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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森文教授的《文化生态观与本土设计系统研究》杀青付梓稿，我是很高兴的。祝贺森文教授多年的努力终见成果；祝贺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陈劲松院长率领的团队持续奋战终有所获；也祝愿云南艺术学院的设计学建设不断向着新的理论高度攀登。
森文论稿，以“文化生态”的观念为主旨，围绕“本土设计”及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科教育改革实践，结合经年累月的“创意云南”活动展开讨论，多年积累，内容难得。森文嘱我为之作序，盛情难却，自知笔力有限，谨就阅后所得聊以为记，以为序。
我与森文、与云南艺术学院的交往已有一些年头。
20年前，我有机会两度赴昆明短期任课。虽然每次都是行程短促，来去匆匆，但起居单纯，心无旁骛，备课授课之余，尚有闲暇可独自徜徉于昆明街头、先生坡下。难得冬日偷闲，记忆中是满满的轻松、惬意和感动。
初到昆明，似乎除了满眼的高天辽阔、万木葱茏外，并无特别感受。但是几步一走、跨过天桥再登楼台，便有一阵突如其来的“心动”。这才意识到已身处海拔1800余米的高处，于是不得不放慢步履。
昆明城里风物，乍看之下也并无特别之处。除了建筑风格更“南方”一些之外，红花、绿柳、古井、池鱼，与江南风景其实相似。印象最深的是正午直射的阳光暖意融融，能把人晒得穿不住冬衣，所以冬日街头照样满目衣裙。但一到夜间，尚未安装空调的小楼竹榻立刻冷风穿隙，逼人难以入眠。自小生长于长江之滨，自认为对南方生活绝无障碍的我，终于察觉到地球经纬失之毫厘的意味，意识到人是何等敏感而现实的环境动物，还联想起一位导师所说：“文化之于人，正如人不能离开空气一样。”
当时正逢地球从20世纪转向21世纪的那几年。“千年等一回”的时刻似乎催生出全球性的文化躁动，不仅世纪更替的时点激起各种历史可能性的猜想，一只“千禧虫”之类的小玩物也能搅得全世界舆论哗然。那几年也是国内人文学科升温的时刻。在云南的这里那里，多年积淀的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研究加快从后台走向前台、从持守走向国际化，不仅昆明街头撒尼头巾、苗衣傣裙时而可见，云大校园的翠湖草坪，更是时常挤满装扮各异的背包客、僧侣团、田野考察者和不同国籍不同年龄段的留学生。当时这种触手可及的“国际热”在昆明之外是难以想象的，看着那些踩着各色泥土而来又披着星光风尘而去的匆匆访客，会激起一种莫名的地理学冲动。正是这些来往如织的人流，让我看到这块热土上正在生成的、不一样的设计学未来。
那些年在昆明，主要是为任职的南京艺术学院与云南当地高校合作“研究生主要课程班”开班讲课，担任的课程为“设计研讨”课。记得两个班的学员基本都是刚从本校毕业留校任教的青年师资。学员大多数都来自云南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还有一些来自昆明其他艺术类、师范类和工科类高校，另外就是云南各州、市、地、县闻讯赶来的年轻老师们。
课堂讨论的是新世纪中国设计如何自处以及如何与世界共处的话题。时值世纪之交，迎接不确定世界和挑战新世纪的兴奋总是溢满课堂内外。“新世纪、新生活、新设计”是预设的关键词，但谈着谈着就会转向来自当地发展和城乡生活的话题。那时昆明似乎满城都在热议刚刚举办的“园博会”，规模盛大的园艺盛会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城市型综合展会。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盛况空前的园博会不仅带来琳琅满目的奇花异草、多国风情，也将多年不变的市政带入争议的漩涡。一个满载记忆的昆明城被加速拆除，另一个全新风格的昆明城悄然而起，关于“拆”与“建”、“新”与“旧”、“破”与“立”的城市格局之争引发激烈的设计议论，其中曲直虽一时难以定论，但关于城市面貌及设计取舍的争论，自然使课程面向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
