那么还有谁？何曼丽？谭明珠使劲不往何曼丽这头想，但是她找不到任何反对这样想的理由。对，只有何曼丽。她想起来是野山第一个扶起了快要晕倒的何曼丽，也是他最后把她送回了屋里（至少录像中是这么交代的）。她还注意到，几乎就是跟投递员同时注意到，在把何曼丽扶到椅子上后，野山第一时间不是去地上收拾自己的打印稿，而是把那封信揣进了自己兜里。他为什么这么做？事后又发生了什么？谭明珠不敢再往下想了，她躲在柱子后面一动不动，她仿佛又重新站在了雨中，尽管此时的天空阳光明媚。

[1] 这本书叫作《西洋名画家绘画技法》，作者为“[美]库克”（没有原名拼写），译者为杜定宇，1982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在它的第七章“杰出的大师论绘画”中，有一节题为“婚姻与艺术家”：“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理论家们，争论过一个艺术家是否应该结婚的问题。他们惯常用的例子是，如果一棵橡树被缠住的藤蔓所拖累，它就永远不会长到充分的高度。他们争论说，绘画的职业是一个非常耗费精力的工作，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分散他对事业的忠诚。”（见该书第 6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