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回顾历史,我们需要清楚地区分事件、划分时代,这样才能理解其意义。因此,本章将梳理凯尔特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
与同时期的罗马别墅和希腊神庙相比,凯尔特人独特的茅草圆屋似乎很原始。但其建筑结构合理,不受气候影响,十分耐用,一切建造或修缮工程只需就地取材即可完成。
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意外、特殊及复杂的情况,人们很难通过这些散乱的信息了解事物的特质或规律,所以为了避免信息过载,有必要对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梳理。许多人只是掌握了一些关于凯尔特人及其社会的表面信息,便认为这就是全部的事实。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明了。
关于“凯尔特人是谁”的问题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凯尔特这个名字总让人联想到一群红发战士——男人留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胡子,女人也很强壮,甚至有点可怕。印象中他们是罗马的敌人,也是造型奇异的石刻纪念碑的建造者;他们的信仰融入了当今的主流宗教,且对基督教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传播产生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我们知道,凯尔特人擅长锻造金属,是令人敬畏的战士,还能够生产色彩丰富、做工精良的服装。他们居住在茅草圆屋或山地堡垒中。聚居于各处的人逐渐形成一个个部落,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然而,许多像这样的认知十分笼统,没有多大的意义,有些甚至是不准确的或有误导性的,这并不出人意料。要介绍一种存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并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文化,几句话也只能说个大概。只有当我们尝试深入了解凯尔特社会时,矛盾才会一一浮现。
认知与事实有出入也是很正常的。定居于不列颠群岛或土耳其(Turkey)的凯尔特人因受到不同文化熏陶与定居在伊比利亚(Iberia)和高卢的人不同;公元前800年(也就是铁器时代初期)的凯尔特人与罗马灭亡后传播基督教的那群人又不尽相同。跨度如此大的空间与时间,必然包含文化和社会的巨变。如今令人瞩目的,不是仍然存在的相似性,而是凯尔特社会在整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仍然独树一帜、没有湮没于历史的事实。
许多文化都有明确的开端与结尾,尽管一些日期是历史学家后来添加的。通常,一个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或结束,如一个城市的衰落或一个新社会的崛起。凯尔特文明中某些分支的历史界定确实如此。但由于凯尔特人分布广泛,他们的社会于某时某地或许迎来了终结,但在别处依旧延续着。
虽然我们可以推测出“凯尔特时代”的起始日期,但它并没有明确的终点。凯尔特部落在一些地区被边缘化或被吞并,而在另一些地区,他们的特质却逐渐被新的文化所吸收。如今,凯尔特人也没有走到尽头,其对社会的影响仍然以广为使用与流传的语言和民间传说存在。从凯尔特民族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起直到今天,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进步、发展。
人们对凯尔特人的普遍印象是“高傲的野蛮人”,留着可怕的小胡子,且十分喜欢争斗。然而,这只是片面的说法。事实上,凯尔特民族是一个复杂而先进的民族。
过去,人们对其生活的时代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他们活在所谓的“当下”。那时,文化、语言以及不同群体的关系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变化的过程往往是缓慢的。社会一方面可能按部就班地徐徐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灾难侵袭而迅速改变。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相遇、交融,他们相互影响也相互制约。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持续的变化。只有紧紧围绕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我们才能捕捉到“现在”的剪影。
在扩大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的同时,我们应该根据观察所得进行归纳总结。无论是趋势还是境况,都应该在多个地区存在较长的时间,这样反映出的才是一种普遍规律或常态。而一个特征越精确,它就越有可能只属于某个特定时间段的某个特定地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对凯尔特人的观察中获得一些合理的推论,只要不将其当作普遍适用的绝对真理,它们就足以满足大多数研究的需要。
建于铁器时代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宏伟的防御工事之一。拉腾(La Tène)时期(约公元前450年),堡垒周围建起了堤岸和沟渠。在此之前,梅登堡的规模明显较小,防御能力也较弱。
