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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弗洛伊德被放上神坛，受到无与伦比的尊敬或激烈的辱骂不同，唐纳德·温尼科特不是一个文化偶像；与拥有一群狂热信徒、习惯使用难以理解的术语的雅克·拉康不同，温尼科特不是一个被知识分子崇拜的人物——这正如他所愿，没有人比他更质疑狂热崇拜及其引发的僵化与教条。在温尼科特的一生中，他一直痴迷于个体自我的自由，反抗父母和文化的要求。他的作品自始至终在表达这一坚定的态度，用一种个性、独特、有趣，同时又很普通的方式讲述。这也许就是他对实践者的影响比对理论家的影响更大的原因，而尴尬的是，理论家们往往对真实的人和他们的复杂性视而不见。
当温尼科特突然出现在伦敦精神分析的舞台上时，这个满脸褶子的奇怪男人带着令人惊叹的观点，用一位分析师同事的话说，如同一个“凯瑟琳轮子”迸发着火花。在此之前，分析师们仍然主要从弗洛伊德的原始本能驱力来理解人类情感，将性满足作为行动的目标。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已经对发展弗洛伊德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克莱因仍然坚持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认为婴儿所追寻的仅仅是以快乐为目标。她坚持认为，婴儿心理的戏剧是在自己的主观空间中上演的，其中的人物是婴儿对现实部分早期感觉邪恶的投射。而她对现实的环境以及环境中的人没什么兴趣。
温尼科特从克莱因的理论中汲取了很多东西，尽管他和克莱因的友谊不平衡，但却很亲密。他从她身上领悟到了幼儿幻想生活的重要性，作为一名实践者，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共情能力。然而，他坚持认为，婴儿从一开始所寻求的就是复杂的关系模式和互惠形式，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快乐。想要理解婴儿的成长发展，就必须观察真实的环境，观察那些有回应或没有回应的客体，它们要么为情感发展创造了一个“促进性环境”，要么导致自我隐藏，然后被一个僵化的机制所取代。因此，他有一句名言：“世上没有婴儿这回事儿。”我们总是在和一对“正在哺乳的母子”打交道。
温尼科特对精神分析的定位也比其他从业者准确得多。温尼科特把它看作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人文主义努力，类似于诗歌和爱情，而不是一门有着一成不变规则的精确科学。与伪科学分析师不同，他坚持认为：“我们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完整的活着的人，充满爱的人。”
1896年，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出生于英格兰西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卫理公会（Methodist）家庭。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克（Frederick）显然对他的行为有严格的标准。小唐纳德喜欢玩一个漂亮的蜡制女娃娃，他的父亲取笑他这种行为太不男人，所以小唐纳德打碎了他心爱的玩具。如果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他的理论观点都致力于保护“真我”，使其不受“随大流”压力的侵害，那么这一定是由于他父亲对他的干涉以及这种干涉给他带来的伤害。在后期，他关于自我的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我内心深处的抗议”，他提到：“与违背自我的内心相比，被侵略，或者是被野人吃掉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温尼科特的母亲贝茜（Bessie）经常因为自己的性欲而感到抑郁和恐惧：他曾告诉一位密友，他的母亲很早就给他断奶了，因为她不喜欢哺乳带来的快感。后来他意识到，为了让抑郁的母亲活下去，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攻击性和性冲动。他选择了精神失常的艾丽斯·泰勒（Alice Taylor）作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她很少洗澡，常常通过她的鹦鹉与T.E.劳伦斯（T.E.Lawrence）进行灵魂交流。这段婚姻持续了26年，但从未圆满。后来，他将充分享受性爱与允许自己有攻击性的想法联系起来。随着艾丽斯越来越精神恍惚，温尼科特照顾她的压力越来越大，这让温尼科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多次心脏病发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艘驱逐舰上服役。兵役结束后，他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进入儿科学习。多年以来，温尼科特一直对孩子有浓厚的兴趣。他乐于为他们的个性和想象力而写作。他曾经统计过，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治疗了6万名儿童。与此同时，无疑是由于他自己的人格问题，他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也很浓厚。
