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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独创，也是中国本土思考的产物。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要么是关注于个体或者群体等行为及其变化的微观视角，要么是关注于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变迁的宏观视角。微观的研究过于聚焦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宏观的研究过于忽视个体的行为，因此缺少一种既能体现个体行为又能展现社会制度变迁的中观研究。
初级生活圈作为个人生活和社会运行的中介，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作为生活实体而存在，又作为一种社会设置而存在。这两种角色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持一致。这种不完全一致在良性运行的社会中是协调式的存在，在社会转型期就可能成为显性的社会问题。
从操作层次来看，在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从对初级生活圈中生殖、养育、婚姻、性、爱情、社会性别这六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作用机制和变化与重构的考察研究来展现中国社会的变迁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综上所述，初级生活圈从学术上来说，既是解释力更强的新概念，也是更深刻地研究社会变迁的新视角。从社会实践的层面来看，人类所关心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例如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理智与情感、自私与无私等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的问题，都得到了充分和集中的反映。这是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所难以比拟的。因此，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是本学科完善和发展的必需，也是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的最佳突破口之一。
当然，初级生活圈只是一种主流模式，并不贬斥任何其他形式。它至少具有生活方式、经济活动和年龄构成这三个相关事物和支持系统，本书暂不展开讨论。
这种理论主要来自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其出版后，很快地风靡起来，到2000年以后被翻译成三本中文书，流传甚广。总结起来，它的立论与逻辑是这样的。
1. 在繁衍后代中，谁付出更多，谁就更珍惜后代。
人类的卵子比精子大800倍，卵子一次只排出一个，可是精子一次射精就包括一亿多个；卵子一般一个月才排出一个，可是射精却可以一天一次。因此，一个受精卵，对于男人仅仅意味着自己精子的大约三千亿分之一，可是对一个女人却意味着卵子的三百分之一。
2. 谁来生殖？
人类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保存物种的基因，可是男人不能生殖；女人的“总和生育率”（最大生殖可能性）只有18个孩子。因此，男人的“基因遗传策略”不可能是专一爱情，只能是广种多收，就是尽可能多地与不同的女人性交，以便生出最多的孩子。
3. 谁来养育后代？
在原始时期，人类的难产率大约是8％，孩子在14岁之前的夭折率大约是40％；养活一个孩子到14岁，大约需要消耗三吨的谷物。因此，女人的养育策略必然是要求男方专一和持久。
那么初级生活圈理论如何评论社会生物学呢？
第一，社会生物学讲的一切都是生物现实。可是这些生物现实就一定会变成人类的行为动机与价值观吗？这中间的联系机制是什么？
初级生活圈理论认为，人类的亲情是被建构出来的。只有在初级生活圈里边，在男人和女人被性联系在一起，有性生活——包括人类独有的性爱抚，有性关系，才能够产生所谓亲情。否则，别的哺乳动物怎么都没有人类这样强烈和持久的亲情呢？
第二，唯独是女性来供养孩子吗？大型食肉猛兽的养育合作制都是雌雄两性分工合作的，我们人类则发展为初级生活圈。人们不是想不想加入这个圈的问题，而是如果不加入就不会有后代，“男人不负责”的社会也就无法续存。因此，从女人单独抚育的基点出发来论证问题，这就是社会生物学的失误。
第三，社会生物学讲的这些生物现象，到底是怎么被组织起来的呢？直到19世纪之前，这些生物现象，人类一个都不可能认识到，更不可能据此来进行任何社会化的组织活动。
总之，社会生物学失误之处并不是生物根据，而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路，就是误认为人类天生如此。具体来说就是三个方面的失误。
第一个失误是它相信人类有个统一规律。错了，不但不同的个人之间没有统一规律，各民族之间也没有，全世界也没有。因此，那些初级生活圈不够稳定与持续的部落或者民族就历史地消失了。例如欧洲史前的尼安德特人很可能就是如此。
