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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旁边有条甬道，你可能记得，你和你的小伙伴有时候会在那儿玩。现在那儿是块荒地，不派用场，也无人踏足，只有风吹来的落叶在那儿堆积、腐烂。
昨天，在这条甬道尽头，我无意中发现一个用纸板箱和塑料布搭起来的屋子，里面蜷着一个男人，看得出是从街上过来的：高，瘦，皮肤粗糙，龇着两颗蛀黑的尖牙，穿件麻袋一样的灰西装，头上一顶耷拉着帽檐的渔夫帽。他当时就戴着帽子在睡觉，帽檐压在耳朵下面。一个流浪汉，那种徘徊在米尔街的停车场，从顾客手上讨几个钱，在立交桥下面喝酒，从垃圾桶里翻东西吃的流浪汉。那种一到多雨的八月就像走进末路的无家可归者。他睡在他的盒子屋里，两条腿伸在外面，像个牵线木偶，嘴巴大张着。四周一股难闻的味道：小便，甜酒，发霉的衣服，还有些什么别的。不干净。
我站那儿低头看了他半晌，闻着那股味道，观察着他。一位上宾，偏偏在这个日子像根荆条一样到访。 [二]
这是我从赛弗雷特医生那里拿到结果的日子。不是个好结果，但只属于我，只对我有意义，我无法拒绝。我只能在手里捧着，在怀里抱着，把这结果带回家，不能摇头，不能掉眼泪。“谢谢你，医生，”我说，“谢谢你的坦率。”“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他说，“我们会一起渡过难关。”但是，在这同志般的表态背后，我已经能看出来，他在撤退。
Sauve qui peut.
他只为有生之人效力，而不是将死之人。
等到我从车上下来，我才开始发抖。关上车库的门，我浑身都在战栗：为了平静下来，我不得不咬紧牙关，死死攥住我的手提包。正是此时我看到了那些纸板箱，看到了他。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听得到自己问话声里的恼怒，但没有克制，“你不能待在这儿，你得走。”
他一动不动地躺在他的窝里，抬起眼皮，打量着我的长筒冬袜，蓝色大衣，总显得哪里不熨帖的裙子，以及被一道老太婆的嫩粉色头皮分割开的白发。
然后他收回腿，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一句话不说，他把背转向我，抖开那张黑色的塑料布，对折三次，折成八分之一大小的一个袋子（上面写着“加拿大航空”），拉上拉链。我让开路。他从我旁边走过去，把一堆纸板、一个空酒瓶和一股尿臊味就留在身后。他的裤子还垮着，他往上拎了拎。我一直看着他走掉，最后听到他把塑料布藏在另一侧树篱丛里的声音。
就这样，一个小时里，两件事：害怕多时的，有了准信；来个踩点的，又下一道牒。第一只兀鹫，动作迅速，定位精准。我能抵挡他们多久？开普敦的这些清道夫，队伍一直就没缩减过。他们衣不蔽体也不冷，露宿街头也不生病，饿着肚子也不孱弱。靠酒精从体内发热。用液体火焰消灭血管里的病毒和细菌。涤地无类的食客。眼疾翅快、冷酷无情的苍蝇。我的接班人。
我不知道是怎么拖着步子踏进这空空的屋子的：每一声回响都变得渺茫，踩在地板上的每一步都绵软而恍惚！多希望你能在这里，拥抱我，安慰我！我开始明白拥抱的真正意义。我们拥抱是为了被拥抱。我们拥抱自己的孩子，是为了将来能被他们抱在怀里，以此跨越死亡，交接生命。我对你的拥抱就是如此，一直都是。我们养育孩子，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反哺。家的真相，一个母亲的真相：在剩下的日子里，我将要告诉你这一切。所以，我是多么地想念你！我多想能上楼走到你身边，坐在你的床上，指尖捋着你的头发，像你上学时的那些早晨一样在你耳边轻唤：“该起床啦！”然后，当你翻过身来，肌肤带着暖热，呼吸带着奶香，我会把你搂在怀里——我们把这叫作“好好跟妈咪抱一个”。这拥抱有一个从未被说出的秘密含义，那就是妈咪不该悲伤，因为她不会死，她会通过孩子继续活下去。
活下去！你就是我的生命；我爱你，就像爱生命本身。早晨我走出屋子，濡湿手指举在风中。当寒气从西北方、从你所在的方向涌来，我长久地站在那儿嗅探，希望隔着千山万水也能细细地辨认出一丝你的气息，你的颈窝和耳后依旧携带的那种奶香。
从今而后，我的首要任务：忍住找人分担死亡的渴望。爱你，爱生命，宽宥有生之人，无怨无悔地离去。拥抱死亡，我自己的、我一个人的死亡。
那么，这封信是写给谁？答案：给你，又不是给你；给我自己；给我身上的那个你。
整个下午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忙碌，收拾抽屉，分类处理文件。黄昏时分我再次走出门。车库后面那个窝棚又像先前一样搭好了，黑色塑料布平整地盖在上面。那个男人缩着腿躺在里边，旁边多了一条狗，竖着耳朵，摇着尾巴。一条柯利幼犬，比刚出生的大不了多少，黑毛白点。
“不要生火，”我对他说，“你听得懂吗？我不想有火，不想有脏乱。”
他坐起身，揉着光溜溜的脚踝，四处张望，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一张沧桑的马脸，酒鬼的眼睛，眼圈浮肿。怪异的绿色眼睛：不健康。
“你想吃点东西吗？”我说。
他跟着我，狗跟着他，我们一起到了厨房。他在门口等着，我给他切了块三明治。但他咬了一口之后，就好像忘了怎么咀嚼似的，鼓着腮帮子，倚着门框站着，在灯光下瞪着茫然的绿眼睛，任他的狗在一旁低声叫唤。“我得收拾一下。”我有点不耐烦地说，作势要把他挡着的门关上。他一声不响地出去了；但在他转过拐角之前，我眼看着他把三明治扔得远远的，狗随即扑了过去。
你在的时候这儿还没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可现在他们是此地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让我担惊受怕了吗？总体上说，没有。间或乞讨求食，偶尔小偷小摸；脏污，喧闹，醉酒——不会更糟了。我害怕的是那些游荡的小团伙，那些不苟言笑的少年，他们就像掠食的鲨鱼，离监狱的第一道阴影已经不远了。还只是孩子，却蔑视童真，蔑视好奇心和灵魂成长的童年。他们的灵魂，那个好奇的器官，已经停止发育了，石化了。而在大分界