记得当时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等书刚问世不久，讨论会从“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学观点谈到“从生活资料中提取数据讯息”的方法论研究；从昆明城内车水马龙的新开国际购物超市，到难以为继的传统工艺产品“创意市集”。在一轮轮经久不息的争辩甚至争吵中，对于设计未来命运的思考不断引向深入。令人难忘的是学员们对当地社会人文状况与民间文化境遇都非常熟悉，几乎每位学员都有他们自己熟悉的领域和话题。记得当时刚毕业不久的陈劲松，就以丽江纳西族妇女“披星戴月”羊皮披肩传统产品为例，从对民间美术的质朴认识出发，谈到在地的生活方式如何通过设计而应变延续、如何与现实共处与历史共存。就这样，一件件每人自己熟悉的民族民间工艺案例，成为微观与宏观的举证、自然与人工的枢纽、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这样的课程虽由我主持，事实上却是我从中学到和得到的更多，从他们那里，我收获到的不只是青年人的坦诚和开阔，更有一种来自社会与生活层面的文化丰富性。他们从这块20余个民族、近5000万人口所赖以生息的近40万平方公里五色土地所带来的一切，于我而言，都是关于世界地理性与文化差异性的深刻体验。正是在这样的交互中，彼此的思绪从人的存在织入文化的存在、从设计的存在穿插到地理的存在。我看好他们，相信这样的氛围中会诞生新的设计思考，从这里会走出新的设计学。
自此之后，与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学术交往近20年，好消息不断传来：正是从当年“研究生主要课程班”学员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教学骨干，成为后来支撑云南艺术学院设计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的一代人。陈劲松从青年教师中脱颖而出，从普通教师做到云南艺术学院副院长；森文从工业设计专业教师岗位做到云南艺术学院研究生处领导岗位。森文的转型尤其突出，从创作走向研究、从教学实践带头人转向学科理论开拓者。
云南艺术学院地处西南，是在全国同行中享有盛誉的艺术教育重镇。尤其在民族民间工艺美术领域，多年关注将地域文化转化为学术资源的通道。何永坤、董万里等老一代开拓者，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把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办成特色鲜明的设计学科建设高地。当年那批勤于思考、善于实践的青年师资，如今也都过了不惑之年，正是将教学积累转换成理论思考的最好时机。前几年，陈劲松带领一批青年力量，将研讨中的“文化云南”课题在教学中不断深化，推出“云南特色民间工艺系列丛书”系列出版成果，成绩斐然。从2004年开始，他们又以“创意云南”为理念，以“大设计、大教育、大课堂”为目标，将设计融于社会创新，以“创意腾冲”“创意喜洲”“创意香格里拉”等系列专题方式，每年一个县区，针对实际需要，利用当地资源，开展应用领域的设计创新与生产研发，连续10多年举办“创意云南”系列汇报展，积累了大批实践经验。2016年我曾到过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展出现场，巨大场馆内人头攒动、气势恢宏，一次展出成果达数百项，令人震撼。活动不仅在整个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全面展开，而且创造了一种设计教育与社会政企“公共对话”的案例，具有重大的实验意义，成为国内设计高校学科创新中的优质品牌。
森文曾多年直接参与组织与管理“创意云南”活动，他结合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基于云南民族与地域文化的设计文化生态系统策略研究”阶段性研究内容，完成本书。本书展现了文化、自然、地理与设计人文的方方面面，阅读之中可以不断得到丰富的启示。在对书稿付梓诚表祝贺之余，还想再就课题所及略作展开讨论，并请方家指正。
