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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广为流行的《人类简史》中，赫拉利雄赳赳地描绘了人类如何“建构”了货币、国家和宗教等许多非自然事物。国家、规则和制度都是被建构的，这并非新奇观点。先前许多思想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马克思分析过国家是在阶级社会里被建构出来的，而在消灭了阶级的未来社会里，国家也将消亡；福柯分析过知识和权力以辩证方式进行的互相建构；维特根斯坦把一切规则和制度都理解为被建构的“游戏”或“生活形式”，如此等等，更不用说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的工作都是从建构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的建制，在此无须多论。赫拉利的新意在于，把人类的“建构”理解为基于信念而生效的“虚构”
。这个理解很有道理，但似乎过于强调虚构性反而可能遮蔽了规则和制度的实构性（factualization）。我使用这个有些奇怪的概念是想说明，文明的建构确实很可能始于唯心的虚构，但问题在于，并非任何虚构都可行，显然，唯物的实践将做出由虚到实的最后选择，实构的实践会形成对虚构想象的一个淘汰过程，就是说，任何能够转化为事实的虚构都必定能够
确实解决
生活中的某种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在真实世界中被淘汰而转存为文学或哲学，因此，可行的虚构的另一面必须是实构。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有价值的虚构其实都是生活博弈问题硬逼出来的实构而绝不仅仅是迷人的想象。以博弈论的理解而论，人类的制度和规则都是在长期博弈中形成的稳定博弈均衡转换而成的，而博弈均衡显然是实践性的实构，绝非虚构。另外，虚构之初或凭借信念而成，但只要落实为生活形式，其可信性就主要是实践问题了，可信性最终在于可行性。信念仅凭自身无法自我作证，最终能够为信念作保的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实践的大量实例”，就是说，生活形式的最终基础并非信念而是实践的力量。
初始状态的人类不可能凭空产生意识革命。流行的说法是认知革命，但认知革命的概念容易暗示人类思想开始于知识问题，这却未必准确。早期人类的所有问题首先都是生存问题，其中包含认知，但还包括适应、即兴创作、赌博性的探索以及建立“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多半不是知识而是假设，甚至是迷信），因此，意识革命是一个更广义因而更合适的概念。人类的意识革命必定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事关生存而能够改变生活形式的奇迹般的媒介。每种媒介的发明都提出了新问题，也带来了新经验，因此开拓了新生活。可以说，文明早期的 每一种 媒介发明都是伟大的创造，都为生活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都有开天辟地的效果。比如，曾经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介绍了至少数万年前人类就发明了绳索，这个伟大发明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斧头和车轮。除了物质性的发明，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发明对于生存同样至关重要。通常认为，群体的合作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关于群体作为人类初始条件的理论论证可以追溯到荀子和普罗塔哥拉 (2) ，很可能还有更早的反思。群体合作固然于生存最为要紧，却不是人类首次遭遇的新问题，原始人以及许多种类的动物的生活里早就存在密切合作，这个事实甚至令人想象到集体性也是一种先验基因。虽然合作是人类生存的原始基础，却不是发动意识革命的第一原因。合作行为曾经持续了百万年而没有导致革命性的改变，因此，真正导致意识革命的契机必定是一种介入性的奇迹，即切入到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中的某种“中间性”的革命性的媒介，它所开创的新经验足以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开启意识的新问题。
最古老的革命性媒介可能是也应该是工具。关于工具的科学和考古学研究已经很多，无须多论，其中特别重要的哲学意义是，工具使人类得以主动支配某些因果过程而把主观性加于自然过程，好似参与了自然运作（古人的说法是“与天地参”），因而使得人类的存在开始具有了主动性。不过，主动性与人得以自立的主体性之间尚有远途。工具建立的对因果关系的自觉意识肯定是意识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却不是 充分条件 。不少动物也使用工具（切不可五十步笑百步地认为动物的工具比原始人的工具粗糙得多），也有因果意识，甚至有艺术观点，却并未导致意识革命——当然，科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动物的大脑功能不够强大。可是，即使有足够脑力的原始人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因果意识而产生意识革命，就是说，因果意识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原始人使用工具只是大大改善了生存境况，却在很长时间里（百万年或数十万年）并没有产生意识革命。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果意识只是一种单项能力，不足以开拓全面立体化的思想空间，尤其不足以形成怀疑和争议的反思能力。即使在人类的成熟思想中，因果意识也只能解释一部分思想问题。因果关系不足以解释逻辑分析和推论，也无法解释关于价值、情感、愿望和想象力的问题，更无法解释自由意志。可见，因果意识只是发达的动物心智，尚未革命性地升级为具有怀疑、逻辑分析和反思能力的自由心智。