的另一边，他们的白人表亲正在幽寂的茧房里把自己越缠越紧，灵魂同样不再发育。游泳课，骑术课，芭蕾课；在草坪上打板球；在牛头犬守卫着的花园围墙里暖衣饱食；天堂的孩子，白肤金发，天真无邪，闪耀着天使般的光彩，娇嫩如丘比特。他们的居所是婴灵的灵薄狱
，他们的纯洁是蜜蜂幼虫的纯洁，丰润，雪白，浸泡在蜜里，以柔软的肌肤吸取糖分。他们的灵魂沉睡在安逸里，像个空壳。
我为什么要给这个人食物？同出一理，我也会喂他的狗（偷的，我敢肯定），如果它来讨的话。同出一理，我用我的乳房喂养过你。盈满，所以要给予；给予，只要有盈余。还有更深层的冲动吗？哪怕老了也要从干瘪的身体里挤出最后的一滴。一种想要给予、想要喂养的执念。死神的第一箭选择射向我的乳房，真是有的放矢。
今天早上，我端了杯咖啡过去，发现他在对着下水道撒尿，还一副毫不害臊的样子。
“你想找点活儿干干吗？”我说，“我有很多活儿可以让你干。”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双手捧着马克杯，啜着咖啡。
“你是在浪费生命，”我说，“你不是小孩子了。你怎么能这样活着？怎么能成天躺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我不明白。”
这是真的：我不明白。我禀性里就对这种懒散、这种无所谓、这种等死的活法感到厌恶。
他的回应让我惊呆了：他直视着我——这是他第一次正眼看我——往我脚边的水泥地上吐了一口痰，一口黄色的、间杂着棕色咖啡的浓痰。然后他把杯子往我手里一塞，从从容容地走了。
本真物
，我心里想着，震惊不已：落在我们之间的是一团本真物。不是吐在我身上，而是吐在我眼皮底下，让我可以看到，可以审视，可以自己掂量。他的辞令，他这种人的辞令，同样出自他的嘴，离开他的那一刻还是热的。一种无法回驳的辞令，来自某种语言之前的语言。先是一个眼神，然后是啐一口。什么样的眼神？一种大不敬的眼神，一个男人忤逆地瞪着他母亲辈的女人的那种眼神。嘁，拿走你的咖啡。
昨晚他没有睡在那条甬道里。纸板箱也都不见了。不过，我四下搜了搜，在柴棚里找到了那个加拿大航空的袋子，塞在一个显然是他从乱糟糟的木柴和杂物之间给自己扒拉出来的空当里。所以我知道他还打算回来。
已经六页了，都是关于一个你从未见过，也永远不会想见的男人。为什么我要写他？因为，他是我又非我。因为在他甩给我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个可以形诸笔端的自己。不然，这样的书写除了成为一种嘈嘈切切的怨艾之词，还能成为什么呢？我写他就是在写我自己。我写他的狗，写他的窝棚，都是在写我自己。男人，窝棚，狗：无论我写的是什么，言语中都有一只我伸向你的手。在另一个世界我将不需要言语。我将出现在你的门前。“我是来看看你的。”我会说，而那就将是言语的尽头：我会与你相拥。但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刻，我只能在言语之中向你展臂。所以日复一日我把自己溶化成言语，把言语像糖一样裹进信纸：就像为我的女儿准备糖果，迎接她的生日，她的出生之日。从我身上滴淌的言语，沉凝为一个母亲的糖，留给她的女儿独自去拆开，去品尝，去吮舔，去吸取。正如他们在罐子上写的：手工糖果，古法制糖，覆注以爱——要体认这种爱，我们只有把自己给出去，将被吞食也好，会被丢弃也好，没有其他选择。
虽然整个下午都在不停地下雨，但直到天黑我才听见大门的嘎吱声，一会儿之后，是狗爪子在门廊上啪嗒啪嗒。
我正在看电视。一个部长还是副部长在向全国发表讲话。我站在那儿看，他们讲话时我总是站着，这是我尽可能保持自尊的方式。（有谁会坐着面对行刑队吗？）
Ons buig nie voor dreigemente nie
，他在说，我们不会向威胁低头——反正是类似这样的话。
我身后的窗帘是拉开的。无意之中我发觉他也站在那儿，这个我还不知道名字的男人，正隔着玻璃越过我的肩膀盯着电视。于是我调高了音量，让声音也能传到窗外——就算不是字清句楚，至少也听得清语调顿挫：那种粗钝的、尾音闷抑的南非荷兰语调子，就像铁锤在夯木桩子。一锤又一锤，我们一起听着。在他们身下生活的耻辱：摊开报纸，打开电视，就像是跪着被人尿在头上。在他们身下：在他们肥硕的肚皮下，在他们饱胀的膀胱下。“你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以前还悄悄地对他们、对这些现在要比我活得长的家伙说。
我出门准备去趟商店，正要打开车库门的时候，体内突然一阵发作。发作——这么形容吧：疼痛就像一条狗猛扑到我身上，把牙齿全部插进我的背里。我大叫了一声，人就不能动了。这时候，他，这个男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扶着我进了屋。
我在沙发上躺下，身体转向左边，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减缓疼痛的姿势。他还站在那儿。我对他说：“你坐吧。”他坐了下来。疼痛开始消退。“我生了癌，”我说，“已经蹿到骨头里去了。这东西有点要命。”
我很疑心他是不是听懂了。
沉默了好一阵。然后，他说：“这房子好大。你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寄宿公寓。”
我做了个吃不消的手势。
“你可以把房间租给学生。”他没心没肺地继续说。
我打起哈欠，可感觉到了假牙的松动，于是掩住了嘴。放在以前，我可能已经脸红。但现在不会了。
“有一个帮我做家务的女人住在这儿的，”我说，“到月底她就会回来，她去看她的族人了。你有族人吗？”
