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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失败的经历也促使我发现：观察，单纯的观察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调查手段，但必须有明晰的理论假设、调查设计和操作规范，才可能获得有学术意义的成果，才不致流于文学化的“大透视”或“面面观”。
20世纪80年代末期，城市公园里异性间亲昵行为的增加是有目共睹的，评论甚多却无研究。因此，我按照这样一套指标体系，进行了观察：
1. 把当事人的亲昵举动划分成十个“行为等级”；
2. 把周围是否还有非情侣的别人、离当事人有多近、是路过还是驻足久留、当时的可见度（天色与有无遮挡）等因素综合成十个“场景等级”；
3. 行为与场景的乘积就是该对象的“综合等级”；
4. 加权平均求出该公园该时期的“总体等级”；
5. 用中位数标识出人们实际的“亲昵界限”；
6. 历时态地计算出不同城市的发展曲线和总曲线。
这项观察在1985—1989年的每个夏天，在北京等六城市的13个公园中，在日落之前（20米之外可以看清观察对象的眉眼）实施，共观察了23532对情侣。观察结果很有意义，因为它说明的绝不仅仅是当事者有多么“勇敢”，更是周围人（代表社会）有多么“宽容”，而且只有把两者综合起来才能说明这一侧面的性文化的总状况和历史发展。但这个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引起国际学术界注意的是思路、指标和量化测算方法，尤其是实施观察中的一套操作规则。
1. 不允许在日落后或者绕过遮掩物去观察，因为那时的场景与人们在屋里床上是一样的，观察毫无意义。
2. 一切行为等级均以观察者的第一眼所见为准，不得超过三秒。行为等级还包括仅仅是并肩而行，不得略掉。
3. 观察场景前经过现场试验，估测观察对象与周围人之间的距离时，精度单位为二米。
4. 在每个公园里都确定最佳的和不变的巡视路线，不得绕道而行；巡视间隔不少于半小时，以免重复观察。
5. 巡视中，20米以外的对象不予记录，以免失真。
6. 当场在手心记下行为与场景两个等级数。
这样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实证了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对于“公然亲昵”的宽容度在不断增加。这个研究的结果，我写成了文章发表
，同时也发表了英文论文
。
实际规模的测定
这是我1997年在东莞某镇，运用定时定点监测统计的方法，对该地有性交易的发廊的经营情况的观察记录，然后加以统计，推算出小姐的实际规模，发现其活动特点，确认活动规律。观察的重点是小姐们可见的活动。
这样做是因为：在目前所见的有关研究成果（包括我过去的研究）中，相当多的研究者仅仅是根据被调查者的主诉来记录、分析和议论的。例如，一个地方的卖淫场所究竟有多少个，是询问当地人而获知的；一个卖淫场所一般有多少小姐和嫖客，经营规模有多大，特点和规律是什么，等等，都是询问当地有关人员才知道的。
这样，研究者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询问者和如实的记录者，降低为初级新闻记者，甚至可能降低为奇闻逸事的搜集者。这是因为，哪怕研究者询问的是性工作者本人，哪怕对方肯于说出一切实情，但是她们并没有真的去现场调查和统计过此地的所有小姐人数。她们所说的“整体情况”，其实只不过是她们自己的估计而已。虽然她们的估计可能比局外人的估计更准确一些，但是如果研究者并没有对她们的主诉进行过核实与检验，那么研究者据此所做出的一切分析，其实还是不比初级记者高明多少。
例如，在当地某度假村的歌舞厅里，我也问过那里的酒吧男服务员：“这里每天大约有多少个三陪小姐？”他回答说：“平时200个，周末300个。”我又问他：“您亲自数过吗？”他赶快说：“没有，从来没有。”实际上，我在那里现场清点的结果是当晚只有76个小姐先后进来。那个服务员显然并不是故意欺骗我，但他所提供的数字，却是真实情况的三到四倍。
我所进行的定点的、时段的和时点的观察记录，就是为了核实与检验在访谈中所了解到的，当地性产业的共性的东西。
我首先选择一个进行监测的地方。它既要适于长时间的监测，也要比较隐蔽，尽量不被监测对象发现；还要能够尽可能多和尽可能清楚地观察到对象。
使用“历时态、定时点的监测”的方法，就是从某一时点监测到另一时点，把这段时间里的所有情况累计，得出一个总的数据。运用这种方法可以观察到，在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运用这种方法，我在将近一周时间内，在两个不同的监测点，对十间发廊分别进行了监测，获得了如下结果：其一，在这十间发廊里六天的各时点平均小姐人数；其二，在六天里进入这十间发廊的男人比例（％）。
根据这两个数据，把所得到的总数除以监测的总时间，再除以监测的发廊总数，就得出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平均数——在一间发廊里，在一个小时之内，究竟发生了多少次性交易。据此就可以计算出“发廊中性交易的成交率”——每个小姐每天平均只不过有0.26次性交易。
这个数字，虽然并不能代表该地所有发廊在所有时间内的所有情况，但是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推算的基础，以便人们更正确地估计性产业的规模，不至于过分夸大或者过于低估。据我所知，使用这样的方法得出这样的数字的，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过，过后也没有人再用过这种方法。
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对某些难以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的性现象或涉性现象，完全可以实施观察。例如传媒炒得很热却从不去研究的“三陪”现象、自发保姆市场中的涉性交易、饭馆商店利用色相招揽顾客或推销商品、具有性意义或性别意义的街头广告对路人的影响、“性商店”中主客的行为方式、脱衣舞的观众的反应等。总之，一切用公开行为来表现的涉性现象，性社会学都可以用观察法来研究。
但是，观察法的局限性也是尽人皆知：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观察。我曾试图运用上述的观察法，考察北京王府井一带当时闻名遐迩的被称作“金三角”的那三家五星级大酒店的娱乐场所，去观察小姐们的活动。但是在那种昏暗嘈杂的环境中，又不了解男女双方讲价的方式，还没有任何圈内人的指点，所以我连去四个晚上，只偶然听到小姐之间的交谈，此外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