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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的时候，魏颖曾以“生物艺术”为题在艺术院校做过一两次讲座，但是很多听众都是第一次听说，也完全无法想象这是个什么东西。这证实了她的判断：在国内生物艺术是一个相对空白的领域，很少有这类艺术家和相关的理论研究基础，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未尝不是她可以发挥优势的领域。她决定从文献翻译整理和访谈这些基础性工作做起。几年之后，随着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大众科普程度的提高，生物艺术的话题开始逐渐受到关注。对生物学本身来说，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完成了一次学科的范式转换。20世纪80年代生物学的普及程度提高，一些艺术家开始尝试艺术与生物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生物技术成本的进一步降低促使更多的艺术家开始创作生物艺术作品。1997年，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创作了《时间胶囊》（Time Capsule）并顺势提出了“生物艺术”这个概念，他在世纪之交完成了著名的转基因三部曲：《创世纪》（Genesis，1999）、《绿色荧光蛋白兔》（GFP Bunny，2000）和《第八日》（The Eighth Day，2001）。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艺术家在澳大利亚进行“细胞组织培养与艺术计划”（Tissue Culture & Art Project），比如奥伦·凯茨（Oron Catts）与妻子伊恩纳·祖儿（Ionat Zurr）合作的《无受害者的皮革》（Victimless Leather，2000）。这是比较重要的两支力量，分别发生在美国的芝加哥艺术学院和澳大利亚的西澳大学。除此之外，荷兰、德国以及地处北欧的国家都有一些生物艺术家。这时需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生物伦理。魏颖认为，人类其实一直在对基因进行改造，不过古人并不了解基因，这种漫长的改造是基于经验和表象的，比如金鱼、锦鲤、花卉，就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繁殖中进行优选。而在今天，通过现代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可以很快就让它们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认为古人的做法不违反伦理而我们的做法违反伦理呢？当然，对生物艺术创作而言，无论是卡茨的《绿色荧光蛋白兔》还是凯茨的《无受害者的皮革》，艺术家都会首先考虑技术伦理，这是生物艺术应该遵循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