一种奇特的措辞：拥有族人
。我有族人吗？你是我的族人吗？我觉得不算。可能只有弗洛伦斯
[三]
才有资格拥有族人。
他没有回答。他那副样子好像跟孩子这种存在没什么牵连。既没有在世上留下一个孩子，也没有经历过自己的童年。他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皱巴巴的皮。那就像一张看着就显得苍老的蛇脸，你不可能在这样的脸背后发现一张孩子的脸。绿色的眼睛，动物的眼睛：有谁可以想象一个长着这种眼睛的小孩吗？
“我和我丈夫很早以前就分开了，”我说，“他已经过世了。我有一个女儿在美国。她1976年离开的，一直没回来过。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他们有两个自己的小孩。”
一个女儿。我的骨血。你。
他掏出一包烟。“请不要在屋里抽烟。”我说。
“你的残疾是怎么回事？”我问他，“你说你拿伤残抚恤金的。”
他伸出他的右手。拇指和食指是伸直的，另外三根手指缩在手掌里。“这几根动不了。”他说。
我们注视着他的手，注视着那三根蜷曲的、指甲污黑的手指。那看上去可不像“劳动者的手”。
“出了事故吗？”
他侧了侧头：这个动作在他那儿不算任何表态。
“你帮我修剪草坪吧，我付你工钱。”我说。
草坪里有些地方的草已经及膝。他拿着一把修枝刀，恹恹地剪了一个小时，最后清理出一块几码
见方的空地。然后他不干了。“这种活儿我干不好。”他说。我付了他一个小时的钱。离开的时候他撞到门廊上的猫盆，猫砂撒得到处都是。
总的来说，他带来的麻烦大过好处。但不是我选择的他，是他选择了我。也可能他只是选择了一座没有狗的屋子。一座猫之屋。
两只猫还没习惯这两个新来的。它们往门外一探鼻子，那条狗就会玩闹似的朝它们冲过来，所以它们都缩在屋子里，脾气很大。今天它们不乐意吃东西。我以为它们是嫌弃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股味道，就浇了点热水进去，拌了拌这堆难闻的玩意儿。（那是什么啊？海豹肉？鲸鱼肉？）但它们仍然敬而远之，绕着盘子转圈，甩着尾巴梢。“吃吧！”我边说边把盘子推到它们面前。大的那只抬起它挑剔的爪子，以免被碰到。到这一步我就失控了。“那就去死吧！”我尖叫着，把叉子朝它们狠狠地掷了过去——“我死也不想喂你们了！”我的声音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劲，我自己听了都激动起来。我对人已经仁至义尽，对猫也已经仁至义尽了！“去死吧！”我扯足嗓子再次尖叫了一声。它们逃跑的时候爪子在油毡上一阵乱挠。
谁在乎呢
？
当我处于这种情绪之中，让我把手放到砧板上一刀剁掉，我也不会皱下眉头。我何必在乎这具背叛了我的身体呢？我看着我的手，只看到一个工具，一个钩爪，一个用来抓取别的物件的物件。还有这两条腿，这两条笨拙、丑陋的支撑物：为什么我要带着它们到处走？为什么我要夜复一夜地把它们搬到床上，把它们塞进被子，还要把胳膊也塞进去，往上搁到脸旁边，然后躺在这堆枝杈间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肚子，它还会死声活气地咕咕直叫；还有心脏一直在跳，一直在跳：为什么啊？它们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死之前先患病，这样我们才会对肉身断念。抚养我们的乳汁慢慢变薄，变酸；我们厌弃了这乳房，开始悬望另一段独立的生命。
然而，相比这第一段生命，这脚踩大地的生命，踩在大地身体上的生命，那边真会有、真能有一段更好的？不管承受着多少郁悒、绝望和愤怒，我也没有放弃过对这生命的爱。
疼痛袭来，我吃了两颗赛弗雷特医生开的药片，在沙发上躺下了。几个小时后我迷迷糊糊地醒过来，身上发冷，便摸索着上了楼，没脱衣服就睡在床上。
半夜里我感觉房间中有一个人影，那只能是他的影子。一个人影或一种气息，出现在那儿，然后又离开了。
楼道上传来一声吱嘎声。现在他推开了书房门，我暗想，现在他打开了灯。我极力回想桌子上那堆文件里是不是有什么私密的东西，但我脑子里只有一团混乱。现在他看到我的书了，一排又一排，我想着，努力回忆摆放秩序；还有一堆堆旧期刊。现在他在看墙上挂的相片了：苏菲·谢里曼披戴着阿伽门农的珠宝
；大英博物馆那幅穿长袍的得墨忒耳
。现在，他轻轻地拉开了书桌的抽屉。上面那个抽屉里满是信件、账目、撕下来的邮票、照片，他不感兴趣。但底下那个抽屉里有一个雪茄盒，里面装满了硬币：便士、德拉克马、生丁、先令。那只指头蜷曲的手伸了进去，拿出两个大小可以冒充兰特的五比塞塔
，放进了口袋。
不是一个天使，不用问了。倒更像一只蟊虫，当黑暗降临屋宇，就从墙脚板后面爬出来觅食面包屑。
我听见他走到了楼道的远端，试图打开那两扇锁着的门。只有些破烂，我很想悄声告诉他——破烂和陈年旧物。但我的脑子里又已雾霭弥漫。
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没有力气，没有食欲。读了读托尔斯泰——不是那个著名的癌症故事，那个我太熟悉了，而是那个住在鞋匠家的天使的故事。如果我走到米尔街，有没有机会找到我自己的天使，把他带回家好好照护呢？找不到的，我觉得。也许在乡下还会有一两个，顶着日头、背靠里程石坐着，边打瞌睡，边等着撞大运。也许在棚户区。但不会在米尔街，不会在近郊住宅区
。郊区，是被天使遗弃的地方。当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来敲门，他不会有什么别的身份，只会是一个无业游民，一个酒鬼，一个迷失的灵魂。可是，在我们心中，我们是多么渴望我们这些沉静的屋舍也能像那个故事中一样，在天使的圣歌里摇晃啊！