近年来，文化研究不断升温。“文化生态”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浮出水面。大致而言，“文化生态”代表着一种总体性文化观照的态度，偏重于将文化及其周边的相关性视为一种彼此关联、互为因果的系统关系，强调系统关联对事物发展的引导与制约的作用。强调事物之间的彼此联系、相互作用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在此不再讨论。将这一主题的逻辑理解延伸至设计领域，表达的也是文化条件与设计本体的基本关系，可以有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本书命题的意义即在于此。值得在此提及的是，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提出“文化生态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强调文化的结构上的总体性、集成性、超越性，还在于充分认识到文化存在的多层性、多维性、多义性，从而将文化的影响力得体地置于理性可控、生动有为的“生态关系”之中。由此引发出关于“文化的复数性”的敏感话题，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
正如现代文化研究理论先驱雷蒙·威廉斯所形容的那样，“文化（culture）”一词是代表着英语语言复杂性的几个关键词汇之一。其语言内涵如其形成过程一样复杂深邃。“文化”的语言形式对应着人类文化活动的总体性与个别性、抽象性与绝对性叠加交错的复杂内涵。威廉斯指出：19世纪之前的欧洲语言中，“文化”一词基本上只指代“对自然成长的照管”这样的单一含义；在19世纪的百年间，“文化”一词形成若干不同语面，比如“心灵的状态”“社会的智性发展”“艺术的整体状况”等，所指极为广阔但层次与对象不一；到19世纪末，才出现总括性的描述，将复杂的词义归并为“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
“整体生活方式”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最后的大一统的并称。但“文化”的含义并没有因此就居高不下地被限定于“整个生活方式”的高度。威廉斯借用德国作家赫尔德（Herder）在其著作《论人类的历史哲学》中写下的一句话表明：“没有比这一个词的意义更不确定的事情，将这个词应用到所有国家与历史时期是最虚假的一件事。”
威廉斯并以此提到赫尔德对“复数的Culture”问题的特殊关注：“他主张在一个重大的改革里，有必要提到复数的Culture（文化）：各个不同国家、时期里的特殊与不同的文化，而且是一个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团体的特殊与不同的文化”
。雷蒙·威廉斯自己也强调，在各国（“文化”）词义的发展中，“文化也在朝着一种个体的、显然更为私密的经验领域回归，而这一点必将对艺术的含义与实践产生显著影响”
。显然，威廉斯对于“文化”一词在工业社会中的解释有着立意更为高远的设计。
他说：“我希望能够详尽地展现这场运动。简言之，我希望把‘文化’的诞生过程作为一种抽象物和绝对物展现出来，而这个过程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融合了两种普遍反应：其一是，承认某些道德与智性活动实际上有别于那些推动新社会发展的力量；其二是，强调这些活动——作为集中体现人类兴趣的领域——其地位不仅高于那些注重实效的社会判断过程，而且它们本身还具有缓冲和整合后者的作用。……而这些含义与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相结合，改变着自身的含义，从而成为一种衡量品性的尺度，一种解释我们共同体验的模式；而在这种新的解释方式中，它也在改变着我们的共同体验。”
威廉斯认为，文化并不仅仅是社会制约力量的总和，它还代表着一种“个体的、显然更为私密的经验领域”的“人类兴趣”。威廉斯在这里所强调的体现“人类兴趣”的、“私密的经验领域”的文化，反映着文化本来应有的生动、敏感、丰富而多样的面貌，这种重大价值，恰恰是今天的文化讨论中容易忽略的。威廉斯认为，这种关于社会发展与普遍性问题的特殊应答方式，“不仅高于那些注重实效的社会判断过程，而且它们本身还具有缓冲和整合后者的作用”。这表明，威廉斯在充分注意到“文化”影响普遍性的同时，及时地强调了“文化”所包含的个人性、私密性经验、高于普遍性共识的一面，以防止将文化引向一种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只有普遍而没有个别、只有统合而没有创造的“庸俗文化论”的方向。文化的总体性与具体性、单数性与复数性的关系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诠释。
