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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研究宋词呢？如其要解答这个疑问，我们必先问：“为什么要研究词？”讲到词，在我们看来，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从前的文人便不很看得起词。俞彦说：“诗词末技也。”又说：“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贺裳说：“词诚薄技。”《词品》说：“填词于文为末。”纪昀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又说：“文之体格有尊卑，律诗降于古诗，词又降于律诗。”这种睥睨词的论调，显与我们的见解恰相矛盾。何以这么相矛盾呢？这自然是古今人的文学观念不同。古人之所以睥睨词，也就是因为古人抱有两个极谬误的文学观念。
其一，是文以载道的谬误观念。
从前的文人，以为文学的体用以载道为极，则假如一种文学不是载道的，或者与道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则这种文学便失了文学的最高意义，只能算小技，只能算末流。所以古人在坚信“文以载道”的前提之下，不惜把《诗三百篇》里面那些平民无所为而作的歌谣，加上一些“美君”“美后”“刺君”“刺时”的按语；不惜把《楚辞》里面那些屈原自叙、自悼的作品加上一些“思君”“寓意”的名目；不惜把一切作品，无论所描写的对象是什么，总要牵强附会到“载道”上去，以完成“文以载道”的观念。只有词，那是很干脆鲜明地描写情绪的，尤其适宜于描写两性间的爱情恋情，无法把它（词）附会到“道”上去，简直与他们的“文以载道”完全不合。因此，他们不认词为真正的文学，故说“词末技也”“作者弗贵”；又说它是“风人之末派”“文苑之附庸”。这种种俚亵的话，无非是根据文以载道来批评的。这就完全是一种错误。尽管《诗三百篇》里面有好多“美”、好多“刺”的作品，那些“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汝之为美，美人之贻”和“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诗，无论怎样解释，总不能不说是描写恋爱的诗。其中《郑风》《陈风》《卫风》，有许多恋爱诗在里面，朱熹早已说过，可见《诗三百篇》已不合于文以载道了。尽管《楚辞》里面有许多“思君”“忧国”之言，但屈子的愤天怨人，是无可讳言的。后人也说他不合于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而那些“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的名句，简直与“道”不发生关系，《高唐赋》之作，简直与道相矛盾，可见《楚辞》已不合于“文以载道”了。由此看来，“文以载道”这句话，根本便不能作为诗词批评的准则。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词是文学正宗呢？
其二，是文学复古的谬误观念。
大概从前的文人，都不免抱着文学复古的观念。他们尊重古代文学，而蔑视近代文学。故晋有陆士衡之创拟古，唐有韩愈之创为古文，宋有尹洙、欧阳修之复古，明有前后七子之复古，清代考据学兴，并且蔑视汉以后的一切文体。词体更为晚出，自不为主张文学复古者所珍重而遭轻视了。然而，这种重古轻今、入主出奴的文学态度，究竟是不对的。王阮亭批评得好：“废宋词而宗唐诗，废唐诗而宗汉魏，废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汉，然则古今文章一画足矣，不必《三坟》《九丘》至《六经》《三史》，不几赘疣乎？
”假如我们抛弃这种主张文学复古的观念，则词虽“乐府之余音”，也无法否认它的文体之成立了；除非这种文体真是没有价值。而且最奇怪的，是那些文人一方面尽管鄙薄词，但一方面自己又很作词、填词，可见古人虽明里鄙薄词，暗中却向词体投降了！
《词选序》说：“词者，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往下张惠言对于词的价值更有发挥：“……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周济描写词的力：“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可谓能出矣。”这便证明词体事实上已占住文学的重要地位了。
