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张天授

天授兄：

20030710

也请问候本哲兄！

您的一连串几封信，我都认真读了，以我目前生活状况，并想到您的举止，我很钦佩你，就是说比以前又增加了许多的钦佩，这虽然是空话，对您并无实际作用，但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您这些年这样处理生活，很不容易，很正确，记得本哲有一次也早这么看的。您的生活状态真不容易，处理态度正确，所以人寿作品也寿！

我把关于您本人的、别人的介绍，和您自身的说明，摘要都寄给上海我的好友李中法了，挂号寄去，请他存留。我不放心，怕乱中丢失找不到。为什么？还是几个U.D.Y. 朋友的设想，想凑合编一本记录U.D.Y.的书，如我十年前编的《中国学生导报》回忆录一样。由于人多分散，是否可编成，怎么编，都未商谈，务请勿对外言说。回忆什么？就是学生时代的活动状态。原则是（我想的）：（一）说真话，记实事。（二）不排他，不自封“三齐王”，不夸大，就是不爬到别人头上去。（三）我们是感情结合，思想倾向：希望进步，社会、国家进步。（四）绝没有想当官、升官意图。（五）我过去曾把朋友的书信留住的，但近年疏懒、有病，未留好。就用各人自己的书信说自己与U.D.Y.及自己的存在方式、活动，不是当领导，而是平平凡凡，没有什么头头的。（六）顺带也把我们出《夏坝风》，各人自己说说，不是什么政治壁报。那是您和本哲各位，与我们友好的结晶罢了。不是咱们求升官的样子。根据现在的认识回忆过去，老老实实、简单扼要。（七）想以上海人为主，我身体不好，不能做事，但要出力，提建议，促成它。不摆功。这些还未与人交流。把您的一些材料寄存上海，为了说明您是好样的。本哲也有几封信，我留下的。最后凑点钞（可办到）就在上海印出来，大家做个纪念。

您先不对外说。我还未与上海同志们商量。

您给我看的两页，写得非常好的，精美的散文，太令人难忘。然而，我说不出意见，只是《夏坝风》，您和本哲首倡，是友谊结合，我是被吸收到江天喝茶而开会的，终于出刊了。对上，是天授打通路子。还有一种助力，如高老夫子，社会学者陈（？）兄，是积极分子。《文学窗》开始是副刊，《夏坝风》副刊。实力派人士当然怎么看它的，我不知道，只记得当时人们口头上说的。是副刊，不是降低它，是为了好出刊，给校园添些精神文化、声音，我们都欢迎的。我现在仍然这么看。《夏坝风》从不是领导，内部几个人是好朋友，没有领导，更没有要领导他人。以后什么人主编，我也不了解。我只是一个读者与作者而已，进入一九四五年时，我就不常在校，注意力外移了。领导人回忆我，在束应人等落水而逝时，派我到重庆开记者招待会是真的，是杜栖梧（许鲁野）派我的。我在市内闻讯立即回夏坝，杜派我，我立即又去重庆。毕业同学会董华是会长。开追悼会，派我去讲话。杜子才几个月前还对我说，他印象极深，今日记忆犹新。这只是我个人的感情和对束等的认识。这里面没有什么政治领导问题，不过，杜是我与刘光同志的联系人之一。他四六年夏离沪去山东解放区，我和孙务纯、张乃刚在外滩陪他玩了一天，有相片为证，我在十来年前还翻报，分送燕凌夫妇等人。杜栖梧最后几年，对大家从无歧视，与朱语今、仓孝和（中大）、我等讨论时也是一致的。为编《南方局党史》（重庆版），他评论U.D.Y.《中导》事，有亲笔信在我处，至今未丢失。我们这些人不是主流人物，是为革命打小工的，自觉自愿的，也不是混进去的，更无谋官当领导的企图。朱雨今离沪赴港前，有一个通讯处在我处，先要找到我，才见到他。我们是三中全会后又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住在北京医院，在去世前几天我去看他。一直坐四五个小时，因我过两天到日本开讨论会，才与他和他夫人分手。他是个十分慎重而负责的人。在五大本《南方局党史资料》的群众工作一册中，写出复旦学生杜子才、戴□□的。《重庆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或是“党史资料”）也讲《导报》，我们出的《号角与火种》，他讲话有记录，完全没有摆领［导］人身份；张黎群在他去世后，一直负领导责任的。我亲身接触。

我们、你，都是真的向党的，不是攀附、爬上去，是自己认识的。祝健！多保重，不必与人争什么。我们还是自己的职业单位，是党认可的。争什么！接受领导。做自己认为应做的事而已。现在老了，也不能做什么事了。

文葆上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日

现在精力不够，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走。我现在只有一个半任务未完：半个，是女儿尚未有对象，如年底能出阁，这半个任务就完成了。不欠人家的。一个，是自己还未死。我从来是打小工的，自愿的。现在闲中等候结束。不过，从来对应做的事，精力允许，能够做，从未偷懒。只是现在精力不允许了。

请给本哲兄一阅。问好！又上

我儿女的妈妈，已于六月四日凌晨四时一刻去世，在协和病房走的。这些年，儿女都尽了责任。我虽然在法律之外，但感谢她在“文革”对儿女负责，这她一如既往，时常去拜望，人道主义到底，对她娘家也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