公元前400年左右,一大群“野蛮人”闯入了意大利北部。他们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人人都顶着一头金发或者红发,且十分好战。当地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在其逼迫下不得不离开故土。于是,这群新来的人引起了罗马的注意。也正是从那时起,罗马开始崛起,并走向强大。
罗马编年史学家在这些新面孔身上找到了许多值得记载下来的东西。据其描述,这群凯尔特人常常身穿衬衫和长裤,肩上披着带帽子的斗篷。所有的衣物都拥有精细的做工与鲜艳的颜色。此外,他们还用石灰和水的混合物洗头,使头发变得坚硬而锐利。这样的造型以及那引人注目的小胡子都使这群“野蛮人”看起来异常凶猛。
他们还有着健硕的体格。在战斗中,有些人戴头盔和穿铠甲,有些人则选择赤身裸体上阵。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是非常强大的战士,很快就将伊特鲁里亚人赶出了波河谷地(Po Valley)。而伊特鲁里亚人只好向他们的罗马邻居寻求帮助。于是,罗马派出使者与凯尔特人交涉。
罗马使者和凯尔特“蛮族”之间的谈判最初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凯尔特人明白,如果伊特鲁里亚人向罗马寻求军事援助,他们是无法与之匹敌的,而签订协议显然比进行战斗更加有利。因此,凯尔特人提出了一个以土地换和平的交易。罗马特使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凯尔特人的要求相当于军事勒索。但凯尔特人的立场很明确——他们有能力占领这片土地,便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
最终,罗马决定对他们的邻居伊特鲁里亚人伸出援手,而这引来了凯尔特人的敌意,他们要为被杀的战士讨回公道。但特使在罗马政治中具有极大的权力,直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尽管罗马对外宣称保持中立,但实际上选择站在伊特鲁里亚人一边。回国后,特使非但没有因违反“万国法”(Law of Nations)而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为罗马的高级官员。
公元前400年左右,一支由罗马民兵组成的部队在阿里亚河(River Allia)被凯尔特人的塞农(Senone)部落彻底击败。自此,凯尔特人与新兴罗马势力之间的战争正式开始。
随后,凯尔特人出兵罗马,而罗马则部署了六个军团与之对抗。那时的罗马军团仿照了希腊人排兵布阵的方式,在战阵的中央布置了装备精良的重装步兵,轻装部队在侧翼。战斗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87年。时间虽然是模糊的,结果却是肯定的。
两军在阿里亚河相遇。凯尔特领袖布伦努斯(Brennus)很快就看出了罗马人的弱点。当时的罗马军队是以公民为基础的,士兵必须自带装备入伍。手持长矛和盾牌,全副盔甲的重装部队构成了罗马坚固的中心防线。因此,攻击侧翼装备简陋的部队便是更明智的选择。
凯尔特人仅通过一次冲锋便击溃了敌人的侧翼部队。一些落败的罗马士兵逃往维伊(Veii),而另一些人则回到了罗马。随后,罗马的中央部队也被包围,受凯尔特人压制。这群装备最完善、经验最丰富的罗马战士挫败。更不幸的是,他们几乎来自罗马最有权力、最富裕的公民阶层。也就是说,罗马的许多决策者和领导人在阿里亚战争这场灾难中丧生,为凯尔特人进击罗马城创造了条件。
尽管一些罗马部队仍坚守在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上,但凯尔特人仍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攻克这座防御薄弱的城市。由于对这一阵地的进攻受挫,凯尔特人同意在收取巨额赔款后撤退。自然,关于赔款的谈判以失败告终。此时,第二支罗马军队抵达该城。在没有结果的城市巷战之后,一场野战打响。这一次,凯尔特人败在了罗马军队手中。
塞农人将罗马人逼得差一点就要缴纳大量的贡品来求和。但马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率领部队在罗马城内激战了两天,最终击败了塞农人,将他们赶出了罗马城。
传说塞农人夜袭罗马城时,罗马的警卫犬没有发出警报,是鹅的鸣叫声提醒了守军。此后,狗在每年的祭祀活动中都会受到惩罚,而鹅则被授予荣誉。
虽然凯尔特人被赶出了罗马城,但他们在历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次战役后,罗马军队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从希腊式战斗模式转向更灵活的方式,并且巩固了城防。直到几个世纪后,这座城市才再次被入侵。
这次对罗马的进攻只是塞农人这一个凯尔特部落分支的行动。他们与罗马断断续续打了一个世纪,最后仍然不敌。罗马人将塞农人和他们的凯尔特同伴称为“加利”(Galli)或“高卢人”。这两个称呼大同小异,都是“野蛮人”的意思,我们现在却普遍以此来称呼欧洲的凯尔特人。而罗马试图向北进行领土扩张时发现,这些高卢人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整个北欧。
“凯尔特”这个名字源于一个希腊词汇“凯尔托伊”(Keltoi),与罗马人对这个民族的称呼一样,也是“野蛮人”的意思。古希腊人究竟是何时开始与原始凯尔特人交往目前尚未可知,但凯尔特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联系确实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时,他们在希腊人的战争中充当雇佣兵,协助希腊作战,有时又站在希腊军队的对立面。
也许,早在希腊黑暗时代(Greek Dark Age)末期,希腊人与凯尔特人之间就产生了某些形式的互动。这一时期从公元前12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00年,伴随着早期希腊文明的分崩离析。由于,希腊黑暗时代与东地中海(Eastern Mediterranean)地区其他社会瓦解的时间吻合,因此,关于该时期的历史记录往往是匮乏的。
“凯尔特”这个名字源于一个希腊词汇“凯尔托伊”,与罗马人对这个民族的称呼一样,也是“野蛮人”的意思。
