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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前只有词的创作，而没有词的研究。间有词话一类书籍，亦系信口雌黄，不负责任，支离破碎，毫无足取。故虽如“词的起源”这一类的要题，也竟没有人曾给我们一个圆满的解答。所以在此地必须重新提出讨论。我们先看看从前的人对于词的起源是怎样的说法，约有四说。
这一派的主张，就是以为词是长短句，词的起源也起源于长短句。《词综序》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杨用修说：“填词必溯六朝者，亦探河穷源之意。长短句如梁武帝《江南弄》（词略）、梁僧法云《三洲歌》（略）、梁臣徐勉《迎客曲》《送客曲》（略）、隋炀帝《夜饮朝眠曲》（略）、王睿《迎神歌》《送神歌》（略），此六朝风华靡丽之语，后世词家之所本也。”
这一派的主张，以为“词者诗之余”。沈雄《柳塘词话》说：“衍词有三：贺方回衍‘秋尽江南叶未凋’，陈子高衍‘李夫人病已经秋’，全用旧诗，而为添声也。《花非花》张子野衍之为《御街行》，《水鼓子》，范希文衍之为《渔家傲》，此以短句而衍为长言也。至温飞卿诗云：‘合欢桃核真堪恨，里许原来别有人。’山谷衍为词云：‘似合欢桃核，真堪人恨！心里有两个人人。’古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叔原衍为词云：‘今宵剩把银缸
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以此见词为诗之余也。”宋翔凤说：“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词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绝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余，遂名曰诗余。”（《乐府余论》）
主此说者，谓词起源于汉魏乐府。因乐府主声，已近小词。歌曲句有长短，声多柔曼。徐釚《词苑丛谈》说：“填词原本乐府，《菩萨蛮》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约《六忆诗》皆词之祖，前人言之详矣。”徐师曾《诗体明辨》谓：“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徐巨源说：“乐府变为吴趋越艳，杂以《捉搦》《企喻》《子夜》《读曲》之属；以下逮于词焉。”王国维说：“诗余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戏曲考源》）
主此说者，谓词起源于音乐的变迁。俞彦说：“六朝至唐，乐府不胜诘曲，而近体出。五代至宋，诗又不胜方板，而诗余出。唐之诗，宋之词，甫脱颖而传遍歌者之口。”纪昀说：“古乐府在声不在词，唐人不得其声……其时采诗入乐者，仅五七言绝句，或律诗割取其四句，依声制词者
。初体《竹枝》《柳枝》之类，犹为绝句。继而《望江南》《菩萨蛮》等曲作焉。至宋而传其歌词之法，不传其歌诗之法。”俞彦又说：“诗亡然后词作；非诗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
。”
以上四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据我看来，没有一说完全对。诗余之说，早有驳论。如汪森序《词综》云：“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驰，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谓词之起源为长短句，亦不可通。词固然是长短句，但长短句不必是词。若必如此说，则如俞彦所云“溯其源流，咸自鸿蒙上古而来，如亿兆黔首，固皆神圣裔矣”，这岂不是笑话？乐府起源之说，比较可通。然有唐一代，诗歌大盛，词则无闻，则词起源于乐府之说，亦非通论。只有音乐起源一说，最为合理。可是古人主此说者，只有简单置论，没有充分的说明，未能使我们满意。现且让我们来试探词的起源吧！
顾亭林有言：“‘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为什么不得不变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种文体，经过了长期的运用，已经用旧了，变尽了，若再不改用新文体，决不能创造好文艺出来。这便是不得不变的原因。“诗至晚唐五季”，诚如陆放翁所言，“气格卑陋，千人一律”，非变不可了。因为诗体自四言五言以至七言，由古诗而近体，已经变尽了；自然会变到长短句的词的路上来。这是词发生的理论，再来探讨词的起源的历史的事实。可是在这里应该首先肯定两个前提。两个什么前提呢？
第一，词的起源，完全是音乐变迁的关系。因词以协乐为主，有声律然后有制词填词。
第二，词的发生，只能在有唐一代。唐以前太早，与宋词发达无线索的联络；唐以后太迟，不能解释宋词发达的渊源。
肯定了这两个前提，于是我们可以开始来探讨了。有的人说，词起源于李太白的《菩萨蛮》《忆秦娥》等词。因为李白盛唐人，在那时有发生词的可能；并且《菩萨蛮》《忆秦娥》恰合是有调倚声之词。这么一来，大家都相信李白是词祖，谓词起源于李白了。词的起源问题，便如此轻轻解决了吗？决不。我们有许多证据，使我们根本不相信《菩萨蛮》几首词是李白的创作。
第一，《李太白集》里面未载《菩萨蛮》等词，此为铁证。按《李翰林集》，《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全集刊行，并非佚本。唐刊本虽至今不存，而陈直斋《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并题《李翰林集》，是此集还流传至宋。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遍录晚唐诸家词，而不及李白，是必李集未刊词无疑。直至南宋黄昇编《花庵词选》始载白词。这显然不可靠。且黄书只求广搜，多有疏误。如《山花子》首，实李璟作（《南唐书》载冯延巳之对话可证），乃题李后主，于此更可见《花庵词选》之不忠实了。
第二，李白为盛唐诗人，文誉甚著。倘制新调，创新体词，当时必有唱和。何以不但当时诸诗人无唱和之作，李白之后，亦绝无继响。直到晚唐，填词始风行？中间孤绝百年，这是无法解释的。
