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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家报纸上海报道，中华苏维埃政权首都瑞金于11月10日失守，从福建省长汀进攻的东路军即李默庵率领的第十师及第三十六师皆已入城。瑞金恐怕落到了中央军手中。中央军入城之时，共产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出几日，雩都、会昌皆将被中央军攻破。据上海消息，中央军现正在追击从瑞金往雩都、会昌方向逃亡的共产军，而据此正可以推断出其实共产军早就完成了预定的后退并已向西移动。
瑞金陷落的消息传遍南昌，当地的军政界一片哗然，沉浸在异常兴奋之中，完全可以想象到其欢呼雀跃之状。
1931年11月7日，正值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 （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瑞金定为首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至今恰好三年整。
自今年年初以来，蒋介石“讨伐”
共产军之策即长年的持久战术渐渐奏效。经济封锁和道路建设使中央军队的机动能力得以提升，与此同时，中央军队逐渐向共产区域中心逼近。福建事件解决之后，国民党政权得以向福建输送有力的直系军队，加之得到广东军陈济棠麾下余汉谋部队的协助，使得“讨伐”工作有了更大的进展。中央军于4月中旬进攻中央苏维埃区，并成功将共产军势力范围缩小至宁化、清流、汀州
（以上皆为福建区域）
、会昌、瑞金、兴国、宁都、石城
（以上皆为江西区域）
几个县城。谣传中央苏维埃区岌岌可危，但此后几乎未见中央军有何进展，反而进入夏季之后，共产军在四川边界、浙江边界以及福建活动频繁。中央方面却将此视为共产军“大势已去”之征兆，认为共产军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果然，蒋介石于9月26日下达全军总进攻命令。之后的进展从各个区域来看情况如下：
（一）福建方面，残留在西南部的尤溪、大田、永安的红军因受中央军的压制，或逐渐归顺投降或被逼至清流、连城一带，加之10月上旬蒋介石派顾祝同 （五省“剿匪”军北方总司令） 去往福建，令其督战东路军，最终中央军于10月下旬占领了汀州东南数里之地的河田 （距离汀州1日行程） 。10月中旬之后，派往福建西南部的中央军兵力共计步兵约8000人、炮兵约2000人、大炮10余门、土炮约60门、狙击炮6门、机关枪约400挺。于是，据传长汀于10月31日 （或者根据特电可能是11月1日） 陷落。
（二）江西方面，在北路军的进攻之下，至10月中旬石城 （10月6日） 、兴国 （10月14日） 两县相继被中央军占领，宁都也于10月26日陷落。
（三）广东方面，自南路军即广东军占领筠门岭以来，广东省境内相对平静。10月下旬，江西红军朱毛主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即突击队发起南进运动 （据广东省汇报，红军兵力约10万人） ，于23日占领了江西南部的安远。南路军集结于南雄 （广东） 、大庾、南康、信丰 （以上皆为江西区域） 一带殊死防卫。红军将主力集中于信丰，两军对峙，形势十分危急。据之后的消息，广东军于10月26日夺回安远以及信丰。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清楚看到，在蒋介石军队发起总攻之前，共产军便已决定放弃中央苏区，主力在总攻开始之时就向西迁移了。
1931年1月以来，共产军历经蒋介石军队长达4年累计5次的大“围剿”，并屡次将其击退，苏维埃政权得以维持。蒋介石鉴于多次失败而决定采取持久战术，效仿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举措，广泛运用道路政策、保甲政策、居民怀柔政策等，以所谓七分政治工作、三分军事工作为宗旨，并倾整个南京政权的兵力及财力为之。据闻，“讨伐”军的现有兵力为江西33个师，福建20多个师，国民政府“讨伐”红军的费用即日常军费支出为月均2200万元，大约是政府月收入的四倍。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尤使工业不发达且远离经济中心城市的中央苏区极度窘迫。为了与中央军相抗争，苏维埃区全体进入一种战时经济体制，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与备战相关联，并服从战争需要。苏维埃区内不可避免地出现租税负担加重、纸币增发、物价上涨等状况。与此同时，富农、中农阶层的不满情绪高涨，极度的贫穷困苦亦滋生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AB团事件、托派分子、向中央军投降者等等）