青铜时代的崩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中,埃及的拉美西斯三世(Ramses III)正领导他的王国抵御神秘的海上民族。许多国家在这一时期的消亡可能为早期凯尔特人的扩张开辟了道路。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青铜时代分崩离析
(the Bronze Age Collapse)之时,埃及新王国(New Kingdom of Egypt)、安纳托利亚半岛
(Anatolia)上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和迈锡尼人(Mycenaean)的希腊王国都遭受重创,具体原因不明。从干旱、地震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到外来入侵,各有各的说法。
这一时期,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城市被洗劫一空,甚至被夷为平地。零星的记载中提到了可能是由于“海上民族”(Sea People)的袭击,但他们的具体身份不明,可能是同一群人,也可能不止一个群体。同样,导致青铜时代覆灭的原因也可能不止一个。
希腊传说中曾提到多利安人入侵(Dorian Invasion)或多利安移民(Dorian Migration),讲的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民族从北方来到希腊并控制了希腊的部分地区。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希腊迈锡尼文明的崩溃,带来了随后的黑暗时代,但这种“入侵”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以及多利安人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
至于凯尔特人的祖先是否参与了这些事件还有待讨论。但三大主流文明走向崩溃的动荡时期对整个古代世界的确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凯尔特文明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也表明,在一个灾难重重的时代,军事防御能力与创造及建设的能力同样重要。即便凯尔特人与这些巨变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其社会的发展道路也发生了改变。尽管凯尔特人起源于何处还有待讨论,但其发展路径是可以通过前凯尔特社会和原始凯尔特社会来追溯的。
公元前1300年左右,在欧洲中东部地区出现了现在的瓮棺文化(Urnfield Culture)。这种文化因推崇将死者火化后的骨灰放入骨灰瓮埋葬的方式而得名。此前,人们会将逝者的遗体送入墓冢安息,而这种墓冢文化(Tumulus Culture)持续了四个世纪。与所有文化的更迭一样,这种变化并不是立即发生的,也不会演变得面目全非,只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生,而两种安葬逝者的方法都仍在使用。
瓮棺文化在阿尔卑斯山(Alps)以北的大部分欧洲地区广泛传播,从现在的法国一直到多瑙河流域都受其影响。当然,同一种文化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还存在不少地方性差异。同是受瓮棺文化影响的人使用的风格却常常截然不同,这便显示了部落或亚文化群之间的区别。然而,从整个地区来看,文化的共性依然存在。
瓮棺文化影响下的厄恩菲尔德人(Urnfield People)种植谷物和蔬菜。除此之外,他们还饲养家畜以获取肉和毛。虽然他们也养马,但那个时代的马很小,不太适合乘骑。
不仅如此,厄恩菲尔德人还驾驶战车,也使用类似马车的运输工具。这些工具可能是独立制造的,也可能是受赫梯人影响而制造的。战车在当时常见于战场或许是高贵的象征,有时也会与重要(或至少是富有的)人物一起埋葬。
厄恩菲尔德人会制造叶子形状的青铜剑,这种剑制作精良,经过多次切削击打仍然能够保持锋利。据记载,从刺剑到砍剑的过渡大约发生在瓮棺文化取代墓冢文化的时候,但并没有真正的证据能够证明埋葬方式的变化和武器制造之间的具体联系。因此,新式武器的创造很可能得益于冶炼及锻造技术的普遍提高。
瓮棺文化的特点便是推崇使用像这样的骨灰瓮来装死者的骨灰并埋葬。在此之前,一般的做法是将死者埋在土丘之下或墓穴之中。
虽然瓮棺文化的出现早于铁制武器的普及,但那时的军事装备并不原始。厄恩菲尔德人的青铜武器制作精良,至少可以与早期的铁制武器相媲美。
在后来的凯尔特文化中,砍剑仍然是一种流行且极具代表性的武器。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凯尔特社会开端于厄恩菲尔德时期。曾经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与后来的有明显的不同,但厄恩菲尔德人与后来的凯尔特人仍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瓮棺文化时期,一个由战士主导的社会逐渐成形。这可能是由于人口增长使群体之间的竞争加剧,那些能够从他人处获取财物(或防止财物被别人夺走)的人便比那些创造或生产社会所需物品的人更加重要。
具体原因可能也没那么复杂。拥有武器并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可以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且随着繁荣程度的提升,社会已经能够支持战士阶层(统治者阶层)或至少是一个以战争为主要活动的群体的存在与发展。
不管是什么原因,公元前1000年左右,山地堡垒的出现与同一时期社会中战士主导地位的确立大有联系。修建山地堡垒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除非真正需要,否则是不会轻易动工的。因此,聚落设防的普及恰巧表明了这一时期聚落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普遍。