这房子等待这一天已经等得疲惫不堪，都恨不得要散架了。地板已经失去了弹性。电线绝缘层已经干裂、发脆。管道里淤积着泥沙。排水槽塌陷的部位，钉子已经锈蚀，或者已从腐烂的木头上松脱了。屋顶的瓦片上沉积着厚厚的青苔。一座造得挺结实的房子，但没有注入爱意，现在变得阴冷、委顿、暮气沉沉。照在墙壁上的阳光，即使是非洲的阳光，也从未让它变得温暖，似乎那一块块墙砖都是出自罪人之手，散发着一种化解不开的阴郁。
去年夏天，工人在这儿重新排铺下水道的时候，我看着他们把旧管道挖出来。他们往地下掘进去两米，翻出来一些碎砖块、烂铁块，甚至还有一单块马蹄铁。但是没有骨骸。一个没有留下人味的地方，对幽灵来说没有吸引力，对天使也一样。
写这封信我不是要把我心里的碎砖烂铁袒露给你看。它是袒露出了一些东西，但不是碎砖烂铁。
今天早上，汽车发动不起来，我只能请他，这个男人，这个寄宿者，来帮着推一把。他把车推到车道上。“打火！”他大叫着拍打车顶。引擎发动了。我拐上马路，开出几码远之后，心里一冲动，又停了下来。“我要去钓鱼镇，”我隔着尾气的烟雾朝他喊，“你想一起去吗？”
于是我们就出发了，他的狗坐在后面，还是你小时候那辆绿色希尔曼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们驶过医院，驶过大学，驶过主教庭，狗立起来搭着我的肩膀吹着风。我们吭哧吭哧地开上温伯格山。当车子冲下长长的坡道时，我关闭了引擎，开始滑行。车速越来越快，直到方向盘开始在我手里抖动，狗也兴奋得呜呜直叫。我相信我当时在微笑；我甚至可能闭上了眼睛。
到了山脚下，当车子慢下来，我朝他瞥了一眼。他放松地坐在那里，倒是安之若素。不赖嘛！我心里想。
“在我小时候，”我说，“我有时候会骑着一辆几乎不带刹车的自行车从山上冲下去。那是我哥哥的车。他会故意激我。可我完全不觉得害怕。小孩子无法想象如果死掉了会怎么样。他们脑子里没这个概念，就是他们可能会死。
“我会骑着我哥哥的自行车冲一些很陡的下山路，甚至比这条还陡。冲的速度越快，我就越感到带劲。我的整个生命都会为此而战栗，仿佛是我要从自己的皮肤里挣脱出来。就像一只蝴蝶要破茧而出的时候会有的那种感觉。
“一辆像这样的老式汽车仍然可以自如地滑行。如果是一辆新式的车子，你把引擎关了，方向盘就锁死了。这你肯定知道的。但是有些人有时候会搞错车型或者忘了这回事，然后就没法把车维持在车道上。有时候他们就冲出路沿，冲进海里去了。”
冲进海里。扳着一只锁死的方向盘坐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飞翔在阳光闪烁的海面上。真的会发生这种事吗？会有很多吗？如果我星期六下午站在查普曼峰顶，我会不会看得到这些人，这些男男女女，像空中密集的蚊蚋一样，上演他们最后的飞行？
“我想讲个故事给你听，”我说，“在我母亲还小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世纪初期，他们一家子喜欢到海边去过圣诞。那还是牛篷车的年代。他们会坐着牛篷车，从东开普的联合山谷一路赶到皮尔森河口的普利登堡湾，这段旅程有一百英里
，我也不知道路上要花多少天。夜里他们会在路边扎营。
“他们有一个停留点是在一个隘口的顶上。我的祖父母会在篷车里面过夜，而我母亲和其他孩子会把床铺在篷车下面。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那天在那个隘口的顶上，四下里夜阑人静，我母亲蜷在她的毛毯里，她的兄弟姐妹都在她身边睡着了，而她还在透过车轮的辐条望着天上的星星。她望着望着，就觉得那些星星好像正在移动：如果不是星星在移动，那就是车轮在移动，缓慢地，非常缓慢地移动。她心里就想：‘我该怎么办？篷车不会突然往前跑吧？我要不要把他们叫醒告诉他们？如果我躺着不作声，而篷车加速跑起来，一路带着我父母滚到山下面去了怎么办？但是，如果这些都只是我的想象呢，那又怎么办？’
“她害怕得透不过气来，心脏怦怦直跳，躺在那儿一边看着星星，看着它们移动，心里想着：‘要叫吗？要叫吗？’一边留神去听嘎吱声，第一声嘎吱声。最后她睡过去了，一整晚都在梦见有人死去。但是到了早上，当她从梦里醒过来，四周是一片光明与平静。篷车也跟着她醒了，父母起来了，大家都平安无事，就跟之前一样。”
现在该是他说点什么的时候了，说说山，或者汽车，或者自行车，或者他自己，或者他的童年。但他顽固地保持着沉默。
“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那个晚上的事，”我继续说，“也许她是在等待我的到来。这个故事我听她用不同的讲法讲了很多遍。他们永远在去皮尔森河的路上。多么可爱、多么金灿灿的名字！
我确信那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母亲去世多年以后，我去普利登堡湾游览，才第一次看见皮尔森河。都算不上一条河，只是一条芦苇丛生的水道，晚上密麻麻的蚊子，还有一个拖车公园，挤满了尖叫的小孩和穿着短裤打着赤脚在煤气炉上烤香肠的肥汉。根本不是什么天堂。不是一个会让人每年都要安排行程翻山越岭去一趟的地方。”
这车爬博耶斯大道已经勉为其难、力不从心，一副驽骍难得
的架势。我握紧方向盘，轰着它往前开。
来到梅森堡上方，俯瞰着整个福斯湾，我停下车，关了引擎。那条狗开始呜呜叫。我们把它放了出去。它嗅嗅路边的石头，嗅嗅灌木丛，自己“放空”了一把，而我们就默默地看着它，有点尴尬。
他开腔了。“你走错了路，”他说，“你应该往山下走。”
我掩饰着内心的懊恼。我一直希望别人觉得我是个能干的人。现在，当无能渐成事实，就更是如此。
“你是开普这边的人吗？”
“是的。”
“这么多年你一直住在这儿吗？”
他局促起来。两个问题了：一个都已太多。
一条笔直的海浪，几百码长，奔着海岸翻卷而来，一个蹲伏在冲浪板上的孤影在浪头前滑行。海湾的另一边，耸立着霍屯督荷兰山脉，明净而湛蓝。饥渴，我心想，我体会到的是一种眼睛的饥渴，饥渴得甚至不愿眨动一下眼皮。这片海、这群山：我想把它们深深地刻写在我的眼底，这样无论我走到哪里，它们都会浮现在我的面前。我爱这世界爱得饥渴。
