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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10月21日，北京总理事务衙门来了一群客人，各大臣忙热情迎接，此时已任职同文馆事务大臣的徐继畬也在欢迎队伍中。来人正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他来此是专门为徐继畬赠送礼品的。
原来，为了表彰徐继畬为推广美国所做出的贡献，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与国务卿西沃德（William H. Seward）决定，邀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特别赠送给徐继畬。
在赠送仪式上，蒲安臣致辞，高度赞扬了徐继畬与《瀛寰志略》。数月后，1868年3月9日，《纽约日报》刊登了致辞全文，照录如下：
自从阁下编写一部专讲中国域外的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以来，已经过了近20年，阁下带给这部著述的，是艰辛的工作、正确的判断与令人惊叹的渊博学识。阁下详述了各国的伟人，推崇华盛顿为许多伟人之首。阁下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把华盛顿放在贵国的政治家与军事家的前面，并宣称他恢复了贵国三代尧、舜、禹的遗意。他们三人的宁静美德曾经照亮了贵国四千年的历史。
阁下这些赞美华盛顿的言辞曾经被他的同胞们翻译过来加以利用，为了表达他们对这些赞辞的感激心情，敝国总统要求国务卿聘请一位著名画家画了这幅画像，经过浩瀚无际的海陆，将这幅画像送给阁下。
当阁下看到这幅画像的慈祥面容时，请不要伤心地回想起阁下为了努力使贵国人民熟知华盛顿和西方国家而受到十八年之久的辛酸后果，而要和我们一道为一个开明政府，由于同样的原因，又把阁下安排在接近皇帝的职位上而感到欣慰。而且由于某种理想的因果报应，发生了一桩更美好的事情，就是阁下又被任命为同文馆管理大臣，而这个教育机构的目的就是提倡一些阁下为之而受到弹劾的观点，并使贵国人民学习华盛顿的语言和原则。
阁下这样办学，将会使世界各国感到欣喜。华盛顿的生平和性格很适合于特别推荐给贵国人民。像贵国人民一样，他重视农业，他也主张和平，只有捍卫国家时才拿起武器。像贵国人民一样，他支持孔夫子两千多年前讲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这个真理是从上帝那里降临到华盛顿身上作为对他的一道命令：你想要别人对你做的事，你要做给别人。
我们中美两国人民为什么不应该相互交流我们的思想呢？我们美国人为什么不该了解孔夫子与孟夫子的箴言呢？贵国人民为什么不该接受耶稣教的崇高教旨呢？我们美国人民为什么不该了解贵国的优秀礼仪、自我克制、对学问的爱好、农业上的改进方法以及高度文化呢？贵国为什么不该了解敝国的科学、铁路、电报以及火轮船呢？伟大的中国曾经发明过纸张、印刷、瓷器、罗盘、火药以及民为邦本这个学说，为什么不该把这些发明原则贯彻到底，并去享受它们全面发展的成果呢？贵国人民曾经发现了煤炭，为什么不该利用它来获取财富与力量呢？贵国人民也曾创造过第一条使用罗盘指导的不透水的木船，现在为什么不利用敝国的火轮船呢？要知道这些火轮船使敝国成为贵国的近邻，而一条船可载千人之多。
敝人以美国人民的名义，诚心诚意将这幅画像赠给阁下，希望这幅画像可以永远使阁下和贵国人民回忆起美国人民对贵国的悠久友谊，以及他们对贵国的道德高尚的代表的阁下所表示的热爱与敬重。
蒲安臣的致辞很长，在座的官员表情严肃，估计心里五味杂陈。
徐继畬自然也要答谢一番，他说：“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这件精美赠品的时候，华盛顿仿佛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时难以言表。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连接古代圣贤和他以后的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他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徐继畬当然要感激，他还要感激蒲安臣。他在写作《瀛寰志略》时，遭到林则徐的弹劾而被革职，而正是蒲安臣从中调解，让他得以重新被起用。
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仪式，在中文的记载中丝毫不见踪影，徐继畬也没有提及。或许蒲安臣的致辞中，无意透露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不思进取，已经落后。被外国人如此评价，中国人是无法接受的。如果不是美国的媒体，这件事或许就完全消失在了历史中。
如果单从“蒲安臣”的名字来看，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中国人，其实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1820年11月，蒲安臣诞生在纽约州新柏林市的一个拓荒者家庭，父亲是卫理公会派教徒。蒲安臣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在波士顿做律师，但他不是一个甘于只做律师的人。
