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对于许多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校园的人来说，鲁迅不只是一位现代文学作家，更是个人阅读史上的一个保留节目。在始发于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读书无禁区”和“欧风美雨”的时代洗礼中，鲁迅像一道时隐时现的风景，有时是近景和外景，有时则是远景和内景。在各种各样私人或群体必读书单上，“鲁迅”恐怕并不属于那些曾给人带来终生难忘的震撼和醍醐灌顶的启示的伟大时刻，甚至多数时候并不占据意识的前台。事实上他或许更像一个幽灵独自徘徊在后台。相对于《约翰·克里斯朵夫》《浮士德》《精神现象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鲁迅作品也许更像一段旧时记忆，一个放不下却尚未来得及回答或细想的问题。这个幽灵般的影子或“脚步声”从不曾消失。不如说，正是通过这种略显边缘化的、不连贯的在场，它构成我们阅读史内部一条隐秘线索，进而揭示出其中超越个人兴趣的集体性和历史性。

在社会性引力场作用下，当年学校内外的读书口味大体上是重西方轻中国，在“中国”内部则重古代轻现代，中文系概莫能外。教学体系下的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课程，似乎也并没有增加学生对鲁迅作品的亲近感。就我个人而言，此前阅读鲁迅的个人经验（它可以直通童年记忆）同专业学习之间的接口，不是现代文学而是比较文学。这同我本科论文指导老师乐黛云先生的学术背景有关，亦可谓一种偶然。乐老师本是现代文学出身，但那时刚结束在哈佛和伯克利为期三年的访问，回到北大着手组建比较文学学科和全国比较文学学会。但“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鲁迅”或“鲁迅与尼采”这样的题目的确立刻透出一种无可回避的必然性：在所有20世纪中国作家中，鲁迅无疑最具有世界语境中的对话、批评与阐释价值。按学生时代的急进和武断态度，其作品简直是唯一“拿得出手”、“值得”或“经得起”认真持续的思考与讨论的现代中国文学文本。

这些置于意识“后台”和视域“边缘”的印象、经验和问题，为日后同鲁迅反复的、看似偶然的相遇或遭遇埋下了伏笔。在“文化热”期间西学理论方法论大潮的高点，鲁迅忽然在自己笔下同本雅明的寓言批评和历史哲学结合在一起，或不如说本雅明的思想和语句，顺着中译者潜意识里的兴奋点，在另一个历史文化时空里鬼使神差般地找到了鲁迅。写于1988年6月的一篇名为《遗忘的谱系：鲁迅再解读》的长文，本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刊第七辑而作，后收录于1997香港牛津版《幻想的秩序》（202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第二版），可算我第一篇“鲁迅研究”论文。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是标准的“非主流”和“体制外”写作，对鲁迅和本雅明这两个话语和风格系统的联系、比较和分析也未免有失生硬、缺乏批评的中介，但其中的问题意识和批评直觉（它由文章的原始副题“寓言、历史与重读鲁迅”暴露无遗），仍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作者三十多年后对鲁迅所做的更为系统的分析与阐释。

在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本已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自己第一本英文专著《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两卷本，却不顾两位导师的建议，执意要在毕业赴职前六七个月时间里，另写一部以周作人小品文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这种行为看似心血来潮，背后却有鲁迅的幽灵作祟亦未可知。系统阅读周作人并对其小品文写作做出初步的分析和判断，同进一步阅读鲁迅当然可以构成一种不可或缺的互补和对照关系，或也可算一种“曲线治鲁”。事实上，分析周作人的写作实践和理论为我打开了白话散文同世界散文和散文史之关系的新视野，为日后从杂文入手重读鲁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和批评的出发点。也因为这层关系，这部博士论文（1995）至今仍未修改成书出版，只有个别章节及其中译零星发表。不过，它仍是我在“学院建制内”做“周氏兄弟研究”的“尝试集”。

再次回到鲁迅已是十年之后。彼时在批评理论、美学、政治哲学和中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等领域的工作逐一告一段落，于不经意间也爬完了象牙塔里的职业楼层。但表面上的精力充沛与行动自由，往往隐藏着对新的紧张、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下意识渴求。这种时刻和状态，或许竟最有利于鲁迅像“非自主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般从“忘却”下面浮出来。2006年秋冬，我第一次受邀访问东京大学国际哲学中心，几乎想也没想就决定以鲁迅、尼采和本雅明为题做八场演讲。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西方学术语境下，以中国文学经验为材料，向具有深厚鲁迅研究积累并取得非凡成就的日本学界介绍美国批评理论“前沿”问题和方法。回头看，这次东大访问，是我将鲁迅研究提上议事日程、置于意识前台和中心的契机与转折点。自此同日本学界保持的密切联系和深厚友谊，也成为我阅读鲁迅时一个不可或缺的个人激励和思想参照系。