1935年，温尼科特毕业于英国精神分析学院；这时，他开始与克莱因学派的琼·里维埃（Joan Rivière）进行分析工作。1935年，克莱因选择温尼科特为她的儿子埃里克（Eric）做分析。温尼科特被克莱因的圈子深深吸引，然而在这个圈子里他从未感到完全的自在。他觉得克莱因对正统的要求令人窒息，越来越感觉自己有必要反抗，走自己的路。与此同时，他挑战了她的理论基础，坚持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母亲和活生生的人类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二战”期间，温尼科特在帮助疏散儿童时遇到了社会工作者克莱尔·布里顿（Clare Britton）；1944年，两人开始了一段婚外恋，并直接导致1949年温尼科特与艾丽斯解除婚姻关系，然后开始了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直到1971年他去世。显然，他们有成功的性关系，而且两人都诙谐幽默，喜欢音乐和诗歌。一个朋友称他们是“两个疯狂的人，互相取悦，也取悦他们的朋友”。当被问及是否吵过架时，年迈的克莱尔回忆说：“其实并没有出现互相伤害的情况，因为我们活动在一切都被允许的游戏区域。”温尼科特会在夜里醒来说：“你知道吗，我为你着迷。”克莱尔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因为帮助贫困儿童而获得大英帝国勋章。她也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毫不费力地“掌握”温尼科特反复无常的脾气以及他的健康问题。
1969年在纽约的旅行中，温尼科特因为感染流感，心脏问题变得特别严重。在身体如此虚弱的状态下，他又活了一年，他继续探视病人，撰写论文，探讨重要的新领域，比如，他认识到人类性别混杂性（mixture of genders）的重要程度
。
1971年1月，温尼科特在看完一部喜剧老电影后去世。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强大的本能驱动的。如果道德和文化成为唯一标准，那么这些本能就需要被控制、压抑。而温尼科特对发展过程的变化充满信心，如果进展顺利，这将作为早期斗争的结果产生自然的伦理基础。他认为通常发育很顺利的孩子，他们的母亲通常都“足够好”。母亲很早就开始关注婴儿，并能够很好地照顾他们的需求，使婴儿的自我逐渐发展并表达出来。
一开始，婴儿不能将母亲理解为一个明确的客体。婴儿的世界基本上是与母亲共生的，而且是自恋的。然而，在“过渡性客体”的帮助下，婴儿逐渐发展出独处的能力。“过渡性客体”是温尼科特提出的一个著名的术语，用来形容婴儿亲近的毯子和毛绒玩具等，当母亲离开时，这些毯子和毛绒玩具能够带给孩子们自我安慰。最终，孩子发展出了“在母亲面前独自玩耍”的能力，这是发展中的自我变得越来越自信的一个关键标志。以此为基点，孩子开始能够将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他人来相处，而不是作为自己需求的延伸。（温尼科特一直在谈论母亲，但直到他生命即将结束，似乎对父亲的角色都存在盲点。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强调“母亲”是一个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类别，真正的母亲是两种性别兼具的，因为分析师们虽然在生物学上有男有女，但通常扮演类似母亲的角色。）
温尼科特认为，这个阶段通常都会导致严重的情感危机：孩子现在终于明白了，他所爱和拥抱的人，也是他的愤怒和攻击性所指向的人。从这一点来说，“关心的能力”出现了，因为真正的道德感是通过孩子对母亲的爱以及意识到自己的攻击性会对母亲造成伤害而产生的。在母亲这里，道德和爱一起产生作用，而不是像父亲的要求一样令人生畏。想象力是应对这场危机至关重要的因素：通过对母亲感受的想象，孩子可以发展出丰富的补偿性行为。温尼科特晚年时认为，艺术就是在不断丰富着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过渡性空间”，从而以一种间接而原始的方式丰富了道德生活。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家庭应为儿童提供一个“促进性环境”，使其能够表达自己，包括他的破坏性和恨，而不必担心母亲因此被毁灭。当然，母亲通常会承受住孩子们的恨，并没有被毁灭。但如果母亲过于恐惧或抑郁，或者过于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孩子的顺从和完美，那么这个发展过程就会出现问题。
在工作中，我们可能也有这些见解，但无法将这些理解应用于临床实践。但温尼科特似乎有着非凡的共情能力以及作为一名分析师的精湛的专业能力。不仅如此，他还具有创造出一种抱持性环境的能力，让不同年龄、不同类型的患者都可以肆意地表达攻击性，而不用担心分析师会因此被摧毁。分析师哈里·冈特里普（Harry Guntrip）在他与温尼科特的分析笔记中写道：“我可以释放我的紧张情绪，发展它们并且放松下来，因为你已内化于我的内心世界中。”