必须看到，在对文化作一种抽象的评价、将文化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总和时，它确实是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统合的；而在对文化作具体的体验，尤其是将其视为人类的特征、视为内在的经验方式时，它又总是个别的、区分的、差异的。文化因此而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身份”相区别而划分。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文化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气质与逻辑，文化因此而成为复数的形式，文化的本质存在实现与人的本质存在的同一。
美国思想家汉娜· 阿伦特对人的本质特征作了透彻的梳理与陈述。她把人的生存境况及人的条件分为三种类型：劳动、工作、行动。生物性的“劳动”，对应着人最基本的生命过程，其对应的条件是自然世界；社会性的“工作”，对应着受命于人的技艺制作，其对应条件是人工世界；政治性的“行动”对应着人在智性支配下的言说与思想，其对应条件是交往世界，是复数性的、个体的人与人构成的“人们”。在这里，不难看出，阿伦特所设置的劳动、工作、行动及其一一对应的“人的生存条件”，总体上和“文化”的整体非常近似，但阿伦特最后强调的是“人的本质”上的复数性，也即文化的复数性。
政治评论家玛格丽特·加诺芬指出，阿伦特“人是复数性”的观点提示了“人的诞生性和开始的奇迹”。因为阿伦特认为，能将人的三种境况统括起来得到统一解释的生存本质只有“诞生性”，即人是有生有死、开端启新、随时体现创造性的生物，阿伦特称之为人的“形而上学主体”。加诺芬指出，阿伦特证明了“新人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有能力创新，从而打断或扭转由先前行动所发动的事件链条……人是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
。
这一点决定了“文化复数性”的哲学依据与人类学基础，只有承认每个个体的人都是创造性的生命、都是鲜活独特、与众不同的文化个体，才能形成符合自己生命逻辑的文化面貌与独特存在。因此，积极的文化生态观，也应当是文化总体观与文化具体观、文化一体性与文化复数性的辩证的统一。
文化学意义上的复数性与当代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复数价值同等重要，“以人为本”的政治哲学体现了对这种文化的复数性、民族的复数性与人的生命的复数性的最根本的尊重。但事实上，今天的世界还无法忽视“文明秩序”“世界结构”旗号之下对地域文化的隐形扼杀，比如西方世界就明确无误地将覆盖全球、无所不及的“脱域化”经济视为“远方（西方）力量对本土世界的同步渗透”
。法国记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一书中就举例说明：以“主流”文化面目出现的大批好莱坞之作其实无关艺术，而是彻头彻尾的全球政治营销。作者通过多年实地调研发现：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无论喜不喜欢美国政府的公开政策，青少年们都喜欢软瘫在多银幕影院的宽大皮座里，吃着爆米花，观赏工业化方式的美国大片。他认为，就这一点而言，少数国家已在一场全球性的文化战争中“获胜”
。今天的世界并不存在抽象的“文化生态”，现实中的文化影响仍然是某种历史—政治关系的延续。仅就近年来的中国消费而言，从“肯德基”“麦当劳”“宝洁”“资生堂”等一系列洋品牌的“在地化”经营改造，到“功夫熊猫”“花木兰”等一系列中国形象改换门庭……这一切都难掩“在地化”“本土化”策略背后的全球资本野心。