第二个失误是逻辑断裂。社会生物学怎么一下子从卵子与精子的大小，跳跃到男人跟女人去了？原始人类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这中间缺了必要的环节与过程，因此在逻辑上不成立。
第三个失误是不符合历史。社会生物学所说的那一切生物现象，在最近200年都没变，就是婴儿和少儿的死亡率降低了。那为什么男女关系变了？为什么会出现男女平等和多元性别？怎么解释？
所以社会生物学无论是针对原始人还是现代人，都是失误的，应该属于一种奇思怪想的单纯推理。这不但不能损害初级生活圈理论，也不能见容于任何一个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在以往的理论中，乱伦禁忌被认为是人类一切性道德的基础与起源。
以社会生物学为代表的进化主义思想认为，其实很多哺乳动物中都存在乱伦禁忌，因此人类的乱伦禁忌并不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动物遗传给我们的。
对这种遗传理论的批判，往往是各种性别理论和精神分析学的中心任务，但是它们都太过于强调人类精神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强大作用。因此，我按照初级生活圈理论来解释，乱伦禁忌的产生机制就一目了然。
人类社会最强烈禁止的首先就是父女乱伦。可是原始人并不知道性交与怀孕的关系，就是“民知其母，不知其父”
，根本不可能有“父亲”与“女儿”这样的身份与认知，更不可能去专门禁止他们之间的性行为。因此，所谓的禁止父女乱伦，其实就是禁止任何一个成年男子与任何一个未成年女子发生性交，因为这必然会破坏初级生活圈的合作供养制度。如果作为物质生产主力的成年男子，可以与作为被供养者的未成年女子结成性关系，那么那些生儿育女的成年女性就没有男性生产者来合作，她们的子女就无法得到男女合作的供养，人类也就无法繁衍到今天。
同样地，人类之所以禁止母子乱伦，也是因为未成年的儿子无法作为一个生产者，如果他与自己的母亲结成合作供养的关系，那就无法养育后代。
在全世界各个民族，乱伦禁忌最宽松的是兄妹之间的乱伦，甚至很多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兄妹相婚的。这是因为：如果兄妹双方都是被供养的未成年人，那么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无足轻重，不会影响到成年人之间的合作供养制度。反之，如果双方都是成年人，那么他们就因为性行为而结成了合作供养关系，与初级生活圈并不存在矛盾。至于他们是不是兄妹，其实不重要，因为所谓近亲繁殖的危害，人类直到19世纪才知道。
总而言之，在初级生活圈里面，性不是为了生殖，而是为了结成合作供养关系的纽带；人也只分男女，没有父女与兄妹这样的身份。因此所谓乱伦禁忌禁止的并不是具体的性行为，而是禁止结成相对稳固的性关系；禁止的不是某些亲属之间的性交，而是禁止男人与女人结成任何一种不利于合作供养制度的性关系。由此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乱伦”，并不是由于某些性行为会搞乱血缘关系或者辈分关系，而是禁止“乱制”，就是禁止任何一种性关系来破坏初级生活圈。
从初级生活圈理论出发，我们就可以洞若观火地获得以下三点新的认知。
首先，所有那些从精神分析视角出发的理论，都存在一个历史的逻辑错误：不实行乱伦禁忌的那些人类群体，早就因为无法维系合作供养制度而灭绝了。所以时至今日仍然出现的各种乱伦现象，只能是个体的孤立的行为。对于这样的行为的任何研究，无论多么精彩，都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群体与社会，更不应该由此推导出任何关于社会性别的理论。
其次，所有的动物遗传论都存在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如果真的是遗传，那么人类就根本不可能违反，例如呼吸、吃饭、睡觉等。可是乱伦禁忌却不是这样，总会有人违反这种“遗传”。反之，只有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制度，才可能有人去违反。
第三，初级生活圈所产生的一切，都会随着初级生活圈自己的变化而变化。到21世纪之初，人类的生殖与养育活动已经日益社会化，甚至连男女之间的合作都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例如单亲、性少数者同样可以养育后代，那么乱伦禁忌还怎么可能继续保持它最初的定义与规范呢？
[1]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rimary life cycle: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China's sexual revolutio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 pp. 21-42, Routledge, 2006, ISBN:0-415-401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