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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吧，一首《江南春》对于寇準，犹如谶语。
那是北宋仁宗执政的天圣元年（1023）的春天，寒意尚存，小麦的青气才刚刚冒出地皮，春水开始化冻，在欢快地流淌。两匹驿马远远地相向而行，一匹从汴梁（今河南开封）出发，载着朝廷的圣旨：调寇準回衡阳（今湖南衡阳）任职，那里距离京城汴梁较近；另一匹马则驮负着寇準刚刚离世的消息前往汴梁。两条消息，两匹马，一喜一悲，在人生的长旅中，就这样同时飞奔着……从此，世上再没有一位情深似水、行气如虹的诗人，没有了那个留一把稀疏胡须、剩一身如柴瘦骨的寇準。
从此，大宋也好像死去了。
就像更早时候的屈子在《离骚》里叙说的一样，寇準和他的两任国君——太宗和真宗，也曾有过心心相印的时刻，是美人和佳士似的亲密关系：传说圣上生气，会叫他“寇老西”，他也敢扯住圣上的袖子直眉瞪眼地进谏，直到圣上接受为止——那也是柔情之一种啊。
有个叫张咏的人，生性骄傲，当时在成都为官，而寇準刚当了宰相，他们两个算是老朋友了。张咏见寇準位高，内心酸溜溜的，颇为不忿，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比寇準强，于是对自己的僚属说：“寇公是奇才，可惜学问权术不够。”
一次，寇準出差到陕州，张咏恰好从成都罢职回来，两人都到了陕州。
寇準与张咏性情正好相反，寇準对谁都很热情，也很尊敬，听说张咏来了，就给张咏安排了住所，还订了包间和酒菜，并且早早过去，等着老朋友到来。这位张公姗姗来迟，推杯换盏，开怀叙旧。最后散席要走了，寇準一直送到郊外，问张咏：“您有什么教我的？”
张咏本来碍着面子，不好意思说什么，这时候实在按捺不住，于是脱口而出：“《霍光传》这本书，你不可不读啊！”
一句话没头没脑，寇準没明白他的意思，张咏也不说，拱拱手，昂首快步上马，扬长而去。
回来后，寇準取书读，读到“不学无术”四个字时，笑着说：“张公这是说我啊！”
不学无术，这个词安给一个痞子也未尝不可，可寇準却笑着接受了。他并不报复或争辩，尔后还恭恭敬敬地把张咏当师友走动，这就不简单了。
说到底，有多大胸襟，成多大气候，这话一点不假。正像苏轼《留侯论》里所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所谓大勇，以至大智、大才，无不性缓、气和，临大事或处惊变尚且泰然自若，与人交往或交割就更是敦厚温文了，为真豪杰。
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人，为官刚直也就不足为怪了。
北宋民间说寇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说他官居一品，却没钱建房子。当真是没钱“无地起楼台”吗？不是的。有钱是真，不起楼台也是真。
寇準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他要做大事，就可能获大咎，不宜积财置产，以免增添疑忌，也便于被贬黜外地时，带几件衣裳，随时就走，没有拖累。
但他又是个喜欢享乐的人，钱来了就花，不存。他喜欢听歌，酒余茶后经常叫一些歌女唱歌排忧解闷，一掷千金不当回事。一次，一个妙龄歌女清唱，寇準见她面目姣好，歌声圆润，一时兴起，就赏她一匹绫缎。想不到歌女还嫌赏赐少，一脸的不高兴。
寇準身边有个侍妾叫蒨桃，见到这个情形就写了一首劝讽小诗《呈寇公》：
一曲清歌一束绫，
美人犹自意嫌轻。
不知织女萤窗下，
几度抛梭织得成！
同时代的欧阳修在书中记载寇準的奢侈生活：寇準来自邓州，世家子弟，少年时期就特别奢华，人家点的都是油灯，他却喜欢点上大蜡烛听戏剧，一点就是一整夜，离开之后，家里的下人到房间去打扫的时候，发现烛泪流了一地。
宋代的蜡烛，大多取自蜡虫的分泌物，称之为“白蜡”。据《宋会要辑稿》，宋神宗年间，朝廷给予官员的奠仪包括“秉烛每条四百文，常料烛每条一百五十文”，可知宋代每根蜡烛的价格为一百五十文至四百文不等，相当于一名城市下层平民两三天的收入。
如此奢侈的生活，寇準一过就是一生。
不过，他花的都是自己的钱，这没有异议。寇準出身望族，自小生活优渥，到十九岁中了进士，因为一身好本事，又有家族扶持，所以一生都居高位，在开封府尹、枢密使、宰相、节度使等官职上跳来跳去，不缺钱花。
时人对于寇準“无地起楼台”深以为异，其实不难理解。望族显位，有的是机会见识宦海沉浮，见多了风云莫测，总会有人生如梦、对酒当歌的幻灭感。寇準身为权贵，却也常常为了家国社稷得罪权贵。纵然圣眷恩隆，却也天威难测，随时有贬官、抄家的可能，每一天都有可能是在京城的最后一天……得了，能享受就尽情享受吧。
中国百姓特别善良，只要你为国家办事，为人民谋福，就深心维护，甚至千方百计美化你——后世代代传颂，将喜宴饮、爱歌舞的寇準，变成了朝服上补丁摞补丁的大清官。在评书《杨家将》中描述说，寇準头上戴的纱帽翅由于年头太久了，又旧又破，还得用东西在前面绑着，也还往下耷拉。只能说，封建王朝的底层百姓太可怜，遇到一个能为百姓着想的官，就感恩戴德，恨不得当神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