一群麻雀落在我们旁边的灌木丛上，理了理羽毛，又飞走了。那个冲浪的人抵达了岸边，缓步蹚上沙滩。我的眼里突然有了泪水。是不眨眼睛的缘故，我对自己说。但事实是，我在哭。趴在方向盘上，我再也绷不住了，一开始是安静的、体面的啜泣，然后变成长声的、无言的号哭，简直是撕心裂肺。“对不起。”我抽噎着说。之后，当我平静下来，我又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逮牢了。”
我不用忙着道歉的。他给人的感觉是他什么也没瞧见。
我揩干眼泪，擤了擤鼻子。“我们走吧？”我说。
他打开车门，长吹一声口哨。狗跳了进来。一条听话的狗，肯定是从一处不错的人家偷来的。
我确实走错路了。
“先倒车。”他说。
我放下手刹，往山下倒退了一小段路，松开离合器。车子抖动着停了下来。“它还从来没有倒挡起步过。”我说。
“掉头到另一边的车道去。”他指挥着，像一个丈夫在上驾驶课。
我让车又往下退了几步，然后把车头打横。一辆大型白色奔驰车鸣着喇叭从内侧车道呼啸而过。“我没看见它！”我倒吸一口冷气。
“打火啊！”他大吼一声。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朝我大喊大叫的陌生人。“打火！”他冲着我的脸再次吼道。
引擎发动了。我在冷涩的沉默中往回开。在米尔街的拐角处他要求下车了。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的鞋子和脚散发的气味。他需要袜子。他需要新鞋子。他需要洗澡，他需要每天都洗澡。他需要干净的内衣。他需要一张床，他需要头上有一片屋顶，他需要一日三餐，他需要银行里有钱。太多要给的了：说实话，对于一个渴望爬上母亲的膝头获取抚慰的人来说，是给不完的。
下午晚些时候他回来了。我尽量忘掉之前发生的事情，领着他到花园里转了一圈，指给他看有哪些工作要做。“比如，修修枝。”我说，“你知道怎么修枝吗？”
他摇了摇头。不，他不会修枝。或者不想修。
墙角那儿的杂草最茂盛，老橡木长椅和兔棚都已被厚厚的藤蔓覆盖。“这些全部得清理掉。”我说。
他掀起那片藤蔓的一角。兔棚的地板上是一堆枯骨，其中还有一只小兔子完整的骨架，它的脖子朝后弓着，呈现着它的最后一次挣扎。
“这些兔子，”我说，“它们是我用人的儿子以前养的。我让他养着当宠物的。后来，他的生活遇到了些周折。他把它们抛到了脑后，它们就饿死了。我当时在医院里，不知道这些事情。我回来之后，才发现花园的这个角落里发生了这样一场无声的悲剧，我难过得要命。这些生命不会说话，甚至都不会叫。”
番石榴都落在地上，被虫咬得满是窟窿，在树下形成了一层恶臭的、黏稠的覆盖物。“我但愿这些树不要结果子了，”我说，“但它们做不到。”
那条狗跟在我们后面，在兔棚那儿漫不经意地嗅了几下。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死亡的气味都散尽了。
“无论如何，尽你所能让这儿恢复条理，”我说，“这样它也不会完全变成一片野地了。”
“为什么？”他问。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说，“因为我不想在身后留下一团乱麻。”
他耸耸肩，暗暗笑了笑。
“如果你想拿钱，你就得自己挣，”我说，“我不会平白无故给你钱。”
下午剩下的时间里他都在干活儿，清除那些藤蔓和杂草，时不时地停下来凝望远处，装作不知道我一直在楼上留意他的举动。五点钟的时候我付了他工钱。“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园丁，”我说，“我也没打算把你培养成一个园丁。但我们不能走施舍的路子。”
他接过钞票，叠好，放进口袋，眼睛望向一边避开我的目光，轻声问道：“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你应得的。”
他笑了，自顾自笑个不停：“不应得的……还有东西是谁应得的吗？”
还有东西是谁应得的？我一怒之下把钱包朝他手里一塞。“那你信奉什么？白拿吗？想要什么就拿什么？行啊，你拿吧！”
他平静地拿起钱包，掏空了里面的三十兰特还有几个硬币，把钱包还给了我。然后他就出门了，那条狗颠颠地跟在他后面。半个小时以后他回来了；我听到酒瓶叮当的声音。
他不知从哪儿给自己找了个床垫，那种别人带到海滩上去用的折叠床垫。他把小窝挪到了乱蓬蓬、灰扑扑的柴棚里，他就躺在那儿抽烟，脑袋旁边点了一根蜡烛，脚边趴着他的狗。
“我想把我的钱拿回来。”我说。
他手伸进口袋，掏出几张票子。我拿了过来。不是所有的钱，但也无所谓。
“如果你需要帮助，你可以开口，”我说，“我不是个吝啬的人。还有小心那根蜡烛。我不想这儿起火。”
我转身走了。不过，一分钟后，我又折了回去。
“你跟我说过，”我说，“我应该把这个房子弄成一个学生寄宿公寓。实际上，我可以拿它来做更好的事情。我可以把这儿弄成一个乞丐的栖身之所。我可以办一个赈粥房和一个宿舍。但是我没这么做。为什么不做？因为施舍的精神在这个国家已经泯灭了。因为那些接受施舍的人蔑视这一套，而施舍的人则在付出的时候心怀绝望。如果不是将心比心，施舍有什么意义？你认为施舍是什么？就是施粥、发钱？施舍：词源来自拉丁文，意思是推心。接受和给予是同样困难的，同样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一点。我希望你除了躺着还能去了解些其他的事情。”
一个谎言：施舍（charity）， caritas [1] ，跟“心（heart）”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即使我的说教是基于错误的词源学，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跟他说长道短，他几乎是不听的。或许，他只是那对鸟眼睛在发亮，但人其实是处在一种我根本看不出的醉酒状态里。又或许，说到底，他就是不关心。关心（care）：“施舍”真正的词根。我指望着他会关心，但他才懒得。因为他已万事不挂心。万事不挂心，万事不关心。
