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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是对多种社会创新资源的整合，与本书的设计系统研究有较大关系，与之相关的概念有“产学研”“政产学研用”，是一个对资源与创新认识的演进过程。
“产学研”合作既是3种资源的结合，也是3种部门之间的合作，是较为广泛的一种协同合作形式，学界的相关提法有多种，如“产学”
“政产学”
“政产学研”
等。产学研是一种资源整合模式，对社会、经济有极大的影响力，如美国的“斯坦福研究园”，及许多的“大学科技园”等，“（美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举世瞩目，可以说正是产学研合作的兴起带来了国家的兴盛”
，“科教兴国”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
我国的产学研思想在1958年开始出现，由政府部门大力推动的标志性开端是1992年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
。关于产学研的开拓性研究，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徐辉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论大学与工业的关系》（1990）
，主要讨论的是大学与工业的合作；田建国的《大学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1999），认为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是现代大学的本质规律，论证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李方葛和邵森万的《产学合作概论》（1995），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产学合作的理论
。
产学研合作模式主要分为3类：
1）以平台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
2）以高校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
3）以社会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
。
从几种模式和现实中的产学研实践来看，不同高校、不同学科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平衡：一是部委属高校和地方高校间的不平衡，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方高校，在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及省部级以上的科研项目方面比例较低；二是不同学科和行业间的不平衡，大部分的产学研合作都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和科技、工业行业，社会科学领域和人文学科较少，艺术和设计领域就更处于“边缘”，这固然与产学研的科技转化性质相关，但也与政策和上级管理部门的观念有关。如以设计领域的“广美现象”为例，产学研“鼻祖”广州美术学院从1984年创办全国艺术院校中第一家校办企业“集美设计公司”，后又成立了“广东省白马广告公司”，虽然“白手起家”“摸着石头过河”，但却迅猛发展，仅“集美设计公司”1994年的营业额就近2亿元人民币
。设计领域的产学研与科技领域有非常大的差异，一方面几乎只能靠自身寻找出路，另一方面，需要与地方进行合作，利用地方各方面条件，把地方特色转换为优势。以设计与社会关系的紧密性来看，产学研有非常广阔的天地。
“政产学研用”是一个新概念，从研究文献来看，专门研究的著作和硕士、博士论文还较少，报刊上对此概念的讨论与宣传较多。如专著有《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研究》（2014）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背景下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的运作、评价与绩效提升研究》（2016）
；硕士论文有《“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视角下内蒙古地区科技人才培养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2014）
；博士论文没有专门以此概念为主题的研究。与“政产学研用”相关的概念是“开放式创新”和“协同创新”，从相关性较大的角度看，也仅有少量博士论文：《基于创新体系的德阳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型信息化平台研究》（2012）
《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研究》（2012）
《开放式创新范式多视角研究——模式比较、福利分析、风险防范、案例研究》（2013）
《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研究：以山东省为例》（2014）
。
“政产学研用”“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都是彼此相关的新概念，强调了政府推动的开放创新平台搭建的作用，强调了面向“用”的体验性与创新性，突出了以企业为主体，以用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趋势，可以说是“产学研”价值观的新发展。“产学研”向“政产学研用”，再向“政用产学研”协同发展的转变，是信息技术发展和知识社会的背景下，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2.0”形态的体现，突出了政府在开放创新平台搭建和政策引导中的作用，也突出了“用”（应用和用户）在创新价值中的主体地位。这样一种创新合作系统工程，“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系统梳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从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协同互动入手，构建政、用、产、学、研多方协同驱动的多元化科技创新系统”
。
政产学研用机制不仅是对“产学研”和“政产学”两种模式的“结合”与“衍生”，而且是对两者不足的“弥补”，其系统关系是：政是基础，产是主体、学是推动、研是核心、用是导向
。政产学研用机制具有协同效应、聚合效应两大优势
，其内涵与外延已经大大深化和扩展，在许多领域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这在协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体现。
陈劲等人认为，“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
，美国学者彼得·葛洛（Peter A.Gloor）等人认为“协同创新”基于成员组织的自发与自我激励，以共同的目标和共享关系为基础，有5个特征：成员分散性；成员相互依存；非单一的指令链条；成果的共有；基于信任的依赖关系。其中“大跨度”与“非单链性”是协同创新的重要特征，如李阳等人也把“非线性协同”作为重点来讨论，认为“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推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导致系统发生质变，跃迁到一个新的稳定有序的状态或结构”
。曾任德国副总理的菲利普·罗斯勒认为，协同创新建立于合作者与利益相关者对特定形势的高度敏感性，是经济转型与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协同创新包括4种类型：“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创新、面向行业产业、面向区域发展”，其中“面向文化传承创新”受到了一定重视。协同创新与政产学研用在理念上和目标上是一致的，因为“当协同创新被放大到宏观层面，其主要运作形式即是产学研协同创新”
。
协同创新的特征是资源整合，政产学研用就是资源的概括，使多层次的社会资源发挥系统性的作用，尤其在“文化传承创新”领域，意味着政策、研究、教育、经济对于文化的共同作用，对本书研究的意义是，政产学研用是创新的系统组织模式，协同创新是系统的目标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