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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的时候，李一凡上实验影像课，看了陶辉的作业之后告诉陶辉：“我觉得你好像天生就是拍录像的。”大四的时候，李一凡又是陶辉的毕业导师，为了顺利毕业，陶辉画了一幅画，拍了一个录像。李一凡鼓励和指导的两件作品是《小青记得要忘记》（Miss Green, Remember to Forget!）和《蒙古症》（Mongolism），人物原型来自20世纪90年代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和《还珠格格》，关于表演的讨论贯穿其中。陶辉认为，这两件有些粗糙的作品，虽然都以一个私人经验为入口，但是都有很公众的东西在里面，这一点正是他后来所有作品中最核心的部分。拍《蒙古症》的时候没有剧本，只有一个大概的线索，陶辉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拍，而且摄像机只有一块电池，几乎不会NG，因此只能拍一堆素材然后回去剪辑，这样的剪辑就像重新创作一遍。当我问到为什么《蒙古症》的主角是一个住在内蒙古的身份复杂的穆斯林时，陶辉告诉我，一个原因是在他小时候爸爸喜欢蒙古族的长调和呼麦，经常自己听也放给他听，听的时候他会哭，会有生理反应，因此总对人家说自己是蒙古人；另一个原因则是他通过看电视逐渐喜欢伊斯兰文化，总觉得中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包括后来2014年去伊朗驻留并拍了《德黑兰的黄昏》（The Dusk of Teheran）都与之有关。有趣的是，后来陶辉还专门去测了一下基因，结果两种基因完全没有，他就是一个汉族人。
信心满满的陶辉毕业之后来到北京，突然发现人家做的跟自己很不一样，自己做的好像特别本土，一点儿都不国际化。2010年前后北京的艺术圈流行学术热，似乎每个人都在讨论学术的东西，不看几本学术著作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语境里。陶辉觉得自己一直有阅读障碍，没有办法完整地看完一本书，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看书，不然不可能做艺术家，因此就把创作暂时放到了一边。看理论书很痛苦，看了下一句就忘了上一句讲的是什么，完全没办法看进去，这样过了一年，陶辉觉得状态越来越差，自己好像不可能做艺术家了，可能要去打工了。2012年，一次与姐姐的聊天改变了他的想法，姐姐觉得他做了那么久，还是应该坚持一下，艺术为什么要听大多数人的看法？艺术不就是要打破那些规则吗？姐姐是位朴实的英语老师，陶辉觉得姐姐说得好像挺对，此时再把之前做的方案翻出来看才发现原来这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东西啊！为什么要丢掉呢？他回到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重新开始创作，周围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朋友看了也觉得挺好，然后就有了一些展示机会，虽然好的、坏的评价都有，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2013年的《谈身体》（Talk about Body）是陶辉在北京拍的第一件录像作品。那时他住在黑桥，一位给其他艺术家做助手的朋友扔了一张床在他工作室。那张床很大，占据了工作室很大一个空间，他每次走过的时候都有一种错觉，好像有个人拿着《古兰经》坐在上面。因此当一个画廊群展需要一件新录像作品时，直觉告诉他可以拍这个。同时那段时间他喜欢上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论坛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根据他发过去的照片分析了他的体貌特征。这两个方面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谈身体》的来源。陶辉的很多作品都在讨论身份、性别、种族、文化的话题，但是他不是理论驱动型的艺术家，也不是研究型的艺术家，每次都是在实践中朝某个方向慢慢发展，作品完成之后才发现其中的线索。不仅如此，一些妥协性的东西反而成就了《谈身体》。比如录音的时候噪音特别大，他就想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的声音呢？不如把自己的声音去掉。于是就找了一位老年女性重新录了声音。这样，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加上一个穆斯林女孩的形象，再加上一个老年女性的声音，作品的层次因此丰富了起来。
2013年的《观光客》（Sightseers）是一个非常偶然的项目。那时一位大学同学拿到了一笔投资在成都做民宿，并用刚好多出来的一块地方做了一个非营利艺术空间，邀请艺术家去驻留、做展览。受到大学同学的邀请，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的陶辉决定过去玩玩。在成都和红原转了一圈之后，陶辉发现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回北京了，于是准备做一件与声音有关的作品。那段时间他经常在淘宝上搜索无线电装备之类的东西，他觉得可以通过电波把声音变成一个很多人能听到的像电波雕塑一样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但是它存在。陶辉在王贾桥小学录下了一段小学生的声音，然后用便携音箱带到地震重灾区芦山县芦阳小学的教室里，让小学生嬉戏、读书的声音在这间破败的教室里回荡，离开之前他又用增益录音录下了这片废墟里微小的环境音，最后带回成都并用调频发射器发射到成都的街头巷尾，让这些承载记忆的环境音在成都穿梭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