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夏晓虹

三联书店的“闲趣坊”拟集谈茶、说酒的文字各为一册，由出自平原门下的一对弟子夫妇分任其事。主持者亦为其早先的学生，知平原善茶，本人贪杯（实则酒量有限），遂邀我二人各领一册，撰写书前“小引”。

我最初对于酒的认识是受了李太白的误导。“文革”中读他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将进酒》），便信以为真。当时，这位“法家”诗人的另几句诗也牢记不忘：“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很惭愧，这次为作文，查找出处，才发现它竟然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同出一源，也就是说，上引数言实为《月下独酌》第二首的前半篇。这对于古代文学出身、至今尚在此道中谋生的我，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如此开篇，并不表示我野心很大，希图留名青史才餔糟歠醨，其实，我想强调的只是那种“名人好酒”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尤其是它还关联着“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惊人酒量。不过，此书的文章多少修正了一点我的想象，因为我发现，那些真知酒趣、文章佳妙的名家，倒很有些自认“不会喝”或“并没有好大的量”，起码周作人、老舍、张中行这三位可以为我佐证。甚至接受了中国酒文化协会委托、征稿编辑《解忧集》的吴祖光先生，也承认自己“完全算不上是个嗜酒者” （《〈解忧集〉序》）。至于坦言“对于酒，根本我便不大喜欢”的马国亮，以及“从来不知酒滋味”的姜德明（分见《酒》与《无酒斋闲话》），也在本书中留下了好文章，更证明了好酒与名气没有必然的联系。

探讨酒与文的关系将是一篇大文章，我这里想说的只是酒量大小对酒话的书写有什么样的影响。依照我的观察，撰写此类文字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作者“爱喝酒，但是酒量并不大” （刘大杰《喝酒》）。如果完全不喜欢酒，便只能像马国亮与姜德明一样，谈一点酒事。而酒趣需要日积月累的培养与品味，于是，毋庸置疑，爱酒应该是第一位的。但鲸吸百川式的豪饮不醉，则可能因“杯莫停”，而错过了酒中味。当然，也有真正的“好酒”者感觉“妙处难与君说”，索性搁笔。所以，好酒量不见得有利撰文。被人画在大酒坛边的鲁迅，以及女儿眼中“‘泡’在酒里的老头”汪曾祺（汪朗同题文），或许都为此没有留下传世酒文。至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方在台湾冒出、去年才引进大陆的唐鲁孙先生，确是酒道中的高手，不过，其“酒话连篇” （借用其文题）之日，却已在“举杯为敬”之时（见《说烟、话茶、谈酒》）。当年的豪举氤氲化为纸上的墨迹，追思起来才更显韵味深长。

上面说的拿捏好“醉与不醉”之间的分寸这点作文意思，古人其实已经先我而言。“不会喝酒”的胡山源在编辑《古今酒事》一书时，序言开头便称引了范成大的话：“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饮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胡氏借用此言，是为了表示他的“虽不能至（酒国），心向往之”的心情。《古今酒事》的集成即为其“知酒”的凭据。

还可以略加申说的一个话题是文人与酒的关系。现代作家对于各地酿酒业的贡献实在非同小可。不便说是“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但无论如何，文人的反复言说，确实积淀、造就了不同的酒格，赋予佳酿以深厚的文化意蕴。于是，讲到绍兴酒，就会想到周作人；提起北京大酒缸，也总忘不了张中行。而且，在这些文字的品鉴中，你分明可以读出绍兴老酒的文人气与北京白酒的平民味。即使是唐鲁孙这样的贵族子弟，见多识广，喝遍天下，一旦讲起绝品名酒来，照样透着几分平易亲切。

不过，酒到底与茶不同，后者一律受到文人的青睐，其为大雅之物自不待言。酒却不然，雅士固有深好，俗人更加垂涎。因此，文人说酒也少不得道及此中恶趣。其他还有分别，最招人嫉恨的一定是劝酒。周作人谓之“苦劝恶劝” （《谈劝酒》），谌容更是专门作文痛批，呼吁饮酒的“宽松”与“自由” （《劝酒》）。不过，这仍然是见仁见智。生长于京城的肖复兴，即从中体味出“北京人淳朴古老的遗风”，被劝得尽醉方休，“这才叫喝好了酒，这才叫不把自己当外人” （《北京人喝酒》）。或许正因为酒的通俗性，谈酒的文字反不及说茶俯拾即是。编者于此愈发感激吴祖光先生的高明，由其主编的《解忧集》确是至今为止最好的现代酒话录，选文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

因《古今酒事》的取材截止于清季，《解忧集》又全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作，中间、后面尚有很大的空子可钻。于是，才有了《酒人酒事》这一本书。

二〇〇六年五月三十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尽管在本书编选、出版阶段，我们和三联书店一直在尝试多方努力，希望取得入选稿件作者的出版授权，但迄今仍有部分作者未能取得联系，请版权持有人见书后惠函三联书店，以便寄奉样书和稿酬。

编　者
二〇〇七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