无论这一时期是否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原始凯尔特人确实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抵达了西班牙,并在公元前1200年进入欧洲北部(今法国和德国)活动。有证据表明,许多山地堡垒成为金属加工中心。随着技术的发展,铁匠们还学会了用铁代替青铜(或同时使用两种材料)生产金属制品。
从使用青铜到使用铁的转变也不是瞬间发生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铁的加工就已经出现。到了公元前14世纪,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赫梯人开始以铁造物,但这些铁制品很罕见,也很珍贵,而常用的武器和工具基本还是用青铜制造的。且早期的铁制武器并不比青铜器好用。因此,从青铜器到铁器的转变可能是必要之举,而不是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铁器时代并不是开始于铁器加工的出现,而是在铁器加工逐步普及的时候开始的。虽然这也因地而异,但到公元前800年左右,铁制工具和武器已经在中欧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原始凯尔特人究竟是如何以及何时成为我们所知的凯尔特人的还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他们是很难注意到自身变化的,甚至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其他人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因为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凯尔特文化有多少始于铁器加工,又有多少源于偶然,这些都是需要做进一步推测的。但无论如何,人们始终认为凯尔特人是一个活跃于铁器时代的民族。
这张图片展示的是哈尔施塔特时期墓葬的一个复制品,不难看出,当时凯尔特人的陪葬品通常有装饰品、贵重物品、装酒的双耳细颈瓶以及武器和盔甲。
地图标出了各地的主要文化。在高卢、伊比利亚半岛与不列颠群岛发展起来的凯尔特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受到不同的影响,因此也存在许多差异。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哈尔施塔特(Hallstatt)文化于公元前800年诞生。该文化得名于奥地利(Austria)哈尔施塔特镇上的一个考古遗址,许多有关这一文化的发现来源于该遗址。哈尔施塔特人在改用铁器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完备的金属加工业。因此,他们的匠人能够生产上好的武器和工具并用于出口便也不出人意料了。唯一的差别在于此时的原材料是铁而不是青铜。
当然,哈尔施塔特文化内部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在西部,将刀剑同部落首领一起下葬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有时,那里的人还将华丽的战车当作陪葬品。而在东部,人们似乎更喜欢将斧头视作领袖的武器和身份的象征,为逝者穿戴盔甲下葬的情况则更常见。无论怎样,这些陪葬品都展现了当地的繁荣。但如果逝者生前就没有什么武器和作战工具,那他的陪葬品可能就会差很多了。
安葬死者的方式常常被视作一种特定的文化标识。哈尔施塔特人早期是将尸体火化后储存在骨灰瓮里埋葬,后来则转变为将死者随陪葬品一起埋在坟墓里。
早期的凯尔特人并不是唯一生活在哈尔施塔特文化圈中的人,其他民族和社会群体在贸易往来与日常交往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下也形成了类似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哈尔施塔特文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早期凯尔特人。因此,或许并非所有的哈尔施塔特人都是凯尔特人,但哈尔施塔特文化圈仍然可以被视作最早的凯尔特社会之一。
铁与盐于哈尔施塔特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商品。后者在保存食物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控制盐铁贸易是有利可图的。良好的食物储备能力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再用铁制武器武装战士,好战的民族便得以组建庞大而威武的部队。
盐铁生意与其他贸易使哈尔施塔特地区的凯尔特人得以繁荣发展并迁徙至新的地域。贸易还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交流,使得相距较远的两个凯尔特部落在文化上不会相差甚远。
随着希腊黑暗时代的告终,哈尔施塔特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凯尔特人也四处迁移,不曾停歇。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群凯尔特人涌入西班牙。其后,希腊的前哨马西利亚
(Massilia)于如今法国南部的罗纳河(River Rhone)口建立,马西利亚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西部的凯尔特人可以在那里获得整个地中海区域的货物。
