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中收录的，是我十余年来一些礼学研究的习作。我对礼学的关注，是从2007年开始的，经过数年对丧服制度的研读，首先写了《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一文，刊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是从社会理论角度解读丧服礼制的开端，但只是一些初级的想法，很多问题尚无法深入，又找不到门径。2011年，我发现了张闻远先生的《丧服郑氏学》，顿时有拨云雾见青天之感。其后一边考究张先生生平与学问，一边跟随他追溯古代礼学，尤其是丧服学的渊源，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十多年下来，尝试写了不少文章，从中挑选出十八篇还有些价值的，辑为此书。

2011年春季，为了能对礼学问题有一个直观感受，我根据《丧服郑氏学》中的线索，全面梳理了《通典》中关于王昌前母服的争论，写成《王昌前母服议》一文，在我召集的“婚与丧”礼学研讨会上宣读，后收入会议论文集《婚与丧》（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此文虽为尝试之作，但其故事性和复杂性，为我进入礼学问题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入口。而每隔一二年组织朋友们召开或大或小的礼学会议，亦由此开端，后来于2014年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希望能对推动礼学研究有所贡献。

2012年，我又因初步点校《丧服郑氏学》第一卷而遇到“妇人不杖”的争论，复又由此争论入手，全面梳理辨析丧礼用杖之礼意，而成《论“妇人不杖”》一文，提交彭林先生召集的礼学研讨会，那是清华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我尝试研究《丧服经传》的开端。蒙彭林先生不弃，此文后收入其主编的《礼乐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对于礼学这样一门相当复杂琐碎的专门之学，我的研究方式是从学术争论入手。在浩如烟海的礼学著作中，学术争论就是一把钥匙，可为我们这些极度缺乏经学训练的后辈找到治学门径。我与学生们长期关注的一个大的争议，就是明代大礼议。《若子与降等》和《祭及高祖》二文皆由大礼议而作，前者涉及濮议与大礼议争论的核心问题为人后之礼，刊于《能仁学报》第15期；后者则关乎大礼议与宋明之后祭礼改革的关系，刊于《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

我与周飞舟兄带学生读《丧服》的时候，恰也是乔秀岩、叶纯芳二先生在北大带学生做礼学研究的时候，当时他们刚刚发现杨复重修的《仪礼经传通解》之《祭礼》部分。颇受益于他们对朱子礼学的研究，《祭及高祖》也是这一交往的成果。小文《说辟领》亦是辨析朱子礼学的一个副产品，刊于《中国经学》（第13辑）。

通过对《丧服》的深入研读，我对礼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了体会，但也深感这种过于专门的学问，进去是有可能出不来的。如果完全深入到对丧服琐碎问题的辨析，在当今学术界，很容易变成自说自话，而无法与他人对话。进入礼学，本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岂能越做越窄？因而，一方面需要熟悉礼学的细节，另一方面不可忘记研读礼学的初衷，即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礼学的意义。于是，由丧服学出发，我注意从几个方面拓展自己的思考：第一，我试图从更全面的视角看经学体系中的礼学问题，因而除了三《礼》本身，必须旁及他经；第二，我试图从蔚为大观的清代学术做一个更总体的思想性理解；第三，不断回到最初研究礼学时所关注的社会理论问题。其后的许多思考，大多与这三个方面有关。《圣人无父》一文（刊于《经学研究》，2013年秋季号），即是因社会理论的兴趣而审视现代中国学术中从母系社会角度解读上古神话，并结合诗经学与礼学的一篇成果。

《张闻远先生学述》一文，是经虞万里老师鼓励，梳理闻远先生生平学术的一篇文章，刊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2辑，而由先生上溯，试图窥见清人礼学之思想面貌，便有研究黄氏父子（刊于《南菁书院与近世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与程瑶田（刊于《徽学》第15辑）的两篇文章。我一直以为，清人学术绝非仅为考据饾饤之学，其表面的朴学背后，应有相当大的理论关怀。戴震、凌廷堪、段玉裁、阮元、焦循等概莫能外，而程瑶田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入手点，他的《通艺录》中诸多考据著作名重一时，而其宗法、丧服二书之理论关怀，乃在于《论学小记》与《论学外篇》中对心性之学的重审，故由程氏之学，颇可窥见乾嘉义理学之一斑。晚清黄氏父子，也有同样特点，无论在心性之学还是礼学上均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且两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其思想总体究竟为何，应做一总体讨论。相较而言，张闻远先生为清代礼学之殿军，其丧服学足称经典，而其论性理学之文字却颇寥寥，然而读其《日记》，却知先生家学出自桐城派，终生服膺程朱，每日以四书为日课。故张先生亦为晚清汉宋兼采之成果。

