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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相助

我常说,我这辈子总遇到高人,而且都是女性。就说说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吧。

第一位是听我课的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女研究生。我讲课时使用“非婚性行为”这个词,她当场就说:“干吗老是用这个词?就没有‘非爱性行为’吗?为什么不说?”说得我心服口服。

第二位是我在北京陶然亭游泳场遇到的一位穿三点式的女性。因为在游泳场门口的大牌子上写着“禁止三点式”,我就问她:“你怎么敢穿呢?”她说:“这个(三点式)不是我敢穿不敢穿的问题,是你敢看不敢看的问题。”说得我心悦诚服。

一直有些朋友(尤其是外国的)关心我所遭受的阻力甚至磨难。其实没那么多,更没那么严重。当年历史系的教研室主任劝过我停课,老一辈先生发过火,相当高的头头下令调查过我的调查,公安和保安审查过我的身份,但是,一来我解释清楚后就再没有什么,二来这都是他们的职责使然,三来这些并没有对我构成压力,更形不成阻力,说它干吗?倒是后来90年代中后期出现“性学热”后,有位记者问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因为新学科更容易突破?我只好说:现在这么想还差不多,你太年轻,不明白我的那个根本无从选择的时代。

知情人最好奇的并不是我“讲性”,而是在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里,怎么会有人能“讲性”呢?为什么李银河当时在北大就开不出这样的课程呢?这就没有什么必然性了,完全是偶然性。1985年批准并且鼓励我开课“讲性”的那位历史系的系主任李文海教授(1932—2013),后来荣任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1987—2000)。虽然他老人家再也没有提过这件往事,但是也从来没有明确地否定过。结果,下面的某些人虽然屡次试图停掉我的这门课程,但是终归没敢下手。

其实,我与李文海校长不但没有任何私交,就连偶然见面还是在学校组织的疗养期间,而且只有一次,以后再无交集。本书写作以前的30多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过程,生怕给老校长带来任何麻烦。现在老校长已经仙逝,我再不说,就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此后,承蒙曾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郑杭生教授(1936—2014)的厚爱,我才能从历史系转到社会学系,从而创立和推进性社会学这个分支学科。郑杭生教授曾经在2005年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回顾道:“1987年,在我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潘绥铭从我校历史系转到社会学系。当时他已经专门研究性社会学而且做出了成绩,当然也受到了一些非议。我的态度非常明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性现象,不仅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所必需的,应该大力支持。”

当然,反向的相助也属遇到贵人,因为人家把我当回事。20世纪最初十年,在预防艾滋病领域中有一位老先生,他最主要的主张就是使用安全套来预防艾滋病是不可靠的,应该实行“洁身自好”。因此他也就到处批评我,说我主张性自由,促进艾滋病传播。这本是言论自由,我也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当面反驳过他,很伤老先生的面子。但我没想到的是,老先生居然几次三番地跑到人民大学来告我的状,要求“处理”我。在科研处处长跟他谈过之后,他仍然三次来找校长,到了第四次,是郑杭生教授作为副校长跟他谈了,他才作罢。

其实郑老师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是过了很久,有一次他谈起老年人的固执,就举这例子,说老先生这一代人不懂得以辩论取胜,只相信组织处理就可以批倒一个人的学问。但是郑老师并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是别人问起,他才点头的。只可惜,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老先生的,也许是点通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灵犀吧。

我的几本关于小姐的专著,全靠阮芳赋教授 帮忙,在台湾出版;还有的研究专著则是靠李丹 帮忙,在香港出版的。 B01G43GMOohIaQ4Wg6EaZ5IH+tJ/2QiDZDa7PGPC9QLPYtknsKiqO0uNFlQ+/N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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