如果工具意味着原始人类通过把握因果关系而在“生的问题”上获得一种主动性，那么，早期人类意识对“死的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也意味着另一种自觉性。死是仅次于生的重大事实，却似乎提出了更为震撼的问题：生乃是化无为有，虽无法解释，但生本身是好事，就不用追究了，可是，死把有变成了无，这就太震撼了。当有灵性的存在失去了灵性的迹象，这是难以接受的，灵魂哪里去了，更是不可理解。人类不可能不去思考这个惊心动魄的问题，因此，死的问题也很可能直接触动了人类的自觉意识（有迹象表明，少数动物，例如大象，已经有了关于死的悲怆意识）。德布雷相信人类文明可能就始于以图像去象征性地解决死的问题，因为考古发现人类最早的图像几乎都是生者与死者、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既是一种交流，更是一种挽留。早期墓葬里的图像表明，人类试图拒绝生命的终结，试图通过永远在场的图像而留住消失的生命。图像召唤灵魂，从而使生命继续在场，因此，早期人类创造的图像不是艺术，而是神奇的方法，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手段”，就像打猎的工具一样有用。由于死像太阳一样“无法直视”，关于死亡的思考就蕴含着“从可见到不可见，从短暂到永恒”
的意识突破。于是，对死的思考使生的事实超越了自然性而具有了精神性。也许需要说明，这个理解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见识并不冲突。孔子绝不否认死的问题的精神性（儒家自来极其重视死的事情），孔子命题的直接意思是：如果不理解生的意义，就无法理解死的意义。其深层含义则是：如果生没有精神意义，那么死也没有精神意义。其实，在人类的存在具有精神性之前，生死都轻如鸿毛。
工具和图像无疑都是意识革命的助力因素，但恐怕都尚未触及意识革命的临界条件，都不是实现意识革命的那个点铁成金的因素或临界点。追求生命不朽之图像显示了不可见的或不在场的世界，这一点对于精神世界非常重要，但就历史证据来看，图像的出现晚于工具和语言，因此，人类的意识革命应该早于图像，而图像只是进一步增强了意识革命，尤其是增强了生命的精神性。至于工具，如前所论，工具的专用性及其所揭示的特定固化的因果关系也不足以建构完整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因果关系缺乏超越自然需求的精神性或思想性，因此不足以形成自由意志和人文价值。可以说，工具扩大了生存空间，提高了生存效率，却仍然不足以使人类的存在超越生存（survival）的概念而变成具有精神意义的生活（life）。
人类的意识革命最有可能发源于语言的发明，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共识，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以及几乎所有语言学家都相信这个推断。语言不仅能够表达实在世界，而且本身就构造了一个非实在的世界，一个有着自身结构和运作规则的新世界，于是，语言世界既是存在又是表达，一身兼备存在和表达的世界可谓最大的奇迹，显然，语言的“创世”能力绝非其他任何媒介所能望其项背。不过，仅仅肯定语言为意识之本，这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判断，虽广受承认而平平无奇。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解释语言何以导致了意识革命，更明确地说，语言里的什么因素或何种功能构成了意识革命的临界条件。语言本身是个长期演化的事实，似乎长达数十万年，并非一时之功，于是，关于语言自身的历史性，也需要追问到底是何种创举使语言成为语言，更具体地说，是何种奇迹使传递信息的信号转变为生产思想的语言，即动物信号系统如何得以转变为人类语言，这是语言隐藏于自身深处的秘密。究竟是哪一种语言功能启动了意识革命，这正是尚不清楚而需要想象和分析的问题。
那么，何种语言行为最有可能最先发动了意识革命？赫拉利提出一个有趣的想象，他认为导致认知革命的语言活动主要有两种：闲话（中文版翻译为“八卦”）和虚构。这个过于有趣的论断实有不小的疑问，需要略加讨论。据说原始人通过背后互相说坏话而得知谁是骗子谁是朋友，就像现代人一样喜欢“嚼舌根”和各种“爆料”，结果，话越多意识越发达。
这个推想恐怕是一种“现代化”甚至后现代的臆想。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始人说了些什么，但几乎可以肯定，吃饱没事干而嚼舌根，对私密生活的爆料津津乐道，显然不太可能是艰苦卓绝的原始生活的兴趣点和重要场面。且不说原始人的生存压力远大于闲言碎语的乐趣，原始集体生活的公开性也远远超过私密性，原始人不可能有太多值得爆料的私密故事。即便在权力竞争上，原始人也更多通过直接暴力威慑去建立权力，或用以暴力作保的理性策略去获得权力，比如通过以德服人、以公服人的“阳谋”去建立威信，而不像后世经常诉诸缺德的阴谋，因为在一个社会的规模变得足够大而形成不可测的复杂性之前，阳谋比起阴谋更有力量（韩非对此有过著名论述
