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于友

于友大兄：

19960404

本月八日手示拜意。

际炯老大哥一直保持联络。在老《大公报》时关系密切，有一度几乎与我仅隔一条弄堂而住。“文革”后他在大陆没有适合的安排，极为屈才。后承港馆费彝民先生关照，主持了几年副刊，才能发挥一些。他的弟子还在安居里安居。章麟兄早逝，令人痛惜，他在狄斯威路时，与际炯和我常见面。四九年后只见过可数的几次，后来运动接踵而来，便不接触了。我从五八年候补上“五·七战士”后，便绝不与人往还，以免牵连良朋。只是为工作联系，不得已与写稿、审稿者接触。记得在东总布十号第一次与老兄幸遇，当时我还是“妾身未分明”，那些响当当的革命者，我也不敢接近。人贵自知，应该自信自知自己是什么东西，不需要自己摇来摇去。章麟兄极忠厚，他的儿子在小学也因脸皮黑，竟受老师责罚以为不卫生，小子受冤，不得已抗议道：“我的爸爸也是黑皮！”当时我们在一起都笑了。其实这正是后来给人的风气，不究实绩。对于某些老字号，不得不敬而远之，不与倾谈，以免浪费时间耳。

承嘱写篇回忆老师文字，甚感！我每天俯仰随人，无安顿时间，所写小稿均系偷空挤出。而且因思路笨拙，其中考虑时间不连续，千字文写出亦极难，且恐忙乱中有失，不敢多写。现在前路无多，这最后二百公尺似乎比以前奔波于坎坷道上更难举步了。今秋后如能将办公室工作扫清，从此告别，那时看能否赶上贵刊此栏，再行领教。至谢！

俪安！

戴文葆再拜
一九九六年四月四日

像储安平先生，仅就他的两度婚姻而言，也是很悲哀的、刺痛的。现在猎奇混稿费的“作家”，不知其详，否则可写万言了。人，活着太难。老了更不好，“老”与“穷”是字典里最坏的字。我常感到，及早往生西土为妙！又及

贵刊约写一关于出版千五百字，二月就通知，然因历年承蒙赠阅，受之有愧，下决心写一篇，可我不想说歌德的话，切身痛感有的地方太恶劣，写了一篇可能得罪若干人的短文。既说话，就说真话吧。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