。不久前红军第六军总指挥
孔荷宠向蒋介石投降，在与中国报纸记者的见面会上，孔谈及红军“有大炮但没有火药，兵工厂根本不能造火药，5辆飞机中有3辆可用，但没有燃料”，还说“1盎司盐要1元以上，1尺布要2元以上”。由此不难想象苏维埃区在经济上的困苦窘迫之状。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于今年1月12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及人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汇报了第一次大会以来两年间的活动。会后通过的《中华苏维埃的经济复兴》，从其内容中涉及对政府工作的几条建议来看，直面苏维埃区内迫在眉睫的经济困难实为必要之至。譬如，针对经济封锁的困难应采取措施促进与非苏维埃区之间通商
（第4条）
，要求中央银行为吸收存款采取的措施
（第7条）
，注意防止滥发纸币
（第8条）
，注意反动分子
（第9条）
，强调战时经济
（第11条）
，等等。
（参见白川次郎《苏维埃中国最近的经济措施》，载于《自由通商》11月号）
当时盛传自去年11月20日福建事件以来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与共产军之间缔结了军事协议，即从福建向共产区域运送约半年量的食盐及其他粮食用品。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除苏维埃区域的经济困难。总而言之，江西、福建苏维埃中央区皆为工业不发达地区，在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下，还能与拥有相当先进武器装备的中央军相抗衡，必须说是勇气可嘉而令人惊叹的。而且，倘若苏维埃政权欲往沿海乃至内河沿岸大城市扩散势力并建立根据地，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仅要面对蒋介石军队，还因威胁到列强的利益而需抵挡外国舰炮的攻击。纵观此前1927年11月11日广东苏维埃政权、1930年7月17日至8月7日长沙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便是如此。现今内外双重夹击下，红军面临放弃中央苏区的困境。以当前形势分析，部分红军既已获得地盘，且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而从战略上来看以易于防守的四川为新的根据地，将红军转向西面，亦不失为一时之计。加之四川仍处于落后的诸多军阀封建割据状态，简直就是混乱中国的缩影，民众苦于苛捐杂税的恶政，这些都成为共产军进驻四川的有利条件。从今年年初蒋介石军队发动进攻，到共产军领导班子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四川方向西移，前面谈及的孔荷宠也说到了类似的内容。然而，共产党内部坚决守卫中央苏区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西移之说也暂时被搁置。我觉得，从当前的形势其实可以推断出共产军早晚要被迫放弃首都。在这个意义上，8月中旬萧克、彭德怀
部队从湖南、广西向贵州转移也可视为一种前卫战。8月上旬共产军转战福建，8月末罗炳辉的部分部队及方志敏部队转战浙江都可看作是一种牵制战术。
综合以上几种信息，我们来看看至今为止共产军西移的状况。
（一）湘鄂赣军区第六军军长孔荷宠投降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萧克部队，共计士兵1万人、枪支4000支，并于8月中旬采取行动，经遂川，南下江西、湖南省交界，直逼湖南南部，占领桂东、汝城、宜章，而后继续西进，至资兴、桂阳、新田、宁远、嘉禾、蓝山、零陵、临武、东安。江西、湖南省境内的李天柱部队也与之相呼应。中央区的彭德怀部队共计士兵3万人、枪支1.8万支，主力紧追萧克部队之后，至上犹、崇义地区。红军袁凤鸣部队及新编独立师师长徐洪的部分大军至遂川，而先锋队队长陈德清部队已在此时到达江西、湖南省交界。萧克与彭德怀成功会师后，于9月下旬击败贵州军，占领天柱、玉屏、石阡、余庆，并与沿河南下的贺龙部队在铜仁、印江地区顺利会师。
