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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北京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但是九岁时父亲就因为“右倾”被发配到外地去了，直到我30岁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15岁到35岁，我平均三年左右就换一个居住地，所以只能说是北方人，而不是北京人。我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
我的青春期始于“文化大革命”前，上的是北京五中，当时是男校，清一色的秃小子，所以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下乡等于白下，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也没有增加任何与异性交往的知识和经验，只是记住了一些东北和内蒙古农村的口头性文学。有一次听一个不太老的老头儿唱“十八摸”，大概我的学生气的反应太明显了，老头儿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过去的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只好这么唱唱，快活快活嘴。后来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性学第一课。
这种经历在我们那一代人里太平常太平淡了，甚至是很欠缺的，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经历跟日后研究性学，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那么多必然性或者弗洛伊德主义，因为压抑只能产生躁动和盲动，追求知识只能由知识来启动。
1981年，我在女儿八个月时，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并最终获得硕士学位。其实就是从初中生一步登天。研究什么？世界中世纪史。为什么？因为我在自学历史时（那时候还挺时髦），觉得只有这一段最糊涂。
此前的1980年我就考过一次，报考的是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1917—2007）的研究生，但是没有被录取。通知书寄给我的时候，被单位的同事给偷拆了，赵先生给我的专业课成绩居然是72分。这一来，单位的同事都公认“小潘是那块料”，都猜测我没被录取仅仅是因为名额有限。连领导也从此给我大开方便之门，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给了我很多学习时间。我1981年去东北师大复试，就是单位找了一个出差的借口，给我报销了往返差旅费。
我虽然没有资格见赵俪生教授一面，但是他给我的这个72分，确定无疑是一种无言的鼓励，是对我这样的自学者的充分肯定，否则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所以，在我自己可以招收博士生后，我也通过力争，招过两位以同等学力报考（就是没有硕士学位）的学生。
我的硕士生导师是郭守田教授（1910—1993），副导师是朱寰教授（1926—2020）和孙义学副教授。他们都没有说过为什么录取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野路子学生。但是后来同学们传言，主要是因为我的英文笔译非常快，一小时笔译英文八页，赢了本系排名第一的那位女本科生。可是说实在的，我的英文绝没有那么好，只是我敢猜敢意会敢推演，那篇英文又是世界史专业的，所以只需要认得那些关键词，其他的内容猜也猜出来了，才得以如此一帆风顺。
上研究生是一种资格——看书和拜师的资格。导师郭守田教授不经意的一句话成为我的座右铭：“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该抓紧干，至少把我占据的这点时空染上自己的颜色。也正因如此，我才不该期望过高，挨骂或无成果是必然的。
学世界古代史要从原始时期学起，东北师大保存了一大批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扎进书库，就迎头碰上许多记载原始性风俗与性文化的英文书。看的第一本是什么已记不清了，但第一年中印象最深的是德国人弗林格尔1921年写的《原始人的性生活》。
弗林格尔在性学史上没有多高地位，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我也还没有考证过。但当年把我“震住”的，并不是他的议论，而是他所记载的，我这个中国已婚男人别说知道，就是做梦也梦不出来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人类性行为。例如，我一直不能不对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横穿六个窟窿，再插上六根小木棍，以示其美感到强烈的好奇；不能不对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居然会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以使他平静下来感到惊讶；甚至无法想象南美母亲在破身仪式上掏出并吃掉女儿的处女膜时，该是怎样一种情景。