由于生活在这个国家已经太像生活在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一艘那种老式邮轮，船长借酒浇愁，船员桀骜不逊，救生艇则千疮百孔——我在床头放了一台短波收音机。大部分时候只听得到喋喋言语；但如果一直熬到夜阑人稀，也有些电台会发慈悲放放音乐。昨晚，信号时强时弱——从何处传来的？赫尔辛基？库克群岛？——我听到在放世界各国的国歌，真是天籁之音，多年之前离我们而去的音乐，现在又从星辰上焕然一新地冉冉返回，证明我们所发送的终将复还。一个封闭的宇宙，像一个弧形的蛋，环抱着我们。
我躺在黑暗中，听着这些星星的音乐，还有像星尘一样相伴相随的吱吱啪啪声，微笑着，心里对这些来自天际的福音充满感激之情。有一条边境他们关闭不了，我心想：上空的边境——在南非共和国和天空王国之间。我终归能在那个王国遨游。那里不需要护照。
今天下午，仍处在音乐的魔力之下（我想，那是得自施托克豪森），我坐在钢琴前弹了一些旧时的曲子：巴赫的《平均律曲集》中的前奏曲、肖邦的前奏曲、勃拉姆斯的华尔兹，用的是那几本已残破、斑驳、枯黄的诺维罗和格奥纳
曲谱。我的弹奏一如既往地糟糕，跟几十年前一样看错同样的和弦，重复的指法错误像是已经长进了骨头，再也无法纠正。（我记得考古学家说过，最珍贵的遗骨是那种因疾病而畸形或是被箭头钉裂的骨头：骨头铭刻着史前的历史。）
当我厌倦了勃拉姆斯的甜腻，我就闭上眼睛敲着和弦，用手指寻找一串音符，它一旦出现我就会认出它，那就是我的和弦，早年我们曾称为失落的和弦，心的和弦。（我所说的年代比你出生的年代更早，那时候，当你在一个炎热的礼拜六午后漫步街头，就会听到从某个客厅传来一声声幽邃而执着的琴声，那就是未出嫁的少女在琴键上摸索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玄音。心醉的、悲伤的，也是神秘的年代！纯真年代！）
“
耶路撒冷
！”我轻声唱着，弹着我在祖母的膝头最后一次听到的和弦，“
耶路撒冷是否曾建在这里
？”
最后我又回到了巴赫，笨拙地一遍又一遍弹着曲集第一册的第一首赋格。琴音浑浊，声线模糊，但在一遍遍的重复中，有些真正的东西还是能在一些小节中浮现出来，那是真正的音乐，永生的、自信的、安详的音乐。
我沉浸在自己的弹奏中。但有那么一刻一块地板嘎吱一响，窗帘后面人影一晃，我知道他也在外面听着。
所以我也为他而弹着巴赫，以我最高的水平。弹完最后一个小节，我合上曲谱，双手放在膝上，注视着封面上椭圆形的画像中那个下巴沉坠、眼袋浮肿、笑容圆润的男人。纯粹的灵魂，我心想，然而是在一个多么孤绝的圣殿里！现在这灵魂还能在何处找到归依？在我愚钝的演奏那逐渐缥缈的回声里吗？在我仍随着这音乐而起舞的心里吗？它是否也跻身于另一颗心，那个裤子松松垮垮、在窗外偷听的男人的心？我们这两颗心，这两个爱的器官，是否也在这短短一刻被一根琴弦缚于一线？
电话铃响了：一个住在马路对面公寓的女人提醒我说，她发现我的宅院里有个流浪汉。“他不是流浪汉，”我说，“他是替我干活儿的。”
我不准备再接听电话了。除了你，还有图片上那个胖男人，那个在天堂里的胖男人，我不愿跟任何人交谈；但你们都不会打电话来的，我想。
天堂。我把天堂想象成一个穹顶高高的酒店大堂，广播里乐声轻扬，放送的正是巴赫的《赋格的艺术》。在那儿，你可以坐在宽厚的真皮扶手椅里，不再感到痛苦。一个老人满座的酒店大堂，他们边听音乐边打瞌睡，其他灵魂在他们面前像水汽一样来来去去，所有人的灵魂。一个灵魂熙攘的地方。穿着衣服吗？嗯，我估计是穿着的；但是双手空空。去那儿你什么也不用带，只穿着某种款式抽象的衣服，再带着你头脑里的回忆，使你成为你的那些回忆。一个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地方。一个不通火车的火车站。听着永无休止的天国音乐，什么也不等候，无所事事地在回忆的库房里翻来翻去。
这是可能的吗——坐在扶手椅里听着音乐，不用担心屋门锁了之后，猫会在夜晚的花园里四处徘徊、饿得发狂？这当然是可能的，否则要天堂何用？然而，没有后继之人就死去——请原谅我这么说——还是太有违自然了。要获得头脑的安宁、灵魂的安宁，我们需要知道谁会在我们身后到来，谁的身影会驻守在我们家中那一间间人去楼空的房间里。
我想起我开车经过台地高原和西海岸时看到的那些废弃的农庄房子，那些屋主多年前就搬迁去了城里，走的时候将前窗都钉上了木板，给大门挂上了锁。现在，那儿的晾衣绳上飘着衣物，烟囱里冒着烟，孩子们在后门外头玩耍，朝过往的汽车挥舞小手。一块重新被占领的土地，继任者们安静地宣告着自己的到来。一块曾以武力攫取的土地，被利用，被掠夺，被破坏，然后在它贫瘠的晚年被抛弃。也许，也被爱过，被那些掠夺者爱过，但那只发生在它蓊郁的韶年里，所以，放在历史的法庭上来看，被爱得不够充分。
抛都抛弃了，他们还要掰开你的手指以确保你没想带走什么东西。一颗卵石。一根羽毛。你指甲缝里的一粒芥菜籽。
我就像面对一个算式，迷宫般的算式，长达数页，减法复减法，除法复除法，直到让人头晕目眩。每天我都试图重算一次，心里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在这个个案中，在我的个案中，哪里存在着一个计算错误。而每天我都在同一堵空白的墙壁前面停下来：死亡，湮灭。赛弗雷特医生坐在他的房间里：“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那就是说：我们必须面对这堵墙。但不是他：是我。
我想到那些站在壕沟边缘、即将被埋进去的犯人。他们向行刑队求情，他们哭泣，他们开玩笑，他们行贿，他们奉上自己的一切：从手上摘下戒指，从身上脱下衣裳。士兵们笑了。因为他们总归会拿走这些的，连同他们嘴里的金牙。