拉腾是瑞士的考古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500年,它的发现使人们对后期的凯尔特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拉腾文化似乎比哈尔施塔特文化更加崇尚战争,而这个时代恰巧也出现了多次移民和入侵。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推断出凯尔特人曾在这一时期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迁移。当然,他们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民族。不同的人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迁徙。或许,一些人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居住地,另一些人则可能是为了躲避敌人,或者是离开令人感到不愉快的社会环境。但从总体上看,人口流动是持续的。
这种持续的小规模迁移令我们很难对一些事做出判断,比如,不列颠群岛究竟是何时被凯尔特人殖民的。有人认为,原始凯尔特人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200年到达不列颠的。此前,不曾有人踏足这片土地。后来进入不列颠群岛的人中,一些人留了下来,与原始凯尔特人共同生活;一些人则通过贸易影响了原始凯尔特人的社会,但并没有在不列颠群岛定居。最终,这片土地在凯尔特人的直接占领与将其他民族“凯尔特化”的过程中成为原始凯尔特人的领地。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凯尔特人进入这些地区的过程会更容易,因此当地受到的影响也更彻底。
在哈尔施塔特开展的考古工作增加了人们对早期凯尔特文化的了解,但任何特定的遗址都只能展现一个特定地区被特定民族占领后的生活缩影。
如前所述,凯尔特人第一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发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使他们引起了罗马学者的注意,我们对当时凯尔特人的了解也大多来自这些学者的记录。据记载,凯尔特人此次远征非常成功,他们在意大利北部拥有了一席之地,且多年来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尽管依据考古发现可以划分出明确的文化阶段,但拉腾文化取代哈尔施塔特文化以及随后的传播在大多数地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影响。
其实,早在罗马学者将自己对这些“野蛮人”的认识(以及他们的猜想)写成文字之前,凯尔特文化便已经成为铁器时代独树一帜的文化,也正是这种文化奠定了欧洲社会的基础。
位于意大利北部弗留利地区奇维达莱(Cividale del Friuli)的凯尔特地穴(Celtic Hypogeum)显然是通过扩大一个天然洞穴建造而成的。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墓穴,但它的具体用处仍然无法确定。
凯尔特人向南扩散至巴尔干半岛(Balkans)的过程中,也通过马西利亚等贸易港口接触到了希腊文明。马西利亚城是由来自安纳托利亚半岛福西亚(Phocaea)的古希腊人在当地统治者给他们的土地上兴建的。自建城以来,马西利亚城的规模及重要性不断提升。在福西亚被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占领后,许多居民迁往马西利亚等地。那时,马西利亚城已经大到可以兴建自己的卫星城了。
定居在马西利亚城周围的凯尔特部落是货物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由马西利亚这一贸易枢纽联系起来的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由于西欧几乎没有其他贸易港口,以结交远方潜在合作伙伴为目的的贸易主要在凯尔特人的领地上进行。这促进了当地凯尔特部落的繁荣,同时也促成了希腊人与凯尔特人之间有来有往的文化交流。
有希腊人称,凯尔特人通过与希腊人的贸易了解到了法律的作用以及合理发展农业所需的技能。但事实上,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凯尔特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两方面的知识。罗马崛起后,马西利亚仍然是高卢和意大利(以及罗马世界的其他地区)之间的重要贸易枢纽。
从公元前600年左右开始,希腊便影响着凯尔特社会的演变。如果我们将哈尔施塔特文化与拉腾文化做一个对比,希腊的影响便不言而喻。这些影响部分来自马西利亚和罗纳河谷,但也有部分是通过与希腊中心地域的直接接触产生的。
凯尔特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往来可能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至少在有历史记录之前,双方就已经有了互动。哈尔施塔特文化走向成熟的同时,希腊人也正在走出他们的黑暗时代。凯尔特的商人或移民很可能就是在这时游荡到巴尔干地区并与当地的希腊人有了接触。
公元前400年左右,或许是在一些部落向南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同时,一些凯尔特人在多瑙河流域定居,并逐渐向东南方迁移。公元前335年,凯尔特特使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谈判并达成约定——凯尔特人派遣战士协助他作战,一些人将前往意大利对抗伊特鲁里亚人,而另一些人则在其他地方充当雇佣兵。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帝国四分五裂,凯尔特人得以进入巴尔干地区争夺领土。他们对希腊的入侵始于公元前279年。人们对入侵的原因有各种解释——从单纯的机会主义,到人口压力,再到饥荒期间寻找生产用地的需要。在与马其顿军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后,这次“盛大的远征”在温泉关(Thermopylae)受到了周遭希腊城市守军的阻击。