）。总之，从生存需要出发，人类的早期语言必定是一个人人可以放心能够信任的信用系统，否则毫无社会价值。简单地说，如果早期语言不等于真话和诺言，恐怕难以发展为真正的语言。在能够立字为据之前，语言（口语）就是真理的证词，无论是事实的证词还是无悔的诺言。当语言只有语音，说话就要算数，否则语言完全无助于交流与合作，反过来说，假如早期语言就已经陷于谎言和闲话，就不可能发展出其他任何信用系统。在人类早期的公共空间里，语言是最早的信用系统，是共同生活的保证。假如早期语言不可信，文明恐怕就难以发展，甚至难以存在。说话不算数，或造谣欺骗，诸如此类的现象应该是文明高度发展之后的事情。
另外，语言的虚构功能对于人类思想的形成无疑极其重要，在这一点上，赫拉利的看法大概是可信的。正如赫拉利指出的，语言的虚构功能使人得以创造各种原本不存在的文明形式，包括信仰、制度和货币等等。假定这个推想为真，那么就需要追问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语言的虚构功能何以可能？显然，虚构属于相当成熟的语言功能，并非语言的初始能力。因此，就顺序而言，虚构能力应该是意识革命的后果，而不是原因；就逻辑条件而言，哪怕是最简单的虚构，也必须以人类已经发展出关于可能性的意识为前提，否则无虚可构，就是说，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超出现实性的可能性，即超出所见之“实”的不可见之“虚”，意识才具备进行虚构的条件。既然可能性意识是虚构能力的逻辑前提，意识革命就并非始于虚构，而始于可能性意识的发生。可见，虚构也是意识革命之后的故事。
这里进入了关键的问题：人类究竟是如何意识到可能性的？以何种方式开启了可能性的意识？或者说，可能性并非实在事物，也不可能在经验中被给与（given），那么，可能性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人类为什么能够在现实性之外创造出可能性？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古地”想象语言的初始状态——语言的初始状态消失了，没有物质遗留，无法真正地进行考古，但可以逻辑地进行最合理的回溯，而逻辑上最合理的事情大概率就是真实的事情。
按照科学观点，许多动物也有某种相当于语言前身的信号系统。这意味着，在形成语言之前，原始人类一定早就拥有了信号系统，至少包含指称和指令的功能，比如，x指称“猛兽”，y指令“快跑”之类。信号系统只有“a代表b”的语法，也就相应地只有一种逻辑关系：a是b。因此，信号系统只能表达实然性或必然性，而无法表达虚拟性或可能性。缺乏可能性的意识空间是一维的而不是多维的，如此单调的意识空间不足以形成思想空间。这意味着，在开启可能性的意识之前，或者说，在形成多维意识的分叉路径之前，信号系统不可能按照信号自身的逻辑直接发展成为语言，必须有某种突变。在此，我们要寻找的就是信号转变为语言的临界点，它必定是能够开启思想的无限性或多维度的第一个概念，于是，这个革命性的概念本身就必须蕴含着无限可能性，并且必定指向超越“a是b”结构的前所未有的逻辑关系。
如何在现时的语言结构中去发现意识的历史线索，这是个问题。对此，我希望采取一种“逻辑考古学”的方法（这个概念可以理解为向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致敬），去理解思想的时间性“过程”如何固化为语言的空间性“结构”，相当于一个连续过程映射为逻辑结构。由于我们不可能超越语言的界限去思想，因此可以把语言看作思想的基因库，语言的基因序列就相当于意识演化的历史刻度，由此可以显示语言的何种功能是逻辑在先的。事实上，作为意识演化的活遗产，语言的基因序列保存着意识演化过程中被结构化的历史性，特别是，意识的演化过程被固化地刻画在语言的逻辑结构中，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的逻辑结构去分析意识的历史性。为什么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而不是语法？理由是，逻辑结构是语言所隐含的不变结构，也可以说是语言的思想语法，而语言的语法只是思想语法的特殊表达或个性化表达，属于特殊文化，语法没有必然性，而逻辑是必然普遍的。逻辑与语法的层次不同，逻辑是语言的思想结构，它解释了思想之所以成为思想的必然性，而语法是语言的文学结构，它解释的是思想表达方式的丰富性。
在语言中最重要的“意识古迹”是，语言逻辑结构的函数关系表达了思想运作的约束条件，而思想的约束条件又意味着意识演化的历史顺序。比如说，在人类能够说出“如果…那么…”的逻辑蕴含关系（或与之等价的任何语法表达）之前，绝不可能进行推理，至多能够进行联想（逻辑和），也不可能把特定有效的因果意识转化为普遍有效的理由意识。就这个例子而言，可以“考古地”推论，在语言的逻辑功能里，∧应该历史地先于→。接下来我们将发现逻辑关系里更有趣的历史性。总之，如果人类的初始意识没有经过语言的思维化革命，信号就不可能演变为语言，人类意识就仍然只是心理现象而不可能发展成为思想和精神。因此，我们将在语言结构中“考古地”发现思想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什么是思想的发生条件？什么是思想的第一个概念？或者，什么是最早的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