没有别的现实了，除了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我被某幅图景击倒时，那种让人窒息的穿心疼痛：空荡荡的房子里，阳光正透过窗户倾洒在一张空床上，或者蓝天下浑朴、清冷的福斯湾——我活过一场的世界向我彰显自己，而我已经不属于它了。我的存在日渐变成了一种目光的躲闪，一种畏缩。死亡是唯一剩下的现实。但思量死亡是我不能承受的事。我想着其他事情的每一刻，都不是在思量死亡，不是在思量现实。
我试着去睡觉。我清空我的头脑；平静逐渐笼罩我。我在坠落，我想着，我在坠落：欢迎你，甜美的睡眠。随后，就在湮灭的边缘，有种感觉赫然升起，把我拉了回来，那感觉只能称为 恐惧 。我一个激灵又清醒过来。我在我的房间、我的床上醒来，一切都在眼前。一只苍蝇停在我的脸上。它清洁着自己。它开始探索。它爬过我的眼睛时，我的眼睛是睁着的。我想眨眼，想挥手把它赶走，但我做不到。我以一只是我的又非我的眼睛盯着它。它在舔自己——如果可以用“舔”字的话。在那些隆起的器官中我没有发现能叫作“脸”的东西。但它就在我上面，就在这儿：它雄赳赳地爬过我，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生物。
要么是，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尽力让重量不要压在臀部，那里是最疼的地方。我脑海中浮现出埃丝特·威廉斯和那群丰满的女孩
，她们穿着花朵图案的泳衣，正以轻松的仰泳姿势游过碧蓝的、泛着涟漪的水面，欢笑着，歌唱着。吉他不知在何处弹奏；姑娘们轻启双唇——唇色和蝴蝶结一样艳丽绯红——唱出了声。她们在唱什么？落日……再见……大溪地。旧梦如潮，我想起早年的萨沃伊电影院
，想起一先令四便士的电影票——那些曾经流通的硬币已永远消失了，被熔化了，只有我的抽屉里还留着几枚法寻
，一面刻着乔治六世，那个好国王，口吃者；另一面是一对夜莺。夜莺。我从未听到过夜莺的歌唱，也不再听得到了。我抱紧这怀念，抱紧这遗憾，抱紧国王、还有游泳的姑娘们：只要闯进我心里的，我都紧紧抱住。
要么我起来打开电视。一个频道在转播足球比赛。另一个频道里，一个黑人手拿《圣经》，用一种我都叫不出名字的语言在布道。这是一扇门，我打开它，世界就涌入。这就是展露在我眼底的世界。就像对着一根管子往下窥看。
三年前，家里遭过一次贼（你可能还记得，我在信里提过）。窃贼不仅把他们所有能拿的都拿走了，而且还在他们离开前翻转了每一个抽屉，划破了每一张床垫，打碎了碗碟，砸坏了瓶罐，把储藏柜里的食物通通扫到了地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困惑地问警探，“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这就是他们的本性，”他回答说，“一群动物。”
在那之后我在所有窗户上都装了护栏。一个敦实的印度人来安装的。他把杆子拧进框架后又在所有螺丝的头上封了胶水。“这样就拧不开了。”他解释道。走的时候他跟我说：“现在你安全了。”并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
“现在你安全了。”动物园的饲养员晚上锁门时，对那种没有翅膀、不会飞的鸟儿说的话。一只渡渡鸟：最后一只渡渡鸟，老态苍苍，生不出蛋了。“现在你安全了。”落上门锁，听任那些饥饿的掠食者在门外徘徊。一只在自己的巢里瑟瑟发抖的渡渡鸟，睡觉也睁着一只眼，憔悴不堪地迎接黎明。但很安全，在她的笼子里很安全，护栏稳当，线路通畅：电话线——可以让她在最后的绝境里呼救；电视线——可以引入世界之光；收音机天线——可以从星群中召唤音乐。
电视。为什么我要看电视？政客们每天晚上按时亮相：只要看到那些我从小就熟悉的面孔，那些沉抑、无表情的面孔，我就感到郁悒和恶心。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霸王，那些干瘦、粗笨的男孩，现在长大了，晋升为这片土地的主宰。他们，还有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一家子亲戚：一窝蝗虫，一群在这个国家肆虐成灾的肮脏蝗虫，饕餮无厌，以活生生的血肉为食。为什么我要忍着惊悚和厌恶去看这些人？为什么我要让他们出现在屋子里？因为蝗虫家族的统治就是南非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就是我的病因？合法性他们已不再劳神自证。合理性他们已不放在眼里。吸引他们的，是权力和权力的醺酣。宴饮，会谈，吃人不吐骨头，只打饱嗝。慢吞吞地、大腹便便地发言。围成一圈坐着
，辩论起来死搬硬套，宣布判决如同锤击：处死，处死，处死。对尸臭置若罔闻。耷拉着眼皮，乜斜着猪眼，一副农民
祖传的狡黠相。彼此之间也各怀鬼胎：农民的悠悠鬼胎，几十年才孵得出来。新非洲人，坐在大班椅上，满脸横肉、腆着将军肚的男人：白皮肤的塞奇瓦约、丁冈
们。凌压底下的人：以体重称雄。以硕大的公牛睾丸凌压他们的老婆、他们的孩子，扼杀他们所有的火花。自己心里则没剩半点火星和热度，板滞的心脏，像块死沉沉的血肠。
而他们的思想愚蠢得千载不变，愚蠢得千篇一律。他们的功绩就是，经过多年的词源学沉思之后，将愚蠢（stupidity）抬高成了一种德行。使呆滞（to stupefy）：剥夺感情；使麻木，使失去活力；使震骇。木僵（stupor）：不敏感；冷漠、无知觉；头脑迟钝。愚笨（stupid）：官能迟钝；平庸；缺乏思想或感情。都是从拉丁文stupere（使惊愕，使震惊）一词衍化而来。从愚笨到惊愕，到呆滞，再到变成石头，一条上升线。他们的思想就是“这思想坚如磐石”。一套把人变成石头的思想。
我们看着这些人，就像鸟儿看着即将一口吞掉自己的蛇，呆愣在原地。呆愣原地：我们对死亡表达的敬意。在八点到九点这段时间，我们集合，他们在我们面前亮相。一种仪式性的亮相，就像佛朗哥战争期间戴着兜帽的主教们列队出场。一场死亡之舞
：向我们表演我们的死亡。叫嚣着“
¡ Viva la muerte!