（二）江西主力部队放弃长汀之后，将残留主力部队一分为二，其中2个军团约6万兵力留在瑞金、会昌、雩都以巩固后方阵营，同时主力部队3个军团约10万大军于南康、信丰 （？） 攻打中央军，并向无人之境前行，夺取上犹、崇义、大庾后西进，据5日上海所得消息，共产军先锋部队已出湖南省桂东、汝城，并向宜章方向西进中。 （此项据11月7日《大美晚报》）
针对以上共产军西进大移动，中央军遣薛岳部队至赣州，但薛岳并没有穷追猛打，而旨在阻止共产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心区域。广东军认为如果筠门、三南、平远、翁源、南雄、城口失守，则东江、北江区域也岌岌可危，因此决定全力防止共产军侵入广东北部，在夺回被共产军占领的地盘后，停止反击而静观其变。此种形势下，最为狼狈的是西南总指挥何键的湖南军。何键于10月25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挥军南下至湖南省南部的汝城、桂东区域，然而原本何键自长沙事件以来就不敌共产军，眼下只能派六十二、六十三、十五、十六这四个师至莱阳、安仁、茶陵战线，从远处旁观共产军一路西行。
如此一来，共产军西进几乎毫无障碍，大致如普遍预期的那样，共产军势力向西面大移动可谓指日可待，而对中国政局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江西共产军问题，也将随着共产军根据地的西移而再次凸显。
江西共产军主力所在之处，即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根据地。共产军主力究竟是一路西移至四川，抑或止步于湖南一带，此为当下重要的问题。湖南一直都是共产军的游击根据地，且过去在湖南、江西、广东的交界处曾建立苏维埃政权。从整个中国政治局面来看，该地区的重要性远大于四川，更有消息称过去共产军内部曾讨论过将湖南南部的嘉禾一带作为新的根据地。倘若共产军中心势力停留于湖南，那么蒋介石与湖南的何键，以及其与西南之间的问题，就依然是中国政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从湖南南部至安仁、攸县、醴陵、长沙、岳州、武汉乃是太平天国革命军走过的路线。因此，湖南南部完全有可能成为共产军的新根据地。然而，多年以来湖南一直是“剿共”西路总指挥何键的地盘，如果共产军停在此处必会招致蒋介石的“讨伐”大军进驻湖南。这对蒋介石而言可谓一石二鸟，一可以解决多年的心头之患即何键，二可将衡州及其他地区作为飞机根据地。但于共产军而言，此可谓遍体鳞伤又无药可治，将再次直面中央主力军的“围剿”，恐怕绝非有利的战术，因而终究还是会选择入川。
被共产军列为新地盘候选者的四川省，在中国各省中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以近几年的历史来看，四川军阀多如牛毛以致连年混战，简直就是混乱中国的缩影。关于四川问题，值得一读的是刘宣明的文章《四川问题的归咎》 （连载于《东亚》1934年第7、8、9月号） ，其中对四川现状有如下描述：
四川的经济状态不仅为军阀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还构建了社会基础。自四川大量进口外国商品以来，国内的农业、手工业皆濒临破产，但地主及乡绅仍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勾结官员，将乡村置于他们的淫威霸权及强取豪夺之下。军阀也利用他们作为封建榨取的工具。破产的农民被逼为兵或匪。盗贼集结衍生出军阀，而匪贼又扩充了军阀兵力，在盗匪统一的基础上成为变相的正规军。如此一来，四川军阀不仅因分支流派众多而冠绝全国，而且其兵力之众多亦为全国第一。民不聊生又源源不断地为军阀输送兵力。
四川省各军阀无一不招兵买马，为造子弹枪支必然加重赋税。苛捐杂税名目众多，预征的钱粮相当于数年的地租……而且逮捕、监禁、杀戮等封建压迫皆任意为之，简直无法无天，其残酷程度就连中世纪王侯也望尘莫及。
近几年四川军阀的抗争局面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态，即刘湘、刘文辉以及北道的李其相、罗泽洲、杨森一派，最后演变成二刘之争。最终刘湘胜出成为四川王，乃因其占据了重庆这个四川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刘湘不过是立于北洋军阀末端、汲汲于私利的一介军阀而已，其强取豪夺，使治下的工商金融行业皆受重压而苦不堪言。对农民亦是苛刻榨取、横征暴敛，其防区内预征钱粮一年多达四次且另有附加税，更为苛刻的是民众随时会被迫分担临时军费开支。另外，强收鸦片税的行为简直是骇人听闻。此外，他亦严格管制民众言论。刘宣明对他做了如下评价：
