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陈平原

平日里与烟酒无缘，勉强称得上“嗜好”的，便是吃茶了。因“吃茶”而关注茶人茶话、茶事茶文，好歹也算“水到渠成”。

按国人的思路，所谓“茶余饭后”，必是“闲话”无疑。既是“闲话”，很容易以“很久很久以前”起兴。我的“很久”，其实也就十几年。记得是九十年代初，游学日本，访得岩波文库本《茶之书》，对冈仓天心（一八六三至一九一三年）关于茶道的理想即是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悟出“伟大”这一禅的概念的产物，大为喜欢。回来后，翻阅周作人文集，方知其早已着我先鞭。在撰于一九四四年的《〈茶之书〉序》中，知堂感慨“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且称谈酒论茶，“若更进而考其意义特异者，于了解民族文化上亦更有力”。我虽深好此语，惜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两年前，指导一日本学生撰成硕士论文《周作人与日本文化——以饮食文化为中心》，着重考察周作人如何借冈仓天心接受、理解、阐发日本的茶道精神，才算圆一小小的心愿。

我之所以格外欣赏冈仓天心以及周作人之谈论茶人茶事，不仅仅是学问，也不仅仅是生活态度，某种意义上，更是因为文章。私心以为，茶之甘醇与文之幽深，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借用陈继儒的话来说，便是：“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 （《茶董小序》）古往今来，嗜茶的文人很多，因茶而兴的好文章，想来当也不少。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散文史》，竟收入诸多谈论茶人茶事的好文章，如陆羽的《茶之源》《茶之饮》，吴自牧的《茶肆》，陈继儒的《茶董小序》，袁宏道的《惠山后记》，张岱的《闵老子茶》，田艺蘅的《宜茶》，以及近人周作人的《喝茶》、阿英的《吃茶文学论》、黄裳的《茶馆》等。并非有意为之，只能说是趣味使然；等到书出版后，闲来翻阅，自己也都大吃一惊。

几年前，在北大为中文系研究生讲“明清散文”选修课，在分析陈继儒的为人与为文时，谈到“酒和茶不止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饮料，它对人的身体，对人的气质，对人的情感，对想象力的驰骋，都会有所影响”；甚至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借“茶与酒”来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讲稿整理后，交三联书店出版。责任编辑郑勇君以前随我念过书，对我的生活趣味及文章风格颇有了解，于是再三催逼，希望早日兑现诺言。正为“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而苦恼不已，郑君又有新的主意：邀请我和以前的学生、现在中国传媒大学任教的凌云岚君合作，选编《茶人茶话》。

半个多世纪前，世界书局曾出版过作家胡山源“将古今有关茶事的文献，汇成一编，以资欣赏”的《古今茶事》。据编者称，此书材料，“统由各种丛书及笔记中采撷而来” （《古今茶事·凡例》）；可实际上，该书选材，仅及于清代。毫无疑问，晚清以降诸多谈论茶人茶事的好文章，也都值得“汇成一编，以资欣赏”。如此设计，有趣，且难度不大。编选工作主要由凌君负责，我只是出出主意，并撰写序言。

从八十年代末编“漫说文化”丛书，到今天奉献给读者《茶人茶话》，时光流逝，老大无成，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坚信日用起居以及饮食男女中，蕴藏着大智慧、好文章，这一思路没错。卸下盔甲，抖落尘埃，清茶一壶，知己三两，于刹那间体会永恒，此乃生活的艺术，也是文章的真谛。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七日于京北云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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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二〇〇七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