在火热的废奴运动影响下，蒲安臣成为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因此成为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是律师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也一直坚持抨击黑奴制，不断呼吁废除黑奴，后林肯加入共和党，蒲安臣与林肯成为惺惺相惜的好朋友。蒲安臣放下自己的工作，全力帮助林肯竞选，让林肯大为感动。
此时的美国已经真正开始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为奴隶制的问题，南北之间出现严重矛盾。主张奴隶制的南方各州种植园主受到英国支持，另起炉灶，成立“美利坚联盟国”，美国第一次面临大分裂的危险。在国家危难之际，林肯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
萨姆特堡的持续炮击引爆了美国南北战争。双方都没有想到，在炮声隆隆中，美国爆发了自独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内战。美国进入“最困难时期”。
巧合的是，同时期的大清帝国也进入了“最困难时期”。
英国不仅插手美国，还侵略中国，与法国联合发动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从广东一路北上，攻陷天津大沽口，直逼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英法联军乘虚而入，火烧圆明园。
1861年8月22日，当美国南北双方鏖战之际，在惊吓中避暑的咸丰帝死于承德。慈禧与慈安联手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打掉了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
相比外忧，清廷更害怕的是内患。太平军势如破竹，横扫了半个中国。曾国藩的湘军经过多年平叛，依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盘踞江南的太平天国成为清廷最大的心头之患。
大清帝国运行到此时，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清廷与英国、法国等国相继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就包括美国。根据《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使节可以常驻北京，并设立大使馆。清政府也被迫做出改革，成立临时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美国因为国家内战，外交开始趋向保守，中国却开始走向开放，虽然步伐并不大。
1862年2月，寒冷的巴黎，蒲安臣此时愁眉不展。身负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的他，因为发表过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讲而被奥匈帝国拒绝入境。正在蒲安臣不知所措之际，他突然接到一封任命书。蒲安臣打开一看大喜，原来是林肯任命蒲安臣为第一任驻华使节。
与林肯任命书发出的同时，国务卿西沃德还向他发出了训令，摘录如下：
革命在短期内可能会有突发状况，这种状况很可能带来严重的变化。届时，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总统先生势必会示意你千万要小心谨慎，任何可能影响清朝中央政府信任或令其惶恐的方式都不得采取，但是你也切忌绝对地服从，尤其是对中国从上到下的各种特殊性和习惯要考虑周全，出手灵活。
我认为你该做的是，对待中国要同像我们对待其他一切友好国家那样的态度与之进行交往，切不可站错立场，反而去帮衬清帝国的反动派以对抗清朝中央政府。英法两国在中国不仅有长期驻华的外交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海陆军力量作为后盾，而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在我看来，美国与英法两国的在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英法两国公使一定会采取尽可能照顾到所有西方国家的利益的方式而行动的。因此，你应该尽量与其协商合作，除非有例外情况，否则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单独行动，并且要随时将相关事宜知会给我。
美国国力虽在迅速崛起，但美国人还很有自知之明。对华态度显然与英国、法国等“霸道总裁”不同，美国人奉行低调，更期望与中国展开协商合作。
蒲安臣没有犹豫，决定启程赶赴中国上任。