事实上，“文化的复数”的可能性正在无形之中被金融资本的全球格局所消解。因此，在这里想再次强调的一点是，文化研究还须与文化生存的意识相匹配，非此无以构建完整的文化生态观。
“文化的复数”的态度指向一种“文化的具体主义”的生成方式。即文化的总体性经营中，如何致力于关注人的生存本质的，以人、自然、历史及地理条件的充分体验为支撑的条件建构，以及实现文化总体价值同时又不失其鲜活个性的文化创造。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以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创意云南”项目为背景，提出一个“类的设计博物馆”的工作构想。虽然博物馆思路未有进一步展开，但这个包含着地理学想象意味的大胆目标，值得予以进一步的关注和提升。
当代地理学强调以空间的名义重新组织所有相关系统的认知综合类的设计博物馆可以把空间的物质性、感知性与复数性条件综合起来，组织成一个升维区域认知与创造可能的交织平台。其中至少可以展开三重“地理学想象”的表征空间。
其一：是“地理学条件”的空间叙事。
云南是中国的西南重地，是具有极其优越的空间展延和时间轴向条件的地理学宝地。近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冰川、峡谷、山地、高原等多种地形地貌，包括6000多米的海拔落差；长江、澜沧江、元江等水系带来充足水源，并在山水与峡谷间生成无数坝子和小块盆地，一年之中光照充足、雨水随季，供26个民族近5000万人口生息其间。这一世界独有的地理框架和历史轴向，是古往今来云南所有生活起居、衣食器用的设计条件和形式依据。
其二：是“空间性感知”的身体叙事。
空间感知决定身体行为，同时决定在此基础上构成的社会秩序与区域差异。法国当代美学家雅克·朗西埃曾说，“我们被分配的身体位置，就是我们借以出现的角色与功能”
。对“手工披肩”及其同类之作的设计阅读，就是试图去重新发现这些被社会分配的感受和被生活审美的空间进程。
云南艺术学院的民族服饰展厅中陈列着一位云南艺术学院有心人数十年间沥尽心血收自民间的上百件珍贵服饰档案，涉及傣、彝、汉、藏、白、壮、纳西、普米、蒙古等十余个少数民族，独特而自然的款式、华丽而质朴的面料、精致而淳厚的手工，让人联想起云贵高原上遍布各处的云杉、红桦、高山栎，以及从山间伸向湖滨的林边箭竹、草丛龙胆以及密密丛丛的马先蒿、玄参花、蝶形花；还有在林中歌唱的红嘴鸥、野鸭、黑颈鹤、天鹅、鸬鹚、斑头雁、鸳鸯、岩鸽、画眉，在林间闪动的青羊、猕猴、赤鹿、林麝、松鼠、野狐……精美绝伦的服饰让人敬畏，不仅因为它们久远的背景，也不仅因为来自大山深处的面料浸染与织造缝绣，而是因为这些精美的形式出于人们直觉的自然感知与意义解读，那些在枝头可采集的花种、林间可分辨的脚印、溪涧可饮流的泉水、洞中可酿制的浆果……诸如此类的自然生活决定了山林中人“什么可被看见或可被听见，以及什么可说、可行或可做”
的判读。戴维·哈维曾经借怀特海的一句话来强调这种身体的感知对于人的感性世界形成的重要性，“对当代世界的感觉—感知伴随着身体的‘共与性’的感知，正是这种共与性使得身体成为我们了解周围世界的出发点”
。这些“分配”于山林、群峰、草木、鸟虫之间的景观逻辑与自然秩序，构成了生息于其间的人对于生活、环境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边界。
甚至，与众不同的雅克·朗西埃还不认为这些居民的美学感受只为山林特有，而是普遍有效的。这种因生活感知而生的文化能力，被朗西埃称为“感性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指的是“被自然化的感知的共同形式”，对人类的感知建构普遍有效。具体而言，人世间的“美学”也只是在这种感知模型基础之上“赋予某些模型以优先权又将另一些边缘化的复合途径”，因此在朗西埃那里，日常的社会生活才具有一种基本的文化意义且显得“不容置疑且不可逃避”。
其三：是“复数性感知”的文化叙事。
“创意云南”是具体地显现“文化的复数性”体验价值的现实切入点，复数的地域文化经验构成丰富的社会创新价值与传统再生价值的生动来源。从2004年开始直至2019年，项目团队先后在腾冲、喜洲、香格里拉、峨山、富民、石林、鹤庆、瑞丽、个旧、寻甸等十余个镇、县、市级区域进行；涉及的创新领域包括城市规划、乡镇创新、景观设计、旅游开发、建筑设计、视觉传达、产品研发、室内环境、动画宣传、网页设计等；地理实践的范围覆盖了云南省最具代表性的山、林、湖、坝、城、乡、街、镇；手工实践的范畴覆盖了编结、织造、染绣、描绘、金属、土陶、瓦器、雕刻、髹漆、家具、建筑等十多个领域，前所未有的视野开阔性展现了云南丰富的人文地理以及从中生发的无穷生活想象。