从2007年开始，大致按照重读《鲁迅全集》的节奏，我相继在纽约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了几次鲁迅研究课程；在国内外学界做了一系列关于鲁迅文学批评分析和理论阐释的讲座、座谈和演讲，但内容偏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创作和“思想”。从2008年开始，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聚焦于鲁迅杂文和鲁迅文学风格的现代主义维度，于2008年暑期和2011年秋分别在北京大学和纽约大学组织双边师生研讨会（其中纽约大学会议名字就叫“杂文的时代”）。2009年发表的《杂文的自觉》《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等文章，就是这一时期阅读的阶段性小结。在此期间，我对鲁迅小说现代主义形式手法的分析，对杂文“政治本体论”及其感性外观的分析，以及对鲁迅的记忆-时间结构的分析，得到了国内外不少同事和老友的鼓励和建设性批评，也在青年学者和学生中间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和讨论。2012年，经王德威教授引荐，同哈佛大学出版社达成口头协议，计划于近期内按拟定的内容提要和章节目录提供一部鲁迅文学研究专著书稿（本书“引言”章介绍的“六大命题”，即取自英文专著简介中的“六点提纲”）。但随后几年，随着国内兼职工作的展开和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CCT）多边合作的日益扩大，自己的时间精力变得有些碎片化，英文版鲁迅专著写作计划一拖再拖，事实上被束之高阁。这期间的文章多收录于《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和《批判的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从中可见自己的研究兴趣不断被当代议题、理论议题和政治议题所吸引或“带跑”。在鲁迅研究方面，只是在ICCT北大中心博士后项目下专设了一个鲁迅研究平台，以青年学者为主组织小范围、国际化的学术研讨。这种力不从心的尴尬状态，直到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此前二十多年来视为常态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戛然而止，方才得以彻底扭转。这个仍在持续的逆境给所有人带来的不便、艰难和茫然自不待言，但对于自己酝酿多年的鲁迅研究写作计划来说，却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话虽如此，在2020年3月纽约大学“封校”后，自己仍经过了长达半年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习惯上的适应和调整，方才进入鲁迅写作计划的全速运行状态。在这六个月里，自己慢慢从风声、雨声、叫骂声、爆炸声声声入耳的焦虑烦躁状态，过渡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潜心写作状态。每日有规律的写作，也逐渐从开始的清扫外围和“还旧债”模式转向聚焦于鲁迅。起初只是打算把学生数年前就已替我准备好的80万字讲课录音整理，按出版标准修改打磨一番。但很快我便放弃了这条“捷径”，决意另起炉灶，从头写一部系统的、具有批评方法论意义和文学原理性探讨性质的鲁迅文学分析阐释的著作。

按问题、材料和分析阐释路径，整个计划分为三卷：第一卷分析鲁迅文学在1924—1927年间以杂文为核心的“自觉”和“成为自己”；第二卷分析“上海时期”（1927—1936）的创作；第三卷处理鲁迅除杂文和主要翻译写作外的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散文诗和回忆自叙体“美文”。呈献于读者手中的这本《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是这部鲁迅研究三部曲的第一卷。

三卷本围绕六个命题展开论述，即：一、文学在鲁迅研究中的首要性；二、杂文在鲁迅文学分析中的首要性；三、鲁迅风格的现代主义特征；四、鲁迅文学的哲学构造；五、鲁迅文学的政治性与政治本体论；六、“作为写作的翻译”。在本卷“引言”里，我对这六个命题做了初步的介绍。各卷开头都有一个长篇“批评导论”，扣住各卷具体处理的文学经验和文学现象，进一步对这六个命题逐一做更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在北京大学32周年之际，周作人曾作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大的支路”。他写道：

有人说北大的光荣，也有人说北大并没有什么光荣，这些暂且不管，总之我觉得北大是有独特的价值的。这是什么呢，我一时也说不很清楚，只可以说他走着他自己的路，他不做人家所做的而做人家所不做的事。我觉得这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地方，这假如不能说是他唯一的正路，我也可以让步说是重要的一条支路。（周作人，《北大的支路》，1930）

周作人自称并不怀抱着什么“北大优越主义”，只是觉得它应该保持自己的精神。对于这种精神，周作人并未故弄玄虚，只直白地说无非是“积极的工作，要奋勇前去开辟人荒，着手于独特的研究”；此外还有不模仿他人，不随大流等，但这些其实本已包含在“奋勇开荒”和“独特的研究”里面，是学术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所谓“支路”，自然是相对于“干路”而言。对此周作人有些闪烁其词，只道在“读书”和“救国”之间，他也说不清主次关系，“或者革命是重要一点亦未可知？”因此他“姑且假定”：“救国，革命是北大的干路吧，读书就算作支路也未始不可以”，于是便有了“支路”一说。然而，鲁迅杂文倒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支路”，正如鲁迅和鲁迅文学的存在方式，本身也都指向一条“重要的支路”，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成为中国现代性道路和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寓言和象征。今天日渐专业化、体制化、碎片化的学界，固然不再为“救国”“革命”“启蒙”这样的“大叙事”所左右，但我仍愿意把自己在鲁迅文学批评阐释上所做的一点努力，视为鲁迅研究“支路”上的一次探索。

2022年9月8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