现在我们的文学观念，既然与古人迥然不同，已经抛弃了那种文以载道和文学复古的谬误的文学见解，那么，我们自然否认“词是末技”这些话，并且认为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各种体裁里面，应占一个重要的位置，而重视词的研究了。
现在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研究宋词。有宋一代的文学中，词为最盛。《词话》上说：“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此语诚为不诬。而“有井水处，皆能歌柳（永）词”，则宋词之发达，更可推想概见。《宋六十一名家词序》说：“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曼衍繁昌；至宋而词之各体始大备。其人韶令秀世，其词复鲜艳殢人，有新脱而无因陈，有圆倩而无沾滞，有纤丽而无冗长，有峭拔而无钩棘，一时以之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肩摩于世云。”毛稚黄说：“宋人词才若天纵之，诗才若天绌之。”这更说得神乎其神了。现在且将宋词何以发达，及宋词发达之概况，暂按着不谈，单就“文学价值”方面来观察宋词，那么，宋词在文学史上有两种特征，值得我们称道。
凡文学有外形和内质二面，内质是不随着时代变迁的，而外形就是随时代而异，变动不居的。无论哪一种文体，假如应用的时间太长久了，用也用旧了，变也变尽了，若是还尽管保留着这种文体的硬壳不变，那么，总是千篇一律的文艺，绝不会创造新的文艺出来。必也另辟一种新文体，让作者自由去开发创造，才能够有新的文艺产生。所谓时代文学，就是变迁的文学。只要在当代是一种新文体，由这种新文体创造出来的文学，便是时代文学。反之，只会死板地去用那已经用旧变尽了的文体的文学，便不是时代文艺。词虽然发生很早，晚唐即已发生，并且从词的发生起，一直算到清季，清季犹有词风，总计词在中国历史上已几乎有千年的词史。但是一千年的词史，不都是可述的。词的发达、极盛、变迁种种状态，完全形成于有宋一代。宋以前只能算是词的导引，宋以后只能算是词的余响。只有宋代，是词的时代。因此，我们为什么说宋词是时代的文学呢？这可以简单回答说：词在宋代是一种新兴的文体，这种文体虽发生在宋以前，但到宋代才大发达，任宋人去活动应用，任这些词家把词体去开发充实，自由去找词料，自由去描写——总之，自由去创作词。这种词是富有创造性的，可以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文艺特色。所以我们说宋词是时代的文学。宋以后因词体已经给宋人用旧了，由宋词而变为元曲，所以元词、明词便不是时代的文学了。
中国文学的发达、变迁，并不是文学自身形成一个独立的关系，而与音乐有密接的关联。换言之，中国文学的变迁，是随着音乐的变迁而变迁。《史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是“三百篇”皆歌辞也。乐亡而《诗》亦亡。汉代古诗歌谣皆被之乐府（汉武帝创设乐府，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至唐，乐府亡，而歌诗乃兴（唐绝句律诗皆歌辞）；晚唐又因音乐的变迁，而有长短句的歌法。至宋则倚声制词之风大盛了。金元以后南北曲盛行，而词律又亡。凡此处处，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变迁与音乐的关系，可以看出文学在音乐里面的活动，并且可以知道中国文学的活动，以音乐为依归的那种文体的活动，只能活动于所依附产生的那种音乐的时代，在那一个时代内兴盛发达，达于最活动的境界。若是音乐亡了，那么随着那种音乐而活动的文学，也自然停止活动了。凡是与音乐结合关系而产生的文学，便是音乐的文学，便是有价值的文学。试看古歌谣、“三百篇”、汉乐府、唐近体诗……哪一种好文艺不是与音乐结合关系而产生呢？歌词之法，传自晚唐，而盛于宋。作者每自度曲，亦解其声，制词与乐协应。又有自度腔者，每自制新腔，并作新词，任随词家的意旨，驱使文学在音乐里面活动。这种音乐文学的价值很大。只是后来歌词之法随有宋之亡而亡，元曲代兴，此后作者填词，只能一步一趋模拟宋词的格调，已失却音乐文学的意义，变成死文学了。
在上面略略提示了宋词的两种特色——时代文学与音乐文学，实在，宋词的发达，作家的伟大，作者云兴，美制佳篇，尤难收取，在在表现宋词的特性。总之，我们为研究词，便不得不研究宋词。
现在我们分宋词的研究为两篇：一篇是动的研究，叙述宋词的起源、兴盛、发展、变迁、衰落、原因和结果，作为宋词通论；一篇是静的研究，叙述宋词重要作家的生平传略，及其作品的介绍与批评，作宋词人评传。