当年的震惊，现在很难描述。我不知查了多少英文熟词，甚至有好多次为增删一个字母再去查字典，因为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生怕是我理解错了或者书上印错了。再早下乡的时候，有一个男知青姓焦。别人常故意问他：你贵姓？他总是回答：姓焦。别人就偷笑。直到后来全连男知青差不多都狂笑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性交”！（现在想起来，还为焦某扎心。）这就是那时我的性知识基础，怎么经得起上述“性描写”的狂轰滥炸？
一旦知道，就更好奇。我写第一本书时用过和没用过的资料卡片一共有5100多张，全都是读研究生时一笔一笔手抄下来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有一次回家，小偷摸到我兜里装满卡片的笔记本塑料皮，以为是钱，连试四次终于偷走。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进行“性教育”吧，但愿他看不懂。
后来我又查到一套30卷的《东方圣书》。除了神奇的印度经典（例如《卡马经》，又译作《爱经》，我就是在这套书中第一次读到），我发现居然还有中国道教的一些性的教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房中术”的皮毛。但当时既不了解道家史和道教史，也不知道还有房中术此物，再加上英文很难返译成准确的中文原文，当时并未深究。直到1985年，我表兄留学牛津，寄回来国外博物馆里保存的一些中文原件的复印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房中术和中国古代性文化。
毕业后，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了。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号召青年教师开设新课，我就报了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没想到系主任专门在大会上予以了表扬。于是我就在9月开讲了，而且是本科生的必修课。学生骂我“脸皮厚”（首届学生语），也得听。此后，副业和隐业就变成了正业和显业，除了1989年下半年停了一学期课外，一直讲到2013年年底我退休。早在1987年9月，我的课程就已经扩展为本系研究生的必修课“对于性存在的社会学研究”了。随后的一年，我的课程又扩大为全校硕士研究生的选修课。到1991年，这个课程就从社会学系的必修课扩展为人民大学全校的本科生选修课。如果加上成人教育和干部进修班，听过我的课的人已经超过孔夫子弟子的人数了。
讲性也有窍门，既是切身经验，又是授课法总结。在讲一个学期（68课时）的内容时，我总是在第一堂课就狂轰滥炸，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细节通通倒出来。否则，听课的人一周受一次刺激，就根本无法听其中的学术了。这叫强制脱敏。刚开学时，就连已婚研究生都喊受不了，但到期末时，即使纯情女生也能讨论《金瓶梅》中的性细节了，而且脸不变色心不大跳。当然，如果只是一次讲座，那就要把性细节放到最后，可怜天下害羞心嘛！
1981年我最初接触性学资料时，是对性感兴趣，尤其对性的历史感兴趣。198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开设和讲授“性社会学”课程时，是对人的情况感兴趣，所以从1986年开始就全力投入到社会调查中。但是，大约在1988年夏天，几个不眠之夜后，我对自己说：如果你能把性说清楚了，那还有什么不能说清楚？到1991年调查大学生的性行为时，我已经能够在自我介绍时自觉地说出：我只对性学的后一个字感兴趣，只对人类和人类之谜有好奇心。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弗洛伊德的学说，但我一直渴望着有一天能像他那样自豪地宣称：“没有人像我这样，把深藏于人类胸膛里的半驯化的魔鬼的大部分罪恶都召唤出来，并寻求与之奋力搏斗；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指望着经过这场搏斗而不损毫发。”
最大的苦恼是学术进展上的，是不是这块料的疑问会一直伴随着我走到退休那一天。
对我这个人，我也该有一些起码的交代。不过，那都是自我感觉啊。
我的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至少大15岁。这对我的工作有利。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是越老越受人欢迎，一是医生，二是教师。我不是医生，但是总有些朋友来找我，帮他们解决一些隐私问题，所以也算跟“医心者”沾边。我常做调查，外表老一些更好。年轻的觉得可信赖，年老的觉得有共同语言，女同志有安全感。
我的性格至少是有一些孤僻，宁可独处，不喜欢聚，因此得罪过一些朋友。我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调查专家。除了调查任务逼迫之外，我基本上是待在家里看书、写东西和想事情。过去一直住在父母家，只有10.5平方米的一间屋，1993年春节才在人民大学分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
我和妻子是毛主席做的大媒——“文革”中因下乡而相识相爱。她是乡镇的店员之女，我从她和她家获得了许多乡镇生活的知识。她当年是会计，自从我上研究生开始，她挣的钱就一直比我多。她并不想搞学问，但她始终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正经事和好事，直到今天她也没有逼我下海捞钱，而我的两位很有前途的小师弟，都因为后院起火而事业夭折了。
我们赶上了独生子女国策。女儿一出生就拿了100元独生子女奖金。她长大后会有自己的事业选择，我早下定决心，绝不干涉。
时至本书写作之时的2019年，我女儿事业有成，生活幸福，我帮忙带外孙子，也可以重温她成长中的温馨。