许多凯尔特钱币的印花都展现出希腊文化的影响,后来的设计也多是相同印花的抽象版本。这或许表明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减弱,而只属于凯尔特人的艺术则渐渐成型。
虽然凯尔特人在温泉关曾成功包抄希腊军队,但在袭击德尔斐(Delphi)时他们还是被打败了。凯尔特大军中的敌对团体在事后互相指责,而希腊人则乘机进攻将他们赶出了希腊。但对于凯尔特人的远征是否一败涂地,历史学家们意见不一。诚然,凯尔特人是被迫撤退的,但有人认为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征服,而只是掠夺。在这场盛大的远征中幸存下来的凯尔特人确实带走了丰厚的战利品。这可能是他们一直以来的目标,也令他们战有所值。
一些参与此次远征的凯尔特人最终在色雷斯
(Thrace)定居,而另一些人则走得更远,在比提尼亚(Bithynia)为尼克美狄斯一世(Nicomedes Ⅰ)服务,并因此获得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现代土耳其附近)的土地。公元前275年,凯尔特人获得的这块飞地以加拉太(Galatia)之名为世人熟知。与他们的欧洲同胞相比,加拉太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更深。他们有时被称为“希腊的加洛”(Gallo-Graeci),也就是“生活在希腊人中的高卢人”。
加拉太的凯尔特群体因欧洲同胞的到来逐渐壮大,他们在该地的影响也持续了多年。当地部族十分重视加拉太的战士。即使这些战士与一些地方冲突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他们仍会以雇佣兵的身份参与其中,甚至被冲突双方同时雇佣。
加拉太战士受到重用并被征为雇佣兵。
公元前189年,加拉太被罗马征服,失去了独立地位。此后,除了本都王国(Pontus)统治时期,加拉太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在随后的米特拉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s)中,加拉太人更是直接站在了罗马一边。虽然加拉太在公元前64年恢复了部落主权,但此时它已经高度罗马化,脱离了自身的文化根源。
凯尔特人裸体作战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图中这个石棺雕刻作品及类似的艺术作品中,裸体是为了表现加拉太人(Galatians)和其他凯尔特人的野蛮。但以这种方式描绘凯尔特人也有可能是一种传统,而雕塑家只是在迎合潮流。
欧洲的原始凯尔特人向西迁移,最早可能在公元前1300年就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公元前600年左右,当地又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涌入。当这些凯尔特人将哈尔施塔特文化带至半岛时,他们发现那里已经有大量的居民。
早在公元前1100年,腓尼基人(Phoenicians)就在伊比利亚的加德斯
(Gades)建立了一个港口村镇。这个地方与地中海周围的其他港口一样服务于贸易往来。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人、迦太基人
与腓尼基人一同建立了迦太基新港
(Carthago Nova)。
这些文化主要存在于伊比利亚南部以及地中海沿岸,而后来翻越比利牛斯山(Pyrenees)来到半岛的凯尔特人则以东北部为原点不断扩散着自身的影响。一些典籍中记载了新的到访者与已经在伊比利亚定居的人之间的冲突。然而,作家们似乎并没有掌握确切的信息,他们记录下的主要是猜测和谣言。
“吉桑多的公牛”(Bulls of Guisando)是四座花岗岩石雕,创作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00年。它们和其他类似的雕像一样可能是由维托涅斯(Vettones)各部创作的,并且都是凯尔特伊比利亚(Celtiberian)艺术的典范。
与许多地方相同,西班牙的凯尔特式村庄建筑也是圆形结构。但由于当地多石,所以居民一般用石头作为建筑材料,而不是以传统的编条涂抹法筑屋。
最终,这一部分凯尔特人成为伊比利亚人口的一部分,与当地其他民族通婚并在其山地堡垒周围创造了一种交融的文化。在罗马和迦太基的影响之下,“凯尔特伊比利亚”社会逐渐从部落文明演变为城市文明。布匿战争
(Punic Wars)时期,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是迦太基军队中的一员,受其指挥翻越阿尔卑斯山并一直行军至意大利。而在迦太基战败后,他们则越发受到罗马的影响。
同时,这种影响也是双向的。当时罗马军队使用的双刃剑又被称为“西班牙剑”(Gladius Hispaniensis),是在伊比利亚发明的。它取代了适用于希腊式战斗模式的武器,成为罗马军队常用的武器。事实上,尽管早期罗马军队推崇希腊人的作战方式,但这种传统的战斗模式很少能帮助他们取得胜利。
最典型的“罗马式”武器是西班牙短剑。它是由凯尔特伊比利亚战士手中的传统武器演变而来的。二者的锻造工序也基本相同。
罗马人将伊比利亚称为日斯巴尼亚(Hispania)。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也日益罗马化。后来,迁移中的日耳曼人(Germanic)及摩尔人(Moors)先后侵入这里,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和动荡。由此,凯尔特伊比利亚文化得以与其他文化习俗及价值观碰撞、融合。虽然部分凯尔特传统得以保存,但总体而言,该地区渐渐丧失了凯尔特民族的典型特征,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
走进高卢(今法国)对迁徙途中的原始凯尔特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比进入意大利或伊比利亚更容易。至少,他们不再需要翻山越岭。没过多久,原始凯尔特人便带着哈尔施塔特文化及其前身踏上了高卢的土地。到公元前500年左右,高卢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哈尔施塔特文化痕迹,但这种文化很快便被更加尚武的拉腾文化所取代。
