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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载体,不是个人而是“圈”

初级生活圈的新概念

自人类形成开始,人们就在从事着三种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精神财富再生产。无论历史上的具体形态如何,这三种基本活动都必然是首先存在于生殖、养育、婚姻、性、爱情、社会性别这六个活动所组成的初级生活圈之内。由于三种再生产的互动发展,人们必然不断地寻求更合适的初级生活圈的形式。同时,社会对于三种再生产的广义管理,也必然不断地寻求更合适的初级生活圈的形式。个人生活与社会运行连接于此,互动于此,双方是否协调发展也首先体现于此。这就是人类最基本的各种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总和,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从小是这样,人类社会从初始也是这样。

引申社会学关于初级群体的基本概念,可以把它视为人类的“初级生活圈”。

初级生活圈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从哺乳动物的“性”(sex)发展为人类特有的性(sexuality),并且以此为中心纽带,迫使男人与女人不得不紧密地、长期地、稳固地结成性关系,进而不得不共同抚养双方的后代,因此人类才能够得以延续。也就是说,初级生活圈的概念从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实践出发,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根本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因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在图1中,男人、女人和孩子是初级生活圈的最基本构成单位,斜跨的长虚线则表示女人与孩子被生物地连接在一起,其间的两个密集虚线表示人类最基本的供养关系,靠着它,孩子才能成长为下一代的男女。图的顶部中央表示男人与女人通过性来实现连接与互动,爱情与婚姻则是随后由性而产生的。整个图形表达的是:性关系是把男人与女人连接起来的纽带,客观上出现生殖的结果,迫使男人与女人不得不共同供养孩子,使之成长为新一代的男人与女人。人类就是在这样一个初级生活圈中生生不息。从个体的产生与成长来看,它就是最初的“社会”;从社会的构成来看,它又是最初级的“单元”。

图1:人类之初渔猎社会的“初级生活圈”示意

它的理论意义是:性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活动,而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整体状况决定了每个人的性是什么样的。它的基本逻辑是:性不是被压抑了也不是被解放了,而是被社会设置在某一个目标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初级生活圈的发展推动着性之变

最重要的是,初级生活圈概念不仅足以解释人类之初的社会形态,也足以更加深入地解释此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机制。它既是历史变迁的产物与见证,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中的能动因素,体现着个人生活与活动对于社会文化历史的构建与推动,区别于一切社会历史决定论。

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在耕种实践中发现,如果不把种子种到地里,就长不出庄稼。类比于自己,人类终于发现不性交就不会怀孕,没有精子也不会怀孕。最典型的就是在汉字中,种植的种与种子的种从来就是同一个字。这样一来,生殖从女性的魔力变成了男性的功劳,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则变成社会的中心纽带而且主宰着性与爱情,也开始排斥任何一种不能生殖的同性恋与性少数。如图2所示。

图2:农业社会中的初级生活圈示意

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夭折的减少,人口过剩危机、供养的社会化与日新月异的人工孕产技术,共同促使生殖这个环节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结果初级生活圈就不得不出现了全新的结构变化,性开始日益与生殖相对分离,开始获得更大的独立的价值与意义。这在1980年到2016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严厉执行期间呈现得格外清晰。

进入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以后,最主要的生产活动不再是体力劳动,而是脑力劳动,这就要求必须有最广泛的自由才能不断创新。现在的一些IT企业,就连按时到同一个地方上下班这样一个最强大的工业传统都给破除了。由此,一切对于性的管制也就都跟着放松了,已经没有足够的理由和需求再像过去那样严加管控了。

到21世纪的数字化时代,“性的虚拟”与“性的独处”方兴未艾,社会性别的多元化和“跨性别”的现身成为普遍现象。这些新发展共同造就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初级生活圈很可能转型为全新的结构,可见图3。

图3:初级生活圈的展望

因此,性没有把社会给革命了,而是社会把性给革命了。用我的理论来说,就是初级生活圈的状况及其变化带来了性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初级生活圈的发展变化,在各民族历史上都表现为两种常见情况。

第一,大多数关于初级生活圈的法律和制度,都基于某个共同的法理,具有极强的共通性与互补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也持同样看法。例如现今中国人在讨论婚外恋的危害时,并不是单独地指责它破坏现有的婚姻,而是从整体上指责它危害原有的初级生活圈,也就是子女的养育与成长。

第二,大多数关于初级生活圈的法律和制度,都是在某种既有社会形态进入转型时期后,首当其冲地被怀疑、被批判。同样,在转型完成之际,新的社会形态也总是首先确立和实施自己所需的初级生活圈的制度。这种冲突在当时的社会斗争中,往往被提到惊人的高度,占据了极大的比重,甚至会成为焦点之一。五四时期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战争时期对人口生殖的推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红色婚姻的赞扬、“文革”中对爱情与性的压抑、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对爱情的不断追求、80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等,都是首先改造初级生活圈,以适应和牵动个人生活与社会运行的共同更新。 X8OcTUMlYLYHusIwCEU7g8gstvDfJaoCPmg9bEssCVBs+6sLEOniCenvzYPblq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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