”
，恐吓着。年轻的也要死。活着的都得死。吃自己幼崽的公猪。公猪战争，布尔战争。
我对自己说，我看的不是谎言，而是谎言背后隐藏的真相。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打着盹儿（我仍然在写昨天的事），读了会儿书，继续打盹儿。然后我沏了茶，放上一张唱片。《哥德堡变奏曲》开始一小节接一小节在空中回响。我走到窗前。天快要全黑了。那个男人正蹲在车库的墙角抽烟，烟头闪着微光。他或许看见我了，或许没看见。我们都在听着。
在这个时刻，我心想，我很清楚他的感受，清楚得就像我正在和他做爱一样。
这个念头虽然来得突兀，虽然让我充满厌恶，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忖了忖。他和我相依相偎，合上双眼，共赴鸿蒙。这一对儿可不太像样！就像是我在西西里旅行时站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与一个陌生男人身体挨着身体，脸对着脸。也许这就是来世的样子：不是一个有扶手椅和音乐的大堂，而是一辆人头攒动的巨大公共汽车，行驶在四野八荒。只有站立的空间：仅能侧身活动，和陌生人摩踵擦肩。污浊的空气，无所不在的唏嘘和呢喃：“ 抱歉，抱歉 。”秽乱的接触。永远处在他人的凝视之下。私人生活的终结。
他蹲在院子的另一头，抽着烟，倾听着。两个灵魂，他的和我的，缠绕在一起，沉醉其中。就像昆虫尾对尾交配，脸各自冲着一边，胸腔在搏动——也许会被错认为仅仅是呼吸，除此之外就只有平静。平静，物我两忘。
他把烟头弹了出去，地上火花一闪，然后一片漆黑。
这屋子，我在浮想。这世界。这屋子。这音乐。这一切。
“这是我女儿，”我说，“我跟你提起过，住在美国的。”顺着他的目光，我看着照片上的你：一个满面春风、莞然微笑的而立之年的女人，背对一片绿地，手抚着风吹起来的头发。自信满满。这就是你现在的样子：一个找到了自我的女人。
“这是他们的孩子。”
两个裹在帽子、大衣、靴子和手套里的小男孩，端正地站在一个雪人旁边，等着快门响起。
一阵短暂的沉寂。我们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我在他面前摆了茶，还有玛丽饼干。玛丽饼干：老人食品，适合无牙人士。
“如果我死了的话，我想拜托你件事。我有些文件想寄给我女儿。但是要在事了之后。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是我不能自己去寄的原因。其他事情我会自己来。我会把文件装进信封，贴足邮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包裹拿到邮局的柜台上去。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他有点不知所措。
“如果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我不会请你帮忙。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到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你不能拜托别人吗？”他说。
“我可以拜托别人。但我现在是想拜托你。这些都是私人文件，私人信件。是我给我女儿的遗物。这就是我能留给她的所有东西，她能从这个国家收到的所有东西。我不想别人打开来看。”
私人文件。这些文件，这些文字，要么你 现在 正在读，要么你就永远读不到。它们会送到你手上吗？还是它们已经送到你手上了？一个问题的两种问法，这问题我永远不会知道答案，永远。对我而言，这封信无异于托付给海浪的文字：一封瓶中信，上面贴着南非共和国的邮票，写着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这个男人、这个信使回答说，手里把玩着勺子。
他不想给出承诺。即使他承诺了，事实上他也不一定要遵守约定。临终的嘱托永远无法强制。因为死者不是法人。法律就是如此：所有契约失效。死者无法被欺骗，无法被背叛，除非你还把他们放在心上，在良心上对他们犯罪。
“没关系。”我说，“我本来还想请你到屋里喂喂猫。不过我会另做安排的。”
另做什么安排？在埃及他们把猫砌进主人的坟墓。我想要这样？——黄眼睛们来回逡巡，寻找一个出口逃出那个黑暗的洞穴？
“我只能让它们安乐死，”我说，“它们太老了，不合适送人了。”
我的话像水冲击岩石一样冲击着他的沉默。
“我必须处理它们，”我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如果你面临我这样的处境，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他摇了摇头：未必。确实，未必。迟早有一个冬夜，当他静脉里的虚假火焰的热度不足以再维持他的生命，他就会陨灭。他会死在一个门廊下或一条甬道里，双臂叠抱在胸口；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会有一条狗在他身边哀哀呜咽，舔着他的脸。他们把他装走，把狗留在街上，这就将是结束。没有预案，没有遗产，没有茔墓。
“我会替你寄出这个包裹。”他说。
[1] caritas （拉丁文）：仁慈；施舍；博爱。是英语charity一词的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