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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以来，华北问题作为日本社会大众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引起广泛的讨论。最初，华北是作为经济开发的对象亦即日中经济合作的一环而进入大众视野的。华北的矿产、农作物、交通贸易、金融等，包括将来的开发计划都成为舆论的谈资。关于这些经济问题，目前我所掌握的资料虽不完整，但从以下选取的几篇文章亦足以一窥华北经济的实际态势。
木村增太郎《确立华北经济工作的基本政策乃当务之急》 （《国际评论》9月号） 。
高木六郎《华北开发概论》 （《钻石》10月号） 。
森武夫《资源丰富的华北》 （《东洋》11月号） 。
五十子宇平《华北的天然资源》 （华北问题丛书之一） 。
东洋协会调查部编《华北最新消息》。
其他刊登过类似内容的经济类杂志包括《钻石》 （8月1日号的樋口弘《纵观华北经济》等） 、《东洋经济新报》 （7月13日号的《华北经济的全貌》等） 、《经济学家》 （8月11日号的《日满中经济区的基本调查》及其他） 等，简直不胜枚举。
华北问题亦被视为“日满中经济圈”
问题。从经济角度来看，华北经济的发展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具有补充作用，因而广受关注。作为“日满中经济圈”论者，猪谷善一做了以下解读：
“日满中经济圈”以日本为领导。首先，以“日满中经济圈”内的经济互助合作为重点。其核心在于摒除日本以扩张势力为唯一目的的帝国主义政策，实现经济圈内各国享受平等利益且经济上互通有无。其次，在日本的领导下开发满洲及华北的经济。此次开发必然会刺激巨大的购买力，不仅有利于亚洲，亦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利益。以上两点必须在构建“日满中经济圈”之时充分考虑。 （《国际知识》9月号）
关于“日满中经济圈”论的特点，大致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为日本是领导者；第二为经济圈内各国经济互助；第三是对满洲及华北的经济开发。这里的“领导”一词概念颇为模糊，“摒除日本以扩张势力为唯一目的的帝国主义政策”之后，究竟能否实现“经济圈内各国享受平等利益”，对此我深感疑惑。此外，如果能在这个区域里产生巨大购买力那再好不过，不过我认为这种判断为时尚早。
以上所述“日满中经济圈”只是日本单方面的计划，未免太过理想化了。要实施这一计划，至少需要考虑三大问题：第一是参与国中国方面的情况；第二是国际关系；第三则当然还有日本自身的实力问题。这三大问题相互关联，不仅关系到此计划的成败，而且会不断地影响计划执行的具体进展。
华北问题，并非仅通过调查其储备资源状况，判断农作物的状况，调查贸易情况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开发，对此我们了解得很少。上面提及的多篇论文中，时任中日实业协会副总裁高木六郎的观点，我认为有不少待商榷之处。因为，这篇论文具体展示了那些对华持有利益关系的日本热心的实业家所描绘的计划。抛开这些方面的内容不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观点。
（一）积极建设铁路。
1. 沧石铁路延长至大沽，即为石沽线 （“满铁”系的华昌公司和沧石铁道公司之间签署了建设合同） 。
2. 延长胶济铁路，预定三条路线。一为济南至平汉线的彰德。二为济南至顺德 （此计划不执行） 。三为济南到道口镇。
3. 山东铁路高密至陇海线徐州的路线。
4. 延长赤峰多伦线的预定线至绥远的平地泉 （平绥线的延长更是与长驱直入新疆的大计相关） 。
（二）港湾政策。
将青岛作为华北的大门，南以海洲，北以天津、芝罘为辅助港。
（三）开发铁矿资源。
1. 金岭镇铁矿 （60%的磁铁矿为山东鲁大公司所有）
2. 龙烟铁矿 （50%的褐铁矿为察哈尔省所有）
“只要日本在‘满洲国’努力经营，上述资源皆在掌控之中”，因此应尽早着手研究开发。
（四）开发煤炭资源。
日本之所以觊觎山西煤炭，乃因其挤兑日本煤炭行业，因而日本欲将山西煤炭液化后出口，抑或在山西原地开采后建设发电所以供化学工业之用。
（五）开发农业。
1. 棉花
2. 小麦
（六）促进羊毛业的发展。
上述计划并非最新制订，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是与中国有利益关系的日本实业家们的诉求。而且他的意见中有一点颇值得一提，即十分欢迎英美国家的投资参与。据他所言，“华北与满洲不同。没必要强烈排斥外国。现在北宁一线的铁路建设有英国的投资，开平炭坑也有英国的投资。这些资源的开发不能排斥外国资本的参与，而小麦、铁矿虽然都是日本独资，但修筑铁路、大沽港，治理洪水等方面应寻求外国合作”。 （附记，这一计划后来略有修正。可参照《日中经济合作批评》）
然而，华北问题中最重要的点并非经济开发的问题，而是经济开发问题的前提条件即政治问题。厘清政治关系是先决条件。就连满洲铁路在华北的先锋队，即兴中公司也不过是最近才正式成立的。因而不难理解屡受非难的日本大资本为何一直迟迟不出手，其背后原因亦在于这一前提条件尚未成立之故。如前所述，一直以来经济开发的必要性主要还是着眼于国家基本政策，倘若单从个别资本利益出发，短时间内很难说是有利的投资，尤其风险颇高。期望这些开发计划如期完成，为华北居民带来实际利益，通过刺激购买力为日本资本带来收益并最终使经济红利流回日本，恐怕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关于华北问题，一般倾向于将其视作日本资本主义范畴内的经济问题。“日满中经济圈”论者的立场其实是如此。不过，我认为以此番经济视角去看待华北问题，并不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一定要说开发华北对于日本经济而言尤为迫在眉睫，那也只是铁矿资源。而且，此结论也绝非经过精密调查而得。至于石油，“去陕西看看说不定也有”，这种认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资本家们怯懦的态度。
