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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上海的书店逐渐增多，卖旧书的也有几家，我以为是一种好现象！但也适用“姑且说”三个字，一国——不，这个范围太大，应该说一地方——的文、野的区分，当作文化传播事业之一的书肆经营，也常视为重要的标准 （自然是指有意义的书店而言） 。依我的偏见，如果每条街上都有一二家有意义的书店和一所邮政分局，这便是国家富强的预兆了。
视为文化事业之一的书店经营，并不是“托拉斯式”“百货店式”的一家大书店可以包办得了的。不幸十余年来，国内大资本的书店只有一家，于是从幼稚园的生徒以至未戴“角帽”以前的少年青年的精神的粮食，一齐都被他们把持着；所有著作翻译的人都不得不仰他们的鼻息。主持“编辑生杀权”的人物，正如日本镰仓长谷的大佛一样，巍巍然端坐着，一般“善男信女”都顶礼膜拜于下，这个比喻并不算过分。
现在的情况又有不同，就是小资本的书店的增加。别的书籍我不知道，单就文艺方面的来说，大书店的销售往往不如小书店。每逢一书出世，大书店登广告是肯登的，但是他们绝不肯在装帧、纸质、印刷上面讲求，因为对于所谓“血本”有关。反之，小书店常以刊行文艺书籍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自己也许就是执笔著作的人，因此对于装帧等等都肯研究改善，他们的牟利心，有的较大书店好些。此外则大书店的发行所墨守成法 （二十年来寄送各种杂志，都是紧紧地裹成圆筒状，举此一事，可慨其余） ，把一切书籍高高地搁在架上，架前立着“店员”，在店员之前又深沟高垒似的造了黑漆漆的高柜台；不用说买书的人不能够纵览书的内容，连小学生去买书也像进了裁判所一样。有一次我见一个小学生去买书，手里拿着纸条，站在柜台前面叫了几声，没有人理睬，这时我的拳头真有点发痒了。对于这些地方，欧洲中古武士的气质，也不能说是不适用。
我的话有点“出轨”了，再说回来。小书店的书可以任人取阅，买者有充分端详的机会，买一本书不大会上当。因此学生们都喜欢亲近小资本的书店，过了学生时代的人也同然。
若就著作者的便利说，以书稿托付大书店，对于版税的着落，似乎可以放心。每年到了约定了的时期，即把销售的部数与版税通知作者，也没有隐瞒版税或以多报少的弊病，也许可以说这就是从他们的“金钱主义”的信义心而来的结果，但根本上还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教科书的利息已经饱满得可以了。因此之故，对于书稿的出版就非常之慢。杂志的难产已经可笑了，而书稿印刷之姗姗，更加“发松”。第一年交稿，第二年发排，第三年初校，第四年二校……第六年末校。经之营之，七年成之，于是定价四五角的书才放到发行所的高架上去。
小资本的书店似乎没有这个毛病，但是品类不齐，有的是“公子哥儿”在那里“玩票客串”，有的是“贵人智士”在那里“干着玩玩”，有的是“时代先驱”在那里“标榜主义”，为经营书店而经营的实在很少。因此著作人的血汗的版税就有点危险了。
小书店之中，也并非全是不以信义为重的，他们有时难免以多报少，排三版说只有两版，不按期算版税；实在有时现金周转不过来，所以不得不如此。如其著作者是当代的大家，当然又在例外，不特不必去催索版税，小老板们自然会送上门来的。若自问并非“闻人”的作者，则大小书店对于他们，都互有利弊。
小书店的前途如何，实在难说。总之，有信义有旨趣的老板终是有望的。在如像我这种不会著作的人看来，一切小书店都是好的，我每逢走过小书店的门外，我总觉得愉快，虽然没有钱去买。
（选自《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