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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懂得读书以来，我买过多少册书，我心中没有数儿；我接受过多少友人和不识者的赠书，我心中没有数儿；我丢失过多少书，心中也没有数儿；现在家里书橱内和书架上放着多少册书，我同样是没有数儿。但是在这不计其数的书中，有几本书跟我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几本书既不是著名的版本，也不是豪华的精装，可是我总忘不了它们，烦闷时经常取出它们，欣赏吟味，像是多年老友，一见面就有许多话要说似的。外文书暂且不提，先谈一谈我那几本情同知己的中文书。
远在二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书，过着穷苦的学生生活。我的长兄在哈尔滨教书，他有时从他低廉的薪金里节省几元钱寄给我供我零用。有一回他寄给我三块大洋，我从邮局取出钱来，立即跑到琉璃厂商务印书馆，用六角钱买了一部“四部丛刊”影印明初刊本《精选陆放翁诗集》，共二册，分前后二集。前集选者为罗椅，后集选者是刘辰翁，二人都生活于宋末元初。放翁诗作极为丰富，今存约九千三百首。这两集精选可以说是陆诗的精华，我很喜欢读。我曾在书眉上写有这样的评语：“前集所选多闲情逸致之作，不能代表放翁诗全面，刘辰翁编选之后集，则慷慨悲歌，读之使人振奋，盖与选者身世及思想水平有关也。”这个评语对于前后二集似乎有所轩轾，平心而论，两集正好互相补充，可以看出诗人的全貌。那时陈炜谟与我同住一室，他也常借去诵读，他用红铅笔圈点诗中的佳句，颇有见地。时隔多年，书中朱笔的圈点并未退色，更增添我对于这部书的感情。
也是在北大读书的时期，一天我和杨晦逛东安市场，在一家旧书摊上忽然发现一批外文文学书，有英文的，有德文的，书面上都写有“袁文薮”字样。杨晦从中选购了几本英文书，同时他还感慨地说，这些书原来的主人一定很有文学素养，想必是生活上遭逢不幸，才把他心爱的书卖出。不料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又发现一批书，其中有一部是日本明治三十年 （一八九七） 京都文求堂出版的《杜诗评钞》，沈德潜选，大家合评。这部书也是两册，两册的封面上都用毛笔写有“文薮购于东京”字样。这时我不像上次那样不知袁文薮是何许人了。我知道袁文薮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合作，计划出版杂志《新生》，后来计划未能实现，他到英国学法律去了。于是我买了这部《杜诗评钞》。后来我又从鲁迅早期的日记里一再读到关于袁文薮的记录。我追念前尘，对于这部书有了偏爱。我藏有杜诗不同的版本，但每逢我想读杜诗时，常首先取出这部书来读。
我在北大学习的后期，友人顾随在天津教书，他常在放假时来北京和朋友们相聚。一次我们谈到明末逸民归庄的《万古愁曲》，顾随连带着说，与归庄同时，山东有个贾凫西，自称木皮散人，作鼓词一部。他没有见到过这部鼓词，只听说作者愤世嫉俗，把古往今来的历史概括为八个字“直死歪生，欺软怕硬”。可是过了没有几天，我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一本线装蓝色封面的小书，书签上写着“木皮散人鼓词”，扉页后面有“乙丑孟冬影印”字样 （乙丑即一九二五年） 。我欢喜若狂，觉得好像这本书是书商专门给我影印送到我常常走访的书店里来的。我立即把鼓词买回来阅读，里边对历代的帝王将相肆意嘲弄，把历来堂皇富丽的正面文章都说成是滑稽的伎俩。虽然有些词句过于偏激，但淋漓尽致，当时不满现状的青年人读了，也颇能痛快一时。我尤其喜欢鼓词里关于宋朝的一段，说宋朝“三百年的江山倒受了二百年的气，掉嘴的文章当不得厮杀”；又说“满朝里通天讲学空拱爪，铁桶乾坤半边塌”；最后唱到文天祥殉国，陆秀夫投海，“这是那宋家崇儒重道三百载，天遣下两位忠臣来报他”。书前有署名统九骚人的两篇序，写于丙辰 （一七三六） 、丁巳 （一七三七） 两年。序里有这样的话：“窃谓感慨既深，言之痛切，尺幅穷万古之变，片言发千载之覆。如贾先生之鼓词，即谓子美诗史、屈平天问以来，堪步后尘焉，盖未多愧也。”
鼓词中有句云“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鲁迅曾一再引用，一见于《坟·后记》 （一九二六） ，一见于《老调子已经唱完》 （一九二七） 。揣想鲁迅引用时也是根据这个小册子，因为鲁迅在《书苑折枝》 （一九二七） 一文中说：“近长沙叶氏刻《木皮道人鼓词》，昆山赵氏刻《万古愁曲》，上海书贾又据以石印作小本，遂颇流行。”他紧接着说：“二书作者生明末，见世事无可为，乃强置己身于世外，作旁观放达语……”
文中由于这几册书提到的几位师友，都已先后逝世，缅怀故人，手握旧卷，不禁倍觉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