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经上海到达北京。夏日的京城，炎热中带着一丝宁静。年轻的同治皇帝刚刚登基，三个年龄均不到30岁的统治者慈禧、慈安、奕訢牢牢控制着帝国政权，古老的帝国似乎又要重新焕发生机。
北京远离江南，也没有太平天国的战火干扰。事实上，“同治中兴”正是从此起步，躲开了美国南北内战的蒲安臣又在中国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蒲安臣正式成了一名“客卿”。客卿，是当时对在华外国官员的一种书面称谓。相对广东人称呼外国人的“番鬼”“鬼佬”，“客卿”更文雅、文明。
中国人爱扎堆，外国人同样如此。在工作之余，外国各使节常到蒲安臣的住处玩耍。外国大使首先也是人，大家凑在一起打牌、抽雪茄、喝葡萄酒，是最快乐的休闲方式。英国公使卜鲁斯（Brule）、法国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俄国公使巴留杰克（Balluzek）是蒲安臣家的常客。由于他们与蒲安臣的英文名字中都带有一个“B”字，四人又称“4B”。
在北京的四合院内，葡萄架下，时常传来几个外国人的嬉笑声。自从清政府允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后，这就成了北京日常的一景。蒲安臣等人在一起打牌之余，自然也会聊天。聊天内容自然少不了谈论外交。如何对待中国，如何看中国人，如何与清廷打交道，自然是他们最热议的话题。
当各国主张对中国使用武力时，蒲安臣则想法不同。他在回忆录中说：“1861年，在我刚到北京时，那个时候各国对华政策还是以‘武力’至上的。按当时西方人的普遍看法是，要想将野蛮的中国人纳入西方文明，就得掐住他们的咽喉。”蒲安臣联想到了自己国家的黑奴制度，认为西方对华与美国对待黑奴没有区别。
在一次酒会上，总理衙门大臣文祥问起蒲安臣：“听说与外国打交道需要用到国际法？”
“确实是啊，这是国际惯例，是处理各国外交事务的基本准则。”蒲安臣答道。
“那这国际法是谁制定的呢？”文祥不解地问。
蒲安臣有点憋着没笑，他说：“国际法并非某一国制定，而是基于长期的外交工作经验总结而来，是各国都认同的一部公法。”
“公法有强制性吗？”文祥又好奇地问道。
“公法不是公约，没有强制性，但这是大家普遍认同的国际外交准则，还是需要遵守的。”
文祥点点头，貌似明白了，他又向蒲安臣说：“阁下能否向我们推荐一部最权威著作，让我们学习学习。”
“依我看，还是我们美国人惠顿写的《国际法原理》比较靠谱。”蒲安臣有些得意地说道。
《国际法原理》只有英文版，还需要翻译。后来，蒲安臣听说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正巧在翻译此书，他非常高兴，致信丁韪良表示会鼎力相助。奕訢、文祥获悉后，也表示会大力支持。
1863年9月，《国际法原理》中文初稿译成，定名《万国公法》。蒲安臣立即安排丁韪良与文祥等人见面商讨。文祥等人看后，皱起了眉，看得有点云里雾里，主要原因是语句不通顺。文祥立即指示手下章京，协助丁韪良修改润色。
半年后，《万国公法》定稿，奕訢批示，拨出专款刊刻此书。奕訢等人对蒲安臣非常欣赏。
蒲安臣能赢得如此口碑，是始终牢记国务卿的嘱托，坚决贯彻落实协商合作外交方针的结果。其中最能体现此外交策略的一件事，便是奕訢与文祥购买英国军舰一事。
因为需要镇压太平天国，奕訢与文祥决定派大清海关总务司长、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赴英国采购军舰。李泰国私心很重，欲借机利用此舰巡逻长江。李泰国雇佣英国水师总兵阿斯本（Sherard Osborne）为舰长，粗心的奕訢等人在与李泰国签署协议时，最初并没有考虑到舰队的指挥权问题。
后来，奕訢、文祥发现不妙，拒绝接收这批军舰。就在他们难以收场之时，蒲安臣居中调解，多次劝说英国公使卜鲁斯，并致信国务卿西沃德，希望他们出面致函英国政府。最终，清政府拒绝接收军舰，军舰被退回英国。蒲安臣多次向英国交涉，帮助催要购舰款。美国人其实也有点私心，蒲安臣不希望军舰在中国拍卖，这样一来，军舰很可能会被美国南部同盟的海军购得。
蒲安臣的表现赢得了清政府的尊重，奕訢等人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
在中国的日子，蒲安臣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感情，但难耐思乡之情，尤其是想念妻子孩子。1864年，蒲安臣开始向西沃德请假，希望能回国探亲。
得知蒲安臣要回国后，奕訢非常不舍，没事就往美国公使馆跑，劝蒲安臣留下。在一次酒会中，奕訢吐露了真实想法。
奕訢惋惜地对蒲安臣说道：“听闻阁下要告假回国，我们要与真诚的朋友告别，深表遗憾。”
蒲安臣微笑回道：“感谢大人对我们的关照。”
“你离开我们，这是必须的吗？”奕訢追问。
“只是暂时告辞。”蒲安臣含糊其词地说。
奕訢急忙又说：“你们总统有第二个任期，按说你也应该有第二个任期，不是吗？”
蒲安臣没有说话，似乎不想表态。
奕訢紧接着又说：“我们不接受你的否定回答，你要保证回来。”
说着，奕訢举起酒杯，目不转睛地盯着蒲安臣说道：“如果你愿意再回来担任公使，请与我一道干杯！”
蒲安臣没想到奕訢会用这种方式，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慢慢举起酒杯。奕訢露出了笑容，说道：“君子协定，朋友的保证不能忘，干杯！”说罢，奕訢仰头一饮而尽。看奕訢如此认真，蒲安臣略微有些感动，也喝光了酒。