第三，《杜阳杂编》云：“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鬓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歌《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南部新书》亦载此事。则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题，何得预填其篇邪？
第四，“……予谓太白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鄙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莲，必不作如是语。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胡元瑞语）
根据上面四种说法，《菩萨蛮》《忆秦娥》词，是否真出于太白呢？这就很有疑问了。虽然有人说此二词意调高古，绝非温方城辈所能，但我们不必说这就是温方城作的，大约这总是晚唐五代的词人，以为李白是大诗家，为抬高所作词的身价，嫁名太白。黄昇不察，编入《花庵词选》署名白作，后人遂以为这是词之祖。或者是黄昇想和《花间集》争胜，明知其伪也，故意不辨，滥取以矜搜集之宏远，也未可料呢！总之《菩萨蛮》《忆秦娥》诸词，绝不会是李白之作，这是可以断言的。
据我们的见地，词的起源的历程是全由音乐的变迁产生出来。先引几段话。
（1）《唐书·艺文志》说：“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称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隋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遭梁陈亡乱，所存盖鲜。隋室以来，日益沦缺。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略），惟四十四曲焉。”
（2）王灼《碧鸡漫志》：“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
（3）《碧鸡漫志》：“唐时古意亦未全消，《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调》词三章皆绝句。元白诸诗，亦知音者协律作歌。白乐天守杭，元微之赠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词多是别君辞。’……白乐天亦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下诗。
’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適、王之涣诣旗亭饮。梨园伶官，亦召妓聚䜩。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伶唱适绝句云：‘开箧泪沾臆……’妓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之涣诗）……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
（4）《碧鸡漫志》：“凉州曲《唐史》及传载称，天宝乐曲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之类曲遍声丝名入破。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乐合作。”
（5）《朱子语类·论诗篇》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诗附录》说：“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
从上边那几条例子，很可以看出词起源的线索来。原来古乐府至唐代已亡掉干净，只剩下清商乐的一部分还保存着。故唐时古乐府已经失了音乐的效能。即唐人所拟古乐府，但借题抒意；所作新乐府，但为五七言古诗；完全是文学方面的事了。这时与音乐发生关系的文学是什么呢？那是五七言绝句。当时绝句多协乐可歌。一方面正在这时候外国乐渐渐输入中国来了。唐时十部乐，除了一部分的《清商曲》系本部乐外，完全是外国乐。这种外国乐最初与中国乐结合关系时，虽还缘用绝句，作为歌辞，却发生了绝大的困难。音乐本来以“声”为主，而且是最活动的。若是拿格律整齐、音顿一定的绝句作为歌辞，而用音乐来配合歌辞，那在音乐方面，自然极感歌辞难协的困难，而且梏桎了音乐的发展。然而又怎能尽受文学的束缚呢？依着音乐自身的发展，一方面为解除歌绝句的困难，或在字中间加散声，或在句里面插和声，以协乐，并且重叠绝句以叶，免除绝句字数之单调。后来即更用曲谱作张本，散声和声，皆填以字，尽变五七言，成长短句。一方面依着音乐单独的发展，常常会产生许多新腔新调儿，倚声以制词，则这种歌辞自然不会是音数整齐的绝句，而是长短不定的句子。晚唐长短句歌辞盛行，这正是表明音乐发达的结果。故词的起源，并不是哪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也不能说是起源于哪一篇词。词的起源，只能这样说：唐玄宗的时代，外国乐（胡乐）传到中国来，与中国古代的残乐结合，成功一种新的音乐。最初是只用音乐来配合歌辞，因为乐辞难协，后来即倚声以制辞。这种歌辞是长短句的，是协乐有韵律的——是词的起源。
附带我们在这里证明“词者诗之余”说之谬误。大概普通反对“诗余”之说，总是说这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妄言。但“进化”二字却如何能使人心服呢？除非有人拿事实来证明词确不是诗余。那么我们在此处来证明。俞彦说：“诗亡……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这话本对。但他接着又说“诗亡然后词作”，否认“词兴而乐府亡”，便全没理由。大凡一种形体的丧亡，必自有其亡之道。有外因和内因两种：内因是自身已失却存在的价值，外因是有更适用的形体代兴了。我们知道歌词之法是代歌诗之法而兴的。原来在文学里面，绝句或者比诗自由些；若到音乐范围里面，则绝句诗不及词之活动远甚。因为绝句是自身成立为一种体裁，是固定的；词则随音乐的变化而变化，最活动，故能跟着音乐的发展而发展。绝句则仍然退到完全的文学方面去（后来填词也单独在文学方面发展了）。这不分明是歌词打倒了歌诗吗？不分明词是进化的吗？因此我们大胆地说：“词兴而歌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