正因如此，关于日本对华北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并非特意忽略以经济利益为基本诉求的帝国主义之基本动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并未忽视华北的市场价值，以及华北作为原料供给地的经济价值或资本输出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之前也有所论述。最近华北问题受到重视，同时亦被视作经济问题而在短时间内得到关注。正如帝国主义论的言论家们所指出的：
对于金融资本而言，已发现的原料资源固然极其重要，但其实尚未开发的原料资源也很重要。无论如何，虽然现今社会生产技术迅速发展，但仍有些国家尚未能利用先进技术。那么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是否有新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否投入更多的资本，都将影响该国的未来利益。譬如，勘探新的矿藏资源，并通过加工成多种原料加以使用等，这也是所谓的新方式。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将金融资本在经济领土上的扩张解读为实际上只要有领土就必须努力投入资本。因为这种扩张将来会“实现”托拉斯 （现在暂时未有） 利润，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得垄断利益，原始资本翻倍甚至三倍地增长。而所谓的金融资本究竟是什么，有何顾虑，有何风险等全都抛诸脑后，只需一味地尽力获取更多的土地即可。金融资本对他国资源的投入或是仅因偶然地发现原料产地而为之，或是殊死争夺尚未被分割的最后一片土地，又或是已被瓜分的土地面临重新分配的局面因而争先恐后上前。
不过，在此形势下，让我们重新审视日本之激进推行大陆扩张政策，其原因不仅在于纯粹的经济利益驱使，更是着眼于国际局势的布局，即以华北为基础的地理因素上的考量，以及日本在大陆出于战略目的急需获取地盘的诉求。如此情形下，正如前面的作者所引用的法国某资产阶级著作家做出的如下评述，即“随着生活愈加复杂化，且劳动大众以及中产阶级的负担加重，最终所有古老文明国家的和平受到威胁，充斥着焦虑、愤懑以及憎恶。也就是说某个阶级所释放出的能量必须找到对应的出口，抑或为避免其在国内爆发动乱而需在国外寻找出路”，我认为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那么，具有上述复杂意义的华北眼下是何种情形呢？正如所见，华北形势颇为复杂且呈现出混沌之态。华北各省的最终目的是脱离南京政府，但离此目标尚远。以今日情形来看，华北非武装地带一方面有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另一方面河北、察哈尔的主帅宋哲元对于南京政府的竭力挽留仍表示犹疑。现在华北打着“自治”和“防共” （防备共产军） 的旗帜，其背后的意义颇耐人寻味。华北民众的“自治”运动，无论是对于“日趋垮台的南京政权＝浙江财阀统治”而言，还是对于在华北外围地带争夺稳固地盘的共产军，乃至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都值得开展充分深入的探讨。而现阶段，还仅着眼于表面上的政治意义。
因此，不少人都将眼下混沌的形势解读为华北努力从华中 （浙江财阀） 榨取的对象或殖民地的地位向所谓“日满中经济圈”转换的过渡性现象。当然，这一过程必定会伴随种种摩擦。
［作者按：视华北为华中浙江财阀的殖民地，这一说法源自高桥龟吉的《华北事件的经济背景》 （《改造》1935年8月号） 和中野梧一的《华北经略杂感》 （《改造》1935年12月号） ，对此我颇有异议，但在此暂不论及。］
时至今日，中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竞相角逐的对象，这一点在此无须赘述。眼下情形，某个国家以激进的扩张行为搅动整体，引起了异常震荡，两国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这一点亦无须在此强调。但此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譬如华北，并不能因为英国的利益仅限于对北宁铁路、开滦煤矿的投资，美国在华北贸易的利益关系也甚少，就可将其当作简单的问题来处理。现阶段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因此将华北问题视为整个中国的问题，甚至是全世界的问题，我认为一点也不夸张。且看最近南京政府在英国金融资本的援助下改革货币制度而日本对此持反对态度，以及远东的政治问题在裁军会议上是如何被重视并发挥着微妙的作用，便可知一二。
（1935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