谈到如何解决外交纠纷时，蒲安臣最后给奕訢两条建议。一是确认自己立场后，立即向外国使节发出清晰的照会，同时要求使节在自己国家的媒体上发布。二是中国要走出去，向外国派出使团。
奕訢沉思了一会儿说：“以各国至中华，通商传教，有事可办，故当遣使。我中国并无赴外国应办之事，无须遣使。”蒲安臣苦笑了两下，摇了摇头。
蒲安臣还是决定回国了。1865年4月初，蒲安臣从上海乘船回国。归心似箭的他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南北战争已经结束，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将迎来久违的和平。望着大海，蒲安臣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轮船停靠新加坡，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袭来，林肯遇刺而亡。蒲安臣大惊，仰天大哭。
1865年4月14日22点15分，已经再次当选总统的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看演出时，一个名叫威尔克斯的戏剧演员趁保镖喝得酩酊大醉时，突然闯进包厢，向林肯头部开枪。第二天，林肯不治而亡。
美国政局大变，是否还要继续回国，蒲安臣犹豫了，他决定先待在新加坡。
经过长久的内心挣扎与深入思考，蒲安臣在新加坡停留大约一年后，决心返回中国。
在蒲安臣离开的日子，中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1866年3月14日，斌椿率领的清政府官方考察团正式从天津出发，拉开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英国公使卜鲁斯与法国公使柏尔德密相继离任，继任者否定了与中国合作的态度，再次开始霸道起来。
1868年，将是《天津条约》签订十周年，也正是修约的时候。眼看日期临近，清政府又开始紧张，担心英法美等国继续找碴儿，拿武力威胁。奕訢经常为这个事发愁，遣使问题再次被提起，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对于蒲安臣的返回，总理衙门大臣们是非常欢迎的。但大家也都知道，蒲安臣的任期很快就要到期了，这位友好的大使不久仍要告别中国。
1867年10月，眼看修约日期逐渐临近，奕訢上奏称：“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
1867年11月，蒲安臣六年任期已满，即将卸任。一天，文祥与蒲安臣一起吃早餐。文祥向蒲安臣抱怨，说中国被误解太深，希望蒲安臣作为美国人，又是各国的友人，能当好中间人，为解决纠纷发挥积极的力量。蒲安臣礼貌地附和着，文祥突然说：“不如你来当我们的大使，或许一定能为中国创造出奇迹。”
蒲安臣永远忘不了文祥专注的眼神。
几天后，蒲安臣来到总理衙门，与奕訢辞行。奕訢与这位老朋友畅聊了许久。
奕訢问蒲安臣：“阁下是否愿意为我们做翻译？”
“翻译？贵国同文馆的学生不是可以做翻译嘛。”蒲安臣不解地问道。
“哦，也不单单是翻译那么简单，怎么说呢，阁下回去要经过欧洲吗？”奕訢又问道。
蒲安臣点头。
奕訢微笑着说：“那太好了，我们是希望向英法两国，尤其是白金汉宫方面表达一下永结善好的意愿及积极求上的美好愿景。”
“贵国的意愿我会转达。”蒲安臣答应道。
奕訢紧接着又问道：“阁下可否作为我们大清国的专职代表？以示对各国的诚意。”
蒲安臣愣了一下，然后说：“那不如派遣一个大清使团，由我作为领队。”
奕訢道：“对，我正是这个意思。”奕訢面露喜色。
兴奋的奕訢立即与蒲安臣展开深入沟通，奕訢决定推荐蒲安臣为大清帝国使节，并及时上奏：“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曾经协助中国，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
清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派正式使团出访，主要还是担心礼节问题。奕訢与蒲安臣沟通的重点也正在于此，奕訢特别嘱咐，要特别注意礼节问题，因为事关中国的尊严问题。蒲安臣其实也明白，奕訢请自己代表清政府出访，可以避免很多礼仪上的尴尬。
11月18日，清政府委任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授一品顶戴，并颁给汉文、洋文合璧的关防。同时，选派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志刚与孙家穀随同，二人为二品顶戴。聘请英国驻京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德善为右协理。在同文馆中选派30多名学生随团出使，其中跟随斌椿出访的张德彝再次出行。
聘请一个洋人任中国的使臣，清政府很不放心。为了节制蒲安臣，奕訢给予志刚、孙家穀与蒲安臣相同的名位，同样颁发了汉文、洋文合璧的关防。赋予二人随时奏事的权力。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在上海登上“格斯达哥里”号轮船，驶往美国旧金山。蒲安臣惊讶地发现，这艘轮船上还有八百多名中国人，原来他们都是去美国打工的。
