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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我这辈子总遇到高人，而且都是女性。就说说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吧。
第一位是听我课的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女研究生。我讲课时使用“非婚性行为”这个词，她当场就说：“干吗老是用这个词？就没有‘非爱性行为’吗？为什么不说？”说得我心服口服。
第二位是我在北京陶然亭游泳场遇到的一位穿三点式的女性。因为在游泳场门口的大牌子上写着“禁止三点式”，我就问她：“你怎么敢穿呢？”她说：“这个（三点式）不是我敢穿不敢穿的问题，是你敢看不敢看的问题。”说得我心悦诚服。
一直有些朋友（尤其是外国的）关心我所遭受的阻力甚至磨难。其实没那么多，更没那么严重。当年历史系的教研室主任劝过我停课，老一辈先生发过火，相当高的头头下令调查过我的调查，公安和保安审查过我的身份，但是，一来我解释清楚后就再没有什么，二来这都是他们的职责使然，三来这些并没有对我构成压力，更形不成阻力，说它干吗？倒是后来90年代中后期出现“性学热”后，有位记者问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因为新学科更容易突破？我只好说：现在这么想还差不多，你太年轻，不明白我的那个根本无从选择的时代。
知情人最好奇的并不是我“讲性”，而是在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里，怎么会有人能“讲性”呢？为什么李银河当时在北大就开不出这样的课程呢？这就没有什么必然性了，完全是偶然性。1985年批准并且鼓励我开课“讲性”的那位历史系的系主任李文海教授（1932—2013），后来荣任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1987—2000）。虽然他老人家再也没有提过这件往事，但是也从来没有明确地否定过。结果，下面的某些人虽然屡次试图停掉我的这门课程，但是终归没敢下手。
其实，我与李文海校长不但没有任何私交，就连偶然见面还是在学校组织的疗养期间，而且只有一次，以后再无交集。本书写作以前的30多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过程，生怕给老校长带来任何麻烦。现在老校长已经仙逝，我再不说，就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此后，承蒙曾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郑杭生教授（1936—2014）的厚爱，我才能从历史系转到社会学系，从而创立和推进性社会学这个分支学科。郑杭生教授曾经在2005年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回顾道：“1987年，在我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潘绥铭从我校历史系转到社会学系。当时他已经专门研究性社会学而且做出了成绩，当然也受到了一些非议。我的态度非常明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性现象，不仅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所必需的，应该大力支持。”
当然，反向的相助也属遇到贵人，因为人家把我当回事。20世纪最初十年，在预防艾滋病领域中有一位老先生，他最主要的主张就是使用安全套来预防艾滋病是不可靠的，应该实行“洁身自好”。因此他也就到处批评我，说我主张性自由，促进艾滋病传播。这本是言论自由，我也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当面反驳过他，很伤老先生的面子。但我没想到的是，老先生居然几次三番地跑到人民大学来告我的状，要求“处理”我。在科研处处长跟他谈过之后，他仍然三次来找校长，到了第四次，是郑杭生教授作为副校长跟他谈了，他才作罢。
其实郑老师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是过了很久，有一次他谈起老年人的固执，就举这例子，说老先生这一代人不懂得以辩论取胜，只相信组织处理就可以批倒一个人的学问。但是郑老师并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是别人问起，他才点头的。只可惜，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老先生的，也许是点通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灵犀吧。
我的几本关于小姐的专著，全靠阮芳赋教授
帮忙，在台湾出版；还有的研究专著则是靠李丹
帮忙，在香港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