拉腾文化的兴起可能是因为该时期地区冲突更盛,但也可能仅仅是由于邻近部落的影响。当一个群体穷兵黩武时,其他群体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也会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如果一个部落拥有装备完善的军队,想要并自认为有权对其他临近部落进行掠夺,那么对于这些临近部落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拥有一支同样装备精良的部队。
此外,经济可能也是这场文化更替中的一股推动力。战士们可以为远行至马西利亚的商队护航,或者作为雇佣兵参与到地中海周围其他地区的战争中。他们可以为部落创造财富,以更加直接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在与罗马接触之前的几年里,后来被称为高卢人的凯尔特人变得越来越尚武。因此罗马人将“野蛮人”的标签贴在了翻越阿尔卑斯山前来掠夺永恒之城
(Eternal City)的战士身上。此后,这个标签便一直伴随着所有长相、谈吐和战斗力与凯尔特人类似的人。
这个雕像是装饰伊埃纳桥(Pont d'Iena)的四个雕像之一,刻画的是一个高卢战士和他的战马。拥有马匹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即使在步兵中也是如此。
虽然“高卢人”是适用于活动在罗马边境的凯尔特人的称呼,但“高卢”是指今天法国及其周边的凯尔特人属地。因此,在不同的语境中,高卢人可以指来自高卢地区的人,也可以是与他们相似但来自其他地区的“野蛮人”。这可能会让一些罗马著作的读者感到困惑。
公元前125年,周遭的领地逐渐被罗马吞并,凯尔特人在高卢的统治地位首次受到了来自罗马的挑战。直到几十年后,罗马人才陆续入侵高卢其他地区。然而,即便统治当地几百年,罗马也始终未能彻底抹去该地区的凯尔特文化。罗马-高卢文化(Romano-Gallic Culture)构成了西欧早期封建王国的基础,并最终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
远古人类一直都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后来的不列颠群岛,直至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多格兰被淹没。即使在这之后,狭窄的海域也没有成为贸易、探险和小规模人口迁移的障碍。
有证据表明,早在80万年前不列颠群岛上就曾有人居住,那时气候都非常温暖。这些人并不是现代人类。无论如何,他们要么受气候驱使,不断南迁,要么在10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时代走向了灭绝。几万年来,不列颠群岛一直被冰雪覆盖。在大约2万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期的高峰过后,冰雪迅速消融。
冰川的消融令海平面上升,淹没了多格兰
(Doggerland)等低洼地区,导致后来的不列颠群岛首先成为一个半岛,随后演变成一个岛屿群。随着冰川在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的消退,人类很有可能通过陆桥进入后来的不列颠群岛。关于该地区与欧洲大陆隔绝的具体时间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但这极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那时,群岛与大陆之间出现了一片狭长的海域,阻碍了人类的步伐。
不列颠群岛各处都有凯尔特式建筑。当地人常常在天然防御屏障的基础上用石头和泥土加以巩固,创造出一个防御完备的居住环境。这表明,冲突在当时的不列颠群岛并不稀奇。
凯尔特人或原始凯尔特人很可能是慢慢地迁移到不列颠群岛的。
在半岛演变为群岛之前,不列颠地区已经有大量人口定居。人类在爱尔兰岛上居住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而当地人口数量到公元前1000年时已经相当可观。其中一些人可能是原始凯尔特人,另外的则可能属于其他群体,或者是在原始凯尔特人和其他已知种族之前就存在的一些未知群体。
凯尔特人或原始凯尔特人很可能是慢慢地迁移到不列颠群岛的。早期到达的人当中许多都是商人,他们在当地的买卖一结束就各回各家了。但随着不列颠地区的凯尔特人逐渐增加,他们的文化在当地也成为主导。
大量的凯尔特人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100年涌入不列颠群岛,其中一些是为了逃避当时罗马在其家乡开展的征服行动。事实上,他们的祖先可能早在1000年前或1500年前就已经来到不列颠群岛了。这些新来的人融入了在血缘上、文化上与其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的群体。由此,一个凯尔特社会逐渐在不列颠群岛成型。
这个社会与欧洲大陆受拉腾文化影响的社会一样尚武。士兵保家卫国,而战斗能力往往也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在这里,防御完备的聚落屡见不鲜。其中一些非常小,不过是几处房子,有些甚至只是一个大家族的住所。当地人还建造了穷工极巧的山地堡垒。虽然这有可能是出于习惯,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无论修筑多么基础的防御工事,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不单只以防御为目的。凯尔特人在不列颠群岛修建的防御工事也是如此——他们需要建立起完备的防御系统以应对自然灾害与敌人入侵。也许防御工事具有震慑的作用,也许它们同时也是建设者身份的象征。那些能够在谋生之余抽出时间来修筑防御工事的人显然是很富裕的。当然,这些推断也可能同时成立。