在航行中，考虑到中国还没有正式的国旗，不方便国际交往，蒲安臣便设计了一面蓝色镶边的黄龙旗作为大清帝国的国旗。
4月1日抵达旧金山，原本担心遭到奚落和羞辱的蒲安臣使团受到当地人热烈欢迎，中国官方使团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接下来的日子，蒲安臣也被邀请到各种集会上发表各种演讲，蒲安臣的嗓子都讲哑了，不得不闭门谢客。
6月6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接见使团一行，蒲安臣向约翰逊递交了中国国书。
值得注意的是，使团完全违反了清政府的《出使条规》。蒲安臣没有遵从不得亲递国书的规定，志刚、孙家穀也没有遵从不面见外国元首，中外皆免行礼的规定，而是向美国总统行了三鞠躬之礼。
1868年7月28日下午，雨后的华盛顿碧空如洗。
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新上任的国务卿西沃德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此条约虽属于蒲安臣越权签订，但却是一个平等条约。
《蒲安臣条约》主要有8条，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确保中国领土完整，将中国视为与英国、美国地位等同的国家。中美双方在条约中均同意实施门户开放、贸易自由的政策。允许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对方国家无限制旅行和居住的权利。同时，禁止旅美的中国人归化，也禁止在华的美国人入籍，并禁止双方国家的宗教歧视。
有意思的是，同一天，美国国会批准通过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此修正案主要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平等，意义重大，被美国人称为“第二次制宪”。
回到祖国的蒲安臣，收获颇丰，大有衣锦还乡之势。使团一行在波士顿巡游时，市民夹道欢迎，甚至有人还爬上了树。有市民在自家的窗口挥舞着丝绸等中国商品。随团的张德彝记载道：“抛起帽子，挥舞手绢，鼓掌欢呼，投掷鲜花，高声叫好！”
嗓子恢复后，蒲安臣又开始了演讲。在波士顿、纽约，都留下了他铿锵有力的发言。
“这个条约承认中国是民族之林平等的一员……美国人不为自己索要任何东西，我自豪地说，美国签署的这个条约每一条、每一款都符合中国的礼仪。”
有意思的是，在波士顿演讲中，台下就坐着曾出使中国的顾盛。顾盛对中国的态度似乎让蒲安臣有些不满意，他讲这些话，自然也没有顾忌顾盛的感受。
“她……站出来，向你伸出手。她告诉你，她乐意在悠久的文明上嫁接你的文明……她告诉你，她乐意与你做生意，买你的东西，向你出售商品……她邀请你们的商人，她邀请你们的传教士。她邀请传教士把熠熠生辉的十字架插在每一个山头上。”
在蒲安臣的看来，中国是一个具有灿烂文明的国家，如果美国能帮助中国，中国一定走向现代化。
蒲安臣一行赴欧洲后，再也没有遇到在美国的待遇。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欧洲各国对待中国使团的态度普遍比较冷淡，这让蒲安臣也感到很尴尬。
在英国，为了见女王，蒲安臣等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在温莎城堡，蒲安臣、志刚、孙家穀向女王行三鞠躬礼，每人依次三进步，每步一鞠躬。退出时，后退三步，同样每步一鞠躬。
更尴尬的是在俄国。1870年2月16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蒲安臣使团，在会见中，俄皇始终不触及正题，总是大谈无关问题。俄国人始终顾左右而言他，让蒲安臣极度尴尬、郁闷。心情惆怅的同时，再加上西伯利亚的严寒及水土不服等原因，蒲安臣感染肺炎，2月23日，蒲安臣在俄国病逝，终年50岁。《纽约时报》则报道说，蒲安臣很可能是被使团成员暗杀而死。
蒲安臣死后，志刚继续率团出访欧洲其他国家。在礼仪问题上，志刚也没有遵守奕訢的嘱托，而是始终以西方之礼觐见各国元首。志刚的理由是，中国是悠久的礼仪之邦，以礼利国，行中庸之道。中国的《礼记》中有“礼从宜，使从俗”的记载，就是说，使者要入乡随俗，因地制宜。
此次出访，历时两年零八个月，先后走访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共11个国家。
回国后，使团成员出版了很多作品，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孙家穀的《使西书略》和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进一步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但今后是否遣使常驻外国，仍没有达成共识。
此次出访最大的收获便是《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为后来的华人赴美务工、留学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