1988年5月，我的第一本专著《神秘的圣火》刚刚出版，没想到首先得到的读者反馈来自海关。当时国家海关的一位科长找到我，想讨论一下进口邮检中如何把握审查色情品的尺度。刚谈两次，我在英国留学的表兄的邮件便被检查出来了，是给我寄的一些中国古代房中术的资料，其中有几张秘戏图。那位科长打电话告诉我，这次予以放行，但下不为例。当然，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讨论得已经非常深入了。我记得我还搬出马克思主义来说事。“文革”中我曾经认真地读过一点书，记得恩格斯同时代的哲学家伯恩斯坦说：原始人没有衣服可穿，所以裸体不为羞耻。后来人类为了防护身体才穿上了衣服，结果习惯成自然，谁再裸体就不道德了。可是恩格斯却大怒，批判他是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我当时惊诧不已，我觉得伯恩斯坦说的没错啊。后来再去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才明白，原来恩格斯认为，是因为私有制和专偶制（一夫一妻制）把性和性器官也“私有化”了，所以才不可以当众裸体。随着私有制被消灭，人类的裸体美会重放异彩。我和那位科长一谈，他也读过恩格斯的那本书，于是我们两个哈哈一笑。
到了1988年9月，当时的中宣部提出了一个主张：以往的“扫黄”都是行政部门自行制定标准进行判罚，这造成越来越多的被罚者不服气，说自己的产品并不“黄”。可是当时又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判定，以平民怨。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很得民心，于是就有一位中宣部的年轻人找到我，邀请我参加这个委员会。没错，他是我的读者。
1988年12月27日，新闻出版署发文，这个“色情品鉴定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而且在媒体上发布消息。我是19名委员之一。据我的那位读者说，本来我是被剔除掉的，后来是他建议说既然是委员会，也需要有一点反对意见才像那么回事，所以我方得加入。
可是，这个专家委员会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更没有进行过任何活动。它仅仅是20世纪80年代特殊时期的最后一点回光返照，随后就自生自灭，音讯全无。可是我自己太天真，过早地对外说出我的委员身份，结果在整个90年代里，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都格外提到这个头衔，而且往往认为我是“鉴黄师”，问我一天要看多少部“毛片”。由于身在这个虚设的委员会，我在80年代后期也曾经写过关于色情问题的文章
，而且头脑中不由自主满是传统思维。不过委员会解散之后，我也就金盆洗手了。
随后我参加过的第二个专家委员会是民政部的婚姻家庭专家委员会，成立于90年代初。我是80年代末期在北京市做过婚姻家庭的研究，还得过奖，所以才被选拔进去的。这个委员会开过几次会，也持续工作着，只是我自己的研究越来越脱离婚姻家庭，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大减，所以大约2002年的时候，换届之后的委员会就没有我了。当然这不会有人通知我的，是我自己看到新发布的名单才知道的。
到1988年年底，在我还企图“混迹于”普通老百姓当中的时候，我去深圳（那时候还要办理和查验“边防通行证”），检查我的那位警察问我：“最近写什么新书啦？”这让我第一次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因为办理这个通行证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人问起我的职业与工作情况。后来我听朋友说，这种故意让你知道自己被监控的做法，往往是一种“预警”。后来我在出国或者与国际组织交流的时候，又屡次遇到过。直到2000年之后，对我们研究所的几次重大审查，反而不再找我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意味着我过关了，还是我根本就轻如鸿毛，无须一顾。
总之，这几颗流星，把我从青春期带入了成熟期或者说油腻期。
下决心走进性社会学之后，虽然没有什么理论指导，但是我本能地觉得需要做社会调查才行。于是早在1983年还在东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暑假，我就通过朋友，联系到当地一位作家，由我来付钱，请他带着我去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后山”，去探察民间“酸曲”——就是带有性描写的“爬山调”（类似陕北的信天游）。可是才到武川县的第一天，那位作家跟我熟了一点，就坦率地告诉我说：“你这样调查不行。你不像我，我是作家，我只要来了就有收获，就能写东西。你呢？你要的酸曲，就连我都不会唱给你听的。”我在他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灰溜溜地滚蛋了。
后来我还试图回到我在黑龙江下乡的地方，去调查当地的“大车店”。因为在我当知青的时候，住在那里面的男性“车老板”们会自发地表演各种“荤转子（二人转）”，其实就是模仿各种性交动作，载歌载舞，绘声绘色，应该是难得的民间性文化。可是我连当年的当地朋友都找不到了，只得作罢。
这些失败的经历，从学术上来说，使得我终于明白了社会学的研究不需要像人类学那样融于当地生活；从人生经验来说，促使我认清了自己的性格弱点，彻底断了任何文学或心理学之妄念。我曾经在1978年写过一篇“伤痕文学”小说，用我老婆的名字发表在呼和浩特市文联的杂志《山丹》上。这一度误导过我，否则我会早两年转向学习历史，也就会早一些考上研究生和踏入学术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