以人的身体感知为基点的时空认识把差异地理比较的方法和“文化的复数”研究结合，可以避开简单的“地理容器论”或“环境决定论”，正如戴维·哈维所要求的那样，“社会进程决定空间形式”的原则方法，将灿若星空的手工方式纳入互文的“人—地”空间叙事与再建中的社会进程。
现代社会的地理空间感知正在更多层次地显示出政治建构的意味。人们日益自觉地跳出“地理容器”狭隘认识，将地理空间理解为变动中的组织建构过程，最大限度地释放其中所蕴涵的条件能量，展现新的空间作为维度。
诚如宋代诗人苏轼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相对静和封闭的生活模式，使得历史上人类的地理空间意识相对被动和薄弱。大航海开启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唤起了一个强烈的世界地理政治意识时代。现代地理学发现：地理条件不仅由地质地形构造构成，还由地理性的人类感知和社会进程构成，人与地理空间之间的感知与判断，存在着如朗西埃所形容的那种“感知行为与对它所预先建构的值得感知的隐含依赖之间的张力关系”
。当代地理关系中，这种张力始终在发挥作用。环境改造能力的加强与环境控制意识的削弱，以及由于地理空间意识的缺乏，各种方式、各种层面的地理变构不断加剧，深刻地影响着现实世界中的地理协调与空间理性，继而破坏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的可持续方式。每天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城市化”“新乡建”聚沙成塔地决定着这种地理重建的品质与方向，人类曾经千百年与之相处的大地条件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解、重构和异化的进程，正在承载和展现着一种与历史完全不同的文化叙事。
如同高速公路、高铁交通猛然间劈开大山和丛林，把一个千年古寨突兀地显现于外部世界一样，村寨、家山、原乡、四野、耕作、出行，甚至生死、祭祀、轮回、重生……种种文化的勾连都会随之重塑。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正在发生的地理重建，不仅意味着要重新量度人和山岭湖泊之间的自然距离，还要重新确认狩猎牧养采集收割的路径，重新确认植物编织、草木印染的可能；同时不仅要重新考虑草地林场的持续繁荣、重新设定手工四季的情感支撑，甚至还要重新安置火塘灶台之于家居宅院的寄寓……在历史上，这一切只是山水风云间的自然形成，然而今天，却要在地理重建中人为地重新组织和安排。不难想象，遍及四野的地理重建中，未来村寨的自然感知、生灵对话方式的重新“分配”，将永远地形塑新的地理、新的村寨中完全不同的生活进程。正如雷蒙·威廉斯曾经深谋远虑地预见的那样，“……这些含义与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相结合，改变着自身的含义，从而成为一种衡量品性的尺度，一种解释我们共同体验的模式；而在这种新的解释方式中，它也在改变着我们的共同体验”。
正如复杂的地质构造从深层形塑了精致的空间地理一样，对于环境条件的感知塑造了人们对于生活形式的需求，从而在根本性的层次上决定了设计的语言与形式的方向。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的体验和把握，才能把“创意云南”所引发的“地理学想象”引向一种更为主动和精深的设计学方向，引向可以沟通彼此、感动世界的文明，引向可以体现人的本质性特征的“文化的复数”，最终引向一种更加精微的、高于推动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动力的体验尺度与语言，一种设计诗学之所在。借用戴维·哈维的话来说，真正成为梦想实践的开端和话语反思的终结之所在。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