作为儿科医生，无论是对成年人还是对儿童，温尼科特总是愿意跟他们一起玩耍，对当下、对随机发生的事件做出回应，即使他们的做法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他也会采取非常规的方法来回应他们。有时他坐在地板上；有时他会端上一杯茶；有时他也会牵着来访者的一只手。分析工作有时每天一次，有时甚至长达几个月一次。在“小猪猪”的案例中，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孩开始与温尼科特工作，结束时她五岁。分析工作都是在孩子的要求下进行，通常间隔几个月，有时还会有父母的参与。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孩子的世界的绝对尊重。在每一个与来访者第一次工作的笔记中，他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我已经和坐在桌旁地板上的泰迪熊成了好朋友。”
《家庭与儿童成长》收录了温尼科特多年来为社会工作者、助产士、教师和其他与儿童有关的工作者所做的讲座，对他的一些核心思想进行了清晰的通俗化表达，同时也体现了他工作中的真实度和灵活性。每当他纯理论化地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就会回到真实的案例中，他将这些案例描绘得生动活泼，充满了对人性的多样性的喜悦。在整个系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母亲们的深切尊重，他经常支持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理解，反对机械化的理论分析。
温尼科特偶尔会涉足一些政治思想，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将民主的可能性与心理健康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为了与其他人一起平等地生活、相互依赖，人们必须超越自身的原始自恋。但是温尼科特强调，社会需要好好考虑如何为培养成熟的人格提供一个“促进性环境”。他坚持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尊重和保护普通家庭。政府应该明白一个事实：通常，家庭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能更好地抚养自己的孩子。当家庭需要帮助时，社会应该给予帮助；当儿童受到畸形家庭的危害时，社会应该及时干预，但总的来说，温尼科特认为干涉所带来的危险似乎是更大的问题，至少在他有生之年的英国是这样的，因此他反复告诉社会工作者们尽量不要干涉家庭。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温尼科特对家庭的讨论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他似乎认为，母亲们都可以和孩子待在家里，并且都愿意这样做——他忽视了女性对政治和在工作场所平等工作的渴望，以及贫困家庭的经济窘迫。如果加上这两个问题，他将不得不重新思考父亲的角色：试问，是否只有母亲被期待对婴儿有必要的奉献？如果是这样的话，父亲和企业老板该如何更好地支持女性承担起这一养育者的角色呢？当然，如果老板能慷慨地提供产假，父亲能在母亲全身心投入照顾婴儿时承担更多的非育儿家务，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而，考虑到性别角色的流动性，温尼科特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父母双方可以分工，以承担对婴儿的贡献以及所需要的工作。
至于经济问题，温尼科特似乎（出人意料地）不关心纯粹的经济匮乏是如何削弱对孩子的抚养能力的。当谈到受伤的儿童时，他通常想到的是父母去世、失踪或患有精神障碍的儿童。但是，如果父母们不得不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中长时间工作，几乎没有精神和身体上的自由，那他们该如何给孩子良好的照料呢？英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而如果温尼科特施展自己的影响，可能会促使政府更快、更好地处理它。
然而，温尼科特认为在社会工作者群体面前谈论这个话题并无益处。如果被告知家庭问题的真正根源是政策导向和财政再分配的宏观问题，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失望。温尼科特一直很清楚自己在跟谁说话，而且他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的实际目的和直接效果上。作为公民和家庭成员，读者可以发挥自身的政治才能，根据温尼科特提供的如此有价值的思想框架，好好思考这些未被论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