对张闻远先生丧服学的反复研读，使我逐渐明了其学说的核心为《正尊降服篇》，对此篇之详细解读具于《点校重刊〈丧服郑氏学〉序》（《丧服郑氏学》书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而其主要理论内容，亦纳入本书《张闻远先生学述》一文。《人道至文》（刊于《史林》2016年第3期）、《〈礼记·三年问〉与〈荀子·礼论〉关系再讨论》（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的基本问题都来自对《正尊降服篇》的解读。《丧服图考论》（以《五服图与古代中国的亲属制度》之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是在读了几年丧服之后，对“差序格局”问题更进一步的思考。

《三年丧起源考论》（刊于《文史》2020年第3期）是对丧服理论中最重要的三年丧问题的历史考证。此文之作呈现出我思考礼学问题的另一个面向，即我们不可能假装自己是古人，完全无视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而接受古人的一些学术信仰。清人尊郑，实与郑君有重大不同，今人仍可尊孔尊郑、重解经义，但必须建立在现代学术的基础上。一方面，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到，经学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历史性这一点并不能否认其思想意义。此篇论文曾与陈鸿森先生反复讨论，非常感谢陈先生的帮助。

《〈礼运〉首章再考辨》（刊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9辑）之用意与《三年丧起源考论》相反相成，是对康有为以来对大同小康之解读的全面批判与重审，意在回归《礼运》之本义，并由此看礼学思想之下的历史演进。为唐文明《彝伦攸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写的序《大同抑或人伦》，则与之相呼应，是对康有为问题更直接的讨论。

为孙庆伟《追迹三代》和《鼏宅禹迹》所写的书评《从古史重建到经义新诠》（刊于《中国文化》，2018年秋季号）有平衡这两方面的考虑。古史辨破除了古人的许多神话，考古学却证明古史辨的很多怀疑是不必要的。考古学可以证明三代确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过它无法证明尧舜禹是圣人。既是经义新诠，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尊信六经。此篇书评确立了我对待经学的一个基本态度：六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三代文明精神的记录与提升，而三代文明，在许多重要方面确立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新时代的经学，并非将六经中的每一部、每一句都当作颠扑不破的信条，而是通过解读六经义理，诠释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这一思路，与现代西方学者对待《圣经》的态度，亦颇类似。经学传统中的两个高峰，郑学与朱学，便曾是经义思想之基本精神的两个诠释体系。为华喆《礼是郑学》所写的书评《今人如何读郑学？》（刊于《读书》2019年第5期）则是借助了乔秀岩、华喆一系对郑学的精彩解读，来看郑学的经义体系。

以上略述了书中所收诸文的撰作缘起、思考所在，以及原刊之处。这些文章收入本书，并未按照写作时间次序，而是根据所写内容，分成四部分，重新排序。最先的五篇（《从古史重建到经义新诠》《今人如何读郑学？》《大同抑或人伦？》《〈礼运〉首章再考辨》《圣人无父》）意在重审现代学术的相关问题，尝试解读经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随后五篇（《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丧服图考论》《三年丧起源考论》《人道至文》《〈礼记·三年问〉与〈荀子·礼论〉关系再讨论》）是围绕丧服之核心理论问题的讨论，虽然角度不同，但对“差序格局”与尊尊亲亲关系的思考贯穿了所有五篇文章。再后面的四篇（《王昌前母服议》《若子与降等》《论“妇人不杖”》《说辟领》）则是对丧服学具体问题的讨论，是亲亲尊尊原则在丧服制度细部的落实方式。最后四篇（《祭及高祖》《精义之学》《礼学即理学》《张闻远先生学述》）则集中于由宋至清的礼学思想史，包含了对汉宋学术关系的思考。

“礼以义起”，是古人对礼学与礼制的精要概括，而作为本书的书名，则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含义：作为历史制度的礼与经学义理之间的关系、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异同与兼采、现代学术中经义新诠的方式及其意义。三条线索相互交错，虽千条万绪，皆可归结于性命之义。

本书的写作，要感谢孔子研究院和凯风基金会的支持，感谢三联书店钟韵女史和苑琛先生的辛苦工作，感谢诸多老师、朋友、学生，特别感谢黄秋怡对书稿的全面校对。最后，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内子卢奕的全力支持，使艰难的学问之路，终有现实生活中的落脚之处。

吴飞
乙丑岁末于仰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