这是爱尔兰梅奥郡(County Mayo)巴利纳城(Ballina)的一个铁器时代的住宅。但要确定一个建筑是属于凯尔特文化,还是属于可能受凯尔特人生活方式影响的其他铁器时代文化的,有时会很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列颠群岛上的各个凯尔特群体形成了不同的特征。爱尔兰岛上的凯尔特人可能是通过陆路从苏格兰而来,并逐渐扩散到全岛。随着海平面的上升,从不列颠群岛其他地方进入爱尔兰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岛上的凯尔特人便逐渐与外界隔绝。他们的住房通常是一个位于山顶的小型堡垒。这些堡垒被称为“拉斯”(Rath),爱尔兰的许多地方都因此而得名。
尽管爱尔兰是连罗马帝国都无法触及的一片土地,但维京人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与凯尔特人一起生活,并时常与他们交战。有时,维京人也会卷入牵涉多个凯尔特部落的战争中,参与他们之间的互动。几个占地面积广阔而实力强大的城镇随着维京人的到来而崛起,凯尔特社会则以各自的家族和部落联盟为中心发展,变得更加分散。
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凯尔特人受罗马的影响相对较小。威尔士虽然被罗马军队征服,但与大陆上的主要殖民地相比,它并没有受到严格的控制。与后来的英格兰相比,它的罗马化程度也并不算高。因此,凯尔特文化也能以一种更加完整的形态在那里留存下来。
尽管罗马曾多次尝试将现在的苏格兰地区纳入帝国的控制范围,但每一次罗马人的入侵都被当地人成功地阻止了。边境一带的部落与罗马不列颠往来的同时也受到了罗马价值观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足以将其文化改头换面,更北边的部落受到的影响则更小。然而,不列颠群岛的其他地区在被征服后严重罗马化,最终形成了罗马不列颠社会,凯尔特文化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则被削弱了。
公元前800年,原始凯尔特人逐渐发展,形成了我们所了解的凯尔特社会。在此之前。原始凯尔特人中便已经存在一系列与后来的凯尔特文化相关联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的文化转变。人们普遍认为,原始凯尔特社会起源于这一时段的东欧,并逐渐扩散到北欧以及希腊北部,最终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
在威尔士,大小不一的凯尔特环形防御工事比比皆是。这些防御工事可能是土质或石质的,也可能有一面由木桩组成的围墙。威尔士人称其为“拉斯”。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凯尔特语逐渐分化,形成了许多互相关联却又独树一帜的凯尔特语族语言分支。如今,由原始凯尔特语分化出的许多语言仍然存在,甚至在一些地区受到教育项目的特别保护。
凯尔特人是由一个共同的语族联系起来的,现在一般称其为古凯尔特语族(Old Celtic),与日耳曼语(Germanic)及意大利语
(Italic)同属印欧(Indo-European)语系。三个语族的许多传统和社会结构都很相似,因而共同形成了一个分布广泛、具有地方差异的文化群体。对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旅人来说,位于欧洲两端的凯尔特人所具备的相似之处可能是令人惊讶的。但对如今的我们来说,这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凯尔特和原始凯尔特社会的发展可以从早期的欧洲文化中追溯。
欧洲的大多数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便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从这一原始语言中产生了凯尔特-意大利(Celto-Italic)语族,语族其中的一种发展成为拉丁语,后来又演变为名叫罗曼斯语(Romance Languages)的现代语族。
戈伊德尔语(Goidelic)和布立吞语(Brythonic)是凯尔特语族的两大主要语言,从原始凯尔特语发展而来,并逐渐演变成后来的盖尔语(Gaelic)。尽管从一些地名和其他语言的词汇中还能看出凯尔特语的痕迹,但许多凯尔特语言,特别是大陆语支,如高卢语,都已经消亡。有些语言,如布列塔尼语(Breton)、威尔士语、爱尔兰语和苏格兰盖尔语,在本土地区仍有大量的母语或第二语言使用者,甚至在美洲也仍有少数人使用。
布立吞语,即“p系凯尔特语”,是威尔士语、康沃尔语(Cornish)和布列塔尼语的前身,比戈伊德尔语更晚出现在不列颠群岛。布立吞语的出现可能是欧洲大陆移民的结果,它来源于不列颠语,也就是公元前100年左右在不列颠群岛占主导地位的凯尔特语。
戈伊德尔语(或“q系凯尔特语”)出现的时间则更早。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200年,大陆来的移民和商人就将这种语言带入了不列颠群岛。此后戈伊德尔语在爱尔兰占主导地位,也逐渐成为当时苏格兰地区广泛使用的一种凯尔特语。爱尔兰戈伊德尔语(通常称其为爱尔兰语)和苏格兰戈伊德尔语在“凯尔特时代”结束后受到北欧语(Norse)等其他语言的影响,继续沿着不同的路径演变。
尽管不同地域的凯尔特语存在差异,但共同的根源使任何一个凯尔特人都有可能与来自其他部落的同胞顺畅地交流。这种语言的共性不仅仅是字词层面的,它更是基于类似的思维方式和一套共同的价值及信仰体系的。对外人来说,不同的凯尔特族群在样貌、语言甚至行为上都相差无几。然而,对凯尔特人自己来说,这些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基尔那萨格奠基石(Kilnasaggart Stone)是爱尔兰已知的最古老的刻字石碑之一。碑上铭文和附近的早期基督教墓葬表明它是由基督教徒所建。但石刻这种概念的产生可能早于基督教在爱尔兰出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