刘湘在成功统一四川后，不仅没有破除旧有的封建压榨，反而增加了新的压榨。捐税、海关税、税款的预征、附加税、强制的代付及分担、征粮等日渐加重。因此共产军所到之处无一不大受欢迎。可以说刘湘的统一注定将来的四川会再次陷入混乱局面，同时这亦是当前军阀混乱催生出的产物。而四川的混乱局面显然为共产军的到来预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反过来，我们再看一下共产军在四川的状况。1932年9月自湖北而来的徐向前部队在两省交界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川陕苏区。北至紫阳、镇巴、南江、宁羌，西至广元、昭化、苍溪、保宁、仪陇，南至渠县、开江一带。但自1933年年末以来徐向前部队屡屡败北，本来占有13个县的川陕苏区最后仅剩万源、镇巴两县。不过，最近四川各派军阀内乱不断，“剿匪”总司令刘湘的辞职风波又起，趁此之际徐向前大军力挽颓势，夺取通江、巴中、仪陇并于10月中旬占领宣汉。另外，据传徐向前部队欲经开县攻打万县。但另一方面如前面所述，贵州省内的萧克、彭德怀两军于9月下旬击败贵州军而占领了天柱、玉屏、石阡、余庆，并与沿河南下的贺龙部队于铜仁、印江地区成功会师，一说三军会师后将北上直指万县，另一说会师后将再次分兵攻打重庆。
倘若进入四川中南部，那里有自流井等丰富的岩盐资源，此前苦于食盐匮乏的共产军亦可首先解决此问题。
汉末天下乱如麻之时，刘备谋策巴蜀之地并攻陷成都，实现了孔明所云三分天下之大计。孔明在汉中休兵劝农，实行军屯耕种，养精蓄锐，为汉中源源不断地供应了10万余北伐远征军。蜀汉平安无事20年。
蒋介石政府忧惧之事，即红军攻下四川并在此建立红色共和国。首先，四川具备充分的革命要素。其次，由四川经甘肃、新疆与红色外蒙之间的联络之路也易于打开。联络之路一旦打通，中国本土境内将出现一个稳固的红色政权且威胁到整个中国。
据传，蒋介石基于此前汉口军事会议的决议，下令陕西、甘肃两省军队及湖北的中央军“围剿”四川共产军。如此一来，即便共产军进驻四川，在争夺地盘之际亦难逃与蒋介石军队决一死战的命运。且多年来英国势力早已渗透四川，此前闹出风波的连益金融公司便具有东印度公司的性质，刘湘以四川矿产为抵押向该公司举借5000万元卖国性质贷款。另有一传闻，说福建事件里英中双方签署了秘密协议，英国准许中国建设从缅甸经云南入四川的铁路。但另一方面，据8月3日的报纸报道，称刘湘与法国的工业财团之间签署了从重庆到成都的铁路建设合同。总而言之，于共产军，四川是执行长江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据点，攻打四川必然要直面帝国主义这一坚固屏障。
如今对于共产军主力撤出江西将会给中国政局带来何种影响，可谓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将因此抬升，并在对西南关系方面于军事上占优势。有观点认为，广东的陈济棠因此应进一步向中央妥协，显出臣服之态，湖南的何键亦如此。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广西派一向与蒋介石水火不容，因而此番变动亦有可能使蒋武力解决广西的时机提前。无论蒋介石的权力在短时间内如何迅猛膨胀，他也不会成为第二个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究其原因，乃因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搅动中国时局的内外诸多势力在对华政策上，分裂为之的离心力远胜于统一为之的向心力，且这股离心力在不断增强。无论如何，我认为仅从当下中国政局这个层面去看共产军势力西移的影响，是错误且片面的。
我等甚为关注的，是今后共产军的发展。我相信，中华苏维埃绝不会是太平天国那样的命运。他们这三年在该区域所尝试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支那
及支那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其经验，包括众多失败的教训，必将给向西南转移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提供新的方向。
（1934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